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家族故事與跨大西洋的移民往事_風聞

澎湃新聞

2025年07月20日 15:28:12 來自上海

“接到皇家國務部決定我們必須離開巴伐利亞王國的消息時，我們嚇得癱坐在地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就此蒙上了陰影。我的妻子焦慮不安，我可愛的孩子也因此患病⋯⋯我想重新成為巴伐利亞公民，因此別無他法只能向崇高的殿下提出最卑微的請求，希望您大發慈悲，允許我留在最仁慈的巴伐利亞王國。”

這段話出自弗里德里希·特朗普寫給巴伐利亞攝政王的一封信，2016年，歷史工作者羅蘭·保羅在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斯派爾市的檔案館中發現了它，落款為1905年2月27日。後來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弗里德里希最終還是被迫離開了德國，而他的孫子唐納德·特朗普於2017年和2024年，兩次當選美國總統。

弗里德里希·特朗普寫給巴伐利亞攝政王的信（來源：Landesarchiv Speyer）

特朗普的祖父寫下這封虔誠的求情信前，剛剛被當局通知最遲應在當年5月1日之前離開巴伐利亞領土，否則將被驅逐。原因是當1885年從德國移民到美國時，時年16歲的弗里德里希既未按照規定在故鄉註銷户籍，也沒有完成強制兵役。信中，弗里德里希言辭懇切，詳細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出生在德國西南小城卡爾施塔德，父母是樸實的葡萄園工人（時至今日，位於萊茵河和低窪山脈之間的該地區仍以葡萄酒釀造聞名）。1892年，他獲得了美國國籍，辛勤的努力逐漸使他富有。在1902年的回鄉之旅中，弗里德里希遇到了現在的妻子。遺憾的是，美麗的德國妻子無法忍受紐約的氣候，於是他決定偕家眷回到家鄉小城。

特朗普祖父的人生故事，和諸多移民的命運是相似的。福建的年輕人，在歷史上也曾懷揣希望掀起下南洋的風潮。事業有成後，他們回鄉娶妻，有的安土重遷，有的再度啓程南下。然而，弗里德里希的命運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而改變。1918年，他死於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一場大流感，當時全球至少5000萬人死亡。特朗普曾開玩笑説，正是德國拒絕了自己祖父的定居申請，讓他沒能逃過那場浩劫。歷史的不確定性顯然無法丈量，弗里德里希也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依舊難逃厄運，更重要的是，他的孫子也不會成為如今世界權力頂峯的男人。不過，特朗普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承認自己的德國血統，他聲稱自己的祖父來自瑞典。這一點很可能與他的家族生意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德美對立有關，如今作為“移民楷模”的德裔美國人，背後實際上隱藏着一段族裔消弭的隱痛。

“四八年人”與德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

儘管1683年德意志人就已經在美國建立了第一個永久性的聚居地日耳曼敦，但總體而言，在17和18世紀，德意志移民是以小規模的形式移居美國，宗教是最重要的動因。哈特爾、門諾和阿米什教徒在歐洲飽受迫害，他們拒絕接受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嬰兒洗禮，亦拒絕宣誓，這使得他們被當權者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來到美國後，他們作為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拒絕服兵役，選擇與世隔絕的生活。阿米什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世代生活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密歇根州南部和印第安納州北部，視美國主流社會為異教徒的世界，至今保留着一種被稱為“賓夕法尼亞荷蘭語”的類似16世紀德國普法爾茨地區的方言。

阿米什人去往特朗普的投票站（來源：Gretty）

自1815年制定德意志邦聯條例以來，德意志邦聯的公民有了受保障的出國權。此前公民需要通過審批程序，證明其在家鄉沒有留下任何債務，才能真正離開祖國。1830年開始，德意志人口外流顯著增長，1845年左右德意志人開始系統性、大規模地移居美國，並在19世紀50年代達到高峯，這一時期有近100萬德意志移民遠渡重洋來到美國。這一時期的移民增長可以解釋為移民系統越來越高的專業化程度：移民協會的成立、報紙的宣傳和專業機構的組織，國家層面也試圖進行干預，以避免一些不當的行為發生，並通過主要移民目的國的領事館，協助移民。同時經濟原因這一移民的普遍動機顯然與當時的政治條件無法割裂分析，1848年革命的失敗刺激了許多德意志人邁出改變現狀的最後一步，在革命中沒有和當局發生實際衝突的人們，也選擇來到大洋彼岸的共和國，開啓新的生活。選擇美國作為目的國，透露出移民對威權制度的抗拒。其中一些人的政治理想在異國轉變為了現實，卡爾·舒爾茨、弗里德里希·卡普以及弗朗茨·西格爾等在南北戰爭中延續了1848年的革命精神，成為了美國的戰爭英雄，也讓曾參與1848年革命並在之後流亡美國的前革命參與者在美國有了一個專屬的稱呼——“四八年人”。

1860年至1870年在德國曆史上意義重大，在俾斯麥的帶領下，普魯士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經歷了三場戰爭，1871年，一個統一的德國從歐洲心臟地帶數百年的混亂中崛起。俾斯麥時代的德意志帝國不可避免地會在德裔羣體中點燃一種新的“日耳曼主義”精神。美國的歲月並沒有消弭德裔移民對原籍國的天然依附感，在經歷了多年的恥辱之後，當德意志突然贏得了世界其他地區的尊重和認可，德裔美國人的德意志性也隨之覺醒。自由派的德裔美國人越來越認可德意志實現統一的方式，儘管也不乏質疑，民權在一個由普魯士容克貴族統治的國家是否能夠真正實現。但1868年，舒爾茨重訪德國，受到王室接見，他也不禁承認俾斯麥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個非凡的人物。到了1871年，舒爾茨已經和其他德裔同胞一樣熱切地慶祝德國軍隊的勝利和祖國的統一。

19世紀最後的三十年，美國各地出現了各種德意志人的紀念碑，例如紐約中央公園的德意志偉大作家席勒的半身雕像和明尼蘇達州新烏爾姆附近的赫爾曼（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其率領的日耳曼部落殲滅了三個羅馬軍團）紀念碑。隨着德裔社區的鞏固，德裔美國人被極具德意志特色的社團活動和文化傳統組織起來，在德裔學者有意識的構建下塑造了族羣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記憶。1902年，德裔美國人歷史協會建立，1910年，施託伊本（參與美國獨立戰爭的普魯士軍官）的紀念碑在華盛頓拉斐特公園揭幕。實際上早在1903年，在德裔議員理查德·巴托爾德的倡議下，這座紀念碑就已提交國會批准，巴托爾德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法裔羣體在白宮對面的拉斐特公園豎立曾幫助美國大陸軍對抗英軍的法國將軍羅尚博的雕像，但當時未獲得成功。

德美關係的時代轉折

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普魯士與美國一直交好。普魯士和德意志其他邦國在美國內戰中壓倒性地支持聯邦，是美國內戰期間北方為數不多的盟友之一，大量加入北方聯軍的德意志移民也為南北戰爭中北方的最終勝利做出了突出貢獻。德意志帝國建立後的前十年，兩國間的政治關係仍然平穩。當然，德美兩國關係對雙方來説並沒有很高的優先性。即便法蘭西共和國在拿破崙三世倒台後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阿爾薩斯—洛林的損失和法國對德的鉅額賠款導致了美國部分公眾對德國的批評，但北美仍然是美國的利益中心，美國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南方的重建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外交政策基本上都與西半球有關。在歐洲事務上，喬治·華盛頓的“不糾纏舊世界的爭吵和聯盟”的宗旨依舊佔據主導。眾所周知，俾斯麥在1871年之後的政策仍然以歐洲為中心，對他來説，保留美國的善意符合德國的利益，他以非凡的敏鋭和謹慎考量對美關係，每當他被要求保護在委內瑞拉、秘魯、巴西、尼加拉瓜或夏威夷等地德國公民的利益時，他都小心翼翼地評估門羅主義和美國在西半球的意圖。

許多美國人對德意志文化抱有傾慕之情，認為德國是世界文化的領軍者，是文學、音樂家和學者的國度，德意志的大學教育體系也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在1876年慶祝《獨立宣言》發表一百週年的活動中，俾斯麥和威廉一世與格蘭特總統交換了友好信息，其中俾斯麥談到了兩國間的友誼甚至可以追溯到腓特烈大帝時代。在德國，美國也享有“民主”和“自由”的積極形象。自1830年以來，德意志自由主義者密切關注美國的政治發展，美國在當時德意志人的思維地圖中意味着高度的個人與政治自由，尤其是革命中的激進派對美國的共和主義推崇備至，將其作為“理想共和國”的藍本在法蘭克福議會中屢屢提及。德裔移民對教育的重視、過硬的專業技能以及軍事指揮才能在美國塑造了勤勉進取的德意志民族形象，德裔美國人和歸國人士也通過信件和書籍等，締造了德國國內有關美國的信息和國家形象。

然而，這種相互良性的互動在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中開始瓦解。1889年6月，新當選的共和黨總統本傑明·哈里森任命外交官威廉·菲爾普斯為美國駐柏林特使。菲爾普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他曾代表美國駐奧地利，並參加了1889年4月在柏林舉行的薩摩亞會議，受到了外交部國務秘書赫伯特·俾斯麥的器重。然而上任僅五個月，這位美國特使就不得不面對完全陌生的外交部新國務秘書馬夏爾·馮·比伯斯坦，而且還要面對令整個政界感到驚訝的帝國新宰相卡普里維。德國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從俾斯麥父子轉變為比伯斯坦和卡普里維，被哈里森總統和菲爾普斯大使稱為“傳統友好”和“沒有絲毫陰影”的德美關係也隨之改變。這一時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變革方面，美國和德意志帝國有着驚人的相似。美國在從內戰的創傷中恢復後，其經濟成就鼓勵着美國人追求獨立於歐洲影響的民族文化。美國的外交和經濟利益也開始與歐洲大國的利益相背離，兩國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框架內的相互關係和地位變化也決定了兩國關係的走向，德國和美國都超越了地區利益的限制，成為或至少試圖成為世界大國，參與所謂的全球最終劃分的爭奪，因此在太平洋、東亞和拉丁美洲作為對手相互對峙、陷入爭端是必然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德裔共同體的衰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再一次為美利堅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推波助瀾，這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全面戰爭，不允許美國內部有任何分裂。在德國，戰爭很容易被民眾所接受，但在美國，則必須為民眾引進戰爭，威爾遜政府不得不培養，甚至是製造有利於戰爭的輿論，德裔美國人最終成為了犧牲品。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間諜法》就獲得通過。該法案旨在禁止干涉軍事行動或徵兵，對任何傳播“鼓吹或敦促叛國、叛亂或強行抵抗美國法律”的材料，關閉其郵政系統，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德語媒體，因為它賦予郵政檢查員特權。同年，國會通過了另一項法律，作為《與敵交易法》的一部分，要求德語報紙提供部分新聞稿的英文翻譯。可見反德情緒並非始於平民，它是由政府最高層直接表達，通過媒體傳播，受到官方和大規模宣傳活動的鼓勵，最終影響了所有種族背景的美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的反德宣傳海報

一戰的反德情緒推動了禁酒令，因為中西部的所有大釀酒商都是德裔

數百個城鎮、街道、公園和公共建築極具辨識度的德國名字被更改，許多德裔美國人試圖通過變更姓氏來避免進一步的騷擾，德裔創辦的俱樂部也迫於壓力改變名稱。與此同時，德語出版物停刊（或至少改為英語出版），一些為德語人口服務的劇院也不得不歇業。甚至音樂也成為愛國審查的犧牲品，因為大多數知名樂團的指揮和音樂家都是德國人或德裔美國人。許多樂團和歌劇院停止演奏貝多芬或莫扎特等德國和奧地利作曲家的作品，以避免被貼上不忠誠的標籤。德裔店主和商人也很快成為愛國組織的目標，他們被告知必須停止在涉嫌不忠的報紙上做廣告，他們的商業建築物上必須升起美國國旗，許多僱主接到匿名電話，詢問他們是否仍然僱用德裔“間諜”。德裔企業家因而感到有必要更換掉德國特徵的公司名稱以證明他們的忠誠，防止消費者的抵制，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經常通過誹謗來獲得優勢。

當戰爭在1917年成為現即時，德裔美國人成為街道、學校、組織和私人生活中民族主義歇斯底里狂歡的目標，因為他們在爭取民族團結和社會認同的過程中廣泛使用了德國的文化和政治符號。從政府到本土主義者，他們塑造德國移民的威脅，目的是構建強制同化移民的正當性，這也導致了1917-1918年間，美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民眾對德裔羣體極為排斥，甚至有德裔移民被暴徒絞死。戰爭中，維繫德國文化主要載體的德裔組織成為了背叛美國的代名詞，難逃最終解散的命運，這也意味着德裔作為一個共同體遭遇了強制同化。

餘論

2017年，筆者參觀了位於不來梅的德國移民博物館。這座設計巧妙的互動式博物館，生動地展示了當年的歐洲移民從不來梅港抵達美國的故事。參觀者可以聆聽到港口的呼喊聲、海浪的拍打聲，以及移民在入境時的心跳聲。至今讓筆者難以忘懷的是展館中狹窄的船艙和漫長無盡的暗夜。是什麼驅使這些移民甘願“賭一個明天”？是傳教士對信仰的虔誠，是農民對新土地的渴望，是窮困潦倒者對財富的嚮往，抑或是革命者對自由的嚮往？曾有一封19世紀中期德國移民寄回家鄉的信件，其中寫道：“他們曾告訴我，美國沒有皇帝，然而當我真正踏上這片土地時，我才確信這裏真的沒有皇帝。”這封信承載着移民對美國的模糊想象，正是這種未知的期待，支撐着他們度過船上的漫漫長夜，直至抵達那片新大陸。

作為移民後代的特朗普，今天卻以強烈的反移民立場出現在公眾面前，主張嚴格限制移民。或許正因為特朗普擁有移民血統，他比許多人更敏鋭地意識到移民潮對美國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他親眼見證了移民為美國的多元化和繁榮作出的貢獻，以及移民在經濟、文化乃至政治領域帶來的變化。這些變化打破了美國傳統的秩序，撕裂了“美國夢”原本單一、理想化的面貌。特朗普眼中的“美國夢”，或許是一個由白人中產階級主導的理想國，而如今，這個夢被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們所改變。全球化讓國界變得模糊，移民的湧入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結構，也挑戰了特朗普們所堅持的美國傳統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在他們看來這種變化不再是機遇，而是一種對“傳統”美國身份的侵蝕。特朗普既是移民故事的繼承者，又是那個試圖定義“誰是真正的美國人”的辯論中的一員。他捍衞的，不僅僅是文化或價值觀，而是對一個理想美國形態的保護——那個在他心中依然純粹、未被侵蝕的美國。然而，美國從來就不是理想國，就像“四八年人”帶着對民主的渴望跨越大西洋來到了美國，卻發現迎接他們的依舊是殘酷的奴隸制。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最終並非找到了理想，而是以自己的雙手，構建了一個更加接近心中理想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