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 | 差序格局與城市中國的文明特質_風聞

陳忠｜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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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教授

我國正在加速向城市型社會轉變，或者説正在形成“城市中國”。馬克思指出：“城鄉關係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着改變。”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在深層結構上，是否已不同於傳統社會、鄉土社會?我國城市社會的文明特質何在？如何認識城市中國與鄉土中國的關係？反思歷史、觀察現實、比較全球，我國城市社會既具有世界城市型社會的一般特徵，符合世界文明生成與運行的一般規律；更具有深刻的本土特點，其生成與運行都具有自身的具體規律和文明特質。我國城市社會與鄉土社會存在諸多共性，城市性與鄉土性都是中國文明性的重要構成。探究我國城市社會的文明特質，可以從人文地理與空間結構、歷史傳統與文化根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行為方式與心理特點等諸多維度展開。本文從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具有中國鮮明本土特色及世界文明一般性規律的概念切入，反思我國城市社會的文明特質、文明機理、文明更新。

文明互鑑與城市中國會議現場

差序格局與中國文明的深層結構

文明演進和歷史變遷是傳承與更新的統一。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係，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在《歷史學家的技藝》的作者布洛克看來，歷史研究既需要關注當下現實，把握對象的新特點，也要關注過去，把握對象的傳承與連續性。“真正的時間本質上是連續的。但它也處於永恆的變動中。這兩種特質之間的對立關係催生了歷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由於各個時代之間具有很強的共性，對於不同時代的理解就具有雙向關係。不瞭解現在肯定是因為對過去的無知。但是，如果對現在一無所知的話，要透徹地理解過去也可能同樣是空想。”方法論上，文明研究尤其需要超越非彈性思維、二元對立思維，具體把握不同文明體變遷中歷史與現實、傳承與創新相互統一的個性與特質。

在歷史哲學與文明批評史視野中，研究城市中國，尤其需要具體理解傳承與更新的關係，以及鄉土中國與城市中國的關係。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社會具有深刻的鄉土性，“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城鎮化率不斷提升的今天，我國仍具有深刻的鄉土性，城市中國是鄉土中國的傳承與更新。方法論上，把握城市中國內涵的鄉土基因，與把握鄉土中國內涵的城市基因，同樣重要。用城市的眼光反思鄉土中國，與用鄉土的眼光反思城市中國，是一種雙向開啓、雙向深化的關係。把握城市中國的文明特質，其重要內容是反思鄉土中國的文明特質及其在當今時代的具體傳承和具體更新。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費孝通認為，差序格局是鄉土中國乃至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結構性特徵。“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差序格局同恩格斯、伯吉斯等所描繪的城市與文明的同心圓格局有相通之處。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其所觀察的那個時代的曼徹斯特的空間格局進行了揭示。城市中心是商業區，圍繞商業區的一圈是工人區，再外圈則是資產階級的生活區域。在所有區域中，工人區的條件最差。“城市中條件最差的地區的工人住宅，和這個階級的其他生活條件結合起來，成了百病叢生的根源。”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以芝加哥為例，認為“城市在某種程度上是以樹木的成長方式在成長，即以同心圓的模式向外逐漸擴張”。城市的第一環是中央商務區，圍繞它的第二環是過渡性區域，往往是商業和產業工人的區域，第三環是產業工人的居住區，第四環是高級住宅區，第五環是通勤者的區域。在日本歷史學家上田信看來，以自我為圓心的同心圓結構可能是一種具有世界文明意義的世界歷史性現象。“世界是複數名詞。若用英語表示的話，不應該是the world，而應該是worlds。每個人都處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這個世界為對象不斷累積各種行為。”

費孝通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既具有世界文明一般性，是對人類文明的現實結構、深層結構的一種揭示；又具有鮮明的文明獨特性，是對中國文明、中國社會深層結構的重要揭示。恩格斯的同心圓結構注重階級關係的空間呈現，伯吉斯的同心圓結構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劃，而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則更為注重中國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的生態與生命律動。差序格局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特質，也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構成方式。差序格局的核心特點與核心法則，是以持續存在為底線的文明彈性。具體而言，差序格局的彈性律動、彈性智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彈性的自我。“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這種以己為中心，其本質是一種個體與整體相統一的存在原則、生命原則、現實原則。一方面，每個自我都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離開了個體性無自我可言，離開了社會性也無自我可言，只有找到個體性與社會性的合理張力，所謂的自我才可能持續存在；另一方面，每個自我都是有限的存在，既不具有無限的體力，也不具有無限的智力，其所關注的其他自我、其他主體往往呈現出“近厚遠薄”的特點。這就使中國社會中的自我與整體都成為一種彈性的存在。

其二，彈性的邊界。中國社會結構中的自我是彈性自我，這種彈性自我的重要原因是自我、自家人的範圍具有彈性，其邊界可以根據需要、根據條件相對自由地伸縮，既可以由大變小，也可以由小變大。大可以包括天下，小到只有家庭甚至個體。“自家人的範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在我們鄉土社會里，不但親屬關係如此，地緣關係也是如此。”“中國傳統結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這種伸縮能力。”這種根據生存、利益、發展、尊嚴等需要，根據各種具體情況，將邊界進行調整、伸縮的能力，使中國社會中的自我、單元、共同體都成為一種非固化、非固定的存在，也使邊界、標準本身成為一種非固化、非固定的語境性的存在。一方面，確有邊界存在，另一方面，所有的邊界又都是可變的。邊界如何確定要看需要與語境，而需要與語境又是多樣的、變化的。

其三，彈性的公私。“在這種富於伸縮性的網絡裏，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這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大家可以犧牲族……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式。在這種公式裏，你如果説他私麼?他是不能承認的，因為當他犧牲族時，他可以為了家，家在他看來是公的。當他犧牲國家為他小團體謀利益、爭權利時，他也是為公，為了小團體的公。在差序格局裏，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裏，向內看也可以説是公的。”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是相對的、變化的，兩者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呈現出可通約的彈性交織關係。一方面，從自我出發、自我主義，不等於個體主義、個人主義。自我只是一個思考問題的支點而已，自我一定存在於某一個邊界的團體、共同體之中；追求自我利益、私人性的最大化，只是使某個邊界的團體、整體、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共性、團隊、共同體也確實存在，只是所有大小類似的公域、團隊、共同體都會以某種自我為代表，這種自我類似於現代社會的“法人”概念。在中國社會心理語境中，什麼是私人領域，什麼是公共領域，從來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需要與條件具體確認的。 

其四，彈性的標準。在差序格局中，所有的價值，諸如好壞、善惡、美醜、正邪，都有標準，但標準是可變的，會根據邊界所劃定的範圍而變化。“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繫中發生意義。”同自我的親疏遠近一樣，自我根據需要與語境所劃定的邊界決定一切。道德與價值標準由此決定，邊界內的就是可接受的、符合正向價值的，邊界外的則是負向價值的、不可接受的。“倫重在分別，在《禮記·祭統》裏所講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們現在讀來，鬼神、君臣、父子、夫婦等具體的社會關係，怎能和貴賤、親疏、遠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對地位相提並論?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裏最基本的概念，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

其五，彈性的網絡。差序格局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網絡，每個自我都同時處於多個網絡之中，這些網絡既相互區別，又複雜交織。“這個網絡像個蜘蛛的網，有一箇中心，就是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這麼一個以親屬關係布出去的網，但是沒有一個網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個社會里的人可以用同一個體系來記認他們的親屬，所同的只是這體系罷了。體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範疇性的有關概念。當我們用這體系來認取具體的親親戚戚時，各人所認的就不同了。我們在親屬體系裏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卻不是你的父母。再進一步説，天下沒有兩個人所認取的親屬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兩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兒女。因之，以親屬關係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的網絡來説，是個別的。每一個網絡有個‘己’作為中心，各個網絡的中心都不同。”這樣，個人所處以及構成的社會關係都是非常複雜的網絡，每個網絡都只具有相對固定性，其核心特點是以存在為核心的彈性與可變性。中國文明、中國社會就是一張由無數複雜交織的彈性網絡所構成的巨型彈性網絡。

差序格局與城市中國的現實機理

反思歷史與現實，中國文明雖有起伏與波折，但總體延綿不斷，差序格局的生成與變遷似乎貫穿其中。差序格局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文明特質和深層結構，是多樣文明主體在具體人文地理等條件下，經過長期的歷史磨合，所沉澱下來的重要文化心理和行為機制。

差序格局是差異與秩序、“延異”與“延同”的統一。這種統一性體現在它對多元要素的整合與協調中：既注重差異中的秩序與秩序中的差異，也注重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同時兼顧差異的可延續性與秩序的可延續性。差序格局注重秩序性，注重將有差異的多元自我、共同體構成一個有秩序的生命體，注重多樣、多層主體的有序共生；同時，差序格局注重對差異性的保存，而不是消滅差異性，注重差異基礎上的重疊共性，而不是取消差異性而形成的無差別共性。在注重自我與共同體相對穩定的同時，差序格局關注條件和語境的變化，並根據語境的變化對邊界、標準等進行具體調整，而不將自我與共同體機械地設定為固化、只具確定性的存在。

差序格局是一種有彈性的同心圓格局，其核心特點是彈性，其內涵的原則主要有三個：存在主義、長期主義、語境主義。存在主義就是注重自我及共同體的生命存在；長期主義就是注重從長時段考察、權衡自我與共同體的存在策略；語境主義即注重語境、條件等的變化，並根據這些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策略。差序格局所內涵的原則與智慧，可能是中國文明能夠實現持續長存、沒有中斷，並具有超強發展韌性與更新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差序格局主要原生於鄉土社會，但在步入城市社會的今天，差序格局仍是中國的重要文明特質，仍深刻影響、形塑着今日與未來的城市中國。

差序格局作為原則與實踐，並不一定完全統一，也會存在知行之間的脱節；差序格局的具體實現方式、實現形態也會根據內外部條件而變化。對差序格局本身，對差序格局同中國文明起伏波折的關係，對差序格局的優勢與問題、正向效應與負向效應，可以進行多維分析、多維評價。觀察、反思仍在進程中的城市中國，可以發現差序格局的諸多特徵。可以説，差序格局是城市中國的一個重要機理和文明特質。

首先，從空間生態與空間形制看，我國大部分當代城市呈現出一種以中心為節點的彈性同心圓格局，這種格局深刻體現了差序格局的特點。市中心往往是一個城市的核心節點，這裏不僅是中央商務區，也往往是政務核心區，有最高、最密集的建築，最複雜、密集的交通，最多樣、精緻的設施。沿這個中心區向外，建築的高度、密度、精緻度往往會梯次下降。雖然同心圓的形狀可能不規則，但以一個極點為中心，高度、密度、精緻度梯次下降往往是我國諸多城市及其區域的結構性特徵。在多中心、多極點的城市比如上海，其陸家嘴、徐家彙、五角場、真如等副中心，也大多是這種格局，每個副中心基本上是以一箇中心為極點展開，高度、密度、精緻度逐漸下降的同心圓。

在每個時代的技術與資源條件下，社會權力與人的行為等都有其效力半徑。當權力與行為的效力能夠到達其邊界時，城市往往是單一中心的。當權力與行為的效力無法到達其邊界時，更合理的方式就是生成另一個區域中心。之所以大型城市往往有多極點、多中心，正是效力作用範圍、效力半徑在起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同心圓結構可能是世界城市的一個共同特點。

但與其他城市不同，當代中國城市形制的同心圓結構具有自身的特點。例如，伯吉斯所認為的同心圓往往是市場自發生成的結構，而我國城市的彈性同心圓結構則大多是政府自覺設計與市場自發生成相結合的產物。我國城市的同心圓結構不是一種嚴格的功能分區，而是城市資源的分佈生態與配置生態，以及一種多重功能疊加的社會行為結構，治理、貿易、消費、社交、娛樂、休閒等各種行為彈性交織，甚至難分彼此。我國當代城市的同心圓結構，其表層是空間結構、空間展開方式，其深層則是文明結構、社會權力、社會生活的展開與實現方式。

其次，從秩序生態與秩序結構看，當代中國的城市秩序既不是典型的法理社會秩序，也不是典型的禮俗社會秩序，而是禮俗與法理彈性交織的社會秩序，體現了深刻的差序格局特點。城市是多樣異質文明要素的空間化聚集，也就是大量而多樣的人口、知識、技術、資源等文明要素聚集在相對有限的空間中。城市化的推進以秩序為基礎，沒有秩序就不會有安全、豐裕、意義。對於文明與城市而言，秩序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價值。一般而言，城市秩序的生成路徑有兩種。一是通過市場、社會主體間的互動，自發生成調節人們活動的規則。多元主體通過博弈、碰撞，逐漸形成慣例等非正式行為規範，以實現交易、交換的低成本運行。一是通過政府部門等公共機制制定法律、條例等正式行為規範，解決衝突與糾紛，調節人們的活動，使交易、交往、生活順利進行。

當代中國城市化，既是一個新的市場化、社會化過程，通過市場與社會生成諸多非正式規則與秩序；也是一個新的法治化、制度化過程，通過政府等主體制定、完善各類法律、法規等正式規則。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人們日益呼籲正式規則的生成與完善，越來越多的城市主體開始熟悉並運用正式規則，依靠各類正式機構維護權益、防範侵害。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城市化是一個法治化不斷推進的過程。

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問題與矛盾並不是通過正式的公共領域、公共機構，依靠法律、條例等正式規則來解決，習俗、道德、輿論、禮俗等仍是中國城市秩序的重要實現方式，且相當數量的主體會首先選擇以禮俗的方式溝通、交往、解決糾紛。中國城市社會處於法理秩序與禮俗秩序之間。也就是説，對於現實中的城市社會、社會主體而言，雖然法治化在推進，但道德、習慣、人情、禮俗仍是重要的社會秩序基礎。當禮俗與法律有衝突時，諸多主體往往會首先選擇訴諸禮俗而不是法律。這時常導致法律的權威性受到影響，但這畢竟是我國城市秩序的重要現實。

這可能也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在布洛克看來：“起支配作用的不止是法律：我們在日常行為中始終服從道德、職業和人際規範，它們通常像明確的法典一樣具有強制性。另外，法律的界限始終在搖擺；另一方面，不管社會認可的義務是否進入法律條文，這種義務顯然沒有發生性質上的改變。”也正如《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的作者埃裏克森所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實體規範常常取代了實體法。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早就瞭解到，在許多語境下，人們主要指望規範——而不是法律——來確定實體性權利”。

再次，從互動生態與社會關係看，我國當代城市社會既不是典型的陌生人社會，也不是典型的熟人社會，而是一種相互聚集、守望相助的“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悉人”社會，其具有深刻的差序格局特點。由於地理、人文等原因，中國人自古就愛羣居、聚集。同一或不同姓氏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共同生產生活、守望相助，營建起村落、城鎮。在村落或較小的城鎮，人們往往相互熟悉，是一種熟人社會。但這種熟人社會具有差序格局的特點，由親緣、職業、文化、消費、娛樂等諸多具有彈性的同心圓構成。一方面，人們同時歸屬或依附於若干個同心圓，進行生產、生活、社交等活動；另一方面，每個同心圓的大小、邊界都是有彈性的，核心圈的人們關係緊密，外圍圈的人們關係相對鬆散。這與人們的需要有關，也與人們的體力、智能的限度有關。在現實性上，任何個體的反應、應對能力都是有限的，面對迎面走來的人羣，即使同每人打招呼也難以實現。內圈緊密、外圈鬆散是一種基於生理及科學基礎的必然現象，符合人性規律及集體行動邏輯。

由此可見，即使是當代中國城市乃至大都市，其互動生態仍不是典型的陌生人社會，而是一種由不同圈子構成的差序格局互動生態。城市中國仍是一種具有一定標準與邊界彈性的圈子社會、圈層社會。比如，人們往往將親情關係與職業關係互通，將職場中關係較為和諧、密切的同事，或希望與其有和諧、密切關係的同事以兄弟、姐妹等長幼關係相稱呼。在分析的意義上，這種稱謂背後的邏輯是，將經濟關係與親緣關係相貫通，以實現職業關係的和諧、長存、高效、低交易成本。這種彈性圈子及不同圈子相交織的差序格局，是當代城市中國的重要特點。

以當代中國城市的居住樣態為例，我國城市的各單位、小區，往往是有圍牆的。每個圍牆內就是一個小村落，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普通城市還是大都市，都是由諸多這類“小村落”構成。也就是説，上海、北京也都是由若干“現代小村落”組成的“上海村”“北京村”。村落單元內的人們可能並不相互認識，但又彼此面熟，在需要時會相互幫扶。再以當今中國的大學為例，通常認為，大學是體現現代性關係的場域，應該更具有現代契約的特點。但現實是，我國大學中的諸多機構、學院往往由學科帶頭人及其諸多弟子組成，他們之間既是學術傳承關係，又類似準父子關係。其在表層上呈現出現代性關係，而實際上卻是差序格局，這是我國某些單位、機構的現實情況。

綜合而論，城市中國的深層結構，仍是差序格局式的。或者説，差序格局作為一種文明結構、文化心理、行為心理，對我國城市社會的生成與運行，具有深刻而複雜的影響。忽視城市中國的差序格局特質，對城市中國的把握可能會有問題。對於城市中國研究而言，尤其需要具體分析差序格局與城市社會的關係，具體分析差序格局的傳統優勢與可能缺點，以推進城市中國的更合理建構和文明更新。

差序格局與城市中國的文明更新

從世界文明、文明比較、文明批評的角度看，差序格局對城市中國具有辯證作用。差序格局是中國社會、中國文明的重要底層行為與心理邏輯之一，已經深深嵌入中國人的行為與心理之中。差序格局較為有效地辯證處理了個體與整體、傳承與更新、短期與長期、邊界與語境等問題，其藴含的長期主義、存在主義、語境主義以及彈性原則和生存智慧，使我國共同體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在秩序與發展、穩定與更新之間保持平衡。不斷更新的差序格局可能是中國文明數千年沒有中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應該看到，如今世界文明、中國文明已都進入新階段，差序格局如果不能進行新的調適、與時俱進，有可能產生負面效應，生成阻礙我國城市社會與整體文明進步的因素。

從秩序與穩定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導致某些公共領域的惡人化。彈性的差序格局在具體運行中，有可能使原則、底線走向無原則、無底線，使公共領域成為實際上的私人領域，使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惡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塗層工具、塗層口號，從而成為實際上的惡人領域。如何完善公共領域的實現方式，防止公共領域的惡人化、塗層化，是我國城市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效率與財富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成為阻礙效率提升和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差序格局主要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生成，在現代高新技術、智能化、市場化、城市化語境下，差序格局需要與新的歷史語境、時代條件相適應，不斷尋找、營建與市場化、智能化、城市化相契合的新的實現方式。若不能及時更新，差序格局可能會阻礙我國市場化、城市化進程，影響高新技術發展速度，成為制約社會財富增長和城市可持續繁榮的因素。

從公平與正義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生成妨害城市公平、正義的因素。差序格局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儘管理論上自我是與整體相貫通的，但在現實運行中，如果機制與流程不完善，自我有可能演變為純粹的個體中心，整體則成為個體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塗層式、偽善的藉口。不斷探索、完善社會運行的合理機制、合理流程，是差序格局成為城市社會正向力量的重要條件。在布洛克看來，文明範疇之所以興起，是因為人們需要一個更具總體性、一般性的範疇，以反映並應對歷史與現實變遷中多樣因素的複雜交織與互動關係。“我們已經認識到，在任何一個社會，一切都是相互聯繫、相互貫通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經濟、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還有各種微妙的心態因素。”“‘如何稱呼’這一綜合體呢？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個術語（或曰一個概念），而呂西安·費弗爾已闡述了它的歷史，這就是文明。”面向未來，以中國文明優質基因為基礎，發展、優化城市中國的文明特質，尤其需要以經過反思的文明觀為視域，處理好差序格局的傳承與更新問題；尤其需要結合時代重大問題、關鍵領域，具體傳承差序格局的優質基因，調適差序格局的可能問題，推進差序格局的時代更新。具體而言，需要重點關注市場與政府、科技與人文、規則與流程的文明彈性關係。

首先，市場與政府的彈性關係。人們往往認為，城市社會也就是市場社會，即市場機制日益完善的社會。大量的異質性人口、技術、資源、知識等聚集在相對有限的空間內，會自發地生成一種以價值、價格、信息為重要軸心的秩序，即市場機制。但反思現實，對城市運行而言，市場機制雖是基礎機制，但不是全能機制。《城市的隱秩序》的作者貝爾託雖然更為注重市場機制，但也認為：“市場機制在增加城市土地供應、轉變土地利用方式、設定土地消耗量、建築面積和建築高度方面是有效的。市場通過土地價格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化來塑造城市。因此，市場只有在定期進行土地和建築交易時才有效。然而，被經濟學家稱之為公共物品的街道和公共開放空間所佔用的土地從來不受制於市場交易。因此，自上而下的設計是將土地配置給街道和公共開放空間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説，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是城市社會得以順利運行的兩大基礎。

但問題在於，由於不同國家、地區以及技術、文化等條件存在差異，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並不存在固定的公式化模式，而是呈現出多樣化特徵。在當代中國城市社會推進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基本經歷了三個階段：其初期（1978年至2000年左右）特徵是政府因為各種原因釋放市場力量；中期（2000年左右至2020年左右）特徵是市場力量逐漸成長，政府保持關注與調適；後期（2020年以來）特徵是市場與政府不斷尋找新的平衡點。反思這個進程，可以説，市場機制的規範化與政府機制的靈活化相結合，適合中國特點與國情的、市場與政府的新型彈性關係正在形成。我們認為，對中國城市社會而言，政府與市場都是重要的經濟主體、治理主體，都各自承擔着重要的維持財富與秩序、效率與公平等職能，其關係不是西方語境下的二元或多元對立關係，而是一種新型的彈性和諧關係。不斷探索、完善政府與市場之和諧生態、差序生態的具體實現方式，對於中國城市社會的良性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其次，科技與人文的彈性關係。在任何時代，城市往往是新科技、新人文的彙集地。也正是以新科技、新人文為基礎，城市的體量、質量等不斷提升，成為人們創造、共享幸福生活的核心場域。科技能力與人文能力的平衡，是城市提升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由於所面對與急需解決的難題與重大問題不同，人們往往或側重科技，或側重人文。在具體的階段，這種選擇有其合理性。但從長期主義的角度看，科技與人文的失衡往往會造成諸多城市問題，或是妨礙城市效率的提升，或是妨礙城市正義的實現。如何根據條件與語境，實現科技城市與人文城市的有機協同、彈性協調，是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建構中面臨的基礎性問題之一。

反思中國城市史可以發現，科技城市與人文城市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唐宋元明時期，我國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比較優勢，當時的中國城市化水平與質量處於領先地位，具有那個時代的諸多先進科技成就與先進人文成就，是那個時代的科技城市與人文城市的統一體，是世界諸多區域人們嚮往的繁華豐裕之地。西方工業革命後，以新科技、新人文為基礎，西方文明逐漸佔據強勢地位，其城市成為現代科技城市與現代人文城市的結合體。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勢崛起，我國大力發展新科技、新人文，實現了城市化水平與質量的歷史性跨越。當今世界，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學、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深入推進，新人文雖在崛起但仍需時日，科技城市與人文城市的推進與平衡，面臨着新問題和新挑戰。沒有新的科技，城市無以發展；沒有新的人文，城市將失去根基。在新語境下實現科技城市與人文城市的新的彈性平衡，將深刻決定城市中國的未來。

再次，規則與流程的彈性關係。城市是複雜性存在，現代城市是超複雜系統、超複雜有機體。大量異質文明要素聚集在一起，必然要求城市制度、城市規則的生成、明晰、完善與正義化。而規則的合理運行需要程序正義，尤其是流程的完備。流程是程序的具體化，沒有具有彈性的流程，所謂的程序正義、規則正義將流於形式，甚至成為塗層的正義、空轉的程序。規則是流程的基礎，相對於流程而言，規則更具有原則性、確定性，沒有規則基礎的流程將失去目標與方向；反之，流程是規則的實現，沒有流程的完善、優化，所謂的城市規則、城市制度將失去效力。城市始終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城市制度與規則流程的調整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一方面，城市的運行需要相對確定的規則、程序、流程；另一方面，過於固化、缺乏彈性的規則、程序與流程，又會妨礙城市的合理運行。流程優化，是防止程序空轉、規則空置的重要基礎。

對當代城市中國而言，一方面需要樹立更自覺的規則意識，自覺以制度、規則規範城市整體及各領域、各環節的運行秩序。城市制度、城市規則不斷完備，是城市中國良性可持續運行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需要樹立更自覺的流程意識，自覺優化城市各領域、各環節的具體工作流程，使城市制度、城市規則真正獲得合理的實現方式、落地方式。既要防止有規則無流程，也要防止有流程無規則。流程的規則化，是將工作及行為過程文字化、制度化、標準化；規則的流程化，則是將規則細化為具體工作及行為的各個環節與步驟。經過四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們的城市化已經進入規則化、制度化的階段，城市社會的諸多制度開始形成並逐漸體系化。未來，我國城市社會建構將進入流程分解與流程細化的階段，日益注重將已形成的城市規則細化為人們的行為流程，在流程中落地規則、檢驗規則、完善規則。規則流程化與流程規則化的統一，將使城市中國進入新階段，不斷生成新的文明成就。

總之，差序格局具有重要的世界文明史、文明批評史意義。差序格局既是鄉土中國的重要特質，也是城市中國的重要特質。注重差序格局中的優質基因，克服差序格局中的可能問題，根據時代新要求、新語境，探索差序格局的新的實現方式，對城市中國建構、文明更新意義重大。對差序格局與城市中國、中國文明、世界文明的關係，應該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