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Easy Country，再有Easy Girl_風聞

昨天晚上有朋友問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一邊在現實中在公共場合看見有人穿戴黑色的宗教服飾“裏切克”，一邊在網上看到女大學生因“涉外道德問題”被批“有辱國格”，這是否意味着社會正在向着“前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第二個問題是:他希望知道以我的眼光來看，這個女大學生的道德問題是否構成“有辱國格”?

我的答覆是: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一個身份社會中，女性、少數羣體對權力的感知力天然就比其他人強，他們不僅能快速分辨判斷出羣體中誰是擁有更多權力的個體，而且很快就能歸納出不同的身份和共同體所帶來的權力等級。所以在一個社會中，當外國人比本國人地位高時，自然會有女性傾向於優先外國人交往，這種交往當然不限於此事件中那種不道德的、非正常的關係,也包括戀愛、婚姻等正常的關係。這是一種本能的策略，既通過與層級較高者的交往與其分享超出一般本國人的權力。當然了，能不能實現是另一碼事。我們可以把這種策略稱之為幕強依附。

而少數羣體則會在衣着、服飾、語言、習慣上儘量貼近自己可以模擬的“外國人”，成為一種介於本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中間形態，竭力將自己和權力層級較低的本國人區分開來，從而和“外國人”分享較高層級的權力。我們可以把這種策略稱之為幕強擬態。“擬態”是自然屆中生物常見的生存策略，一般是一種較為弱小的生物通過偽裝，而模擬某種強大或有毒生物的形態。

這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歷史上不乏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振武軍殺胡事件”，見《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建中元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紿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覆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回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回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睦王傅。”

因為回紇人可以在唐朝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所以“九姓雜胡(粟特人)”才會依附、冒充回紇人在京師狐假虎威。而正是因為他們冒充了“高人一等”的回紇人，才能成功在唐朝的京師誘拐到大量婦女，心甘情願的被他們裝在行李裏帶向未知的遠方，直到被執勤的唐軍用長錐刺中才出聲。

所以事情其實很簡單，當外國人比本國人地位高，一些女性就會優先和外國人交往，一些少數羣體就會盡量打扮成外國人的模樣。反之，當本國人比外國人地位高，這些女性自然會轉而優先和本國人交往，這些少數羣體就會打扮的和其他本國人沒有兩樣。

這種“慕強”和“趨利”的選擇和行為本身和“有損國格”沒什麼關係。人必自辱之，然後人辱之，如果一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低外人等，那麼得到外人的尊重無異於痴人説夢。國家是人組成的共同體，如果把“國格”作為“人格”的共同體，那麼當這種“慕強”和“趨利”的選擇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本身就説明了這個社會的平均人格水平不高。

所以邏輯不如説是相反的，不是較低的個體人格水平拉低了羣體人格水平，而是“低人格水平社會”批量產出了被蔑稱為“巴西牛排”和“行走的傢俱”這樣的低人格個體，而他們被蔑視的原因也僅僅是被曝光在公眾的審視之下而已。他們的存在也意味着羣體的權利和人格水平高不到哪去，因為畢竟：這是同一個社會。

所以我們不妨把話説明白，是先有Easy Country，再有Easy Girl，而不是先有Easy Girl，再有Easy Country。就像我舉的《張光晟傳》裏那個例子，是大唐朝先讓回紇人騎了臉，婦女才心甘情願跟着假回紇人走，而不是婦女心甘情願跟着假回紇人走，導致大唐朝被騎了臉,“事涉國格，商女全責”的本質是沒有勇氣面對問題根源還欺軟怕硬，當事女大學生當然絲毫不值得同情，但專捏軟柿子的人又能比她強到哪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