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禁酒令遇到啤酒節：規範與活力的平衡_風聞

盛夏時節，各地啤酒節正如火如荼舉行——青島的海風裏飄着麥芽香，成都的夜市攤傳來碰杯聲，哈爾濱的廣場上演繹着啤酒與音樂的狂歡。這些充滿煙火氣的活動，既是城市文化的名片，也是大眾消費的引擎。與此同時，中央及地方的“禁酒令”正以更嚴格的標準規範着公務行為，比如《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明確“公務接待工作餐不上酒”，公安、檢察系統嚴禁“工作日飲酒”“執行公務期間飲酒”。當“禁止違規飲酒”的剛性規定，撞上“鼓勵大眾消費”的民生活動，二者是否真的矛盾？又該如何實現規範與活力的平衡？

一、中央禁酒令的核心：不是“禁所有”，而是“治違規”

從2012年中央軍委“不安排宴請、不喝酒”的初始要求，到2025年新修訂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覆蓋全國黨政機關，再到公安、檢察系統細化的“6類嚴禁飲酒場景”，中央禁酒令的邏輯始終清晰：禁止的是“違規飲酒”，而非“正常飲酒”；約束的是“公職人員”，而非“普通羣眾”。

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解釋，“違規吃喝”的核心認定標準是“和誰吃、在哪兒吃、誰付錢”——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宴請、用公款支付吃喝、在私人會所吃喝等行為，才屬於違紀。對於普通羣眾而言，無論是在啤酒節上與朋友小酌，還是家庭聚會中的飲酒，均不在禁酒令的限制範圍內。正如網友所言：“禁酒令只是針對國企及事業單位領導，跟普通老百姓沒有啥關係，想喝酒沒人能限制你”。

禁酒令的本質，是通過規範公務行為，防止權力尋租、杜絕鋪張浪費，維護黨風政風的清明。它不是要“消滅酒文化”，而是要“淨化酒文化”，讓酒迴歸“社交工具”的本質，而非“利益輸送的媒介”。

二、啤酒節的功能：不是“促酗酒”，而是“活經濟、傳文化”

各地舉辦啤酒節，初衷並非鼓勵過度飲酒，而是藉助“酒”這一載體，激活消費、傳承文化、提升城市影響力。以青島啤酒節為例，它不僅是一場“飲酒狂歡”，更是集美食、音樂、展覽於一體的綜合性節慶，每年吸引千萬遊客，帶動餐飲、住宿、旅遊等產業收入超百億元。成都的“夜啤酒節”則將啤酒與火鍋、串串結合，成為“夜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滿足了年輕人“社交+消費”的需求。

啤酒節的核心價值，在於“大眾參與”與“文化融合”。它讓普通羣眾有機會在輕鬆的氛圍中交流，讓外來遊客感受城市的煙火氣，也讓傳統酒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找到新的表達形式。正如某啤酒節組織者所説：“我們倡導的是‘理性飲酒’，比如推出小容量啤酒、無酒精飲品，就是為了讓不同人羣都能參與其中。”

三、衝突的本質：邊界模糊，而非邏輯對立

既然禁酒令與啤酒節的邏輯並不對立，為何會讓人產生“矛盾”的印象？問題出在邊界的模糊——當公職人員參與啤酒節時，如何區分“公務活動”與“私人行為”？當啤酒節涉及公款消費時，如何避免“違規吃喝”？

比如，某城市領導出席啤酒節開幕式，若主辦方安排“工作餐”並提供啤酒，是否違反“公務接待不上酒”的規定？根據《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工作餐應“供應家常菜，不得提供高檔酒水”，若啤酒屬於“家常菜”範疇，且未超標，是否允許？再比如，某企業邀請公職人員參加啤酒節的“客户答謝宴”，若公職人員接受邀請並飲酒，是否屬於“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宴請”的違紀行為？

這些問題的存在，並非因為禁酒令與啤酒節“水火不容”，而是因為規則的細化跟不上實踐的變化。當新的消費場景出現時，需要更明確的邊界定義，讓公職人員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讓啤酒節組織者知道“如何合規”。

四、平衡的路徑：明確邊界，激活活力

要化解禁酒令與啤酒節的潛在衝突，關鍵在於明確邊界與分類管理：

1. 對公職人員：明確“啤酒節中的行為紅線”

公職人員參與啤酒節，應遵守“三個嚴禁”：嚴禁在工作日、值班期間飲酒；嚴禁接受管理服務對象的宴請或禮品；嚴禁用公款支付個人飲酒費用。若因公務需要出席啤酒節（如開幕式、調研），應提前報備，且工作餐不得提供酒精飲品，或僅提供小容量、低度啤酒，避免“違規”。

2. 對啤酒節組織者：倡導“理性飲酒”，規避“違規風險”

組織者應明確“三個原則”：不邀請公職人員參與私人宴請；不提供高檔酒水，主推大眾消費產品；設置“無酒精區”“理性飲酒提示”，引導羣眾適度飲酒。比如，青島啤酒節推出“1升裝共享啤酒”“果味低度啤酒”，既滿足了社交需求，又避免了過度飲酒。

3. 對監管部門：加強“精準監督”，避免“一刀切”

監管部門應區分“公務行為”與“私人行為”，重點監督“公職人員是否違規接受宴請”“是否用公款消費”等問題，而非“普通羣眾是否飲酒”。比如，通過“大數據監控”（如發票核查、消費記錄追蹤），精準識別“違規吃喝”行為，避免“泛化監管”影響大眾活動的活力。

結語：規範是為了更好的活力

中央禁酒令與啤酒節，一個是“規範權力的利器”，一個是“激活民生的引擎”，二者的目標並不矛盾——都是為了讓社會更有序、更有活力。當我們明確“違規飲酒”的邊界，當啤酒節迴歸“大眾消費”的本質，當監管實現“精準化”，二者不僅能共存，還能相互促進：禁酒令淨化了公務環境，讓啤酒節的“大眾狂歡”更純粹；啤酒節激活了消費活力，讓禁酒令的“規範”更有民生基礎。

畢竟，我們需要的不是“沒有酒的社會”，而是“有規矩的酒文化”——讓酒成為連接人與人的紐帶，而非滋生腐敗的温牀；讓啤酒節成為城市的名片，而非違規行為的“遮羞布”。這，才是規範與活力的真正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