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勞動者的工資就是不能正常增長？_風聞

 原創   潮思   新潮沉思錄    文 | 延觀風 

  “市場扭曲”是批評中國經濟和體制的一個常見話術，當然扭曲市場的主語只能是政府，企業製造市場扭曲獲利的事情必須視而不見，而勞動力市場扭曲更是碰都不能碰的話題。所以，勞動力市場作為中國扭曲最嚴重的市場（或許不應該加之一），反而在中國經濟學界成為了一頭房間裏可悲的大象。 

 分配公平只關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提法令人莫名其妙。初次分配的主體是市場，做好初次分配的關鍵在於最大多數人的最主要收入——工資性收入，但專家們要麼説什麼一堆技能提升等無關痛癢的廢話，要麼戰略轉進到和他們自己更相關的財產性收入，看似為民請命實則夾帶私貨。 

 再分配的討論更加搞笑，發達國家普遍靠廣泛嚴格且税率不低的個税調節貧富差距，而在國內只有不到7000萬人交個税的情況下，國內“經濟學家”們的創新性難得地發揮了出來，敢於打破經濟學常識，聲稱繼續減免個税“有助於緩解分配不公、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更是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不斷用直接黑或者高級黑的方式予以歪曲。不是黑的文章則避重就輕，無論體制內外，只討論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彷彿同一個地理單元中已經消滅了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羣體之間的差距（不客氣地説階級差距）似的。 

  能提到壟斷行業已經算很有突破性的了，但仍然只在説產品市場的壟斷，沒有説勞動力市場的壟斷 

 把頭插進沙子裏無益於問題的解決。不論是當下就業、消費、物價等短期宏觀經濟問題，還是未來5到10年需求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爬坡期，勞動力市場扭曲都是不能不解決、必須解決好的核心癥結。所以今天我們捅破窗户紙，來講分配問題，講初次分配問題，講關乎工資的勞動力市場問題。 

無從下手的“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這幾年，很多文件反覆提及“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但當從最高層級文件到部門的行動方案中都是這一句話時，表現出的就不是強調或決心，而是有關部門根本不知道拿出什麼具體政策落實了。 

 此前説過（《你不能只在泡沫膨脹時才支持市場經濟》），我國政府擅長搞項目，對於可以直接上手調控調節的工作，能夠及其高效的完成實現（至少是實現考核工作的KPI）。但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決定機制偏偏由市場決定，有關部門的抓手非常少，彷彿手裏剛出爐的烤地瓜，左撕一塊皮，右撕一塊皮，就是沒法把瓤吃到嘴裏。 

 比如，為了增加就業，就搞就業服務，給大學生辦人才市場、讓基層組織轉行招聘中介。可當企業降本增效，從1個人幹1.5個人的活進一步上升到幹2個人的活時，給求職者牽線，另一頭往哪系呢？ 

 再如，怎麼讓民營企業給員工漲工資呢？套用體制內和國企的規則，有了職稱就會漲工資，所以技能培訓成了另一項工作抓手。確實在經濟學理論上，勞動生產率提高會推高工人工資，問題是現實勞動力市場離充分競爭差着十萬八千里，怎麼確保多產出的價值足額回報到勞動者身上？ 

 那就上調最低工資吧，這是唯一可以用行政手段控制的民營企業工資指標了。“提高最低工資=增加失業”是自由派經濟學的思想鋼印之一，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卡德則用實證研究對這一所謂鐵律提出了挑戰。這篇論文是經典的計量經濟學入門文獻，但相比剛剛獲諾獎、主張所謂“尊重產權的包容性制度”的阿西莫格魯在國內學術圈和財經界被捧臭腳的程度，卡德堪稱寂寂無名，誰讓他説了有些人不愛聽的話呢？ 

  

 因為財經界的不斷鼓譟，以及頗具特色的“府外遊説集團”影響，最低工資的調整總是扭扭捏捏温温吞吞，生怕讓只能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企業活不下去。2013年文件定下目標，“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要達到平均工資的40%”，10年過去了，絕大多數地區並沒有落實這一項要求。 

  

 到最後也就只能給體制內漲漲工資了（金融國企和金融口部門在降薪），雖然如果按上次調整開始計算，年均增長速度也不比最低工資調整痛快到哪去，但在體制外保住薪酬水平都很難的當下，仍不免顯得扎眼。 

 當然不能説有關部門不努力或者陽奉陰違，而是市場經濟下，沒有哪一個或哪幾個部門的職權應該越過企業和勞動者的協商過程直接給勞動力定價，也不可能具備事無鉅細定價的能力。實現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唯一的途徑就是儘可能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扭曲，讓勞動者有底氣、有能力、有權力拿到與自己的勞動價值相匹配的回報。 

勞動力市場的嚴重扭曲

 理想化的市場交易是自由主義者的立論根基之一，交易雙方在完全公平自願的基礎上達成交易，因此市場契約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對市場交易的干涉不光是對經濟效率的干涉，還會被上升為對自由意志等基本人權的干涉。在勞動力市場上，很常見的話術就是“工作是你自己找的、合同是你自願籤的，愛乾乾不幹辭職滾蛋。” 

 但請牢牢記住公平自由的昂貴前提：無對等，不公平；無選擇，不自由。根本不存在什麼自由契約，任何一份合同都反映了簽約方的博弈力量對比，力量對比越懸殊，合同離“公平”越遠，弱勢方得所應得越難。 

 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天然且永遠處於資強勞弱的狀態。一方面，人是血肉之軀，3天吃不上飯就會餓死，有親情紐帶需要維護擔負。而企業作為羣體的集合，成員擔憂企業生死的危機感遠沒有擔憂自己那麼重；企業作為抽象的概念體，也無需考慮很多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一句話，使人為人的各種生理和人文要素，在市場博弈中反而變成了容易拿捏的軟肋。   

 另一方面，企業能調動的資源遠勝於個體勞動者。資金也好，對專業知識的掌握也好，就連對每個人公平的時間，也因企業是人的集合而不公平了。而且，與資本可以變換回現金形態、購買另一種形態的資本並僱傭相應勞動力不同，人的學習能力有限，在年輕時工作後往往被限定在相對較窄的行業領域，勞動力的流動性天然弱於資本。 

 在各方面不對等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永遠是買方市場，如果不進行外部干預，只有可能是企業及其所有者利用更強的壟斷權力、制定更有利的勞動合同，迫使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價格低於完美市場均衡，單方面從勞動者身上攫取超額利潤。確實有個別技能突出的勞動者扭轉了局部市場上的強弱態勢，但並不能影響統計學意義上的社會整體規律。 

 馬克思早就撕碎了“自由交易平等契約”温情脈脈的偽裝，揭示了資本的本質就是社會權力，是支配勞動和勞動者的權力，而不是假裝和勞動平起平坐參與分配的“要素”。“政府靠權力、資本靠契約”的二分法是荒謬的，資本同樣是靠權力且必須靠權力，將勞動者的報酬（“所得”）壓低至他們創造的價值（“應得”）之下，獲取剩餘價值（即使這種權力衍生自政府維護秩序和契約的暴力權力，以後有機會再展開説）。 

 無論資本利益的代言人試圖用什麼樣的理論體系替代馬克思的論斷，他們編織出的話語不僅不能否定馬克思，甚至可以被用作他思想內核的另一種闡釋，畢竟真正的客觀經濟規律就擺在那，萬變不離其宗。 

 總有學術聖母嫌棄“剝削”“剩餘價值”道德批判味鬥爭味太濃，但筆者現在和下面都要用主流的經濟學話語描述馬政經的底層邏輯，即便用不尖鋭的話語，勞動力市場的根本問題依然那麼令人不適。 

 首先是信息不對稱。完全信息是充分競爭市場的關鍵假設之一，但勞動者和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從求職環節就開始了。女性求職者被深挖婚育計劃早已落後版本，現在的HR連求職者父母親戚同學做什麼都要了解，好進一步控制風險、獲取進行歧視性定價的信息。而求職者無論怎麼努力蒐集信息，都不可能對公司的業務發展、團隊環境等內部信息擁有同等掌握。 

   

 競品價格是企業市場經營的必知信息，但密薪制則阻止勞動者橫向瞭解市場上的價格情況。密薪制把勞動者和市場行情隔絕開來，讓個人更加碎片化原子化，從而抬高公司的議價權。公司振振有詞密薪制“保護員工隱私”“防止低績效員工嫉妒高績效員工”（去背調跳槽員工薪資真實性時，又不用保護隱私了），實際上它只能保護德不配位的中高層管理者，以及拒絕讓工資正常增長的企業主。 

 比如，互聯網火熱時期，相關公司的老員工新員工經常出現工資倒掛。市場火爆不斷抬高新成交的勞動力價格，但老員工的價格已經被較長期的合同固定下來、沒有跟隨行情上漲，這時密薪制就充分發揮了捂眼睛的作用，讓老員工的工資上漲服從公司控制而非市場交易。如果你要問行情走弱的時候密薪制怎麼樣？拜託，上坡油門不好踩，下坡的油門還不好踩嗎？ 

工資為什麼是"機密"？政府敢説“政府採購中標價是國家機密”嗎？ 

 其次是流動性削弱。商品要素只有流通起來，不斷地在市場上比價詢價調價，才能更好發現其均衡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主要推力之一，就是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對農民的人身限制，把大量自由勞動力輸送到市場上去。 

 但國內很多企業不喜歡勞動者竟能自由選擇僱主，只有你不能離開我，才會服從我、依賴我、討好我，自降議價權接受低於均衡價格的薪水。老式日本企業作為資本主義中的一朵封建遺毒奇葩，還知道用終身僱傭、年功序列等等制度獎勵補償員工的忠誠，國內一些企業光鼓吹“忠誠”卻不給補償，一步退化到封建式人身依附。 

  

 沒有蘿蔔的忠誠只能靠大棒，搞封建人身依附，核心是貶損依附者的正當權利從而降低報酬。暴力貶損人身權利，比如進廠強制上收身份證；貶損人格或認知權利，比如各種瘋魔的企業文化培訓，或者假借破冰團建聚餐之名的服從性測試。 

 當然也有更“文明法治”的貶損手段，首推奇葩競業協議。國內競業協議已經到了蠻橫無理欺男霸女的地步，在範圍上，從高管、核心技術人員無限擴大化到普通技術人員乃至保安；在權責設定上，籤競業沒補償或補償極少，“違反”協議的代價直接毀掉一輩子。突出一個企業只有權沒有責，勞動者沒有權責無限大，老老實實在我這服從聽話吧！ 

   

 除了保安、冷菜廚師被競業這種太天理難容的案例，一般的白領真打不贏打競業官司。一羣財經師爺天天在網上哀嚎互聯網等原高薪職業的人都去開滴滴送外賣，收入降級啦消費降級啦。廢話，哪怕薪酬相仿的同行企業突然良心發現不嫌棄他們“老”，你們的金主還等着用競業敲他們一筆呢，那不就只能靈活就業了嗎？甚至送外賣都可能被平台強制“二選一”呢！ 

  

 另一種文明的野蠻是對前僱主的背調，表面是下家企業的防風險之舉，實際上把僱主對勞動者的權力從在職延伸到了離職後。很多人都有被這樣威脅的經歷，只要你不放棄一些權利或服從一些安排，背調時就給你差評，讓你在這個行業社死。勞動者還得像封建禮教下的女子一樣，從一而終逆來順受，否則“不忠誠”的帽子扣上來，其他髒水也要潑上來。 

 最後是契約執行缺位。“契約精神”不過是虛無縹緲的咒語，只有強制力確保合同中的各方遵守條款。在勞動力市場中，掌握髮薪權的企業自然具有強制力，但如果沒有集體或政府的力量介入，勞動者根本就沒有能力確保企業履行合同中的承諾。自己維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你面對的不是人呢？個人的精力金錢怎可能與組織抗衡，更別提維護自己權利在企業眼中算污點呢。  

 為勞動者撐腰的外部強制力缺失，法律作為最底線最基本的契約都得不到執行，是勞動力市場失衡扭曲的根本所在。從高温下不能停工的農民工，到被35歲畢業裁員的所謂“金領”，資本的權力規則不受制衡地運行，樁樁件件奇葩不合理最終成為了司空見慣甚至理所當然。 

 在這裏必須澄清一種看似有道理的論調，即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弱勢是因為供大於求，你不幹有的是人幹，所以總會有自願壓低價格的“工賊”，迫使其他勞動者進入逐底競爭。這種邏輯把需求方和制度建設方的責任，全都推到了無奈又普通的勞動者身上。 

 請注意，供需是影響買賣雙方相對議價權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在基礎制度都不完善的市場中，談供需量對價格的影響為時過早。前文論述的信息不對稱、流動性限制、契約執行強制力缺失等因素，都直接放大了買方的議價權壓制了賣方的議價權，與供需的數量關係無關。 

 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供給充沛不假，但高速發展的經濟同樣創造了大量需要勞動力完成的工作量。在企業不需要執行超出法定工時的超額成本時，一定會先以固定的人頭（成本）擴大實際佔有的勞動力數量，雖然勞動力需求增加，但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者的需求並沒有增加。 

 説人話就是，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來了兩人份的工作也只能產生一個崗位，能不能給你1.5個人的工資還得看企業的盈利情況和良心。在行情好的時候，還能是多僱一個人幹新增的2個人的活；在行情不好的時候，只能是裁掉一個人讓剩下的那個幹4個人的活了。 

 如果法律強迫企業為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付出的成本，大於兩個人幹兩個人的活的成本（這只是概念上舉例，數學上當然比這複雜），市場上的崗位需求還會這麼少嗎？如果工賊不卷逐底競爭就能獲得足額報酬，他還犯得上當工賊嗎？所以，“供過於求”到底因為人太多，還是因為制度允許人為製造供過於求、加劇勞動者間的惡性競爭呢？ 

不是躺平，而是勞動力供給在向價格看齊

 市場嚴重失衡，必然導致價格高度有利於權力更大的一方。國內大多數私營企業從未支付過一個勞動者應得的完整報酬——薪水絕對值的高低並不代表完整足額與否，而是要和相對健康市場下的“應得”對比。而且“薪酬包”絕不止工資績效股票，還應當包括對勞動風險的預防，對休息等基本權利的尊重，對喪失勞動能力的風險保障，以及免於35歲退休的恐懼等等。 

 勞動力價格長期低於均衡的後果，且不往消費、生育、穩定等相對間接的影響討論，因為那樣一篇文章根本寫不下，本文就先聚焦最直接的影響做一討論。 

 如果一種行為不能得到充分激勵，那麼這種行為的供給就會減少。既然勞動力價格不能向完美均衡水平靠攏，那麼只能讓勞動供給低就現有的價格。“躺平”“摸魚”成為一時顯學，因為年輕的勞動者發現供大於求可以被人為製造，那麼也可以通過降低固定工時下的勞動強度隱蔽地減少勞動供給，對嚴重失衡的市場進行一定平衡對沖。 

 勞動力價格被抑制是一個長期現象，只不過過去20多年中，我們一直在拿資本利得作為勞動報酬的替代品。勞動者受到的激勵，是儘快賺夠首付上車，吃上房地產升值的紅利。激勵充足的時候沒人抱怨996、只怕不能996，所以996從來不是工時或工作強度問題，而是分配問題，淡化後者強調前者，也是一種避重就輕的煙霧彈。 

 但沒有憑空產生的錢，可實現的資產升值全部來自未來接盤人的勞動。以地產升值替代勞動報酬的本質是階級間的討價還價向代際和地域轉移，讓新一代勞動者或進城勞動者（農村進城和小城進大城）支付本應由企業主支付的成本。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承擔的消除勞動力市場扭曲的職責也被淡化逃避了。 

 潮水退去，勞動力激勵不足的問題赤裸裸地擺在眼前，相當部分的政策規劃者和專家還在用“發展階段”當藉口，拖延或拒絕解決問題。你不能一邊大談特談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一邊躺在坑底等死。天天説量力而為，不説盡力而行，天天説當前階段，不説向前跨越，又要怎麼實現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當然他們中很多已經跨過了中等收入，已然不用擔心“中等收入陷阱”了） 

  

 不用擔心如果嚴格執行勞動法，所有人真的只在法定工作日工作8個小時，會在國際競爭中喪失優勢。還是那句話，經濟實質大於法律形式，工時問題本質是分配問題。法定工時設定了市場談判的基線，從12小時到現在的8小時，是工運史上的前輩為後代不斷抬高議價權的結果，以累進的成本限制企業以延長工時攤薄勞動力價格、只增加勞動力需求不增加勞動者需求的衝動，以累進的回報率保障勞動者更多分享高強度勞動的成果。 

 與其批判年輕人喪，勸年輕人別躺平，不如把他們缺的那塊勞動報酬補上。這裏很多居心叵測或很傻很天真的人就開始鼓呼西方式的工會制度了。現在的西方工會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了壟斷勞動力的另類公司，通過損害其他不應付出代價的人的利益叫出更高要價。你總不想自己或家人在生病時，醫生工會開始用罷工爭取更高的醫療服務價格吧？ 

 因為勞動者天然在市場中處於弱勢地位，對勞動者的偏袒性干預才能儘量促成供需雙方地位對等，努力接近理想化市場環境。面對壟斷合法暴力的政府時，企業想讓政府怎麼和你實現對等、自覺保護你的權利，就應該怎麼對待你的員工，其背後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 

 回到題目的問題，怎麼讓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其實本不需要什麼機制，加強執法、加大支持，提高勞動者的議價權，營造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環境，市場交易的結果自然會帶來工資的正常增長。 

 一是堅決執行工時制度。必須讓一個人幹兩人活的成本大於新僱一名員工的成本，這不僅會打破就業崗位提不起來的魔咒，還會因為對勞動者需求增加抬高勞動力成交價。你説有的工作兩人協作比一人通辦效率低？企業家精神/才能、管理要素等一大堆天賦異稟，總不能只在多拿多佔的時候才管用吧？ 

 二是堅決打破妨礙勞動力流動的壁壘。建設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癥結早就不在户口，而在企業設置的“忠誠户口”。清理密薪制，下大力氣整治競業協議問題，打掉各種“HR聯盟”“背調公司”織成的勞動力市場隱形托拉斯，支持勞動者自由比價、出價、談判和流動，讓勞動力市場更像市場而不是封建大院。 

 三是降低勞動者維權的成本。規定勞資雙方仲裁程序期間資方必須按在職時最高標準照常發放薪酬，抹平個人對組織“拖不起”的劣勢。工會不搞勞動力壟斷，支持個體勞動者維權總是可以的，儘量實現個體和組織在法務資源上的對等。 

 不必聽那些“這樣搞企業都要死了，到時候你們全都失業！”的撒潑打滾。出清掉這些除了壓低勞動成本外毫無優勢的企業，獲得的將是為在勞動力正常成本水線之上的優質企業騰出空間，“你不幹有的是人幹”也將成為迴旋鏢，變成“你不幹有的是企業幹”。所以，留着這些毫無優勢只會壓榨的企業不出清，難道指望和他們一起實現現代化和共同富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