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講壇』現場實錄｜黃羣慧：以新型工業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_風聞

2025年6月30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67講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舉行。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羣慧教授發表了題為“以新型工業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精彩演講。本文根據黃羣慧教授發言整理，已經本人審定。

今天我想談的題目叫“以新型工業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我想真正深入地從學理上進行一下梳理。

第一，梳理一下新型工業化、新質生產力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關係。

第二，圍繞着推進新型工業化談6個方面的內容，包括技術先進性、戰略協同性、體系完整性、對外開放性、產業安全性和過程包容性。

****▌新型工業化、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

在發展經濟學裏，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一個很古老的命題。現代化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現象和發展過程，工業化過程本身可以被視為推動現代化的力量。從經濟視角來看，工業化常被理解為現代化的同義詞。通過工業化，國家或經濟體能夠躋身於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沿，所以我們一般認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動力引擎和核心內涵。工業化可以認為是經濟現代化的過程，表現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經濟結構高級化的過程。按張培剛先生的界定，工業化是一系列基本生產函數連續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突破性過程。通俗地講，工業化實際上是通過技術革命帶動經濟範式的革命，最終實現產出的持續增長和生產力的顯著提升，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工業化無疑推動了國家或經濟體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兩者之間存在着直接的關聯。

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我們還會討論生產力這一概念。那麼，生產力與工業化關係是什麼呢？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中的工業化概念能否相互關聯理解？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構成要素的發展過程，是通過三個要素的組合與進步推動的。從歷史上看，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往往歸因於工業革命所推動的工業化進程。馬克思對此已有論述。實際上，自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發展進程發生了改變，現代化的序幕被迅速推進，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由此開啓。

200多年的工業化歷史表明，凡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國家，尤其是大國，通常都經歷了工業化過程。因此，如果將工業化視為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過程，那麼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又推動了工業化進程，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我們可以通過發展生產力來促進工業化。當然，工業化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戰略。通常，工業化可以分為兩類：原生的自然演進過程和後發國家為了提升工業化水平、推動現代化而採取的戰略。如果將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過程，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發展和提高生產力水平則是工業化進程的驅動因素；如果將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戰略，通過推進工業化進程則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力水平提升。關鍵在於我們從哪個角度來理解這一概念。因此，生產力、工業化、現代化之間是緊密相關的、互相促進相互依賴的關係。

現在我們討論中國式現代化、新質生產力以及新型工業化。雖然工業化、生產力和現代化這三個概念源自西方的知識體系，但在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我們已經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新質生產力和新型工業化模式。從相互關係來看，新質生產力、新型工業化和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與生產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概念相對應。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個特徵：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及和平發展。這些方面之間是緊密相連、相互支持的。

除了我們討論的本質特徵之外，中國式現代化也有其一般規律。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這些規律既有本國特色，也有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包括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包括智能化和數字化），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些規律實際上也可以應用到我們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聚焦經濟領域，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首要的任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擘畫，到2035年，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稱之為“新四化”。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全面闡述，並指明瞭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對於各個區域、城市乃至鄉鎮，鼓勵大家探索並實踐各自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地方篇章和願景。“新四化”可以説是中國式現代化關鍵的推動力和經濟現代化戰略。

當我們深入分析時會發現，新型工業化這一概念實際上涵蓋了眾多領域，包括製造業、現代化產業體系以及實體經濟等。這些領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不斷強調的重點。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了圍繞新型工業化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建成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到本世紀中葉，我們要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關於工業化水平的評估，我們進行了長期的追蹤研究，已經持續了至少二十年，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套評價指標體系。這套體系主要基於六個方面：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結構、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以及第一產業就業佔比。基於國際標準，我們又把工業化劃分為五個階段，並制定了相應的評價指標和標準，並進行了測評。基於我們的測評，到2020年，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工業化，這也是我們黨實現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這裏需要強調，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並不意味着工業化不重要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影響下，傳統工業化的發展路徑、方向和要求已經發生了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整個產業乃至整個社會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傳統的指標體系下，到2021年，我們確實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基本實現工業化。但在新型工業化要求看，要真正實現新型工業化還需要到2035年。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按現有的潛在增長率進行外推預測，到“十四五”結束時，進一步延伸至2027年，我們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據2035年的目標規劃，人均GDP也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致界定為2萬美元以上，當然這並非一個嚴格的標準。所謂中等發達國家，並非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是根據人均GDP水平從低到高排序，大家公認的36個經濟體或國家中，前12位為初等，中間12位為中等，後12位為高等。因此，實際上我們達到人均GDP的第13位水平，就相當於跨越到中等發達國家的門檻，大約是2萬美元左右。展望未來，按照現代化的規劃，到2050年，我們的人均GDP有望達到5萬美元左右。屆時，我們可以説成為了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步入高等發達國家的行列。當然，這是基於當前潛在增速能夠實現的外推預測。

剛才我談到了生產力、工業化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那麼自然而然就有一個問題，新質生產力、新型工業化和中國式現代化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這裏最關鍵的主線是高質量發展。

“推動高質量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其內在要求和關鍵支撐點”，我們甚至可以説，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本身就是對高質量發展理論基礎的闡釋。總書記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在實踐中已經形成，並展現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和支撐力。新質生產力代表了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而高質量發展是用新發展理念指導的發展。兩者內在統一於新發展理念。

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的，擺脱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的，最關鍵的是，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我們在理解新發展理念時，不要將其五大理念割裂開去理解，而應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理念內在統一地理解和把握。在發展過程中，創新是發展的動力，共享是發展的目標，協調、綠色和開放發展理念是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一系列重大關係應遵循的原則，協調理念是指各方面發展要素之間關係要協調，綠色理念是指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原則，而開放理念是處理中國與世界關係需遵循的理念。

因此，我個人理解，這種新質生產力並不僅僅依靠技術進步，或是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關鍵在於它必須契合新發展理念。正是通過新發展理念，把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聯繫起來，而推動高質量發展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同時，新型工業化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進行的，這一變革是由技術進步所驅動。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就把新質生產力、新型工業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就聯繫在了一起，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就很清楚了。

新質生產力是如何產生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這個界定內涵很深刻，需要深入理解。

首先，從產生上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這些都構成了一個進程——即生產力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也是工業革命的進程，也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及其融合的過程。其次，從內涵上看，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最後，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衡量新質生產力。生產力是一種能力，但若要進行衡量，則必須依據投入產出比，也就是生產率。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誌是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常有兩個來源：首先是創新，正是新質生產力中創新起着主導作用；其次是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重新配置。這兩者共同作用產生了全要素生產率。

進一步，可以看一下工業革命和生產力的發展關係。如馬克思所言，正是工業革命使得人的勞動生產力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因此，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是生產力革命性增加的源泉。雖然科學與技術在本質上有所不同，但它們正逐漸融合。科學通常指的是發現，而技術則是發明，將這些原理應用於生產力，即人們利用科學技術知識和工具改造自然，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的能力。通用技術的變革帶來了勞動資料、工具以及基礎設施的變革，經濟範式和生產組織方式也隨之改變，最終效率大幅提升。第一次工業革命正是這一過程的體現，那時以蒸汽機和紡織機為動力，以鐵為原材料，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其標誌。第二次工業革命則以電氣化為特徵，涉及電力、銅、鋼和金等原材料的革命新變革，隨後的汽車時代，則以石油等資源的使用為標誌。這一過程對於關注科技史的人來説並不陌生，其基本邏輯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科學原理髮現——通用性技術發明——新產業部門產生和傳統產業部門轉型升級——經濟範式變革——生產率的提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新質生產力，其創新方向重要是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兩大方向，其演化邏輯也是一樣的。

無論新質生產力是作為一個要素組合，還是作為一種能力，最終都會落到產業上，產業是生產力的載體。現在可以把產業分為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傳統產業，這三者之間分類標準在於技術的成熟度。技術最不成熟、技術路徑不確定，但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且是未來戰略競爭的制高點，通常稱之為未來產業。一旦技術路徑確定，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以促進整個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前向產業、後向產業的發展，稱之為新興產業。而那些具有強大帶動作用，能夠支撐經濟增長的產業，則被稱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實際上，當前具體產業的分類已經非常細緻，包括未來製造、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信息等領域。在統計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包括了九大產業。然而，承載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不僅在於未來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更在於傳統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這種轉型升級是產業間有機聯繫的結果。一方面，它需要未來數智化技術、智能化技術和綠色技術的支撐；另一方面，也需要未來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逐步融合。這就推動了整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因地制宜健全三類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未來產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投資後可能會形成泡沫，一旦失敗，由於路徑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沒有任何回報，這種情況下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很大。因此，對於體制機制的發展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建立一個面向未來產業的投資增長機制。這正是我們強調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耐心資本的原因。未來的回報率既不確定，又可能很長，但投資仍然不可或缺，因此，未來產業的投資增長機制至關重要。對於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儘管我們近年來一直在發展，但也存在一哄而上的問題。因此，總書記在去年江蘇代表團談到高質量發展時，特別強調了要因地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避免各地一哄而上地發展沒有基礎和條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三中全會明確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時，必須針對不同產業健全相應的體制機制。對於戰略性新興產業來説，重點不是大規模發展，而是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就是要強調其治理體系。關於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關鍵在於需要一系列國家標準來引領。

如果把將新質生產力理解為一個系統，包括新型勞動者、新型勞動資料、新型勞動對象，加上新型基礎設施，這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系統；而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傳統產業深度轉型構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是新質生產力系統的結構。這個系統的功能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動新型工業化進程。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我們正推進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進程。總書記強調，實現新型工業化，是我們新時代新徵程中推進強國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任務。而這一關鍵任務需要按照新發展理念來把握，遵循新時代、新徵程新型工業化的規律來推動，並在整個過程中始終貫徹高質量發展。到此我就把新型工業化、新質生產力和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內在聯繫説清楚了。

我認為，要全面理解新型工業化，以新型工業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從六個方面來強調，即“六性維度”：技術先進性、戰略協同性、體系完整性、對外開放性、產業安全性和過程包容性。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技術先進性

技術的先進性無疑是工業化進程的關鍵，製造業與創新緊密相關。當前，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正在深度融合。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以製造強國建設為着力點推動新型工業化進程，進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2015年我們確立了製造強國規劃的目標，一方面響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趨勢，另一方面推動製造業從“大而不強”向“大而強”轉變。經過評估，現在看我們總體上實現了既定目標。當時，製造強國規劃列出了五大工程和十大領域，各地都有政策體系做示範。

在制定製造強國規劃時，我們專門梳理了產業基礎短板，在十大先進製造業領域中，通常所説的產業“四基”——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行業技術基礎——現在甚至擴展到了“五基”或“六基”，因為我們將工業軟件和電子元器件單獨列出。當時，我們認為有682項短板，十年後我們再來評價，可以説大部分已經攻克了，但仍有一些關鍵領域需要我們繼續努力攻克。

自2015年以來，我們在強國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儘管如此，我們仍需持續推動這一進程。如果説到2025年，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期的目標，接下來將繼續維進2035年第二步、2050年第三步目標的實現。

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圍繞實體經濟的發展，提出了許多相關議題。這些議題實際上可以歸納為製造業強國建設的關鍵方向和着力點，包括製造業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目前，我們特別強調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與製造業的結合，而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實現深度融合的關鍵所在。

這裏面，特別值得深入探討的是製造業的比重。我們一直強調保持製造業的合理比重，因為雖然產業發展的趨勢似乎表明製造業佔比會逐漸下降，但關鍵在於不能過快或過早地去工業化。製造業本身是技術創新的載體，美國反覆強調製造業迴流，特朗普甚至使用不切實際的關税手段來吸引製造業迴流，但是實際上製造環節和創新環節在很多行業是分不開的。一旦製造業環節轉移，許多研發活動也會隨之轉移。美國現在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為時已晚，因為全球產業佈局已經形成，想要重新吸引製造業迴流變得困難，且美國缺乏必要的條件，包括勞動力成本高等，尤其是不具備我國這樣的複雜配套能力。因此，一個大國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過程中，必須保持製造業的合理比例。為了穩定這一比例，必須進行相應的投入。此外，也不應一味追求高比例，現代化的規律表明製造業比重一定會逐漸下降。但是，下降速度不能過快，否則在創新效應尚未充分發揮時，製造業規模過快下降，相當於失去了承載創新的平台。因此，必須保持一個適當的比重，以穩定製造業的地位。

決定技術先進性的關鍵要素是創新。近年來，我們整體的創新能力顯著提升，這一點值得特別強調。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們的研發投入每年增長0.1個百分點，2024年已達到2.68%，我們前進的步伐是堅實而有力的。這種科技創新的進步，使得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的年增長率比一般製造業高出兩到三個百分點，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地優化升級，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增加值已佔到10%，同時，製造業投資近年來也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建設製造強國的步伐確實邁得非常穩健。

我們也意識到，儘管近年來研發投資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達到2.68%，甚至接近歐盟的平均水平，但仍然無法與科技強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的長期以來的高投入相比。此外，我國大公司的研發投入佔比也未達到與其地位相匹配的水平。以全球2500家最大公司為例，中國擁有678家，美國有822家。然而，中國公司的平均研發強度僅為美國的一半，無論是在投入量還是研發強度上，都僅達到美國的一半，因此，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我們的基礎研發還不夠，基礎研發佔整體研發支出的比例仍需加大。根據“十四五”規劃，我們設定的目標是到今年年底基礎研發支出佔比要達到8%。但是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通常能達到15%。因此，在“十五五”規劃期間，我們應考慮將這一指標大幅提升，實現跨越式增長。這種跨越式增長的背景是，從整體創新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主要弱點在於基礎研究領域。剛才提到，工業“四基”中的基礎研發能力，特別是原始創新和顛覆性創新，以及前沿技術和底層核心技術方面，我們仍然是短板。這些領域的發展高度依賴於基礎研發，因此這一點值得特別強調。

當然，創新過程不僅僅涉及科研和科學家精神，組織內部的要素整合也至關重要。我們提到的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關鍵在於企業家精神。按照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企業家精神本質上就是創新精神。此外，製造業的發展還需要工匠精神，即在製造環節追求精益求精。儘管我國製造業的規模龐大，轉型升級的速度也很快，但在質量方面仍有提升空間。我們在理論上經常説創新是一個生態系統，它並非一蹴而就，也不僅僅是投入的問題，涉及教育、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的全面考量，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稱之為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

在先進性方面，特別是在新質生產力方面，我認為目前還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現代化基礎設施。要積極探索有效投資機制，加大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尤其是完善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融合利用機制，健全大型科學裝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投資和協調利用機制，推進“連接+算力”基礎設施的高質量發展，推動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轉型。

尤其是，“十五五”期間一定要在算力產業重點發力。算力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基礎設施，是大國戰略博弈關鍵，是美國對我打壓封鎖的重點。1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一上任就宣佈將與OpenAI、甲骨文和軟銀合作，共同投資5000億美元建設“星際之門”（Stargate）項目來支持美國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芯片、存儲器、數據庫、操作系統以及雲計算，這些構成了算力的鏈條，每個環節我們都存在很明顯的短板。在芯片上英偉達在全球市場上極具競爭力，在存儲器方面我國自給率不足10%，國產數據庫的市場佔有率僅為20%。操作系統方面，儘管華為鴻蒙等正在推動應用發展，但其總體佔有率仍然不高。在雲計算上，通用算力的“七朵雲”（阿里雲、華為雲、騰訊雲、百度雲、天翼雲、移動雲、聯通雲）2022年全球份額低於20%，而美國的“三朵雲”（亞馬遜AWS、微軟智能雲、谷歌雲）佔全球66%市場，營業利潤總和超過3700億元。

今年年初，我們看到了一些顛覆性的創新，以Deepseek為代表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路線降低了人工智能的訓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算力“卡脖子”問題，擴大人工智能的應用範圍，對我國推進人工智能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提高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技術先進性具有重要意義。

隨着應用範圍擴大，算力總需求會增加，而隨着算力總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帶來的數據流動加速，更高質量的算力網絡需求也會越發突出。實際上，隨着AI效率提高、易用性增強，算力增長將遵循“傑文斯悖論”和“規模定律”，用户對AI服務的總需求將呈指數級增長，持續強化算力供給仍將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現代化產業體系先進性的關鍵要求。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戰略協同性

這要求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具體而言，新型工業化戰略必須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美麗中國建設相協同；要注意製造強國戰略與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戰略的協同；要注意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三大戰略協同。

我們需要在各大區域之間進行協調，確保要素的自由流動。通常情況下，市場流動的規律會引導要素流向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然而，從協調的角度出發，我們仍需通過戰略來加以引導，包括加強區域協調，實現主體功能區、新型城鎮化以及鄉村振興之間的聯動。目前，我們已經構建了一個由兩橫三縱19個城市羣組成的區域經濟格局。新時代以來，我們推動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的高質量發展，以及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這些都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一部分。關鍵在於如何實現協同發展，實現產業升級與城鎮化人口集聚能夠實現良性互動。目前，我們已經有11項國家級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這些區域協調戰略的實施與我們的工業化戰略緊密相連。

******▌**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要注意把握產業體系完整性

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要注意把握產業體系完整性，這是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所要求。中國目前是製造業體系最為完備、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所擁有的由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構成的工業體系，已經涵蓋了聯合國工業分類目錄39個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已經連續13年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30%。從製造業產出的長期趨勢來看，1750年工業革命前，我國的發展狀況，特別是手工製造業和農業生產，製造業增加值已經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我們被遠遠拋在後面。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引進了156項工程，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後，我們實施了低成本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製造業實現了巨大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們又提出了製造強國戰略。現在我們再次成為全球第一，並且這一地位已經保持了13年。我們常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的現代化目標不是追趕西方的現代化，而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單純從製造業增加值量上看，我們已經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必須強調的是，儘管這個量達到了工業革命前的地位，我們仍有許多關鍵問題尚未解決，包括之前提到的工業“四基”等尚未取得突破。

另外，還值得提及的是，近期大家廣泛關注的是製造業“內卷式”競爭問題。儘管現在製造業的增長速度已經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我們製造業的利潤卻迅速下降。在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實施“藍海戰略”的過程中，面臨巨大的壓力，技術創新難以實現，只能尋求成本壓縮，在“紅海”中拼殺。近年來，製造業的利潤，尤其是去年和今年，成本利潤比下降趨勢明顯。以汽車製造業為例，2018年的行業成本利潤比為11.8，現在已上升至20，翻了一番。政府工作報告甚至將解決“內卷式”競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當然，這不僅僅是單方面製造業的問題，而是一個綜合問題。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對外開放性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對外開放性，這是推進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開放對我們的工業化進程來説是必不可少的，當前的開放與上世紀90年代以及上一輪經濟全球化時期相比，對中國而言有三點不同之處。首先，我們的優勢正在變化。過去，低成本勞動力是我們最突出的比較優勢。但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完善的產業體系和配套能力，主要優勢是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基於這樣的比較優勢，我們現在開放的核心是為了創新這一要素，以推動技術的先進性。其次，我們強調的是制度型開放，包括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開放，目的是吸引高水平、高素質的要素集聚。當然，這涉及到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還需要做一些測試，這需要通過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把自貿區作為高標準規則測試高地。最後，最關鍵的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產業安全性的問題。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產業安全性

產業安全問題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類別。首先是技術能力、製造能力缺失型，特別是高端發動機和工業軟件等。這類問題需要通過新型舉國體制和梯度培育戰略來逐步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儘管過去十年，製造強國戰略已經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仍有許多難題需要我們持續攻關。此外，尤其是疫情以及美國對我們的打壓，我們面臨了另一類安全問題——能力破壞型。過去，許多鏈條在國內企業中能夠生產，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敏感型企業開始轉移向東南亞國家。美國對我們的打壓導致所謂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也使許多企業不得不轉移。如果這種轉移過多，可能會導致整個鏈條斷裂，這就是能力破壞型。第三類是能力響應型，指的是在遭遇如戰爭、疫情等意外衝擊時，產業鏈條中斷，企業無法迅速恢復到正常狀態，引發的產業鏈安全問題。

針對這三類安全問題，我們採取的解決方法各不相同。對於第一類安全問題，我們需要全鏈條推動技術攻關。對於第二類安全問題，需要實現國內梯度有序的產業轉移，避免產業轉移到國外，而是從東部向中部、西部轉移。這一策略我們已經實施多年，中西部地區也在積極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目前看來成效顯著，但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對此，我認為可以參考日本“母工廠”的做法，在鼓勵企業沿着“一帶一路”進行大量對外投資，但要在國內建設“母工廠”。“母工廠”集中所有的現代化能力，包括技術人員、設備、工藝以及管理人員等各種要素。國外的工廠應完全複製國內母工廠的模式，確保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核心能力得以保留。這種“母工廠”再疊加上智能製造，這種模式可以稱之為“智能母工廠”。聯想集團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他們稱之為智能製造的母本工廠。對於第三類安全問題，我們只能採取備份策略。目前，我們正強調構建國家戰略腹地，來確保關鍵產業的備份。

******▌**推進新型工業化要注重把握過程包容性

通常情況下，談及推進新型工業化，很少提及包容性，而是傾向於從產業角度進行思考。然而，我認為在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包容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作為一個現代化戰略，新型工業化既要滿足人口規模巨大的這個“條件約束”，又要滿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函數”

一方面，要十分注意避免工業化進程中“極化效應”，技術創新要考慮社會責任，推進製造業高級化、數字化轉型升級過程中，要注意彌補“數字鴻溝”，使得更多人羣參與到新型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分配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通過分配製度的完善來提高新型工業化進程的包容性，使得全體人民都能夠分享到新型工業化的成果。

尤其是，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三重極化”效應：“超級明星企業”（ superstar firms）佔有了絕大部分利潤、數據和市場份額；相對於資本要素所得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數據、技術等數字化資本要素深度參與利潤分配對勞動收入產生了“擠出效應”）；數字技術對操作性技能勞動者替代（人工智能對中等技能勞動者替代趨勢明顯）引發收入分配極化趨勢。這就更加要求我們提升發展新型工業化過程包容性，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完善收入分配製度。

具體而言，還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在高質量就業方面，完善就業公共服務體系，着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完善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羣體就業支持體系，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同步推進户籍、用人、檔案等服務改革，優化創業促進就業政策環境，支持和規範發展新就業形態。完善促進機會公平制度機制，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完善勞動關係協商協調機制，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

在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方面，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62%），提高勞動報酬（55%）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支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要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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