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着（從殺人犯到瓦格納殺神到迴歸平凡）_風聞

（一）

本文根據俄羅斯民間流傳的同名故事改編，謹以此獻給那些活在當下（Жить в настоящем）的人們。

昨天，工作羣裏，我們的噴砂工迪馬曬了幾張海邊度假的照片。陽光、沙灘、他笑得像個孩子，還有一小杯擱在躺椅扶手上的啤酒。他留言説：“準備返崗。” 羣裏一片“歡迎回來”的刷屏。看着那笑容，我心裏卻像被什麼東西輕輕撞了一下。關於迪馬，有故事要講。

一年前，迪馬作為鉗工入職我們這家位於俄羅斯腹地的重型機械廠。他個子不高，身形敦實，沉默寡言，混在灰藍色工裝的人羣裏毫不起眼。但很快，他就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總讓我想起某個模糊卻又無比熟悉的影子。該怎麼形容呢？你們讀過“內啡肽先生”的帖子嗎？對，迪馬身上就有那種狀態，一種近乎本能的、對平凡生活的熾熱擁抱：

**永遠為集體協作雀躍。**哪怕只是幫着推一把卡住的零件車，或是傳遞一個扳手，他黝黑的臉上都會掠過一絲真實的滿足，彷彿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壯舉。

**見人搭手搬運從不猶豫。**沉重的齒輪箱、成捆的鋼管，別人皺眉咧嘴的活兒，他袖子一擼就上，動作利落，像一台精準的機器，卻又帶着一種奇異的輕快。

上班路上買的檸檬水、一塊廉價的薑餅、甚至食堂大姐塞給他的幾顆水果糖，都能讓他開心半天。他會小心翼翼地剝開糖紙，含在嘴裏，眯起眼，彷彿品嚐着稀世珍饈。

食堂打飯的大姐們最愛他。全廠公認的、寡淡得如同刷鍋水的伙食，他每一口都喝得鄭重其事，彷彿那是精心熬製的肉湯。大姐們常説：“瞧迪馬吃飯，自己都覺得這飯香了幾分。”

我暗忖：這人，定是經歷過地獄，才懂得咀嚼這人間最平凡的滋味，品出其中深藏的甜。

（二）

日子在機器的轟鳴和金屬的碰撞聲中流淌。轉折發生在廠裏的噴砂車間。訂單激增，兩個噴砂艙日夜不停也趕不及。我作為生產協調員，提議啓用閒置已久的第三噴砂艙。反對聲立刻響起：“招不到人！那鬼地方，粉塵大，噪音響，誰願意去？加錢也沒用！”

我抱着試試看的心態，在午休時找到了蹲在車間角落啃麪包的迪馬。他面前攤着一張舊報紙，上面放着一小塊黃油和幾片切得薄薄的黑麥麪包。

“迪馬，”我蹲下身，儘量讓語氣顯得平常，“噴砂車間缺人，第三艙要開。轉崗過去，月薪加一萬五千盧布，每年多一週帶薪假，符合條件還能申請提前退休。你…接嗎？”

他抬起頭，嘴裏還嚼着麪包，腮幫子鼓鼓的。幾乎沒有猶豫，他嚥下食物，用袖口擦了擦嘴，簡短地答道：“接。”

新崗位上的迪馬，像換了一個人，又或者説，他身上那種特質更加耀眼了。他穿上厚重的麂皮工作服，戴上那頂連接着長長送氣管道的密閉式面罩——那玩意兒覆蓋全臉，通過管道由工作區域外部強制供給空氣，像個外星人。在震耳欲聾的噴砂噪音和瀰漫的銅渣粉塵（廠裏早就不用沙子了，用的是更安全的銅渣磨料）中，這個沉默的男人彷彿找到了歸宿。從休息間隙到下次抽煙的短短十幾分鍾，他也能全身心地泡在噴砂艙裏，專注地處理着巨大的鑄件表面。砂粒撞擊金屬的尖鋭嘶鳴，對他而言似乎成了某種激昂的樂章。快樂，在他身上，顯得如此簡單，又如此厚重。

（三）

直到那個傍晚。加班結束，更衣室裏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進去拿落下的東西，正撞見迪馬在換衣服。他剛脱下工作服，背對着我，露出精壯的上身。就在那一瞥之間，我看到了他背上和肩胛處猙獰的疤痕——不是擦傷，不是燙傷，是清晰的、癒合後依然凸起的槍傷。胸口一處，肩部兩處，呈品字形分佈。

我心頭一震，脱口而出：“槍法不錯啊。”話一出口，才覺得有些唐突。

迪馬轉過身，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是習慣性地撓了撓他那頭硬茬似的短髮，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不算整齊但很結實的牙：“碰上羣混蛋，”他語氣平淡，像是在説昨天晚飯吃了什麼，“幹掉了仨！”他頓了頓，又補充了一句，聲音低沉了些：“第四個…活下來了。”

更衣室裏只剩下排風扇單調的嗡鳴。空氣彷彿凝固了。謎底，其實在去年他入職檔案審查時就已揭開，只是我一直不願將那些冰冷的文字與眼前這個為一口熱湯就能滿足的男人聯繫起來：

九年刑期。罪名：殺人。

一份“無法拒絕的提議”——盧甘斯克訓練營受訓。後來我們私下聊起，他用了個電影梗：“葉夫根尼·維克托洛維奇的提議，坐多久牢不言自明…” 那笑容裏有一絲難以言喻的苦澀。

巴赫穆特前線。半年。地獄般的半年。

授勳證書上冰冷的記錄：某年某月某日，於巴赫穆特城區某處，遭遇敵方四人戰鬥小組。孤身迎戰，斃敵三人，俘獲一人。

這些檔案裏的鉛字，此刻在他身上那三處槍疤的映襯下，變得無比真實而沉重。而最終讓我徹底想起他像誰的，是在一次廠辦幼兒園的家長會上。迪馬的女兒，一個扎着紅色蝴蝶結、像小鹿一樣活潑的小姑娘，在台上表演。迪馬坐在角落的矮凳上，仰着頭，目光緊緊追隨着女兒小小的身影。那一刻，他眼裏閃爍的光芒，温柔、專注、飽含着一種近乎虔誠的愛意，穿越了喧囂的禮堂，直抵人心。這目光，與我記憶深處祖父的眼神如出一轍。

我的祖父，一位從勒熱夫絞肉機裏爬出來的二戰老兵（勒熱夫戰役（1942年1月–1943年3月）是蘇德戰爭中最慘烈的消耗戰之一，因雙方傷亡極其慘重而被稱為“勒熱夫絞肉機”）。他很少提起戰爭，只説過“半個春天在勒熱夫，兩次負傷”。他退伍回鄉，沉默地種地、做工。只有在暑假，我們這羣孫輩像小鳥一樣飛回他身邊，圍着他嘰嘰喳喳時，他才會露出那種眼神——看着我們在院子裏瘋跑，在溪水裏撲騰，在夏夜的星空下聽他講些老掉牙的故事時，他渾濁的眼睛裏就會泛起那種光，温暖、寧靜，帶着劫後餘生的深深眷戀。那眼神，永生難忘。

迪馬用巴赫穆特那個血色瀰漫的秋天，祖父用勒熱夫那個冰封雪凍的冬天，穿越了半個多世紀的硝煙，最終換回了同一份刻骨銘心的頓悟——

好好活着。

（四）巴赫穆特：冷鐵與塵埃

授勳證書上那寥寥數語，無法承載巴赫穆特巷戰的萬分之一。迪馬偶爾會在極深的夜裏，在廠區宿舍他那張窄小的行軍牀上，對着窗外慘白的月光，或者在我值夜班時，在休息室瀰漫的劣質煙草味中，用他那低沉、沒什麼起伏的嗓音，勾勒出那片廢墟地獄的輪廓。他的敍述，帶着一種近乎殘酷的冷峻，彷彿在描述別人的故事。

“…不是前線，是絞肉機。樓房？沒有完整的。都是骨架，水泥和鋼筋的殘骸，像被巨獸啃過。街道？不存在的，是瓦礫堆成的通道，每一步都可能踩到東西…你知道是什麼。”他抽了口煙，煙霧模糊了他臉上的疤痕，“氣味…忘不了。是混合的：火藥、灰塵、燒焦的木頭和塑料…還有，腐爛的味道。無處不在。”

“那天，我們小隊…就剩三個了。任務是‘清除’一棟半塌的四層樓。情報説裏面有狙擊手和觀察哨。我們進去，像老鼠鑽洞。樓梯斷了，踩着搖搖欲墜的預製板往上爬。安靜，太安靜了，只有自己粗重的呼吸和心跳，還有…灰塵落下的簌簌聲。”

“二樓轉角，領頭的瓦列裏…‘砰’！聲音不大，像敲了根空心的管子。他哼都沒哼一聲，就軟下去了。額頭上…一個小洞。後面的人立刻縮回去。我貼在牆根，汗毛都豎起來了。狙擊手。就在上面。”

“交火開始了。子彈打在斷牆上，噗噗地響，濺起的水泥渣打在身上生疼。我們用手雷開路，炸開一個個房間。裏面什麼都沒有，只有碎玻璃和翻倒的傢俱。緊張…像根弦，越繃越緊。你知道他就在附近，像幽靈。”

“在三樓走廊盡頭，一個被炸開的套間裏。我們剛衝進去…交叉火力！從裏屋和廚房方向同時掃射！安東…就在我旁邊…像被重錘砸中，整個人飛出去，撞在牆上，滑下來…不動了。血…噴了我一臉，熱的，腥的。”

“我滾到一張翻倒的沙發後面。子彈追着我打，沙發裏的填充物被打得亂飛。完了…我想。腦子裏一片空白，不是怕死，是…麻木。像機器。我聽到自己拉槍栓的聲音，咔噠，那麼清晰。我朝廚房方向打了一個長點射，壓制。然後猛地起身，朝裏屋扔了顆手雷。”

“轟！氣浪和灰塵撲面而來。我趁着這空檔，像瘋狗一樣撲向廚房方向。一個傢伙正從灶台後面探身…我手裏的AK幾乎是頂着他胸口開的火。‘噠噠噠…’他抽搐着倒下。裏屋，手雷炸死了另一個。還有一個…不見了？”

“我喘着粗氣，靠在門框上，渾身都在抖。腎上腺素衝得我眼前發黑。就在這時…背後！門板被踹開！第四個混蛋！他一直在隔壁房間等着！我甚至沒時間轉身，只感覺肩膀和後背像被燒紅的烙鐵狠狠捅了兩下，巨大的力量推着我向前撲倒。胸口…也中了一槍，但防彈插板救了命，只是像被大錘砸中，差點閉過氣去。”

“我倒在地上，肺裏火燒火燎，血從肩膀和後背湧出來，熱乎乎的。我看到那傢伙的臉，年輕，扭曲，端着槍走過來，槍口對着我的頭。他要補槍。”

“我不知道哪來的力氣…也許是絕望？也許是…‘不能就這麼死’？我左手還握着槍，右手…摸到了腰間的匕首。他走近了，俯視着我，手指扣在扳機上…我猛地用盡全身力氣，把匕首朝他小腿扎去！同時左手抬起槍口，對着他大概的方向扣動了扳機！”

“他慘叫一聲，槍響了，子彈打在我頭邊的地板上。我左手胡亂地扣着扳機，子彈打光，空倉掛機‘咔’地一聲。他倒下了，抱着腿嚎叫。我掙扎着爬起來，撲上去，用槍托…用槍托狠狠砸他的頭…一下，兩下…直到他不動了。”

“然後…世界安靜了。只剩下我的喘息，像破風箱。血順着胳膊往下淌，滴在地板的灰塵上，聚成一小灘。疼…鑽心的疼。我看着地上的三個死人，看着那個被我砸暈的傢伙，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死寂的廢墟…突然，一種巨大的、冰冷的空虛感淹沒了我。我活下來了。為什麼？”

“後來…增援來了。我躺在擔架上，被抬出去。天空是鉛灰色的，飄着冰冷的雨絲。雨點打在臉上…我還活着。真TM…不可思議。”迪馬掐滅了煙頭，火星在黑暗中一閃而滅。他的聲音最後消失在沉默裏，像一塊投入深潭的石頭，只留下冰冷的漣漪。

（五）生命的意義與防護服

戰爭的後遺症並非只有傷疤。迪馬有時會陷入一種深沉的靜默，眼神飄向很遠的地方。廠裏的老工人瓦西里，一個同樣少言寡語、曾在阿富汗服役過的老兵，是少數能和他安靜待在一起的人。一次夜班，在噴砂車間巨大的排風扇噪音間隙，瓦西里遞給迪馬一支自卷的煙。

“想什麼呢，迪馬？”瓦西里的聲音沙啞。

迪馬接過煙，點燃，深吸了一口，煙霧從鼻孔緩緩溢出。“瓦西里大叔…你説，活着…圖個啥？”他望着遠處被噴砂處理得鋥亮的巨大齒輪，眼神有些迷茫，**“在那邊…巴赫穆特，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活着的意義，就是別死。**可回來了…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意義呢？”他想起那個流傳的故事：一個男人死後問天使生命的意義，天使告訴他，就是兩千零三年在秋明火車上，給鄰桌遞了一次鹽瓶。“就…遞個鹽瓶？”他喃喃自語。

瓦西里沉默了很久，用粗糙的手指彈了彈煙灰。“意義？”他哼了一聲，“戰場上，意義是命令，是幹掉敵人，是活下去。在這兒？”他用下巴指了指轟鳴的機器，“意義就是把這堆鐵疙瘩按時弄好，別出岔子，月底拿錢，給老婆孩子買麪包，給女兒買條新裙子。”他頓了頓，看着迪馬，“**活着，就是意義。**能看見女兒戴着你買的蝴蝶結笑，能喝上一口熱乎的湯，能在下班後抽根煙…這就是意義。還要什麼？像電影裏那樣驚天動地？”他搖搖頭，“巴赫穆特的勳章？那玩意兒在車間裏，不如一把好用的扳手實在。”

迪馬沒説話，只是默默抽煙。瓦西里的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投入他心湖，激起的不是浪花，而是沉甸甸的迴響。

幾天後，關於迪馬轉崗噴砂工的議論在車間傳開。有人佩服他的勇氣，也有人私下嘀咕：“那地方折壽啊！粉塵吸進去，肺就完了！給多少錢也不能去！”這話傳到了安全科科長的耳朵裏。

科長是個嚴謹的中年人，他特意找到我：“伊戈爾（敍述者名字），迪馬是個好工人，但噴砂艙…你知道的，防護必須萬無一失。老式的防毒面具絕對不行！”他語氣堅決。

“我們用的是銅渣磨料，不是沙子。”我解釋道。

“那也不行！微米級的顆粒，防毒面具濾不掉！”科長擺擺手，“必須用覆蓋全臉的密閉式面罩，通過管道由工作區域外部強制供給空氣！而且，面罩內部的空氣壓力必須超過外部，形成正壓，這樣任何塵埃都進不去！這是標準！廠裏早就普及了，00年代後就沒見過戴防毒面具噴砂的了！連小維修站都配正規防護服！”

他親自帶迪馬去倉庫，領了一套全新的、符合最高標準的防護裝備：連體式防塵服，帶兜帽；最關鍵的是那個密閉式頭盔，連接着長長的、通向外部潔淨氣源的波紋管。“定期去做CT檢查，”科長嚴肅地對迪馬説，“圖個安心。好好活着，迪馬，比什麼都強。”

迪馬撫摸着那光滑堅固的頭盔面罩，點了點頭。當他全副武裝地站在噴砂艙裏，啓動設備，高壓氣流裹挾着銅渣衝擊着工件表面，發出刺耳的嘶鳴時，他感到面罩內持續送入的、帶着微微橡膠味的潔淨空氣。這嚴密的防護，隔絕了致命的粉塵，也彷彿在無聲地宣告着：在這裏，生命被鄭重地保護着。活着，需要守護。

（六）內啡肽先生與活着真好

迪馬的故事在廠裏小範圍流傳開來。工友們看他的眼神多了幾分敬意，也多了幾分不易察覺的疏離。除了瓦西里，另一個能和他自然相處的，是車間裏的開心果，電工謝爾蓋。謝爾蓋是個樂天派，永遠笑眯眯的，對什麼都充滿熱情，人稱“內啡肽先生”。

謝爾蓋的熱忱是天然的。食堂的“刷鍋水湯”，他能喝出“媽媽的味道”；廠門口秋天積水的泥坑，他能看成“山間奔流的小溪”；他那輛破舊得叮噹響、屁股像莫斯科人-412的拉達車，被他親暱地稱為“永動機姑娘”，並堅稱發動機的咳嗽和異響是“獨特的歌謠”。他總試圖拉迪馬分享他的快樂。

“迪馬！嚐嚐這個！”午休時，謝爾蓋神秘兮兮地湊過來，遞給他一小塊用油紙包着的、看起來硬邦邦的華夫餅蛋糕，“我老婆烤的！奇蹟啊！”

迪馬看着那塊其貌不揚的蛋糕，又看看謝爾蓋閃閃發亮的眼睛，接過來咬了一口。確實…很硬，糖霜粗糙得硌牙。但看着謝爾蓋一家三口（他老婆和兒子也在一旁，同樣洋溢着對這塊“奇蹟蛋糕”的讚歎）那發自內心的快樂，迪馬慢慢地咀嚼着，一股奇異的暖流湧上心頭。他想起了那個“內啡肽先生”帖子裏的話：“啓動內啡肽先生。” 或許，快樂真的是一種選擇？

一天，暴雨傾盆。下班時，廠門口的路面積水成河。迪馬皺着眉，看着渾濁的污水漫過鞋幫。謝爾蓋穿着雨衣蹦跳着過來，毫不在意地踩進水裏，濺起老高的水花。“看啊，迪馬！”他指着腳下，“像不像普里皮亞季河漲水了？多有活力！”（他最近迷上了電影《後記》，總提普里皮亞季）。

迪馬一愣，看着謝爾蓋孩子般的笑臉，又低頭看看翻湧的污水。忽然，他學着謝爾蓋的樣子，用力踩了一腳，水花濺濕了褲腿。他抬起頭，雨水順着臉頰流下，嘴角卻扯開一個有些生澀、但無比真實的笑容：“嗯…是挺有活力。”

那一刻，沉重的過去彷彿被雨水沖刷掉了一些。活着，不僅僅是呼吸，不僅僅是工作。活着，是可以像謝爾蓋那樣，在泥濘中發現“活力”，在粗糲中品嚐“奇蹟”，在平凡中啓動那份感知美好的“內啡肽”。

後來，在一個加班的深夜，我和迪馬一起檢修完噴砂艙的送氣系統。疲憊地走出車間，站在空曠的廠區。深秋的夜空清冷，繁星點點。寒風颳過，帶着金屬和機油的味道。迪馬裹緊了工作服，抬頭望着星空，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

“伊戈爾，”他突然開口，聲音很輕，卻清晰地穿透了寂靜，“活着…真好。”

我轉頭看他。星光落在他臉上，照亮了那些傷疤的輪廓，也照亮了他眼中那份沉澱下來的、如同勒熱夫老兵和斯大林格勒保衞者注視孫輩時一樣的寧靜光芒。那光芒裏，沒有驚天動地的豪情，只有劫波渡盡後，對腳下這片堅實土地、對呼吸的每一口清冷空氣、對女兒蝴蝶結的紅色、對食堂大姐遞來的熱湯、甚至對謝爾蓋那塊硬邦邦蛋糕的無限珍視。

“是啊，”我點點頭，也望向深邃的夜空，“活着真好。”

寒風依舊凜冽，但這句話，帶着生命的温度，在這片曾經鍛造戰爭機器、如今轟鳴着生產力量的工廠上空，輕輕迴盪。

（七）後記：眼神的重量

這故事幾經輾轉，細節或許模糊，但那份沉重與温暖交織的情感，卻無比真實，必須分享。

迪馬的故事讓我想起祖父，那位斯大林格勒的老兵。他晚年沉默寡言，身上總帶着一股混合着濃烈煙草味（我們戲稱為“熱核煙味”）和泥土氣息的味道。他的手像粗糙的石頭，佈滿老繭和裂口。我們這些孫輩小時候都有些怕他，怕他那令人生畏的沉默和嚴肅。

只有一次，我記憶猶新。暑假，我大概七八歲，在鄉下祖父的小院裏瘋跑，不小心摔了一跤，膝蓋磕破了皮，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祖父聞聲從屋裏出來，沒有責備，也沒有立刻來扶我。他只是默默地走過來，蹲在我面前，用那雙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笨拙地拍了拍我沾滿泥土的褲腿。然後，他抬起頭看着我。

那一刻，我忘了哭。我看到了他的眼睛。那眼神，穿過歲月的硝煙，卸下了所有的威嚴和沉默，只剩下一種難以言喻的、深沉的温柔和悲傷。那眼神里，有勒熱夫冰原的寒冷，有斯大林格勒廢墟的焦灼，但最終沉澱下來的，是一種近乎貪婪的注視，彷彿要將眼前這個因為一點小傷就哭鬧的、鮮活的生命，深深地刻進靈魂裏。那眼神在説：活着，好好活着，比什麼都好。

那眼神，和迪馬在家長會上注視女兒時的眼神，和我此刻想起迪馬在星空下説“活着真好”時的眼神，重疊在了一起。

祖父最終也沒能和我們這些孫輩好好聊聊他的戰爭。我們終究錯過了。但那個眼神，連同他粗糙手掌的温度，卻像烙印一樣刻在我心裏，永生難忘。

迪馬用巴赫穆特的秋，祖父用勒熱夫的冬，穿越了不同的戰場，經歷了各自的煉獄，最終都抵達了同一個樸素的彼岸——用傷痕累累的身體和飽經滄桑的靈魂，體悟到生命最本真的重量：

好好活着。

這並非豪言壯語，而是硝煙散盡後，對一口熱湯、一顆糖果、一個女兒的笑容、一片無雨的晴空、甚至一次順暢呼吸的，最卑微也最崇高的致敬。就像那個天使對絕望的帕夫柳克説的：“週六早上蒸個澡，週三晚上看個‘斯巴達克’（歐冠）… 為什麼要意義？… 走吧，上班去。”

活着，就是意義。在戰火紛飛的邊緣領悟它，在機器轟鳴的平凡中實踐它。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