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歷史的兩大源頭_風聞

越是遙遠的歷史越是模糊，這是必然，不論在人文領域還是科學領域都如此。人類歷史上很長時期沒有文字，那時所有歷史都是口傳。雖然現在有人強調口傳文化中對於口傳準確性的嚴格要求，但口傳歷史從細微走樣到逐級放大，形成量變到質變的效應，幾乎無一例外。近代以來憑藉一些考古發現或科學證據，從而勾勒或描述遠古歷史的完整面貌，基本上都只是假説或猜測，未必就是真相。本文簡單分析自文字產生後偽造歷史的兩大意識形態，它們的影響從古至今沒有消失。

第一個偽造歷史的主力就是宗教，它不分東方、西方，一神、多神，凡是宗教都會造假，偽造歷史只是造假的內容之一。因為宗教總是在有限的知識基礎上解釋全部世界，也就是説全部時間、空間以及真實和虛幻中沒有一個角落是宗教不能解釋的，因此，宗教必然造假，或者器物造假，或者解釋造假。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宗教造假並非全是刻意偽造，很多時候是因為知識基礎薄弱，硬要打腫臉充胖子的無奈。古代宗教造假有時因為沒有旁證而不易分辨，現代宗教以及很多新興宗教的造假往往昭然若揭地“一眼假”，例如米國摩門教的偽造歷史，以及一些與所謂外星人掛鈎的新興宗教。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因為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的護身符，使得人們懶得與之爭辯而已。

宗教造假有一部分與沒有文字的口傳歷史是重合的，自文字產生後，宗教得以長足發展，一些文字基礎不夠充實的小宗教，例如沒有成文經典的原始宗教，往往被稱為迷信，在宗教戰爭或宗教對抗中失勢，因而即便造假，由於其地位不再重要，造假的危害被忽視或比較容易控制。但這並不能得出結論説文字基礎強大的大宗教就不會造假，例如那些有明確成文經典和大型教會系統的大宗教。而應該説，有成文經典的大宗教的造假更不容易被識破，因為人類歷史上很長時間裏，教育是宗教最主要的功能，很多地方至今仍如此。宗教造假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教義的絕對正確，同時維護宗教的統治地位，成熟的宗教完全有能力將包含偽造歷史在內的各種造假，通過教育灌輸給信眾，並且保證無人敢質疑，宗教造假因而維護了毋庸置疑的所謂宗教真理和宗教權威。

舉例來説，佛教經歷了從口傳到成文經典的過程，在此期間，佛教造假比比皆是，恕不一一舉例。只不過在近代中國，佛教地位不高，人們懶得深究佛教的造假，例如觀音究竟是男是女，佛祖舍利究竟是真是假。佛教在中國大都是祥林嫂那樣沒文化的底層民眾的慰藉，造假危害有限，甚至還有點益處，所以，只要不涉及國家的根本決策，佛教造假被允許在有限範圍內自娛自樂。

最近關於西史辯偽或西方偽史論有很大爭議，這就不得不説一神教。事實上，一神教的造假同樣罄竹難書。例如耶穌復活，五魚二餅、水面行走、都靈裹屍布，瑪利亞奶水等等。基督教統治歐洲的中世紀，各種造假遠比今天的基督教更為猖獗。十字軍東征時期，從耶路撒冷返回歐洲的十字軍們帶回的很多物件都涉嫌造假，例如造成耶穌死亡的長矛、釘住耶穌手腳的鐵釘，釘住耶穌身體的十字架的木質碎片、碎塊等，後來還有在歐洲各地流傳的最後晚餐上耶穌用過的聖盃等等，每一樣在歐洲都價值連城。尤其是那些鐵釘、木塊，如果再添油加醋地説上面還沾着耶穌的血跡，很多基督徒甚至願意用生命交換，而且，它們比長矛、聖盃之類複製更容易、檢驗更困難，數量還不受限，成本低廉而價值巨大，造假動機難以遏制。基督教歷史上有很多所謂聖徒，英格蘭宗教改革、擺脱梵蒂岡控制時期，新教便揭露了英格蘭一些天主教教堂裏所謂聖徒的聖血之類，都是造假產物。

基督教造假除了器物之外，另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歷史解釋造假。在此有必要強調一下，宗教造假有些並非故意為之，即不是知假造假，而是宗教狂熱、宗教虔誠拿着雞毛當令箭，毫無質疑地盲目相信所致。例如將《霸伯》記載當成真實歷史，至今仍在危害世界。除了所謂“應許之地”導致以色列不斷擴張外，將諾亞方舟故事當成絕對真實歷史，導致諾亞的三個兒子雅、閃、含成為當今全人類所有人羣的源頭（但從不解釋或胡亂解釋他們的配偶來自哪裏），最終導致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巨大災難，本質上都源自基督教或一神教偽造歷史的強大傳統。猶太人受此災難後，當今部分猶太人不認真反思宗教造假，仍繼續信奉宗教造假或試圖增添新的造假，使我們隱約感到宗教造假導致的人類災難，在西方社會仍沒有徹底消除隱患，仍有可能重新發生。

從諾亞方舟的故事可以發現歐洲歷史上第二個造假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作為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的重要產物，其首要特徵是反對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反基督教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揭露天主教造假以及偽造歷史，因此，在啓蒙思想、民族主義席捲歐洲的大潮下，天主教很多昔日的造假之物以及曾經偽造的歷史都被清算。然而，宗教改革後的新教主張《霸伯》是真實歷史，《霸伯》記載的都是耶穌的真實言行，因而《霸伯》絕對正確，唯獨《霸伯》等觀點，導致對中世紀天主教歷史造假的清算並不徹底，它與興起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形成新一輪造假狂潮。

民族主義簡單説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説是“民族自決”理論。從歷史發展看，絕大多數民族在歷史上都是在不斷融合、分化的動態中形成的，甚至可以説是一個從過去到未來永不停歇的變化過程。而民族主義的民族自決要求一個“民族”自古以來便永久不變地存在，以便使他們當下的主權要求成為天經地義、不可撼動的理由。這個要求事實上使得很多民族極為被動。以歐洲很多民族為例，在基督教統治的中世紀，他們大都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民族語言及民族文字，是民族主義最為重要的標配之一，但英法德等歐洲主要民族的文字都是在反宗教的文藝復興前後才剛剛形成或成熟，而反宗教的另一大使命就是一定要將自己的民族歷史塑造得比基督教更為長久。民族文字的形成這一點很難造假，因為歐洲很難找到現代民族文字的古代文獻，只能從民族歷史中想辦法。

例如，古希臘特洛伊傳説中有一個人物叫布魯圖斯，據説是埃涅阿斯的後代。英格蘭學者曾編造説，特洛伊覆滅後，布魯圖斯帶着一羣人來到了英國，不列顛的稱呼就來自布魯圖斯，他也成為不列顛的第一個國王。這個編造滿足了民族主義的一個需求，即超越基督教會的歷史跨度，英國曆史時間線因此比梵蒂岡更久遠，英國擺脱羅馬教會而擁有主權便順理成章。只可惜這個編造嚴重缺乏實證，被後人不得不放棄。然而，將英國曆史或者歐洲其他民族歷史延伸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臘文明，仍然成為反宗教的歐洲民族主義的常規操作。古希臘事實上也是宗教統治，只不過不是基督教而是以宙斯為核心的諸神體系，於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將古希臘宗教改稱為“古希臘神話”，契合了反宗教的要求，並且由於“神話”似乎屬於文學創作，因而使得編造歷史被認可。直至今天，一些歷史學家認定古希臘人屬於雅利安人，就是這種偽造歷史的延續和實例。

法國在埃及尋找文明源頭，理由同英國一樣，也是要找一個比基督教更古老的文明源頭，只不過民族主義導致法國要尋找的文明源頭不能同英國一樣。由於拿破崙戰敗，如何將埃及文明源頭與法國文明相結合，沒有成功實現，成為民族主義偽造歷史的爛尾工程。相對而言，德意志民族要找一個比基督教更古老、又不同於英法文明源頭的努力，在某個時期似乎更成功。諾亞方舟的故事對於歐洲民族主義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歷史上看，這個故事並非《霸伯》原創，而是來自比一神教更古老的拜火教，猶太教的《舊霸伯》對它作了修改而納為己有。地中海周邊地區曾有人尋找諾亞方舟的停靠地點，如今亞美尼亞的高加索山脈被認為是諾亞方舟停靠的實際位置，由此衍生出很多以高加索為源頭的各種理論，此處不做分析。之所以認定諾亞方舟停靠高加索山脈，是因為在當時歐洲人視野中，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加索主峯是最高的，諾亞方舟當然只能停在那裏。然而，到了德意志民族崛起時，歐洲人已經知道世界最高峯在喜馬拉雅，於是，結合更古老的拜火教，到喜馬拉雅地區尋找諾亞方舟的停靠點以及雅利安人的起源地，就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核心任務之一。這其中有多少歷史造假的細節，本文不想一一展開。

總之，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後，歐洲各個主要民族都不遺餘力地尋找自己比基督教更古老的文明起源，而且力圖證明自己是古已有之的一以貫之，成為歷史造假的主導思想和底層邏輯。由於缺乏本民族文字的遠古證據，這種造假大多集中在考古和文物領域。當然，我們也很難説在此潮流中的所有考古、文物都是造假，但有假的成分是必然的，毋庸置疑。如同基督教以及所有宗教的造假，民族主義造假也萬變不離其宗，主要是器物造假和解釋造假，即有的是知假造假，有的是對真實器物的虛假解釋。

在歐洲民族主義偽造歷史的歷史潮流中，俄羅斯民族比較悲催，他們的歷史在西元988年東正教進入基輔羅斯之前，幾乎不值一提，而民族主義一定程度上要求擺脱宗教，使得很多俄羅斯思想家，包括索爾仁尼琴，都對此苦惱不已。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文明源頭究竟在哪裏？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叫福緬科的學者做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造假工程：既然自己不能比別人歷史更悠久，那就把別人的歷史都縮短。事實上，在中國周邊，日本、韓國、越南、印度等民族主義都不同程度地開展了偽造歷史的國家文化工程，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離中國較遠的土耳其同樣是偽造歷史的積極分子，他們都是歐洲民族主義偽造歷史的徒子徒孫。只不過不管從財力還是時間上，他們偽造本民族文明歷史的成果，至少到目前為止遠不如歐洲偽造歷史那麼成功。事實上，即便是歐洲，法國、德國偽造歷史的結果也並不盡如人意，甚至已經被部分拋棄，例如德國的雅利安文明論，碩果僅存似乎只有以英國為代表的泛歐主義的古希臘文明。而像埃及、伊朗、伊拉克這樣的國家，當年歐洲偽造歷史的爛尾工程如何陰錯陽差地被撿漏，為自己所用，則是另一個有意思的觀察點。

必須強調的是，各國民族主義偽造歷史像宗教偽造歷史一樣都是必然的，但不等於説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偽造，這是西史辯偽與西方偽史論的內在差別。真正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應該理解西方造假的背後邏輯，並且分辨哪些是關鍵性的造假。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盤否定並不可取。

在宗教造假和民族主義造假的歷史潮流中，中國顯得非常特別，甚至是一個例外。在皇權大一統的氛圍中，皇權籠罩之下，凡是優秀物產、人物理論上都歸皇權所有和支配。因此，要想吸引皇權注意，將本國產出偽造成外邦貢物是一個秘而不宣的做法，例如中國歷史上所謂外部傳入的佛經實際上有很多是中國僧人自行創作而假託來自天竺。萬國來朝、奉獻貢品是中國皇帝們樂此不彼的政治榮耀。而一神教與中國皇權正好相反。由於唯一神排斥其他一切神，因此，世間一切美好的、有價值的產出都必然只能屬於唯一神的創造，絕不可能屬於異神、異教。因此，當一神教發現異神、異教的好東西，總是想盡辦法將其説成是屬於自己的，決不能屬於別人。這種竊取歷史同樣屬於偽造歷史，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於亞里士多德理論體系的構建中，目前很難準確細分。但這種竊取他人歷史的做法，在一神教中實屬必然。

在宗教造假的氛圍中，由於中國歷史本身就超出了一神教歷史的長度（牛頓為此曾精確計算後拉長上帝創世的時間），因而，否定中國歷史的真實性，在很長時間裏是西方宗教偽造歷史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結果是導致中國至今仍存的歷史虛無主義。對此，中國人自己在相當長時間裏缺乏清晰透徹的認識，而是跟着強勢的西方，稀裏糊塗地走了一路。在歐洲帶頭展開民族主義偽造歷史的潮流中，中國的特別在於，中國確切可靠的歷史不是像歐洲列強那樣太少，而是太多。因此，歐洲民族主義偽造歷史需要做加法，而西方中心論促使中國歷史虛無主義對本國曆史大做減法。這種現象已經持續很長時間，導致一些中國人忍無可忍，反其道而行之，以較為極端的情緒，對西方歷史大作減法，對中國歷史則盡情做加法。感情上可以理解，但在理智上仍需要冷靜，需要實事求是地客觀分析。

​近十多年來，中國明確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是反對西方中心論，二是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西方偽史論似乎在呼應這兩個重要理念，但確實有用力過大，矯枉過正的嫌疑。即便歐洲歷史上民族主義大力揭露宗教的偽造歷史，也沒有徹底否定宗教，畢竟，宗教無論如何造假，畢竟還是有點真東西。對於歐洲民族主義的造假和偽造歷史，也很難認定全部都假。除了無中生有外，歐洲以及各國民族主義造假還有很多是誇大其詞，以偏概全。而反駁西方偽史論的人，雖然能抓住對方的一些漏洞，但如果仍在拼命維護西方中心論，客觀上仍在助推歷史虛無主義，顯然也值得警惕。西史辯偽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命題的兩個側面，它很難一蹴而就，需要我們做更為紮實的研究工作。

來源 | 劉仰   點擊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