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際規則博弈中的雙重邏輯陷阱_風聞

論國際規則博弈中的雙重邏輯陷阱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7月20日星期日

國際規則博弈的複雜性，往往體現在各種看似合理卻暗藏矛盾的邏輯陷阱中。這些陷阱既干擾着國際社會對規則的共識，也考驗着各國在秩序維護中的戰略定力。

一、實用主義的道德滑坡

將國際規則簡化為 “以眼還眼” 的報復性邏輯，本質上製造了雙重標準體系。用科索沃問題類比克里米亞歸屬的論述，看似實現了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的策略效果，實則陷入了 “強盜邏輯合理化” 的倫理困境。當主張 “西方承認科索沃獨立則東方應承認克里米亞屬俄” 時，等同於默認強權政治是國際關係的唯一準則。

這種實用主義思維無視了國際法發展進程中形成的共識 ——2008 年國際法院對科索沃諮詢意見明確指出獨立不違反國際法，而克里米亞公投發生在軍事佔領狀態之下。

二、立場模糊的戰略代價

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之外，立場模糊的策略同樣會在國際規則博弈中付出沉重代價。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採取 “戰略模糊” 策略，表面上規避了選邊站隊的直接風險，實則損害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原則的信任基礎。

國際秩序維護者形象需要建立在規則一致性之上，當北約東擴被簡單等同於古巴導彈危機，台灣問題被強行納入 “東方文明規則” 框架時，這種選擇性適用原則的論述，反而暴露了自身立場的內在矛盾。2014 年聯合國大會關於克里米亞公投的決議中，中國投下棄權票的實質是堅守不干涉內政原則，而非對領土變更的默許。

三、文明敍事下的權力邏輯陷阱

當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與立場模糊的矛盾被放大時，我們更需警惕文明敍事包裝下的權力邏輯陷阱。21 世紀國際舞台上，“基於規則的秩序” 與 “東方解決方案” 以不同的話語形式交替登場。這種表面的話語競爭背後，始終遊蕩着國際政治最原始的幽靈 —— 強權邏輯以文明敍事為外衣，不斷侵蝕國際法治的根基。

當國際規則淪為強權政治的修辭工具，其建構過程便呈現出明顯的選擇性。美西方主導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實為典型例證：在南海問題上將臨時仲裁庭包裝為國際法治化身，卻刻意迴避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台灣問題上以所謂 “國際規則” 挑戰一箇中國原則，卻無視聯合國第 2758 號決議的法律效力。

這種規則話語的雙標性，暴露出其本質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工具。規則重構往往伴隨着軍事威懾與經濟脅迫的雙重奏。英國政要近期將俄烏衝突與台海局勢強行類比，試圖通過預設 “中國威脅” 的敍事框架，為軍事集團擴張尋找道義支點。這種將地緣戰略野心包裝為規則守護的行為，與冷戰時期 “民主自由” 旗幟下的代理人戰爭如出一轍。

強權政治與規則建構之間存在着結構性矛盾。當某國宣稱其規則體系具有普遍適用性時，卻對國際法院關於查戈斯羣島的判決置若罔聞；當某集團以 “維護國際法” 為由實施制裁，卻對加沙人道主義危機保持沉默。

這種 “規則例外主義” 實質上否定了規則本身的普遍價值，使國際秩序陷入 “霍布斯叢林” 與 “康德理想” 的永恆搖擺。國際社會對此已形成條件反射般的警惕。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反覆，折射出中小國家在強權規則下的生存困境 —— 既擔憂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又害怕喪失戰略自主性。這種深層焦慮導致區域合作機制屢屢受挫，印證了強權邏輯對規則建構的破壞性。

四、規則博弈的現實出路

破解上述三重邏輯陷阱，關鍵在於找到規則博弈的現實出路。真正的外交智慧不在於製造雙重標準，而在於推動國際法體系的完善。中國堅持 “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應得到尊重” 的一貫立場，既是對烏克蘭危機的負責任態度，也是維護台海現狀的戰略需要。在科索沃問題上主張協商解決，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強調尊重國際法，這種表面矛盾實則統一的立場，恰是對 “雙重標準論” 最有力的破解 —— 通過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來制約單邊主義，比製造新的規則對抗更具建設性。

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價值共識與實力博弈的動態平衡。將文明差異異化為規則對抗工具，既不符合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定位，也違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方向。唯有在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基礎上推動規則革新，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正義。

後記：某網友提出：“西方承認科索沃獨立則東方應承認克里米亞屬俄” 等觀點，本文系對這些觀點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