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盤爛尾，購房者可解除買賣、貸款合同？最高法公佈最新案例_風聞

財聯社

2025年07月17日 22:18:59 來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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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盤“爛尾”無法交付，購房者簽署的房屋買賣合同、銀行貸款等合同，應當如何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在人民法院案例庫公佈了一則參考案例，“爛尾樓”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例，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根據裁判要旨，商品房出賣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設已停工、短期內無交付可能性，買受人購買商品房以及為購買房屋而貸款的合同目的均無法實現。為一攬子解決爭議，保證裁判的統一性，買受人主張在同一案件中一併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商品房擔保貸款合同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而合同解除後，應當充分考慮貸款購買商品房商業模式下商品房買賣合同和擔保貸款合同之間的密切聯繫、合同主體的締約地位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平衡等因素，由商品房出賣人承擔已收受的購房貸款、購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還責任。

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張琦表示，該參考案例提供的啓示意義在於，當開發商逾期交房且項目停工、短期內無交付，可能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時，購房者有權依法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及擔保貸款合同。

“在該案例中，判決明確，開發商需返還購房者首付款及利息、已還貸款本息，向銀行承擔剩餘貸款返還責任，並支付違約金，且法院通過‘一攬子解決’兩類合同糾紛避免多重訴訟，為同類因開發商違約引發的房屋交易糾紛提供了‘過錯方擔責’‘權利義務平衡’的裁判示範。”張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北京金訴律師事務所主任王玉臣律師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公佈的這一案件雖然是個案，但在相應範圍及條件下，對於此類涉及“爛尾樓”解除合同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其認為，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於，項目已經停工，短期內無法交付，購房人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案件中折射出的普遍性在於，類似無法交付的“爛尾樓”案件中，有不少項目存在相似的情形，如開發商已經延期交房。對於業主而言，在支付首付並如期償還按貸款情況下，房屋能否交付存在不確定性，部分房屋甚至已經明確短期內無法交付，在此類情形下，購房者在實踐層面有必要在法律框架下結合自身情況，來選擇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最佳途徑。

項目“爛尾”致房屋短期無法交付

這一最新公佈的合同糾紛參考案例，要從幾年前説起。

據人民法院案例庫公佈的信息，原告陸某、張某千2021年12月與被告鹽城融某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融某置業公司）簽訂房屋認購合同。

當年12月，雙方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預售版），合同約定商品房總購房款為1183680元，首付款433680元剩餘房款75萬元，由融某置業公司指定陸某、張某千向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鹽城分行（以下簡稱某銀行鹽城分行）貸款，以按揭方式支付房款。合同簽訂後，陸某、張某千向融某置業公司支付首付款433680元。

2022年2月，陸某、張某千、融某置業公司與某銀行鹽城分行簽署《個人購房借款/擔保合同》，約定陸某、張某千作為借款人向某銀行鹽城分行借款75萬元用於支付房款，融某置業公司作為保證人承擔擔保責任。3月份，該筆借款由某銀行鹽城分行轉入融某置業公司賬户。

基本案情信息顯示，陸某、張某千按月償還按揭貸款，截至2024年3月已支付貸款本金及利息190430元，但融某置業公司仍未按合同約定履行交房義務，逾期交房已超過4個月，融某置業公司稱已無法向陸某、張某千交付房屋。

由此，原告陸某、張某千向法院提出解除房屋買賣合同及貸款合同等請求。

被告融某置業公司辯稱：案涉住宅項目停工，在短期內無法向陸某、張某千交付。2023年融某置業公司已主動向陸某、張某千提出解除合同，並退還購房款但陸某、張某千拒絕，故由此產生的貸款利息應當由陸某、張某千自行承擔，同時融某置業公司不應當承擔合同約定的逾期交付違約金。

被告某銀行鹽城分行辯稱：銀行是無過錯方，不應承擔超過合同約定的風險責任，有權要求借款人和合同擔保人償還剩餘貸款本息。

法院經審理查明，房企應於2023年12月30日前向購房者交付該商品房，而陸某、張某千起訴時，案涉商品房建設工程已停工數月，短期內無復工可能性。

2024年6月，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決：

一、原告陸某與被告融某置業公司簽訂的《房屋認購合同》於2024年5月30日解除;原告陸某、張某千與被告融某置業公司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預售版)於2024年5月30日解除;

二、原告陸某與被告某銀行鹽城分行簽訂的《個人購房借款/擔保合同》於2024年5月30日解除;

三、被告融某置業公司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某銀行鹽城分行剩餘貸款本金及利息;

四、被告融某置業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向原告陸某、張某千支付購房首付款433680元及利息；

五、被告融某置業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向原告陸某、張某千支付已還2022年4月20日至2024年3月26日某銀行鹽城分行貸款本金及利息190427.08元;

六、被告融某置業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向原告陸某、張某千支付違約金1836.8元;七、駁回原告陸某、張某千的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後，某銀行鹽城分行不服，提起上訴。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24年10月30日作出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攬子”解除買賣、貸款合同

業內人士指出，依據已公佈的案情信息，這一糾紛案例所涉及的購房款金額約118萬元，涉及金額相較而言並不算特別高。

“該案例之所以引發市場高度關注，原因在於，購房者所購樓盤如果在短期內無法交付，即樓盤‘爛尾’，購房者能否解除其此前與房企及銀行簽署的房屋買賣合同以及貸款相關合同，如何解除，以及解除合同的相關責任如何認定。”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長張波表示。

據案例庫公佈的信息，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三：一是案涉商品房買賣合同應否解除，二是案涉商品房擔保貸款合同應否一併解除，三是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後果應如何確定。

就商品房買賣合同與擔保貸款合同的解除條件，張琦告訴記者，在爛尾樓或逾期交付場景中，兩類合同的解除需滿足法定或約定條件，且具有明確法律依據。

關於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解除，其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

“在本案中，融某置業公司未按合同約定於2023年12月30日前交付房屋，且案涉項目長時間停工、短期內無交付可能，導致購房者‘取得房屋’的核心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法院據此支持瞭解除《房屋認購合同》及《商品房買賣合同》。”張琦如是説。

張波告訴記者，本案件一個值得關注之處是，在解除購房合同之時，也一併解除了貸款相關合同。

“按我們在行業及市場上觀察到的有限信息，這種‘一攬子’解除合同的情況，此前並不多見。對於項目因爛尾，購房者解除相關合同，多數會分步進行，即購房者與開發商解除購房合同，以及購房者與銀行解除貸款合同是分開來的。但在這一案例中，則是‘一攬子’解除。”張波認為，法院方面在本案中做出“一攬子”解除合同，或與案例本身的情況有關。

其表示，按法院方面公佈的信息，案例中所指項目在短期內已無復工可能性，這意味着開發商在逾期交付的情況下，在未來可預期的一定時間內，仍然無法實現交付，無法履行其在合同中向購房者承諾的約定。購房者在發起訴訟時，如約支付了首付款，房企原本應在2023年年底交房，而截至2024年3月，購房者按月償還按揭貸款；應當説，購房者履行了其付款的約定。

就此，上海美谷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合夥人項方亮律師認為，期交付甚至爛尾的項目，其房地產買賣合同與銀行貸款契約通常是可以解除的，責任一般由開發商承擔。

項方亮介紹，按照相關法律依據，樓盤爛尾導致房屋無法按時交付，購房者購買房屋居住的目的無法實現，符合法定解除條件，購房者有權要求解除合同。根據《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規定，因商品房買賣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致使商品房擔保貸款合同的目的無法實現，當事人請求解除商品房擔保貸款合同的，應予支持。

“因此，解除房地產買賣合同後，銀行貸款契約也可隨之解除。”項方亮稱。

關於擔保貸款合同的解除，張琦也表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明確，商品房買賣合同被解除致使擔保貸款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當事人可請求解除擔保貸款合同。由於購房是貸款的直接目的，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後，貸款合同失去存在基礎，法院因此一併支持解除《個人購房擔保合同》。

對於如何確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後果，多位律師告訴記者，合同解除後的責任承擔需遵循“過錯歸責”原則，同時結合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確定責任主體及範圍。

“從責任主體來看，本案中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是開發商融某置業公司未能履行交房義務，其作為過錯方應承擔主要責任。銀行作為貸款方無過錯，不承擔額外風險責任，但需配合合同解除後的貸款返還流程。”張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參考案例具有哪些借鑑意義？

那麼，上述判決只是個案，還是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這一案例中哪些地方具有特殊性，哪些方面在相應範疇內又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對此，項方亮律師認為，這一案件的特殊性為：具體合同約定與履行細節，以及開發商抗辯理由較為特殊，即房企辯稱曾在2023年主動向購房者提出解除合同並退還購房款，但購房者拒絕，所以不應承擔逾期交付違約金和後續貸款利息。開發商這樣的抗辯角度，在其他同類案件中並不一定都會出現。同時，該案例成功入選最高法案例庫。

“這一公示案件所具備的普遍性或啓示價值在於，此類訴訟往往會涉及三方主體法律關係：案件涉及購房者、開發商和銀行三方主體。由於樓盤尾樓將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購房者購買房屋及貸款購房的目的均無法實現，符合《民法典》中因一方違約致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可解除合同的規定，多數爛尾樓案件都可能基於此點，而產生糾紛。”項方亮稱。

張波指出，多數此類糾紛，都需要調節這幾方的關係，而從如何調節的角度來觀察，該案件可能擁有一定的借鑑性。不過，目前而言，還不能確定是否具有風向標層面的意義。

“首先應當觀察，接下來各地是否會出現類似更多的案件，以及這些案例是如何被判定的。如果相似條件及情境下，出現多個‘一攬子’解除購房買賣及貸款合同的案例，也許能夠説明一些問題。然而，即使後續出現更多此類案例，可能仍然是在實踐層面；在規則層面，仍然有必要持續關注法院對此類案例做出判決及裁定背後的依據。此外，尤其應關注會不會有相關最新的司法解釋，或出台相關的規範措施、政策，做出更加明確的指引。”張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在王玉臣律師看來，該案例對其他業主來説可能具備一定的借鑑意義，但從實踐層面而言，目前參考意義相對有限，仍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這其中的原因在於，不同的案件、不同的項目、不同城市，很難完全複製。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在實現的路徑上，可能存在一系列現實的困難。

“一是立案難。雖然國家早已明確了立案的相關法律程序，但是此類案件在一些地方立案，仍可能存在難度。二是法律關係相對複雜，需同時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個人購房擔保借款合同》。就我個人以往有限的實踐，在代理類案的時候，一些法院不同意將這兩個法律關係合併處理，需要我們拿着過往的類案判決和法律依據很多次溝通，才可能勉強接受作為一個案件處理。再就是證據要求度高，裁判比較嚴格。在類案的審理過程中，一些法院考慮到同案同判等後續影響問題，在裁判時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另外，也可能出現執行難的問題。即判決已經下達，但業主並未拿到購房款和相關損失補償。”王玉臣稱。

其進一步表示，通常律師在代理此類案件的時候，解除合同退房是兜底方案。如果項目有復工希望，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況，仍然建議以推動復工交房為主要目標。

“最高院將這一案子納入入庫案例，釋放出重要信息，但在遇到這類情況的時候，在實踐層面如果選擇解除合同，還是要慎重，不應盲目。”王玉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