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險峯、王宛潁 | 人文城市建構的文學範式及其反思_風聞

塗險峯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宛潁｜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塗險峯教授

作為“文本”的城市

當我們考察人與城市交往方式時，可在兩者之間填充各種動詞來予以描述，例如人類可以建造、棲居、治理、遊覽、保衞城市，當然，還可以“解讀”城市。今天，“解讀城市”已成為表達人城關係的常見方式。這種關係表達式是如此熟悉，以至我們很少追問，城市何以能夠被“解讀”？

城市被視為解讀對象，是文學模式在城市領域的徵用。兩個領域之間的密切關係自不待言，既有“文學中的城市”，也有“城市中的文學”，而現有的跨學科研究多側重於前者。儘管學界對“城市文學”和“文學中的城市”做過仔細區分， 但研討的大都是“文學中的城市”或文學的城市書寫，對“城市中的文學”卻較少涉及。此處“城市中的文學”，並非指在一座城市中創作、發行、閲讀的文學，而是指城市的各種敍事如何參與到人們對城市的理解、認知和感受中，以至於成為“城市本身”的一部分。例如，我們通常將文學中的上海和現實上海區別對待，並將前者歸入“上海想象”。然而，什麼是現實上海，它由什麼構成？維特根斯坦嘗言：“有些東西別人不問時我們明白，一旦要我們描述它時我們又不知道了。這正是我們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東西。”同理，當我們需要描繪“上海本身”時，馬上意識到：並沒有純粹真實而不包含着觀念、想象、敍事、記憶的“現實上海”。究其實，作為考察對象的城市，是所有關於這座城市的物質存在、社會生活及其敍事、想象、歷史積澱、話語建構的總和。這一點，在人文城市建設中尤其重要。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綜合載體，除了集中體現物質生產的規模與水平，還具有包含各種文化符號的融匯能力。城市學家芒福德認為，“城市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權能為文化，化朽物為活生生藝術形象，化有機的生命繁衍為社會創新”。人文城市是以人為本、注重人的生活、文化和價值的綜合性存在。在人文城市話語中，“文學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學”如硬幣兩面，構成城市的“共同文本”，它們不僅包含着對城市的文學敍事，也意味着將城市本身當作文本來解讀。

文本解讀不僅是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常見路徑，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普遍策略。例如，20世紀美國法學界倡導的文學教育運動，主張在法律人才培養中貫穿文學教育，理由有二：一是培養共情能力，二是提升司法文本的解讀和表達技能。又如，敍事醫學強調將敍事模式貫穿診療過程，認為病情描述、醫療問診、病案記錄等，都屬敍事交流範疇。兩例的共同之處顯而易見，即文學模式之所以受法學和醫學重視，除倫理意義外，還在於對文本的解讀、書寫和交流是法學和醫學的基本職業活動。人類學領域也不例外，格爾茨等正是用文本闡釋模式來建構其基本方法論的。⑥格爾茨強調了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主張用文本解讀方式研究社會。前述敍事醫學、法學中的文學教育，以及歷史、宗教和經過“語言學轉向”的哲學等，無不體現了文本模式的普遍存在。

與格爾茨的文化闡釋相似，當城市被看作解讀對象時，也具有了“文本”性質。對城市進行解讀，強調城市的符號性、可闡釋性和深度模式。它不僅關注文學對城市的書寫，也不僅意味着將文本作為一個隱喻挪用到城市，還在於強調，城市本身是兼含各種想象、敍事和符號系統的複雜綜合體。尤其是今天，當人文城市建設作為一個重要命題被提出時，文學模式不僅必然得到強化，而且成為實實在在理解“城市本身”的方式。在後現代主義語境中，我們將這種考察稱為城市的“文化研究”。但是，城市解讀並不等於研究，而且，城市作為可闡釋的符號體系，作為社會文化的綜合體，亦非僅屬後現代現象，或數字媒體時代的產物。古代遺址的歷史積澱，時代滄桑的文脈承續，煙火飲食的文化底藴，以及深入人心的城市觀念和形象等，都是城市具有符號意義的存在維度，有待我們的深層解讀。

“文明互鑑與城市中國”會議現場

城市的深層解讀

城市作為一個具有深度解讀模式的功能符號系統，解讀類型多種多樣，可從以下幾類入手。

（一）空間解讀

在人文城市表述中，城市空間並非笛卡爾式的幾何座標系，對其進行解讀還需伴隨對城市空間的功能、意義以及人類活動、關係的符號化闡釋。城市空間並非“無人之境”“無我之境”，而是以人類活動為核心，凝聚着人的需求、願望和情感，是充滿功能意義的結構性存在。正是這些活動、功能和意義造就了城市空間的可解讀性。梅洛－龐蒂指出：“空間不是物體得以排列的（實在或邏輯）環境，而是物體的位置得以成為可能的方式。”空間依人的意向和感知進行建構和呈現，這幾乎是所有文學敍事中空間最自然的呈現方式。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通過虛構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談話，詩化地表述過這一觀點。忽必烈自以為波羅講述的城市無甚差別，只是改變了元素組合方式，他設想以棋局為本構造各種理想城市藍圖。波羅則指出：“城市就像夢境，是希望與畏懼建成的，儘管她的故事線索是隱含的，組合規律是荒謬的，透視感是騙人的，並且每件事物中都隱藏着另外一件。” 他“所見到的和做過的每件事，都是在頭腦的空間裏具有意義的”。

卡爾維諾著：《看不見的城市》

當然，空間也不只是在情感和頭腦中具有意義，還存在具身化的感知。客觀物體的“透視性”依身體知覺而生，並獲得意義。人以身體介入世界，以具身形式棲息行走於城市。城市空間區分都有人的身體參與其中，如“內外”“上下”“高低”等概念並非客觀屬性，而是我們所描述的方位暫時“與我們身體本身的那些穩定的結構——右與左、高與低——相吻合”。街道、商場、電影院、廣場承載着無限豐富的日常活動，其建築形態與局部設計必然與人的身體及行為有關。這些都體現於城市空間展開的細節之中，如廣場綠化區與集會區的劃分，商場購物區與休息區的分佈，電影院的音效、座位設計，母嬰室的配套等，都是人的具身化需求的體現。因此，城市空間解讀的意義也是向着人的存在維度展開的。

空間景觀體驗也關涉解讀者的位置、角度、視野及運動狀態。人以不同角度、方向、路徑在城市空間穿行，景觀呈現也彼此各異。文學作品擅長捕捉這種具身性空間體驗與人的視野和活動之間的關係：《巴黎聖母院》中，敲鐘人伽西莫多站在鐘塔頂上，俯瞰着少女愛斯梅拉達被處刑之地全景； “乞丐王國”則通過詩人甘果瓦的逃竄路線得以呈現。文學的城市空間書寫，不僅是人類城市體驗的反映，也時常參與我們對城市空間的深度解讀。近年來上海倡導的城市行走活動，正是以文化的眼光、移動的步履、變換的視角、探尋的期待，在外灘、南京路、外白渡橋等空間行走，對充滿敍事積澱和文化內涵的各種建築、街道及其內部細節進行深層品讀。

（二）時間解讀

海德格爾認為，此在（dasein）最基本的結構是時間性，“此在的建構和它去存在的方式在存在論上只有根據時間性才是可能的”。城市並非僅僅作為此在的周遭世界而呈現，它與人在其中的活動相交融，城市空間必然也是以時間性的方式展開。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對這種時空一體模式進行了寓言式描述。構成扎伊拉城的是“她的空間量度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燈柱高度取決於被處絞刑的篡位者雙腳與地面的距離，柵欄高度取決於黎明時幽會的漢子能爬過的位置，“對今日扎伊拉的描述，還應該包含扎伊拉的整個過去”，而城市的過去“被寫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線和旗杆上”。

如同人皆有記憶，時間維度體現在城市的每一處古蹟遺址、每一種日常習慣中，承載着歷史的滄桑變遷。這些遺址和習俗並不只屬於往昔，更屬於當下。只有對當代人而言，它們才成為遺址和習俗。它們同各種故事傳説、詩文歌賦、歷史記憶、個人經歷等一道，活在當代城市之中，成為城市的文化肌理。時間既有長度也有重量。在人們心目中，有些城市過去的分量太重，例如雅典、羅馬這些古城，往昔過於輝煌，使人們的解讀總不免指向過去。即使是芒福德這樣的城市學家，也樂於用古代雅典和羅馬的模式來解讀各種現代城市類型。 南京作為“六朝古都”，西安作為長安古城，或多或少也給人留下類似印象。再如廣島等城市，歷史災難成為揮之不去的標誌，以至湮沒了當下的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城市的現在真的不存在，而是造就了某種特殊的今昔關聯。從根本上講，所有的過往都帶着歷史重量融入當前，有待我們的深層解讀。

南京

當然，時間維度也會指向未來，而這也是當下城市存在並持續變遷的方式。我們對於城市時間維度的解讀，包含着文化積澱的厚重內容、城市命運的滄桑變幻和未來走向的潛在趨勢。進入數字時代之後，大數據與互聯網雖進一步抹平了時間的線性體驗，體現出時空重組的奇異“共時性”，但連接今昔的變遷感和指向未來的趨勢，也同樣通過數字化系統的建構，成為解讀城市時間維度的一部分。

（三）知覺解讀

城市是包羅萬象的綜合體，對其解讀不僅依賴理性認知，也離不開感官知覺。作家對此尤為敏感，時常訴諸筆墨。如在《包法利夫人》中，愛瑪與賴昂約會時所感知的城市，視覺上有工廠煙囱冒出的大團濃煙，聽覺上有清越的鐘聲與冶鑄廠的機器轟鳴，觸覺上有勁風吹過，這種激越的景象與城市甦醒時的歡騰融為一體，與愛瑪膨脹的愛情相得益彰。又如達洛維夫人在一個尋常早晨“遇見”城市，其感知更為細膩：花店裏每一朵鮮花的顏色層次，帶有泥土氣息的花園馨香，汽車輪胎爆炸的聲響，發動機的轟鳴，以及堵車後如細微餘波般湧動的人流。城市作為人羣、社會和文化高度聚集之地，知覺現象極為豐富，且總是與城市的整體文化印象緊密關聯，成為解讀人文城市的基本符碼。

城市的視覺景觀（landscape）、聽覺景觀（soundscape）、嗅覺景觀（olfactory landscape），都是我們的解讀對象。味覺和觸覺雖不具有直接的空間展開性，但其在城市中的分佈，同樣傳遞着豐富的文化信息。就聽覺而言，衚衕叫賣、機械轟響、街頭演奏、喇叭噪鳴，均可成為富有文化意義的城市聽覺景觀。而城市花草的奇香異馥，鬧市街巷的煙火氣息，或汽車尾氣的刺鼻異味，亦可構成城市的嗅覺景觀。味覺方面，《舌尖上的中國》節目便是以食物為主線進行味覺解讀的經典案例。我們對城市的印象，也常以美食為符號標誌，如以火鍋和小面聞名的重慶、以早茶著稱的廣州、以燒烤出圈的淄博等。

城市的知覺解讀，還涉及觸覺、温度等其他感知維度。城市人羣的密度、摩肩接踵的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開闊感或壓迫感，均可成為解讀城市的觸覺維度。此外還有温度、濕度、舒適度、清潔度、通風度等體感指標。人們曾用“三大火爐”來形容長江流域部分城市的炎夏程度。我們行走在山城的勞累度等身體感覺，也可作為解讀甚至界定某些城市特質的細膩標尺。

（四）社會解讀

城市是社會性的存在，人的社會階層、勞動分工、生活方式、生存狀態等，都會在城市不同維度中得到呈現，按照一定的結構分佈，併發生交互關係。對城市社會的深度解讀，意味着持續關注其社會結構及人羣分佈狀態。當然，這種解讀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而是以城市為“文本”個案，對特定歷史條件下具體城市及其細節進行意義闡釋。

在城市的社會解讀中，社會理論提供的視野與具象觀察和體驗通過特定方式融合。例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現象的本質是生產資料佔有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因此呈現出“物役性”；德波在《景觀社會》中解釋了這種“物役性”如何被景觀化；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進一步將人對物品的使用和佔有關係轉變為消費對人的控制。而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則為這些理論模式提供了具象的城市解讀範本。小説開篇就對人物生活環境進行“景觀化”處理和階層編碼，伏蓋公寓裏的房客根據消費水準被歸入不同階層，而不再考慮出身、品德和教養。正如鮑德里亞所言：“消費物品區別劃分了身份地位的層理：假如它不孤立，它就進行區分鑑別，它將消費者們集體地指派給一種編碼……”小説中，暴發户高老頭由於消費水準一降再降而搬進廉價房間，淪為眾人嘲辱的對象；在逃苦役犯伏脱冷則由於能租住較好的房間而成為佼佼者。消費活動不露聲色地分化着這些房客，其地位、分工和生活狀態由此得以直接而全面地呈現。

城市中的社會羣落和階層並非靜態分佈，而是充滿變化，且常與空間變遷密不可分，成為城市社會解讀的重要視角。根據福柯的研究，1656年法國國王頒佈在巴黎建立總醫院的敕令，標誌着古典時代大禁閉的開始。而早在1532年，巴黎最高法院就強迫乞丐們在城市下水道幹活。城市的封閉空間和地下空間與精神病人、流浪漢和乞丐羣體產生深刻關聯，標誌着他們被放逐、懲罰與壓迫的處境。這些建築意義上的空間被賦予了更強的社會政治屬性，成為城市底層和邊緣人羣的專屬領地。雨果描寫冉阿讓在巴黎下水道中屢次脱險，為讀者展示了這個隱秘的城市空間；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卑微而分裂的主人公將靈魂“禁錮”於地下室，“慢慢地折磨自己，以致這痛苦終於變成一種可恥而又可詛咒的甜蜜……”

當今城市的社會歷史條件與以往大不相同，每座城市也情形各異，但都存在社會階層和羣落分佈，並與城市結構形態緊密相關。這些社會階層和羣落的生存狀態和具體表現，形成特定的城市社會景觀。例如當代中國的城中村、學區房和空巢屋等所關涉的社會階層和羣落，或地攤經濟、快遞經濟背後的從業者分佈及生存狀態，或無人駕駛、智慧城市所影響的都市社羣生活的新趨向，以及這些現象在城市中的呈現形態和活躍度等，均可成為城市社會解讀的對象。

（五）文化解讀

對城市的文化解讀，類似於現象學的“本質直觀”，既需要把握抽象、本質層面，又不離具象和直覺。價值觀、風俗傳統、羣體性格、文化精神等城市文化要素，隱藏在城市生活的細節之中，有待細緻入微的品讀。如易中天的《讀城記》是對北京、上海、廈門、武漢等城市文化的直接品讀，張欽楠的《閲讀城市》則從建築視角解讀巴塞羅那、墨西哥城、芝加哥、中國香港等國際城市的歷史和文化，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結合文學、電影等解讀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趙園的《北京：城與人》通過京味文學解析北京的文化品格。文學創作本身也是城市文化解讀的重要途徑。如王安憶的《天香》在講述刺繡工藝時，對晚明時期的上海文化品格進行了梳理與分析； 賈平凹從早年的《廢都》到近年的《暫坐》，持續深入地展現了西安的文化特質。

對於上述城市解讀類型，需做幾點説明。其一，它們並非涇渭分明，而是交叉重疊。例如空間與時間、社會階層、知覺和文化深度等都密切相關，所涉問題都有一定重合。其二，它們並非渾然一體、和諧統一，而是構成充滿矛盾衝突的複雜世界。對城市的多維深度解讀，並不意味着人們在城市理解方面會天然達成共識。其三，它們並非靜止不變，而是動態變化的。對其分析，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和地域文化背景，展現其變化走向和趨勢。

城市表達

當城市作為文本被解讀時，誰是城市文本的作者？城市如何表達？關於城市的表達問題，或可提出兩個看似矛盾的命題。一方面，存在即表達。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商業、媒體、交通、旅遊等，時刻散發着城市信息；街區、道路、建築和歷史遺址，凝聚着文化底藴和敍事內涵。當我們解讀城市時，便默認城市“文本”已然存在。這樣看待城市“文本”，類似於文學理論中“作品一誕生，作者便死亡”的觀點，即文本的解讀完全交由讀者，見仁見智。德波在《景觀社會》中對“景觀”的界定便與表達密不可分：“在具有獨立表現的任何地方，景觀就在那裏重新形成。”作為構造景觀的符號化、可闡釋的綜合體，城市本身就是它的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它每一部分、每一時刻都在表達和再表達。在更微妙的層面，城市的精神氣質、氛圍和狀態趨勢，也表達着豐富的文化含義。在帕慕克眼中，伊斯坦布爾整個城市浸染了沒落底色，成為保存無用之物的博物館，所有物品都訴説着奧斯曼帝國的昔日輝煌。

但另一方面，存在非表達。若城市的存在即為表達，其發生的一切都是表達，那麼我們討論城市的表達便失去意義。至少可以認為，我們通常並非在“存在即表達”這個意義上談論它。城市表達一定另有含義。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城市這種既表達又非表達的屬性，又該如何處理城市表達的問題？根據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一個字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當我們討論“城市表達”時，需要明確的是，基於什麼樣的用法或語境在表達。當人文城市建設成為城市表達的基本用途時，城市表達便具有了相對明確的意義。在這一語境中，城市的規劃者、治理者、研究者、書寫者通常成為“城市內涵”的表達主體，使得城市表達不斷趨於某種宏大敍事式的總體表達。通常情形是，人文城市建設越是努力，表達的總括性越強。

城市總體表達遵循如下邏輯：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隱藏在為人所忽視的角落裏，建築風格、街道樣貌、歷史遺蹟、日常生活等，都是城市的文化符號；而將這些散落的文化符號集結起來，進行綜合性表達，城市形象才得以最終塑造。這是對一座城市形象的反身觀照，是濃縮性的“再書寫”或話語建構。若仍以文學模式作比，這種表達與其説像原創文學，不如説更像文學批評，是表達主體對城市的反思性再解讀。它往往以深度解讀為基礎，以總體表達為旨歸。

城市總體表達的方式不止一種，有時體現於城市傳記，有時體現於旅遊簡介，但都不斷趨向城市的“宏大敍事”。其極簡形式是城市“品牌”打造和城市精神提煉。而且，越是精心打造、全力推出，越具有總括性、簡約性，甚至抽象性和單一性。中國當代人文城市建設的倡導者，高度重視城市品牌形象打造，常將城市表達視為重中之重。它既貫穿於文旅產業，也體現於理論表述。各地文旅策劃本質上是城市的規劃者、治理者對城市形象進行表達的方式。在操作層面，表達方式各具特色。如蘇州着力打造“江南文化”的城市名片；重慶推出“世界山水都市”“壯美長江三峽”等文旅名片；洛陽以牡丹產業為龍頭，聚集漢服體驗、文物修復等文化資源。這些具體表達個性迥異，但在打造城市品牌的表達中，總存在某種以其最突出特質作為城市總體表達的傾向。

在理論闡發中，學者更是凸顯城市文化品牌和對外形象塑造的重要地位。有學者將“文化品牌效應”視作“人文城市理念的中國化要義”。問題在於，將一座鮮活城市的特徵固化為品牌，在凸顯特色的同時，是否也隱含着抽象化、標籤化的傾向？人文城市表達的總括性、抽象性與城市人文內涵的多維性、豐富性之間的矛盾，存在於人文城市建設的諸多表述中。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一矛盾與城市的某種基本屬性相關。可從“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入手加以説明。相較於安德森描繪的民族想象共同體，城市或許更像現實物質存在，但作為共同體的城市仍是想象性的建構物。現代城市與村社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城市人習慣穿行於茫茫陌生人海。我們對於城市中多數成員、大部分結構、運行機制和每日狀態，對於城市的過往歷史和千萬成員的人生悲歡，瞭解程度如滄海一粟，憑什麼認為自己對棲居的城市有所確知？沒有任何一個主體可以共時性地總體把握城市的全貌，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想象和話語構建而成的存在。

安德森強調想象的建構性而非虛構性。想象作為某種心理現實，參與到民族認同和建構之中。想象的共同體並非遙不可及，它通常正是我們棲身其間的世界，基於真切的日常體驗和認知而存在。但是，由於個體直接經驗的有限性，想象填補了其中大量的空白，這是其結構性的存在方式。城市作為集體想象物，不僅參與當下存在，還具有指向未來的實踐引領性。城市想象可被賦予目的論意義，作為“理想之城”而影響現實。它還可調用和重塑過去記憶，推動當下的變革，指向未來的無限可能。

總體而言，關於城市表達問題，有幾對充滿矛盾張力的關係，需辯證對待。

其一，總體表達與多維內涵。城市特色、精神的提煉，代表着主導性的總體傾向，無法強求其面面俱到。或者説，城市表達為了突出總體特色，往往容易忽視大量不明顯甚至相悖的特徵，從而遮蔽了豐富多元的其他特色。因此，需要兼顧總體表達的代表性和城市內涵的多維性。

其二，主動表達與被動表達。兩者的區分是相對的。與主動表達的從容與精心構造不同，被動表達常受輿論裹挾，尤其在突發事件中，其往往不受城市自身意志控制。短期內城市表達的起伏變化，體現了城市主動表達與被動表達之間的互動機制和辯證關係。

其三，對內表達與對外表達。兩者通常遵循不同的話語邏輯：對內表達往往於肯定中融入自省自查，對外表達則以美化與推廣為主。兩套話語並不總能明確區分。需要避免過於倚重城市品牌打造和對外形象塑造，而應堅持以人為本，着力於自身條件改善及城市內涵建設，並通過對內表達推動自身建設，從而更加強勁而實在地支撐對外表達。

其四，認知性表達與建構性表達。表達兼具認知和建構功能，二者相輔相成，均可助力城市形象提升與批判改造。認知性表達需要客觀、診斷式的把脈，包含對城市的批判和反思。建構性表達體現於城市精神的引領、倡導、示範、凝聚、認同等方面。正如文學兼具現實揭示功能和建構引領功能，二者並行不悖，都有利於城市的發展與完善。

城市互鑑

城市文化特色需在比照中凸顯，因而人文城市建設存在互鑑需求。較之傳統的城市交流，城市互鑑處於人文城市建設和文明互鑑兩大背景交匯之下，意義更加深遠。城市互鑑與文明互鑑密切相關且各具特徵。城市互鑑既可在國家民族之間展開，也可在本國本區域之內展開。這些自由度帶來了更加豐富多元的可能性，但並不必然轉化為現實，這還取決於城市互鑑的格局、境界、方式和態度。

在人文城市建設的背景下，當今中國的城市互鑑以多種形式、在不同主題下開展。它們融合了區域文明互鑑和城市文化交流，以及發掘本土文化底藴、展現城市人文風貌的意識。例如，成都市博物館以“在中華文明發展的大背景下講述區域文明的對話交流”為策展思路；還有跨國專題研究型互鑑，例如對中俄城市的生態文明進行比較，或“一帶一路”主題下“絲路百城傳”大型叢書項目等。

解析互鑑，需要對其特質有所認知。“鑑”本指以鏡映照，引申為察看、鑑別、認知。“鑑”的隱喻強化了客觀性，但作為跨界認知，其難以脱離主觀想象。比較文學形象學對此的揭示最為直截了當。形象學研究文學中對異國的“社會集體想象”，其基本邏輯是：我們的跨界想象，與其説反映被想象者的客觀屬性，不如説反映想象者自身的特質。通過對跨界想象進行分析，可以揭示和反思想象者和被想象者對於自我和他者的想象性建構。城市互鑑道理亦然。

基於上述對城市互鑑特質的認知，在城市互鑑中，有幾組關係需要合理應對，辯證看待。

其一，城市的求同與逐異。人文城市建設追求反同質化，而城市互鑑卻並不能完全避免同質化和片面化。一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互鑑可能導致不顧特色、跟風模仿等問題。另一方面，求異本身也可導致喪失個性、偏狹扭曲。過度追新逐異，本質上是以否定和規避的方式被他者的特徵和趨勢所左右。城市互鑑不能片面求同或逐異，而應做到異同兼顧，相得益彰。

其二，城市的自我與他者。人文城市建設講究對於自身文化個性特色的發掘，而自我發現需要參照他者。但他者眼光既有映鑑作用，也有異化功能，既能幫助又能妨礙城市的自我發現。在他者參照下，我們開啓自我尋找和自我建構的過程。然而，若過於在意他者眼中的城市自我，便會偏重對外表達，將人文城市建設侷限於城市形象塑造，而忽略對城市自身內涵的解讀、發現和建設。更何況，我們眼中的所謂他者眼光，也可能只是我們的跨界想象，只是主觀自我的向外投射。

其三，多重映射與主體間性。兩鏡互鑑時，會映現出無窮影像。城市互鑑亦然，固然可通過他者鏡像反觀自身，但得到的可能只是映像的再反映。互鑑的鮮明特質即主體間性。他者作為自我認知的參照，本身可能就是我們的主體投射，因而存在着鏡像之鏡像，想象之想象。鏡鑑只是個簡化隱喻，認知和想象更為複雜，而城市互鑑交織着自我和他者之間交互性和自反性的解讀、表達和想象。複雜性還在於，互鑑還可在多個城市之間展開。當然，如此探討互鑑問題，並非意在陷入無限複雜的鏡像堆疊和模式迭代，而是為反思和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遮蔽提供一個視角。

結語:人文城市建構的文學資源和文學模式

文學對於人文城市建構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意義。文學不僅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城市經驗書寫，而且塑造瞭解讀和表達城市的基本模式。老舍的北京、王安憶的上海、狄更斯的倫敦、雨果的巴黎、喬伊斯的都柏林，以及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虛構的五十五座不同城市等，幾乎窮盡了人們與城市互動的各種模式。

文學模式的使用，意味着將諸多文學特質帶入我們與城市打交道的方式之中，從而對人文城市建構發揮積極功能。首先，它有助於打破虛實真幻的機械劃分，深化、完善我們對人文城市的認知。它促使我們同時關注“文學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學”，彰顯出文學與城市互相含涉、構成共同文本的特質。城市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正是以這種與文本融為一體的方式存在。這是人文城市建構的基本設定，認識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真正理解人文城市。其次，它促使我們把城市當作具有深度和厚度的意義系統，從空間、時間、知覺、社會和文化等角度進行全方位解讀。這是對人文城市內涵的深度開掘。其三，它奠定了以人為本的城市感知、理解和建構模式。基於“文學即人學”的基本預設，形成以人為出發點的城市理解和感知方式，充分體現了人文城市的精神宗旨。其四，它促使我們把城市當作富有個性和生命力的鮮活存在，並關注其演化歷程、命運遭際和敍事內涵，避免了同質化、無生命力的刻板城市認知模式。其五，它使我們擺脱抽象分析的侷限，超越專業壁壘，對城市進行具身性的沉浸體驗和綜合把握。

當然，文學模式並不代表唯一可取的城市模式，也不意味着城市的解讀、闡釋、表達能夠代替城市建設的實踐行動，但這並不妨礙文學模式對於人文城市建構具有積極意義。我們對於城市的解讀、表達和互鑑，並非置身事外的旁觀，而是以特殊方式參與城市建構過程。正如文學的解讀、書寫和研究能塑造我們的經驗結構，進而影響我們對待世界的態度以及與之相關的實踐活動，文學模式對城市的解讀、表達與互鑑，同樣以特殊方式參與並推動着人文城市的建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