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談李某蒔的選擇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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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寫了一點關於大連工業大學女生李某蒔的文字，主要從個人視角展開論述。【點擊閲讀】

但是，類似這樣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事件，僅從個人的自由、權利、責任的角度切入，還不能完全揭示問題的本質。

所以，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直截了當地説，必須從階級視角切入，才能看清全部真相。

李某蒔事件，為什麼激起廣泛的社會焦慮？

關鍵就在於，這一事件暴露了自由掩蓋下的不自由，平等掩蓋下的不平等。

並且，這種不自由，不平等，已經到了一種令人絕望的程度。

在《李某某的選擇》一文中，我提出，李某某的價值觀，即“我的身體我做主”，是一種偏進步的價值觀。【點擊閲讀】

有讀者不同意，質問我，“你居然把這稱為進步？”

當然，這是一種進步。

相對於用公主來和親，相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決定一個女性的一生，這不僅是一種進步，而且是一種顯著進步。

試問，我的身體，如果我不能做主，那麼應該由誰來做主呢？

女性獲得了自由，像李某蒔那樣，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這非常好！

但，且慢！

還必須追問一句：這種自由，會導致平等嗎？

答案是：不會。

這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了。

在社會已極不平等，貧富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在自由的名義下，在我的身體我做主的名義下，性資源會自動地朝精英階層方向——富人、明星、高知、上市公司、跨國公司的高管，等等——流動，並且集中。

底層男——無論底層的勞動者，甚至小資——是很難得到同齡女性青睞的，她們寧願讓自己閒置也不願意下嫁。

這就形成了一幅分裂的畫面：

一方面是階級不平等，一方面是性別不平等（主要是精英男性掌握了過多的社會資源），兩個不平等疊加、共振，使精英男性壟斷了大量性資源。

對精英男性來説，他們的慾望不僅被充分滿足，甚至被過度滿足，他們獲得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的確比獲得一塊“巴西牛排”更容易。

請看，在李某蒔事件中，哪怕相對小眾的電競明星，也會被女大學生送上門來，何況其他？

在社會的另一端，則是大批孤寂的底層男性。

儘管在名義上，他們也擁有同等的權利與自由，但由於性資源的供給嚴重不足，他們長期地、大面積地處於性壓抑、性飢渴的狀態。

前幾年被披露的吳亦凡事件，這幾天剛剛爆出的宗慶後妻妾成羣事件，以及正在發酵的李某蒔事件，都令公眾痛切地意識到，這個社會真是如靳開來吐槽的那樣：“旱的旱死了，澇的澇死了”。

這種狀況，難道是正常的嗎？

這種狀況，難道是一句“我的身體我做主”就可以被合理化的嗎？

02

必須指出，這種狀況不是女性造成的

所以，對李某蒔這樣的女生進行道德譴責毫無意義。

中國有一首著名的紅歌，曾經人人耳熟能詳，原曲是陝北民歌《白馬調》，其中有這樣一句歌詞：“待到打進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

這句今天會讓一些人覺得難以理解的歌詞，折射了近代中國這樣一種現實：

隨着西風東漸，一些地方出現了新式學堂和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學生，但社會並沒有適合她們的工作及輿論氛圍。這些年輕活潑的新女性反而成了軍閥、土豪劣紳、黑社會流氓頭子等覬覦的對象，畢業後做軍閥姨太太或鄉紳小老婆，成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

事實上，《白馬調》從一個獨特角度論證了革命的合理性——難道那些強壯、樸實的青年農民和戰士就應該永遠打光棍嗎？難道女學生就只能留給戴瓜皮帽留着小辮的鄉紳及滿臉橫肉的軍閥嗎？

革命，當然不是為了得到一個女學生，但女學生被軍閥、鄉紳們壟斷，卻成了革命的誘因之一。

今天，後冷戰時代人類的基本困境就在於：革命做為根本消除不平等的一種方式，已經被預先排除了。

不僅如此，哪怕非常温和地推動社會朝着更加平等方向的努力，也會被貼上“極左”標籤，陷入到政治不正確的境地。

既然如此，李某某事件所揭示的問題，在我看來，基本是無解的。

沒有平等，自由就會成為精英的獨享。

吳亦凡們、宗慶後們，永遠不會為性資源的匱乏而發愁，因為有無數的李某蒔們，會如過江之鯽一樣湧向他們，令他們應接不暇。

精英階層，為了掩蓋他們壟斷性資源的事實，蓄意把怒火引向李某蒔這樣“送上門的女生”，這才是李某蒔遭遇網爆的根本原因。

而底層男性——由於他們被排斥、被貶低（“下頭男”）、被剝奪——的憤怒與焦慮是和合理的，但把矛頭指向李某蒔這樣“墮落的女性”，則是盲目的，完全無助於改變他們的困境。

一切都會過去。熱點會降温，會變成冰點，人們會照舊按照各自的軌道生活，喧囂也會歸於沉默……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