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核威懾的新支點：美國升級GBU-57並研發替代型號的戰略意圖_風聞

非核威懾的新支點：美國升級GBU-57並研發替代型號的戰略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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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一架 B-2 轟炸機在測試中投下了一枚 GBU-57/B 巨型鑽地炸彈（MOP）。USAF

2025年6月21日至22日，美國空軍出動7架B-2“幽靈”隱形轟炸機，向伊朗的福特沃德和納坦茲核設施投下了 14 枚 3 萬磅重的 GBU-57/B 巨型鑽地炸彈（MOP），這次代號為“午夜之錘”的襲擊，標誌着 MOP 自2010年代初服役以來首次投入實戰使用。此次行動不僅讓GBU-57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更暴露了美國空軍對其升級迭代的迫切需求——就在行動後不久，美國空軍發佈合同通知，明確要求為GBU-57研發新型戰鬥部、擴展組件生產來源，並同步推進其替代型號“下一代穿甲彈”（NGP）的研發。這一系列動作背後，既是對實戰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戰略威脅的前瞻佈局。

一名美國空軍成員正在檢查一架部分組裝的 GBU-57/B，該炸彈明顯缺少尾翼套。 美國空軍一、研發背景：從“快速反應”到“非核威懾”

GBU-57/B的誕生，本質上是美國軍方對“深層地下目標打擊需求”的直接回應。21世紀初，全球範圍內地下軍事設施、核設施的建設進入高潮：伊朗在福爾道山體中深挖核濃縮工廠，朝鮮在東倉里等地修建地下導彈發射井，中國和俄羅斯也在擴建用於保護指揮中心、戰略武器的深層地下工事。這些目標通常覆蓋數十米厚的鋼筋混凝土或岩石層，傳統鑽地彈（如2000磅級GBU-28）的穿透深度和爆炸威力已難以滿足需求。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防威脅減少局（DTRA）與空軍於2002年啓動GBU-57的研發計劃，將其定位為“快速反應能力”項目——即繞過傳統武器研發的冗長流程，直接基於現有技術快速迭代，以應對緊迫的戰略威脅。2007年，首枚原型彈完成測試；2010年代初，GBU-57正式服役，成為當時全球威力最大的常規鑽地彈。

從技術參數看，GBU-57的“巨型”屬性堪稱“暴力美學”的代表：全重30,000磅（約13.6噸），彈長6.2米，彈徑0.8米，戰鬥部僅含約20%的高爆炸藥（約2.7噸），其餘重量由高強度鋼質彈體構成——這種設計使其能以超音速撞擊目標時，保持彈體結構完整，穿透至少60米厚的鋼筋混凝土或150米厚的鬆散岩層。其制導系統採用GPS輔助慣性導航（INS），理論精度在最佳條件下可達米級，確保能精確命中地下設施的通風口、豎井等關鍵節點。

值得注意的是，GBU-57的研發從一開始就被賦予“非核威懾”的戰略意義。2000年代，美國曾考慮對伊朗核設施使用B61系列戰術核彈，但核打擊的政治和人道代價過高。GBU-57的出現，為美國提供了“用常規武器實現類似核打擊效果”的選項——既能摧毀深層目標，又避免核戰爭風險。這一設計目標在2025年伊朗行動中得到驗證：五角大樓明確表示，選擇GBU-57正是為了“在不升級衝突的前提下，癱瘓伊朗核能力”。

衞星圖像顯示了 2025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夜間美國空襲後 MOP 對 Fordow 的影響點。 衞星圖像 ©2025 Maxar二、 實戰效果：精準打擊的“高光”與破壞侷限的“隱憂”

2025年6月的“午夜之錘行動”，是GBU-57的首次實戰檢驗。根據美國軍方公開信息，12枚MOP由B-2隱形轟炸機投送，全部命中福爾道核設施的預定目標。每枚炸彈通過“精心編程的引信”控制爆炸時機，有的在穿透至目標內部後延遲引爆，有的在關鍵樓層觸發，最終形成“分層破壞”效果。衞星圖像顯示，目標區域出現多個深達數十米的彈坑，部分隧道入口被完全摧毀。

此次行動的“高光點”集中在兩點：其一，打擊精度遠超預期。儘管伊朗可能對GPS信號實施干擾，但MOP的INS系統仍確保了CE90（圓概率誤差90%）在2.2米以內的精度，12枚炸彈全部命中預設的兩個撞擊點，形成“接力鑽地”效果——前一枚炸彈炸開缺口，後一枚沿同一軌跡深入，最終穿透至地下設施核心區域。其二，引信技術的成熟應用。MOP的引信能根據目標材質（岩石、混凝土、空氣層）自動調整引爆時機，部分炸彈甚至實現了“計數樓層”功能，確保在地下設施的關鍵層（如濃縮鈾離心機所在層）爆炸，最大化破壞效果。

然而，實戰也暴露了GBU-57的侷限性。首先，破壞效果存在爭議。儘管五角大樓稱行動“成功推遲伊朗核計劃1-2年”，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指出，伊朗可能在“幾個月內”恢復濃縮活動——這暗示MOP未能徹底摧毀地下設施的核心設備（如離心機），僅破壞了部分上層結構或通道。其次，載機與彈藥的“數量瓶頸”凸顯：B-2轟炸機每次僅能攜帶2枚MOP，執行福爾道任務需多架次出動；未來B-21隱形轟炸機預計每次僅能攜帶1枚，若打擊多目標或高價值目標羣，需大量飛機協同，效率低下。此外，MOP的“無動力投放”特性要求載機必須飛臨目標上空，即使B-2具備隱身能力，在面對先進防空系統（如S-400）時仍存在風險。

更關鍵的是，實戰讓其他大國及潛在對手獲得了MOP的關鍵參數（如撞擊角度、引信邏輯、穿透能力）。伊朗在行動後公開表示，將“升級地下設施的防護標準”，包括增加混凝土層厚度、採用吸能材料、分散核心設備佈局等。這意味着，現有MOP的威懾力可能隨對手反制措施的升級而快速下降。

2011 年的簡報幻燈片，以圖形方式描述了遠程打擊系列系統的要素，包括具有遠程能力的下一代穿甲彈 （NGP） 和遠程對峙 （LRSO） 核武器巡航導彈。 美國空軍

三、雙重驅動：美國空軍加速推進研發新彈頭和替代型號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需求及NGP的研發計劃，本質上是對“技術侷限”與“戰略壓力”的雙重回應。

（一）技術侷限：現有MOP難以應對“更硬、更深、更智能”的目標

首先是引信技術的瓶頸。儘管MOP的引信在伊朗行動中表現良好，但其對“複雜地下結構”的適應能力仍有限。例如，若目標包含多層空洞（如地下指揮中心的通風層、設備層、核心層），現有引信可能無法準確識別核心層位置；若目標採用“分散式佈局”（核心設備分佈在多個子通道），MOP的“單點鑽地”模式破壞效率將大幅下降。美國空軍在合同通知中明確要求研發“空腔感應引信”和“樓層計數引信”，正是為了突破這一限制——前者能檢測彈藥進入的空間大小（如判斷是否進入主廠房），後者能通過震動頻率或加速度變化“數層數”，確保在正確深度引爆。

其次是載機與彈藥的適配性問題。MOP的重量（30,000磅）和尺寸（6.2米長、0.8米直徑）使其僅能由B-2和測試中的B-52攜帶，未來B-21雖計劃兼容，但每次僅能攜帶1枚。這種“大而重”的特性限制了打擊靈活性——若需同時打擊10個目標，需10架B-21出動，而F-35等戰術飛機因彈艙尺寸限制完全無法攜帶。因此，美國空軍在NGP研發中明確要求“彈頭重量22,000磅或更少”，目的是適配更多載機（如B-21內部彈艙、甚至未來的無人轟炸機），提升打擊效率。

最後是抗干擾能力的不足。MOP依賴GPS/INS制導，在GPS信號被幹擾或拒絕的環境中，其精度可能從米級下降至數十米級。伊朗行動中，儘管美國通過電子戰壓制了部分干擾，但未來面對俄羅斯或中國的“綜合電子戰體系”，MOP的制導可靠性將面臨更大挑戰。因此，NGP的技術要求中特別強調“在GPS降級或拒絕環境中實現CE90≤2.2米”，可能引入慣性導航增強技術（如激光陀螺）、視覺導航（通過彈載攝像頭匹配地形）或多模製導（融合GPS、INS、毫米波雷達）。

（二）戰略壓力：對手地下設施“軍備競賽”反推能力升級

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衞·奧爾文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直言：“這不是一個靜態的環境。既然我們證明了MOP的成功，潛在對手必然會調整防禦措施。”當前，全球主要國家的地下設施建設已進入“第三代”：

伊朗：在福爾道核設施中，隧道入口採用“迷宮式設計”，主廠房被50米厚的花崗岩覆蓋，內部通道填充吸能材料（如泡沫混凝土），核心設備分散至多個子洞穴。

朝鮮：擴建東倉里、順天等地下導彈基地，部分發射井深度超過200米，頂部覆蓋多層鋼筋混凝土+花崗岩複合結構，並配備快速密封門，防止鑽地彈“接力穿透”。

中國與俄羅斯：中國在南海島礁、西北高原建設地下機場和潛艇洞庫，部分設施入口採用“山體偽裝+電磁屏蔽”；俄羅斯則在西伯利亞、加里寧格勒修建“核指揮中心”，地下深度達300米，配備抗核爆衝擊波的結構設計。

這些升級後的地下設施對鑽地彈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僅要穿透更深（如300米以上），還要具備“多向打擊”（從不同角度鑽地）、“智能毀傷”（識別並摧毀關鍵設備）的能力。現有MOP的“直上直下”鑽地模式和“接觸式引信”已難以適應，必須通過升級引信、優化彈體結構（如採用更堅硬的鎢合金）或開發“動力鑽地彈”（通過火箭助推增加撞擊速度）來應對。

此外，美國的戰略重心從“反恐戰爭”轉向“大國競爭”，也推動了對NGP的需求。在亞太或歐洲方向，若與中國或俄羅斯發生衝突，美國需要對其地下指揮中心、戰略導彈發射井等“高價值目標”實施快速打擊。此時，MOP的“載機依賴”（需B-2/B-21冒險突防）和“打擊效率低”（單次僅能投送2枚）將成為短板，而NGP若具備“動力對峙能力”（如加裝火箭助推器，射程達數百公里），則可讓載機在防區外發射，大幅提升生存能力。

來自硬目標空隙感應引信 （HTVSF） 計劃的圖表，該計劃側重於為小於 MOP 的掩體破壞炸彈開發高級引信。 美國空軍

四、連鎖反應：美國空軍的這一決策將產生多重影響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及NGP的研發，不僅是單一武器的更新，更可能引發技術、戰略與地區安全層面的連鎖反應。

（一）技術層面：推動鑽地彈向“智能化、多用途化”發展

GBU-57的升級需求（如新引信、抗干擾制導）和NGP的技術指標（動力對峙、高精度），將推動鑽地彈技術向“智能化”和“多用途化”演進。例如：

引信技術：空腔感應、樓層計數等功能的實現，需要集成微型加速度計、壓力傳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這可能帶動微型機電系統（MEMS）和彈載計算機技術的進步。

材料技術：為提升穿透深度，NGP可能採用鎢合金或陶瓷基複合材料彈體，這些材料的研發將反哺其他領域（如高速飛行器的熱防護）。

制導技術：應對GPS拒止環境的需求，將推動慣性導航、視覺導航、量子導航等技術的實用化，甚至可能催生“無衞星依賴”的新型制導系統。

（二）戰略層面：強化美國“非核戰略威懾”體系

GBU-57和NGP的核心價值，在於為美國提供了“介於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之間”的威懾選項。過去，美國對深層地下目標的打擊依賴B61-12等戰術核彈，但其使用門檻高、政治風險大。GBU-57的實戰成功及NGP的研發，將降低美國對核武器的依賴，同時保持對對手地下設施的“可信威脅”——這種“非核戰略威懾”能力，可能成為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的重要籌碼。

此外，NGP若實現“動力對峙”能力（如射程500公里），將與B-21、F-35等隱身平台形成“遠中近”打擊體系：B-21在防區外發射NGP，F-35使用GBU-72等中型鑽地彈打擊次深層目標，MOP則作為“最後手段”打擊超深目標。這種分層打擊能力將大幅提升美國對複雜戰場環境的適應力。

（三）地區安全層面：可能加劇“地下設施-鑽地彈”軍備競賽

美國的技術升級可能刺激對手加速地下設施的防護技術研發。例如，伊朗可能引入“主動防禦系統”（如在地下設施入口部署攔截彈，摧毀未穿透的鑽地彈）；俄羅斯可能研發“電磁脈衝防護層”，干擾鑽地彈的電子引信；其他大國可能優化地下設施的“分散式佈局”，讓單個鑽地彈無法摧毀多個核心節點。這種“矛與盾”的對抗，可能導致全球範圍內地下設施的建設成本和技術門檻進一步提高，甚至引發“地下軍備競賽”。

在中東、東北亞等敏感地區，GBU-57和NGP的存在可能改變局部力量平衡。例如，伊朗若認為其核設施無法被常規武器摧毀，可能更激進地推進核計劃；朝鮮若判斷其地下導彈發射井易受打擊，可能加速發展機動發射能力（如鐵路導彈、公路機動導彈）。這種“威懾-反威懾”的互動，將增加地區衝突的不確定性。

結語：從“巨型鑽地彈”到“下一代打擊體系”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和NGP的研發，本質上是其“全球精確打擊能力”演進的縮影。從GBU-57的“暴力穿透”到NGP的“智能毀傷”，技術的進步始終圍繞“如何更高效、更精準地摧毀深層目標”展開。

然而，在美國深層打擊能力向“智能化、體系化”轉型的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如技術突破的複雜性、成本與生產的雙重壓力、體系協同的適配難題、地緣風險的連鎖反應等，每一步跨越都需突破多重現實約束。

從“巨型鑽地彈”到“下一代打擊體系”的轉型，不僅需要突破技術瓶頸、解決成本難題，更需在戰略適配與地緣風險中尋找平衡。最終，真正的“深層安全”或許不在於“誰的鑽地彈更深”，而在於通過國際軍控對話和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誤判），從根源上降低衝突風險。否則，技術優勢的追逐可能淪為“安全困境”的推手，讓全球深層打擊能力陷入“無限升級”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