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劇編劇：“女性覺醒”敍事，不應過度敵視“雌競”？_風聞

【導讀】在近年來的影視市場中，女性題材迎來了一個紅利期。在“覺醒”敍事的統領之下，如何把握女性羣體內部的差異，以及兩性關係的樣態，仍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視角。本文作者袁子彈是大熱劇作《山花爛漫時》《歡樂頌1、2》的編劇，而鮮少被注意到的是，這兩部劇中的女性幾乎生活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同一時期。那麼，一邊是偏遠縣鄉，一邊是摩登上海，女性敍事為何呈現出如此不同的氣質？

本文指出，《歡樂頌》復刻着彼時城市與女性敍事的標準答案：劇中“五美”無一例外是談戀愛的，男性的參與不可或缺。而《山花爛漫時》不再沉迷超級城市，通過深入中國最小的城市建制縣，展現了不同地域的不同肌理；在總裁、高級白領等精英之外，曾經沉默的小鎮青年的奮鬥一樣精彩，女性同樣可以為理想、信仰與事業燃燒。這些創作變化意味着，城市的範疇和都市敍事愈發廣闊，當城鄉的邊界開始模糊，人的流動不再是一條“進城”的單行線，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對袁子彈而言，女性角色的時代之變反映出女性思潮的發展。一方面，好的女性創作不應通過貶低異性來抬高自己。在《山花爛漫時》裏，男女不是對立關係，而是通力合作的關係。這一關係是社會生活中的諸多關係之一，且基本與性緣無關。另一方面，性別意識不是斷情絕愛、談婚色變，更不是要求人人都成為張桂梅老師，而是人人都可以勇敢做自己，也允許別人做自己，就如同男性也可以示弱。無論是《歡樂頌》“五美”在上海打拼的成長之路，還是張桂梅與女校師生紮根縣鄉的拼搏，她們本來就生活在同一時空，是女性的不同姿態，也是當下中國的真實、女性的真實。

在袁子彈看來，近年來對“雌競”的批評很可能使女性形象陷入另一種規範化敍事，即女性必須偉大、必須有力量，女性與女性必須互助，一旦有競爭就是惡意的，就是對女性的污名化敍事。“只要人物邏輯紮實、堅挺，雌競怎麼了？按照宮鬥、宅斗的劃分標準，所有的歷史正劇裏，男人們都在玩命地雄競，為什麼沒有人要求男性幫助男性？”

本文為“重新想象：中國文藝尋找中國方向”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社會觀察

2025年第29期  總第249期

十年女性劇：都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變遷

袁子彈 | 影視劇編劇

大家好，我是編劇袁子彈，十年前我寫了女性羣像劇《歡樂頌》，前兩年我寫了另一個跟女性有關的劇集《山花爛漫時》，這兩個劇的播放相隔將近十年時間，也都掀起了較大反響，我很想以這兩個劇為主，聊聊中國都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變遷，更嚴謹一點説，是中國城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變遷。

《歡樂頌》的故事發生在2010年左右，《山花爛漫時》的故事開啓於2008年，故事主體的第一代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也在2010年左右，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它們幾乎是發生在同一時間的故事。也就是説，一度代表着都市麗人形象的“歡樂頌五美”和建女校的張桂梅老師、以及上不起高中的穀雨等人，是同時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之上的。《歡樂頌》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最都市的城市上海，在那個時代，幾乎99%以上的都市劇都發生在上海，因為那完美符合我們對都市的想象；接下來的《都挺好》等劇中，都市開始向着蘇州、杭州、成都等城市延伸；而到了《山花爛漫時》的時代，我們依然討論女性、依然寫城市的發展與建設，我們的主場來到了華坪，來到了中國最小的城市建制：縣。包括去年的《我的阿勒泰》，討論都市人與自然、與生命本源的矛盾與共存，甚至放在了讓人很難聯想起都市這個詞的新疆。

為什麼兩個劇描述的幾乎是同一時期，卻呈現出如此不同的氣質？我認為，這既是社會觀念飛速變化的結果，也是一種創作上的主動選擇：我們不再沉迷於一味展現超級城市的現代化、時尚度、便利性，而是深入到了城市的肌理，展現出不同層級城市的不同面貌；我們不再認為只有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只有總裁、高級白領等精英職業值得書寫、值得關注，那些曾經沉默的二線、三線、四線，那些小鎮青年們的奮鬥，也一樣有價值。故鄉重新召喚着我們，人的流動不再是一條單行線，從貧窮的地域向着更大的城市流動，而是可以回故鄉、可以去遠方，隨之而來的，是城鄉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山花爛漫時》裏，張老師一腳摩托就能去到山溝溝裏，也能站在人民大會堂發言，穀雨等女孩靠着高考考出華坪，有的去到了祖國的邊疆，有些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也有的留在了更大的城市，在這些敍事裏，城市的範疇和都市敍事變得前所未有的廣闊，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歡樂頌》裏，樊勝美拼盡全力要在上海紮根，邱瑩瑩父母堅決不允許她回老家，因為在那時候，留在上海，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談一場好的戀愛，成立一個好的家庭，是城市與女性敍事的標準答案。劇中五美年齡性格各異、出身背景各異，對愛情與家庭的態度不一，但無一例外依然是談戀愛的，儘管我們討論過幹得好好還是嫁得好好，但她們的故事都隱隱通向一個標準答案，即女性敍事的完整需要男性的參與，不管他們叫白渣男、趙醫生還是王帥哥，不管他們是作為磨刀石，還是真命天子。而到了《山花爛漫時》的時代，關於張老師的描述已經無需兼顧她的愛情敍事。樂觀、開朗、堅韌、勇敢，屬於她的女性魅力千千萬，甚至沒有一點來自於她的愛情。《歡樂頌》裏，擔起女強人稱號的安迪天賦異稟，接受過最好的教育，我對她最大的遐想是她被可信任的上司賞識、擁有與男人平等對談的權利，並擁有完全可以自主的感情，這一度甚至被觀眾認為是主角光環，而在《山花爛漫時》裏，張老師跟副省長要錢、向全世界募捐，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敢於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撼動和改變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我的創作完全聚焦於張老師的理想、信仰與事業，這固然得益於張老師本人的強大，也來自女性思潮的巨大轉變：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從過往的從屬地位走出來，職業路徑變得越來越清晰，人生選擇變得越來越豐富，她們的野心、慾望、能力、困境都可以被正視、被理解，而不是被忽略、被否定。

當年選擇以五個女生的友誼為中心，以22樓而不是家庭為中心，已經讓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今時今日，催婚和大齡剩女這種話題已經不再有進行社會探討的必要，我已經可以寫下這樣一個故事，每個女孩都在為自己的人生而奮鬥。她們的方向千差萬別，她們的腳步去向四面八方，她們不是作為誰的女兒、誰的妻子、誰的母親存在，而是僅僅作為自己存在。她們被允許成為張桂梅、穀雨，成為王鐵梅與小葉，成為李文秀、張鳳俠，也同樣被允許成為曲筱綃樊勝美。這是女性敍事無比豐富、宏大和自由的時代，這種豐富來自於外在城市的不斷外延、來自於更真實的社會碰撞，也來自於女性內心的自信與自省。

電視劇《出走的決心》描述了蘇敏阿姨的故事。在我看來，國產劇的女性是在一直“出走”的，她們正在逐步走出“好女兒、好學生、好媽媽、好妻子”等身份標籤的限制。從原生家庭和父母的威權裏走出，就像樊勝美與穀雨；從不美好、不確定的婚姻與戀愛中走出，就像《出走的決心》裏的蘇敏阿姨；最後也是最難的一步，是從社會定義的性別身份中走出，從“女性只能怎麼樣”和“女性就該怎麼樣”中走出，就像張桂梅老師。曾經社會輿論要求女性更具服從性、配合性，似乎她們天然更能忍耐，更應該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職責，甚至在我創作之初，互聯網也出現過一些關於張老師的爭議——沒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教導女生要讀書不要嫁人；拒絕全職媽媽捐款……把張老師塑造成了一個不遵循傳統女性價值、不懂母愛的形象；又或者強調張老師的犧牲和奉獻，強調她如何“苦中作樂”，把她塑造成一個高高在上的聖人。但我沒有迴避，而是認真地描寫了作為母親的張老師，奮鬥在職場的張老師，她是如何照顧兒童之家的孩子們，如何與上下級打交道、如何盡最大可能去團結所有人（比如領導們、企業家們），克服重重困難創辦女校，這也是與過往電視劇裏動輒出現的雌競截然相反的。圍繞着張老師，我在劇中設計了第一代的四朵金花，其中谷雨與蔡桂芝非常具像化地展示了女性間的良性競爭是什麼樣的。我非常喜歡那個請領導吃滑肉、拿着甘蔗去送禮、拿着錦旗去要賬的張老師，那個坐着豬車回來捕大魚的張老師，更為這個張老師被觀眾喜愛而興奮，因為這個張老師的存在，證明了女性可以更自由地在社會上生長。她們可以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按自己的理想與意願生活。當然，這種自由不限於女性，男性同樣可以示弱，可以不天然地承擔很多職責，大家都應該從固定的性別角色中釋放出來。

張桂梅老師的人生，就是我心中新女性思潮的現實實踐。我認為好的女性創作不應通過貶低異性來抬高自己，因為女性的強大不靠與男性比較得來，去掉這個“女”字，張老師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人生強者。在《山花爛漫時》裏，男女不是對立關係，而是通力合作的關係。這個關係也不過是是生活中諸多關係之一，而且基本與性緣無關，因為女性的強大應該是爭取自己本來應有的空間和權利，而不是爭奪別人的權利。我非常喜歡的一場戲是張桂梅來警察局撈穀雨，在已經確認穀雨被騷擾的情況下，老警察説出了“以後少來這些地方攪和”的話，這種出於善意的話語讓人看到女性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困境，即社會依然認為，被騷擾是女性的責任，是女性去那些不安全的地方才導致的。我們的劇中沒有反派，女性的困難不是遇上了某個壞男人導致的，相反，通過書寫張老師的故事，我開始清晰地意識到影響這一切的關鍵是什麼——是學習權與工作權，因為只有擁有這兩項權利，女性才能擁有真正選擇的自由。沒有學習權，女性就不知道有哪些選擇，難以獨立做出判斷，只能遵循別人的意見生活；沒有工作權，女性就沒有能力去做選擇，看到選項也不敢選。決定蘇敏阿姨出走的不光是意識的進步，更是房車與短視頻賬號，女孩子們打破早早嫁人、生子的命運的底氣，則是學習帶來的知識進階和高考帶來的工作自由。

在之前的一次採訪中，我反思了自己關於大女主的創作，因為之前女性劇中的大女主描寫，更多停留在風衣穿得很漂亮、高跟鞋走得很颯爽這個層面，極力想要展現那種精英女性的氣質與氛圍感。她當然是眾人愛慕的中心，甚至很多時候，我們會接到來自平台、製片方各種層面的意見，認為職業部分有個大架子就夠了，不要寫太多實質內容，因為觀眾不愛看。而現在這種觀點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寫完《山花爛漫時》之後，我再三問自己，為什麼觀眾認可張桂梅老師是大女主？我總結了兩點，一是她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把問題製造出來，交由男性去解決；二是她必須有鮮明的態度，不能是輔助者、支持者，而是那個真正能決定事態發展的人。但我不認為《歡樂頌》的表達就不真實。當年的《歡樂頌》，是我本人和社會情緒的集中呈現，最近有不少人重温《歡樂頌》，對曾經詬病的“樊勝美”“邱瑩瑩”有了截然不同的觀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曾經落在樊勝美身上最大的標籤是虛榮，而邱瑩瑩身上最大的標籤是戀愛腦，可隨着時代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觀眾看到了樊姐骨子裏的善良和有情有義，也看到了邱瑩瑩的行動力和不卑不亢，而真正的自由，是張老師可以存在，樊勝美、邱瑩瑩亦可存在。她們本來就生活在同一時空裏，她們是女性的不同姿態。同樣的，我依然欣賞安迪的冷靜、包容，不輕易向別人扔石頭，不用既定的標準去界定某個人羣。女性思潮最大的進步不是斷情絕愛，不是談婚色變，更不是要求人人都成為張桂梅老師那樣了不起的女性，而是在不觸犯法律邊界的前提下，人人都可以勇敢做自己，也允許別人做自己。

我非常喜歡我們劇中選擇離開的蔡虹老師。我們沒有對她做任何批判，而是真實地呈現了她，甚至讓她質問了張桂梅，讓張老師無話可説。為什麼這麼設計？因為我真的很想説，做不到像張老師那麼高尚很羞恥嗎？不羞恥，這就是普通人，她説的太對了，我們努力學習不是為了搞一份錢多事少的工作嗎？英雄固然偉大，當普通人很過分嗎？不過分，普通人才是大多數。我希望讓大家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樣子，大部分人選擇了普通的、平庸的生活，選擇了錢多事少，少部分人燃燒了自己，走向了更光輝、更了不起的道路，這才是生活的真實，男性如此，女性也是如此。我不希望女性思潮的變化，把女性形象從一種道德範式中解放出來，又放進另一種要求更高的規範化敍事裏，即女性必須偉大、必須有力量，女性與女性必須互助，一旦有競爭就是惡意的，就是對女性的污名化敍事。只要人物邏輯是紮實的、堅挺的，雌競怎麼了？按照宮鬥、宅斗的劃分標準，所有的歷史正劇裏，男人們都在玩命地雄競，玩命的宮鬥，為什麼沒有人要求他們男性幫助男性？他們可以自由的競爭、自由的互助，有着薛定諤的道德標準，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也應該如此，真正的自由是允許最強音的存在，也尊重最弱音的存在，因為她們都是當下中國的真實，女性的真實。

我記得《山花浪漫時》剛播完沒多久，一個學生問了我一個問題，説穀雨這樣的姑娘好不容易從大山裏考出來，又選擇回女校當老師，這難道不是一種倒退嗎？這樣的話，她的奮鬥還有什麼意義？我用當時的回答來作為今天演講的結束。

所有有選擇的道路都不可稱之為倒退。重要的是有選擇。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