倒賣一切：中國“黃牛”簡史_風聞

當年的電影《侏羅紀公園》裏有句著名台詞：

“生命會自己尋找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way out）”。

只是，會自己尋找出路的，不僅有生命，還有權力和金錢。

權力的出路，稱為“掮客”，而金錢的出路，則喚作“黃牛”。

和今天組織嚴密、擁有強大技術實力的“黃牛”不同，早期的“黃牛”身上卻處處洋溢着中國人特有的街頭哲學。

電影票、香煙、外匯券……初代中國“黃牛”們每天早上起來都在思考一個問題：

“今天賣點什麼好呢？”

初代“黃牛”，街頭的智慧

廣義上講，“黃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

歷史上那些“旱則資車，水則資舟”、進行囤積居奇業務的商人們，用今天的視角看，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早期黃牛。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秦國宰相呂不韋老師，“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就是他一生商業哲學的歸納總結。

但對我們來説，今天的“黃牛黨”，其歷史卻並不算悠長，滿打滿算也就40年——改革開放後，興起於上海。

上海作家路明曾經在《黃牛野史》中，就寫過一個叫“瓦西里”的“黃牛”（上海話叫“打樁模子”）——很能説明那個時代中國“黃牛”們的生存狀況。

“瓦西里”的本名不知道，只知道之所以叫他“瓦西里”，是由於他年輕時候長得和《列寧在十月》電影中的警衞員瓦西里一模一樣。

瓦西里的“黃牛”生涯是從賣電影票開始的。

80年代初，改革開放春風剛剛吹起，西方文化開始進入中國。最開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電影比較吃香，因為這些電影裏經常出現摟抱、親吻鏡頭。再往後，更刺激的來了，法國的《佐羅》，西德的《英俊少年》、日本的《追捕》等電影也開始在大陸走紅。

最新美國大片《第一滴血》

當年不比現在，在1980年代，偌大一個上海，其實也就那麼幾個能看電影的地方。

瓦西里每天早上都要去愚園路的紅都電影院買票（也就是解放前的“百樂門大舞廳”和“紅都戲院”）。

“一角五分的票，最好的場次，揀最好的位子，買二十張。”

而等到夜幕降臨，瓦西里的生意就開始了——小青年們出來談朋友、壓馬路，想看電影的時候卻發現票已經賣完了。此時此刻，在旁邊兜圈子觀察的瓦西里就會湊上來説一句。

“朋友，票子要吧？”

運氣好的時候，碰到緊俏的熱門電影票，一張票出手能賺好幾番；而遇到冷門的場次，票砸在手裏，就只能降價處理。

“平均下來，一個月掙一百來塊，問題不大，廠裏工資才五六十”，在瓦西里看來，當“黃牛”是一條不歸路，“自由，鈔票多，關鍵是沒有領導管。”

你看，年輕人在什麼時代其實都差不多，他們眼裏就追求兩件事：有錢、有自由。

在正式走上“黃牛”這條路後，瓦西里很快就拋棄了小打小鬧的電影票業務，轉而瞄準了更賺錢的一條業務線——香煙，特別是外國香煙。

在那個時代，由於金融體系尚未完全開放，一個外國遊客來中國，是不能直接把外幣兑換成人民幣的。外國遊客來到中國後，必須先把外幣兑換成“外匯券”（FEC），然後憑外匯券在中國消費。

曾經火爆的外匯兑換券，如今只有收藏價值了

理論上，外匯券和人民幣功能類似，實際上，兩者之間卻有着巨大差別——諸如外國香煙、巧克力、電器之類的高檔產品，你在普通的商場裏是根本找不到的，只有在友誼商店、華僑飯店之類的涉外場所才能看到。

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些涉外場所不僅不接受人民幣，只接受外匯券，甚至都不對大眾開放。

於是，為了從涉外商店採購這些“尖貨”，瓦西里跟着電視機裏的外語節目學習了英語和日語，每天專門就等在友誼商店的停車場外。當老外們從大巴車上魚貫而出，瓦西里就走上去開始了他的表演——“屋裏辦喜事，wedding ceremony, 想買點香煙，幫幫忙。”

幾張兑換券遞上去，爽快的老外一口答應，轉身就友誼商店的櫃枱上給瓦西里帶了幾條外國煙出來。

和那些急吼吼、烏泱泱圍着老外的商販不同，瓦西里喜歡的是不經意間優雅地促成的交易。遇到外賓，他不會上來就做生意，而是先靠着外語和別人攀談幾句，等到破冰成功再開展業務——幫打不到車的外國遊客攔車，幫迷路的外國遊客指路，在建立信任的基礎上，再來談談生意的事兒。

伸手不打笑臉人，誰又會對一個衣冠楚楚、舉止得體的紳士有什麼惡意呢？

對“黃牛”這門生意，瓦西里的總結是：第一要有耐心，幾天不開張都正常，要繼續等下去。第二要“軋苗頭”（察言觀色），判斷對方的經濟狀況、心理需求和報價。第三要臉皮厚，被拒絕是常態，不能往心裏去。第四則是要有分寸和邊界，切記死纏爛打，失了腔調。第五則是要視野廣闊、腦子靈活，該換業務就換，不要吊死在一棵樹上。

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就是老一輩“黃牛”，啊不，交易藝術家的基本素養。

後來，隨着自己的小生意越來越紅火，瓦西里的志向也越來越大。在完成了一波原始積累後，他終於做上了最賺錢的業務——“炒外匯”。

在火熱的80/90年代，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越來越多的人有出國留學、探親和貿易的需要，這也就導致民間對於外匯的需求水漲船高。但當時，我們對於外匯的管制卻相當保守——直到1998年，我們才放開了個人購買外匯的限制。

在具體的管理措施上，由於當時還有很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所以當時實行的是“外匯留成制”以及“外匯價格雙軌制”——如果你有一家外貿企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按照較低的官方匯率結算後，若還有剩餘，你可以保留部分外幣進行市場交易，這種交易的價格不是官方指定，而是市場博弈形成——這就是所謂的“外匯調劑市場價格”。

官方匯率價格和外匯調劑市場價格，造就了“雙軌制”，進而帶來了一系列非常微妙的情況：

因為當時保守的政策，人民幣在官方匯率下的價格極高，1985年的1美元僅能兑換3元左右人民幣，1993年的1美元僅能兑換5元左右人民幣。

但在自由交易的“外匯調劑市場價格”下，1993年，1美元卻可以兑換8元左右的人民幣。加之當時個人走正規渠道換匯極為困難，這就導致普通中國人想要搞點外匯就只能在黑市上加價購買，最離譜的時候，在黑市上，近11元人民幣才能換1美元。

面對如此巨大的差價，賺錢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黑市上，1美元=11元人民幣；

官方匯率下，1美元=3元人民幣，

如果我能以5元的價格從別人手上搞到1美元，

那麼轉手一賣，我就可以賺6元人民幣。

普通人雖然很難搞到外匯，但這根本難不倒瓦西里。瓦西里並不直接向別人銷售外匯，而是做外匯的搬運工，把從外國人手上搞到的外匯賣給最下游的外匯黑市商人（上家）。

市場上的“黃牛”，按照100美元兑換1070人民幣的匯率收購美元。瓦西里就按照1060的價格從外國遊客手裏兑換——對瓦西里來説，每賣給上家100美元，他就能賺10元人民幣，這生意可以做；對外國遊客來説，在正規銀行，他最多就換個五六元人民幣，瓦西里等於是給他送錢，他也有的賺。

吃了虧的，則是那些打算購買外匯的中國人——因為無法從正規渠道購買外匯，他們只能從黃牛手中高價購入。

這裏，我想插一句話——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覺得瓦西里黃牛生涯裏最不應該做的事——提前囤積電影票，無非就是讓小情侶找個理由繼續膩歪的時候增加一點成本。但囤積外匯並且高價出售，這就已經在犯罪的邊緣徘徊，且讓那些想走正常換匯渠道而不得的人憑空花了一大筆本不應該花的錢。

小打小鬧的電影票，無傷大雅。

但參與到外匯黑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話説回來，“黃牛”們的騷操作對於他們套利賺錢當然很重要，但那個讓“黃牛”有發揮空間的大環境，顯然更重要。

電影票、香煙、外匯……當年瓦西里可以靠着這些發家致富，但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説，這些財路基本都已經斷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社會在發展，因為國家在進步。

當年的“雙軌制”，計劃內外涇渭分明，高檔香煙和高檔白酒，普通人很難搞到這些東西，所以瓦西里們才有機會從中獲利。但當隨便一個煙酒櫃枱裏都能買到“中華煙”“茅台酒”的時候，當普通人也能輕鬆兑換幾萬美元外匯的時候，“黃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只要旺盛的需求方沒有被供給方滿足，只要其中有巨大的套利空間，“黃牛”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而只要需求可以被有效滿足，只要套利空間被打得粉碎，“黃牛”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

瓦西里的外匯“黃牛”生涯，就終止在了1994年的元旦。

這一天，中國啓動了“九四匯改”，宣佈人民幣兑換美元的官方匯率和全球市場接軌，人民幣開始加速貶值。同時，外貿企業被要求強制結匯，“外匯調劑市場價格”被廢除。1998年，中國終於放開了個人購買外匯的限制。

初代“黃牛”們，該謝幕了。

當時，瓦西里手上有幾萬美元，是按照之前“1美元兑10.6元人民幣”的價格收來的，相比起原來1美元兑5.7元人民幣有巨大的套利空間。而和全球市場接軌後，調劑市場價格廢除，1美元能換出8.7元人民幣——套利空間極度壓縮，瓦西里的上家們放棄了利潤微薄的美元生意，他高價換來的那幾萬美元，基本都砸手上了。

再加上後面逐漸放開了個人購買外匯，“黃牛”們徹底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上海灘的外匯“黃牛”們也就銷聲匿跡了。

隨着90年代和00年代的經濟發展，隨着市場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物質生活開始出現極大的豐富。電影票、香煙、家電……這些曾經有錢難買的東西，後面漸漸敞開了供應，再沒人會傻到在這些領域當黃牛了。

發展的問題，終究還是要交給發展來解決。

二代“黃牛”，技術的攻防

當然，中國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

每當有人從“黃牛”那裏買到了東西，也就意味着另一個人無法從正規渠道購買商品，這就是一種不均衡。

比起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利用街頭智慧賺錢的初代“黃牛”瓦西里們，二代“黃牛”的玩法則兇狠得多，“黃牛”們不再只是一些頭腦靈活的年輕人，而是一羣有組織的犯罪者。他們已經不會再玩小兒科的電影票生意了，轉而把目光瞄準了對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頗為敏感的兩種商品——春運的火車票，以及醫院的掛號資格。

十幾二十年前，二代“黃牛”們就盯上了火車票業務，只是在那個技術還沒有普及的時代，二代“黃牛”們無法通過技術實現業務突破，只能靠組織能力發力新賽道、佈局新領域。

每到春運，在各大火車站的售票窗口前，就有“黃牛”的人帶着鋪蓋卷和小板凳在窗口前躺着排隊，別説車票了，甚至靠前的位置都能賣錢，“黃牛”們要麼自己上，要麼三班倒，總之主打一個24小時在場。開票的時候，“黃牛”們還會團隊作業，一羣人霸佔窗口，排第一的人會買大量的票，後面幾個人負責卡位不讓普通乘客靠近。

手機售票普及後，這種場面再也見不到了。

比起這些操作，二代“黃牛”們最黑的一筆則是和鐵路系統裏的“內鬼”合作——在正常開票之前就把熱門方向上的車票截流下來，等到正式開票，普通旅客根本就買不到自己想要的車票。

即便是開放了電話訂票，“黃牛”們也有自己的套路——他們會僱人用幾十台電話不斷撥打訂票熱線實現人肉ddos攻擊，普通人根本無力和這些有組織的“黃牛”進行對抗。

而等到網絡時代，“黃牛”們的技術就更升級了。

專用的搶票軟件只是最基本的套路，24小時不間斷刷新、放票瞬間鎖單什麼的都是標準功能，能做到這一步，在二代“黃牛”羣體裏也就是剛剛摸到及格線罷了。

要知道，頂級智慧從來都是相通的——喬布斯老師説“真正認真寫軟件的人應該自己做硬件。”，科技行業怎麼看這句話不知道，但“黃牛”圈子確確實實是把喬布斯的話兒記心頭了。

真正有志於幹一筆狠活兒的“黃牛”，不屑於單純開發個什麼搶票程序，他們會直接租用企業級的千兆光纖，以毫秒級的速度購入火車票。

另外，“黃牛”們不僅在技術上有所突破，在拿捏人心上也頗有一些心得。他們會瞄準農村閒着沒事幹的大爺大媽們，從他們手裏低價獲取身份信息，然後用這些非法獲得的身份信息來繞過實名制的門檻。

從“黃牛”那裏買了票的人，只需要買一張短途車票就可以靠真實身份證進站。上車之後再利用黃牛給的車票繼續前進。特別是在春運期間，檢票員忙不過來，一般也不會要求你拿出身份證和票面信息進行比對。

醫院裏的那些“號販子”們，也是類似的操作，要麼黑進醫院的掛號系統，要麼靠着內部關係提前搞到專家號——總之主打的就是一個“先非法佔有正常人的機會，然後再高價出售這個機會”，等於讓他們贏兩次。

那麼，這些“黃牛”是怎麼被幹掉的呢？

很簡單，還是要靠發展，還是要解決供需失衡。

“黃牛”們最大的天敵，不是更強力的監管，而是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

之所以現在倒賣火車票的“黃牛”已經遠遠不如當年那麼猖獗，一是因為鐵路運力提高，買票沒有十年前二十年前那麼艱難了；二是因為技術進步，手機購票、人臉識別、購票信息聯網等技術極大限制了“黃牛”們的發揮空間。

“黃牛”們雖然有刷票軟件，但現在鐵路系統和意義基本也都擁有了技術反制能力——以阿里雲來説，作為國內頂尖的雲服務提供商，他們會給醫院的掛號系統附加“人機識別”功能，即時“黃牛”們可以突破驗證碼等方式，最終也一定會被系統揪出來。

三代“黃牛”，流量的生意

發展到了今天，“黃牛”們的生存空間其實已經被擠壓得所剩無幾了。

瓦西里當年的同行們，如今大多數都已經上岸。少數還沒有走出這一行的，要麼轉行去做演唱會門票，要麼就去搞超市禮品卡收購。在當下這個“供過於求”的時代，古典主義的“黃牛”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生存空間，最多也就是賺幾個“香煙銅鈿”。

今天這個時代的“黃牛”，他們的套路已經和初代、二代的前輩們完全不同了。

前段時間，小米發佈了新車型YU7，18個小時內的鎖單量就突破了24萬台。而與YU7爆單同時出現的，則是供需失衡的局面——當前小米汽車當前的產能不過30萬輛/年，到2026年才能實現“45萬輛/年”的目標。這也就意味着，哪怕小米現在停止SU7車型的生產，哪怕小米現在關閉YU7的訂單，光是YU7現有的24萬台鎖單量，小米拼盡全力也需要八個月左右的時間才能盡數完成交付。

YU7標準版鎖單後至少需要等待超過50周，Pro版鎖單後至少需要等待45周，即便是最高端的Max版，鎖單後至少也要等待30周。

一邊是捉襟見肘的產能供給，一邊是越來越多的訂單和越來越急迫的需求，不出意外，“黃牛”們又要行動起來了。

YU7超長的等待時間，讓一部分消費者失去了耐心，正當他們猶豫要不要放棄訂單的時候，“黃牛”就會找上門來，願意加價從他們手裏購買這份訂單——對個人消費者而言，這不僅不會損失定金，甚至還能從“黃牛”那賺個幾百上千。而拿到“訂單”的黃牛們，則會將這筆訂單囤積起來，在恰當的時機推銷給另一位焦急的消費者。

根據“黃牛”們的介紹，

如果你願意花5000元，那麼就能在半年內交車；

如果你願意花兩萬元，那麼你甚至有機會在一個月內提車。

小米下了很大的力氣去和“黃牛”進行鬥爭，銷售政策不可謂不嚴格，但到底還是低估了“黃牛”們的瘋狂。

小米官方的規定是：所有YU7訂單都將按照鎖單先後順序進行排產，而且鎖單後車輛配置、車牌所有人和交付中心等信息都將無法修改且不退定金。

看上去，這個政策似乎足夠堵死黃牛們的各種進攻。

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個政策有一個無法填補的缺口——為了轉贈方便，如果你是車主的直系親屬，那麼在鎖單後也是可以再改成你的名字的。

於是，“黃牛”們果斷就把這個小小的漏洞，走成了雙向八車道高速公路。

在“黃牛”們的眼中，這種限制沒有絲毫威懾力，反正小米説到底也只是一個商業公司，沒有接入民政系統和警務系統的能力，也無權核查證件真偽——只要“黃牛”們的PS水平過關，就有機會靠着偽造的結婚證和户口本信息在線更改上牌信息。

“黃牛”和急於提車而找“黃牛”的消費者們，早就已經把違法犯罪、合同無效等等風險拋在腦後了。

説到底，如今的黃牛，既不是物資匱乏時代的街頭小子，也不是高速發展時期的野路子，而是一羣對流量、信息極為敏感，同時又膽大包天的賽博狂徒。他們太懂市場需要什麼，他們太懂誰在急於得到什麼了，限量版的AJ球鞋、迪士尼的玲娜貝兒玩偶、泡泡瑪特的LABUBU……就沒有他們不碰的。

雖然在操作方法上依舊是當年那套僱人排隊的變種，雖然如今再也不是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雖然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今非昔比。

但在這個已經被資本重塑的社會上，“供需失衡”顯然並不是什麼小概率事件。

“黃牛”們的生意，其實是做不完的。

參考資料：

衣戈猜想，俄羅斯黑客的激盪三十年

路明，黃牛野史

中國證券報，大量小米YU7訂單遭“黃牛”倒賣

巫景飛，94匯率改革拯救了汪小姐！——透過《繁花》看改革開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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