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通脹”是世界級現象,能持續多久?_風聞
丁刚-资深媒体人-行走中的观察者50分钟前
今年春天,剛從愛達荷州立大學畢業的阿茲瑞爾·雷恩斯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放棄成為健康教育專家的夢想,接受一份薪水只有3萬美元的社區健康工作者職位。這個薪資比她最初期望的低了1萬多美元。原來的打算是爭取在美國國務院謀得一位職位。
現實的情況是,聯邦政府部門上週削減了1300多個職位,而科技公司和諮詢公司縮減規模已經成為新潮流。
這是美國國家公共廣播公司(NPR)最新報道舉的一個例子。
雷恩斯的經歷並非個例。
根據這家媒體報道,2025年美國應屆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接近6%,這是除疫情期間外10年來最困難的就業市場。更讓人震驚的是,這一數字遠高於美國4.1%的整體失業率。
ZipRecruiter的調查顯示,畢業生期望薪資與實際獲得薪資之間的差距異常巨大,反映出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
美國的情況只是全球冰山的一角。這場就業危機正在全球發達國家蔓延,形成一個世界級現象。
韓國的情況更加嚴峻,2024年近三分之一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仍然失業,創下歷史新高。韓國高等教育入學率高達70%,創造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但就業最難的年輕人羣體。近一半年輕畢業生處於失業狀態,以至於大量失業青年選擇離尋找海外工作機會。
日本整體失業率看似健康,維持在2.6%,但年輕人面臨的是另一種困境:非正規就業的大量增加。許多大學畢業生被迫接受臨時工、合同工等不穩定工作,缺乏傳統日本企業提供的終身僱傭保障。
歐洲的情況呈現南北分化,2025年歐盟整體失業率維持在6.5%左右,但青年失業率普遍高於整體水平。南歐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的青年失業率超過20%,即使是德國、荷蘭等經濟強國,大學畢業生也面臨就業薪酬下降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也未能倖免。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面臨類似的高學歷人才過剩問題。
這種全球性的就業困境背後,隱藏着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最直接的原因是全球範圍內的大學擴招導致學歷嚴重貶值。
美國大學畢業生比例從1970年的11%激增到2023年的37%。韓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更是達到驚人的70%。中國每年1220萬畢業生的規模相當於澳大利亞總人口的一半。
這種"學歷通脹"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當人人都有大學文憑時,學位本身就失去了稀缺性價值。僱主開始提高門檻,原本只需要高中學歷的工作現在要求本科,原本要求本科的崗位現在要求碩士。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困境。
2025年OECD國家平均GDP增長僅約1.8%,遠低於創造充足就業機會所需的水平。
傳統上吸納大量畢業生的行業正在萎縮或轉型。科技行業大裁員成為常態。
2023-2024年,Meta裁員2.1萬人,亞馬遜裁員1.8萬人,微軟裁員1萬人。這些曾經是畢業生夢寐以求的僱主。
華爾街投行大幅削減應屆生招聘計劃,高盛2024年的新員工招聘比2021年減少了40%。西方國家制造業就業佔比從1970年的25%下降到如今的不足10%。
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威脅知識型工作,這直接衝擊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領域。
與以往技術革命不同,AI正在搶奪白領飯碗。AI可以完成合同審查、法律研究等初級律師工作,算法交易和自動化分析工具替代了大量金融分析師崗位,ChatGPT等工具減少了對初級編輯、翻譯、文案的需求,自動化編程工具讓初級程序員崗位大幅減少。
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全球將有3.75億個工作崗位因自動化消失,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知識型工作。
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鉅變讓情況雪上加霜。傳統的全職、穩定就業模式正在消失,被靈活用工和零工經濟取代。
OECD國家非標準就業佔總就業比例已超過25%,美國超過36%的工作者從事某種形式的零工工作,歐盟臨時合同比例從1990年的10%上升到如今的14%。
對畢業生而言,這意味着難以獲得有福利保障的全職工作,職業發展路徑不明確,收入不穩定,難以規劃未來。
教育與現實的脱節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困境。
全球教育系統普遍存在與就業市場需求脱節的問題。大學課程設置往往滯後於行業發展3-5年,當學生畢業時,所學的編程語言、營銷策略、金融工具可能已經過時。
畢業生往往理論知識豐富,但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與德國等保持強大職業教育體系的國家相比,許多發達國家過度強調學術教育,結果是培養了大量"眼高手低"的畢業生。
正當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為找工作發愁時,全球發達國家卻面臨高級藍領——技術工程師和熟練技工的嚴重短缺。
麥肯錫的報告顯示,美國製造業和建築業正面臨木工、電工、焊工和管道工等熟練工人的招聘危機。到2030年,預計將有210萬個技術工種崗位無法填補。這些工作大多數是AI無法替代的,比如精密設備的安裝和維修、複雜機械的故障診斷、定製化產品的設計和製造等等。
美國的醫療設備技術員、工業機械維修工、電氣工程技師等職位長期處於人才短缺狀態。而這些工作不僅穩定,薪資也相當可觀:美國熟練電工的平均年薪為5.6萬美元,工業機械技師為6萬美元,而且不需要承擔大學學費負擔。
德國的經驗最能説明這種悖論。德國青年失業率僅為5.8%,遠低於歐盟平均水平,其秘訣在於強大的雙元制教育體系。
2024年,德國學徒工的平均月薪約為1133歐元,而熟練技工的薪資甚至可以超過大學教授。在德國,一名經驗豐富的機械師年薪可達6萬歐元,與許多大學畢業生的薪資相當甚至更高。
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根源在於社會對"成功"定義的偏見。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將大學教育視為唯一的成功途徑,職業技術教育被視為"低人一等"的選擇。而現在這樣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發展中國家。
結果是,大量年輕人湧入大學,而技術工種卻後繼無人。當這些大學畢業生髮現就業困難時,卻又不願意"屈就"技術工作,形成了高級人才找不到工作、技術崗位找不到人才的尷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AI的發展反而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隨着工廠和企業大量採用智能設備,需要更多技術人員來安裝、維護和修理這些複雜系統,形成AI難以替代的核心能力。
這場就業危機之所以短期難以解決,在於它涉及多個結構性問題。
教育系統改革需要時間,從課程調整到師資培訓,至少需要5-10年才能見效。而且,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推崇已經根深蒂固,很難在短期內改變。
發達國家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從製造業向服務業、從傳統產業向數字經濟轉變,這個過程必然伴隨就業結構的劇烈調整。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開始經歷這一過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的畢業生不僅要與本國同齡人競爭,還要面對來自全球的人才競爭,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教育、勞動、產業等多部門協調,但政府往往缺乏統一的長期規劃。
展望未來5-10年,這種就業結構性失衡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短期內,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將繼續存在,特別是在AI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與此同時,技術工人短缺將變得更加嚴重,這種供需矛盾在短期內難以緩解。
據多個研究機構估計,10年後,勞動力市場有可能會形成新的平衡:AI承擔大部分標準化的知識工作,人類專注於創造性和複雜決策;高技能服務和精密製造需要大量技術專家;傳統的白領藍領界限模糊,技能比學歷更重要成為真正的共識。
屆時,那些既懂理論又有實踐能力的"新技工"將成為最搶手的人才,而純粹依靠學歷的求職者可能面臨更大困境。
這場全球性的就業危機實際上是社會進步的代價,也是對過度學歷化的糾正。
正如工業革命淘汰了農業社會的就業模式,數字革命也在重塑知識經濟的就業格局。對個人而言,關鍵是培養適應性、創造力和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打破對職業的刻板印象。對社會而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標和就業的定義,給予技術教育應有的地位和尊重。
這個轉變過程註定是痛苦的,但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適應者將在新的經濟模式中找到機會,而那些固守傳統就業觀念的人可能會繼續在這場變革中迷失方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