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中國基建的認知, 怎麼還停留在“廉價修路”？北非一線觀察_風聞

江琪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

【導讀】截止到2024年，民營企業在外貿進出口總值貢獻了24.33萬億元，佔比55.5%，連續6年穩居第一大外貿經營主體，然而，民營企業出海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在這一前提下，如何實現國企與民營企業的強強聯合，增加民營企業“出海”的信息和底氣，是“一帶一路”2.0時代的主要問題和機遇。在摩洛哥，中國企業通過“基建+”實現了良好的嵌入，在摩洛哥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

本文作者認為，現在是充分挖掘現有合作存量，助力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發展合作的關鍵時機，作者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出發，以在摩洛哥及其他中東北非國家田野調研時獲得的一手資料為基礎，分析基建模式是如何推動中資企業嵌入摩洛哥、打造出系統性的協同網絡，並藉此進一步探索如何以基礎設施為着力點，推動中國與摩洛哥及中東北非國家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作者指出，中摩基礎設施合作存在諸多機遇和挑戰，面對市場、投融資、管理方面的挑戰，摩洛哥的中資企業充分發揮在中東和摩洛哥已有的合作網絡優勢，採用聯營體合作、“投融資+”和強化屬地化管理的方式予以應對，並在技術擴散、產業鏈構建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產生了溢出效應。

當下，“一帶一路”建設進入2.0時代，如何充分挖掘基建企業前期積累的合作存量和比較優勢，讓民營企業能夠順利接入“基建+”模式遺留下來的各類資源網絡，推動新一輪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企業出海蓬勃發展，將會成為“一帶一路”2.0時代相當關鍵的問題。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基建+”如何讓中國企業嵌入摩洛哥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共建國家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然而，中國企業出海在參與主體多元化、投融資工具創新、國際發展合作話語體系構建等方面都面臨諸多現實挑戰。隨着**“一帶一路”建設進入2.0時代**，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與地區環境，我們更加需要充分挖掘現有合作存量，通過新模式、新路徑實現原有比較優勢的動態升級，助力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發展合作。

本文關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模式：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基礎設施”是一個多維集合的概念，具有議題集成的功能。空間層面，基礎設施能建起促進商品、人員、思想流動的網絡。經濟層面，基礎設施對降低貿易成本、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政治層面，基礎設施建設事關國家安全、國家間關係和地區秩序的構建，是近年來各大國影響力競逐的領域。議題層面，基礎設施與減貧、發展以及地區一體化等議題密切相關。本文從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重點領域出發，以在摩洛哥及其他中東北非國家田野調研時獲得的一手資料為基礎，分析基建模式是如何推動中資企業嵌入摩洛哥、打造出系統性的協同網絡，並藉此進一步探索如何以基礎設施為着力點，推動中國與摩洛哥及中東北非國家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中摩基礎設施合作的機遇

摩洛哥是中阿合作論壇和中非合作論壇的重要成員，中摩兩國的外交關係正加速向前發展。2015年，穆罕默德六世在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上發表的講話清楚地表明瞭其對中摩合作的期望：“摩洛哥希望在亞洲、歐洲和非洲國家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鑑於其地理位置，摩洛哥可以在將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大西洋歐洲’和西非國家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1]2016年，中國和摩洛哥簽署了戰略伙伴關係聲明。2017年，摩洛哥成為馬格里布地區首個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國家。2018年，摩洛哥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2019年，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籤署了關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2022年，摩洛哥成為北非地區首個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的國家。2024年9月，中國將中非關係整體定位提升至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

回顧過去，中資企業在摩洛哥的交通、電力和電信基礎設施領域完成了多個標誌性的項目建設，為摩洛哥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中資企業先後完成的項目約佔摩洛哥高速公路總里程的七分之一。2019年，以丹肯高鐵為圖案的新郵票“Al Boraq”的發行標誌着中國公司承建的項目成為摩洛哥的國家名片。在電力基礎設施領域，中資企業先後完成了傑拉達1x350MW燃煤電站項目和努奧二期及三期光熱電站項目。努奧二三期光熱電站全部投產後，將徹底改變摩洛哥電力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在電信基礎設施領域，中資企業與摩洛哥三大電信運營商合作，顯著地改善了該國的有線和無線通信系統。除了上述三大領域，中資企業在房建、市政、水利等領域的建設也取得了矚目的成績。丹吉爾港及卡薩港的掃描中心、穆罕默德六世大橋、塔納福尼亞水壩等項目在港口建設、城市化發展、水資源利用等方面推動了摩洛哥現代化的發展。

在良好的合作基礎和極具吸引力的要素稟賦的加持下，中摩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新三樣”、人工智能等領域迎來了新的合作機遇。在國家治理層面，為了滿足與人口和城市化相關的不斷增長的需求，並解決基礎設施建設中的空間不平衡等問題，摩洛哥計劃大力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融資並使該領域的資金來源多元化。在地理區位方面，摩洛哥的地理位置和區域港口使其成為連接中東、非洲和歐洲市場的主要樞紐，近年來眾多中資企業紛紛前往摩洛哥投資建廠。在產業結構層面，中摩兩國的產業規劃高度契合。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並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升級既是客觀規律，又是現實選擇。與此同時，摩洛哥也加快了產業結構優化的步伐。中摩產業結構和發展戰略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補性使兩國可以在鞏固傳統部門合作的基礎上，重點發展在新興領域的合作。此外，摩洛哥穩定的政治秩序和多元包容的文化也為中摩兩國的經濟合作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中資企業應對挑戰的策略

雖然中資企業通過工程建設的速度、質量及項目產生的效益逐漸打開了摩洛哥的市場，並樹立了“中國製造”的良好形象，但仍面臨市場、投融資和管理層面的挑戰。

**市場層面，摩洛哥的中資企業在基礎設施領域主要面臨與歐洲公司和本土企業的競爭。**法國萬喜集團、布伊格集團和西班牙ACS建築公司等歐洲企業在摩洛哥深耕多年，在社會資源、財税處理和項目運作等方面具有先發優勢。相比於歐洲企業，摩洛哥市場對中資企業比較陌生。此外，由於摩洛哥在保護國時期就已在建築領域進行了工業化的探索，當地的大型建築公司具備較強實力，中小型建築公司數量眾多且具備當地熟人社會網絡的資源加持。為保護當地的建築公司，摩洛哥招標方在評標時施行國民優惠政策。在評標環節，當地公司的標價享有15%的國民優惠待遇，且摩洛哥的基建項目多采取最低價中標的模式。**如果中資企業與當地企業同時以1000萬的價格競標，後者的標價會自動被視為850萬，這種情況對中資企業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在市場開發、資源網絡、招投標等環節，中資企業均需有針對性地進行多維度、系統化的佈局。

**在投融資環節，摩洛哥的資本體系與歐洲的資本市場緊密相聯。**歐盟一直通過各種發展基金和投融資機構為摩洛哥的能源、水和交通領域的關鍵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個別金融機構更是免去了摩洛哥的貸款利率。**在歐洲資本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摩洛哥業主要求承包商進行投資或變相墊資。**相比於歐洲的金融機構，在投融資成本方面，中資銀行的外幣資金拆借成本較高，貸款利率缺乏優勢。[3]在項目的篩選方面，中資金融機構在做出資決定時往往會考慮項目是否與中方企業關聯。但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摩洛哥公開招標的項目無法事前確定是否與中資企業關聯。此外，我國主導的“兩優”貸款主要面向有主權擔保的政府類項目，對項目的優先性、經濟性價比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且在有額度限制的同時，將資金落實的週期設定為2～3年。可以看出，**中資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提供支持的同時，把規避債務違約的風險看得比較重。**而在支持“小而美”的民生項目的落地上，相關投融資機制的設計還需在確保資金安全的同時，兼顧所在國的具體投融資環境。

在管理環節，中資企業面臨多項隱性成本。例如，摩洛哥相關法律對企業税收、勞動就業、外國企業承包當地工程等做出了明確規定，剛進入摩洛哥市場的中資企業如果對相關法律不瞭解，很容易付出額外成本。**在税收方面，摩洛哥基本沿襲了法國的税收體制，對税務的審查較為嚴格。**如果企業未做好原始資料的存檔工作，且未聘請曾在税務管理部門工作過的當地人和權威有經驗的當地會計事務所，那它大概率會面臨較高的税務罰款。**在勞工的管理方面，摩洛哥當地工人的維權意識較強，加之工會的影響力、本地工人的工效及節假日較多等因素，企業控制工期的難度較大。**在工程施工及驗收環節，摩洛哥的基建項目嚴格執行法國規範，每段工程的驗收環節往往會導致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增加。在政策與法律之外，該國的混合土地所有制和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使得工程項目面臨開工難、易中斷和工期滯後的風險。

**▍**中摩基建模式在中東北非的溢出效應 

中東北非國家相似的宗教文化、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使得中國的基建企業在該地區面臨着相似的挑戰，中摩基建模式的應對方案在該地區具有可複製性和推廣性。**該模式的成功得益於中資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形成的系統性協同網絡，這一網絡不僅助力基建模式的升級，也促進了中國與中東北非地區產業鏈的整合。**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與中東北非國家構建了以基建合作為支點、區域間產業鏈整合的系統性資源聯動的合作模式。

1978年以來，以國企為主導的中資企業在對外投資和承包工程的過程中不斷累積資源和經驗，取得了一系列矚目的成就。中東是我國基建行業“走出去”的第一站，基建合作不僅為彼此的發展提供了短期經濟刺激，也為雙方長期的經濟增長和合作網絡的構建奠定了基礎。由於中東北非國家在政治結構、經濟模式、社會文化、法律體系等方面具備多重相似性，中資企業在該地區早期的基建探索能夠為其他中資企業參與的中摩基建模式提供了可參照、可借鑑、可依靠的合作體系。“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在政府、企業、金融機構等多方資源構成的支持體系下，中國在中東北非國家基建投資的方式和數量進入了高質量快速增長期。可以説，中摩基建模式的成功發展是在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下不斷累積資源和經驗的結果。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歐洲、中東、北非國家間在基礎設施、貿易及產能等領域快速增長的合作規模，構成了中資企業深化垂直領域和區域間產業鏈整合的基礎。**在垂直領域，中資企業藉助總公司在這些地區積累的供應鏈、價值鏈及社會關係等資源，推動子公司及其他中資企業進入當地市場，並使其作為企業聯動的平台，促進更多中資企業在該區域的發展。其他進入該地區市場的中資企業可以通過與基建類企業的良性互動，優化資源配置、搶佔該區域市場的發展先機，形成“滾雪球效應”。**以摩洛哥為例，該國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協議網絡、自由區法令、自由貿易協定的税收優惠使其成為各國企業爭相投資的熱點國家，來該國建廠生產以出口歐洲、非洲、中東市場的“新三樣”領域的中資企業逐年增加。中資企業要想進入摩洛哥，需要有熟悉該國的企業來進行產能對接，深耕該國市場多年的基建類企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企業聯動的方式幫助中資企業打開了在摩洛哥和歐洲的市場，由此也催生了更多的道路、廠房、工業園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機會。由此構建的產業互助網絡不僅有助於中資企業的發展，也為中摩兩國產業鏈的優化升級構建了良好的生態網絡。

區域層面，面對中東北非地區相似的政治生態、社會網絡、部落文化和安全挑戰，中資企業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企業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環境的基礎上，不斷強化人力資源屬地化、材料設備屬地化和社會關係屬地化的管理，其積累的經驗可在該地區不同的國家進行“橫向複製”。人力資源的屬地化是指為了更好地掌握當地的市場信息並融入當地市場而採取的聘用當地僱員、提升中方員工的綜合素質、加強員工之間的磨合溝通等措施。筆者在不同國家調研的多家中資企業裏，中方員工基本都可以與當地員工用當地方言進行交流，員工之間步入婚姻的案例也不在少數。材料設備的屬地化是指構建公司在所在地的貿易物流鏈和採購數據庫，以節約採購成本、確保施工順利開展。以中建為例，該公司經過多年深耕構建了中東北非的採購數據庫併成立了博昂建築貿易公司，負責協助總公司在該地區開展建築相關材料和設備的採購及出口。社會關係的屬地化是指加強與所在地的政府機關、當地企業、供應商、分包商等各環節的參與者的溝通聯繫，以構建企業在當地的社會關係網絡。以中鐵建公司為例，該公司致力於與當地分包商構建緊密的聯合體，通過用當地人管理分包商的方式，逐步形成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管理模式。在該模式的帶動下，中鐵建有效構建了在當地的社會網絡，降低了由“信息差”帶來的隱性成本。

在“軟件”基礎設施領域，中東北非地區的中資企業除了通過項目樹立品牌形象之外，還通過媒體宣傳以及履行在當地的社會責任提高自身的軟實力，成為該地區中國企業能夠共同享有的區域公共產品。在媒體宣傳方面，中資企業充分藉助企業的官方網站、海外社交媒體賬號、傳統媒體等傳播方式，多渠道提高企業產品和服務信息的傳播覆蓋率。在傳播內容上，中資企業多以當地民眾的視角和第三方評價，突出企業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做出的貢獻。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中資企業通過提供就業和技術培訓、支持慈善公益活動、加強與社區的溝通等方式，實現了與當地社會的共同發展。在提供就業和技術培訓方面，中資企業從所在國高校培養和招聘技術人才，以促進就業為切入點與當地政府建立戰略合作關係。通過為項目當地的僱員提供專業的培訓，把對安全、制度、技術的學習貫穿於工作的各個環節，企業在保證工效的同時也在當地儲備了相關的技術人才。以華為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華為為所在國政府安裝了視頻會議系統，並通過遠程設備協助醫生進行診斷。疫情後，該公司積極對接當地政府經濟數字化轉型的需求，深入貧困邊遠地區搭建通信基礎設施。此外，該公司注重本地人才的培養，定期對其進行培訓，員工的本地化率達70%。由於突出的社會貢獻，在官媒報道的大型政府活動中，總能看到該公司人員出席的身影。

▍****“一帶一路”2.0時代的“基建+”模式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發展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國的產業結構將通過“補短鍛長”進行鞏固升級。[5]這一過程需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構建順暢聯通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以摩洛哥為代表的中東北非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要完善國內的經濟結構，也需將自身的發展置於全球的經濟發展框架內。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基建領域的中資企業在中東北非地區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產業轉移和當地的經濟發展，也為其他產生經濟增長效應的產業提供了發展機遇，形成了基建帶動產業鏈發展延伸的“基建+”模式。**隨着國際秩序進入深刻調整期，經濟全球化將更加受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力量的規約和塑造。全球化的資本利用價值鏈重組了全球地理空間後，將面臨如何與依然堅固並且更加主動的民族國家和解，以確定新的生產場地和生產形態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會繼續以更為多樣、可接受的本土化、區域化方式展開。[6]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將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以國企為主力軍的“走出去”戰略下，我國的基建企業通過項目建設的速度、質量和投融資規模等優勢促進了合作各方的協同發展。而**在需要充分發掘民營企業潛力的“一帶一路”2.0時代，如何充分挖掘基建企業前期積累的合作存量和比較優勢，讓民營企業能夠順利接入“基建+”模式遺留下來的各類資源網絡，推動新一輪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企業出海蓬勃發展，將會成為“一帶一路”2.0時代相當關鍵的問題。**如何認識“基建+”模式，如何將“基建+”模式與之後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有機結合起來，需要我們更進一步的調研、思考與討論。

編輯 | 吳應娟

參考文獻

[1] King Mohammed VI,“Full Text of HM the King’s Speech to Second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The Mapnews, December 5, 2015.

[2]El Mostafa Rezrazi,“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Morocco,”The ChinaMed Project, 2019, p. 33.

[3]馬駿、佟江橋：《“一帶一路”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融資模式、問題和建議》，載《清華金融評論》2020年第3期。

[4]駐摩洛哥使館經商處：《中交集團正式入股丹吉爾科技城建設公司》，商務部官網， 2020年11月6日。

[5]高偉、陶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深刻內涵、現實邏輯與實施路徑》，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6]楊雪冬：《疫情危機帶來全球化新動向》，載《光明日報》2020年5月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