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見證兩個王朝的興衰_風聞

作者：温伯陵

最近，我們全家準備趁暑假時間到草原玩一圈，選來選去，最終定在內蒙古錫林郭勒正藍旗。

這裏的金蓮川，曾是元朝上都、明朝開平衞。

正好，那就寫一篇文章和大家聊聊這座草原古城，以及它背後的故事吧。

1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東北部，有一片水草豐美的草原，每年夏季金蓮盛開，遠遠望去一片金黃，故而人們以“金枝玉葉相連”之意，將這片草原命名為“金蓮川”。

從生活層面來説，金蓮川的年平均氣温是15攝氏度，極端高温也只有35.9攝氏度，於是元朝詩人寫道：“四海暑天三伏夜，六街涼月萬家秋”，可謂是舒爽宜人，天然的避暑勝地。

金蓮川南部是灤河上游閃電河，這條河滋養了大片草原和牲畜，適宜放牧，也不妨礙打獵，集生活和娛樂於一體。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金蓮川必然是遊牧部族心儀的沃土。

從軍事層面來説，金蓮川北部有一道橫貫東西的山崗，名為“龍崗”，龍崗和閃電河結合在一起，不僅讓金蓮川擁有“前有照、後有靠”的風水格局，也給金蓮川賦予了“易守難攻”的軍事防禦功能。

從更宏大的地理層面來説，金蓮川位於蒙古草原和中原漢地的交界處，距離克什克騰旗也只有200公里的路程。而克什克騰旗位於大興安嶺、燕山山脈的交界處，通過這裏的交通孔道，便是一望無際的東北平原。

這就意味着，金蓮川其實是蒙古草原、中原漢地、東北平原的交匯處，典型的兵家必爭之地，決定國家興衰的天然要害。

史書寫到金蓮川的地勢時，就用了一句：

“北控沙漠，南屏燕薊，山川雄固，迴環千里。”

2

正因為金蓮川的氣候、經濟、軍事、地理條件都很優越，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這裏一直是中原王朝和遊牧部族的爭鋒焦點。

漢朝初期，匈奴的冒頓單于整合各部，然後擊敗東胡，建立起雄踞草原的遊牧政權。為了對抗新興的漢朝，冒頓單于便把灤河上游、金蓮川一帶封給匈奴左賢王，從此擁有了征伐上谷、漁陽、右北平等漢朝郡縣的戰略優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朝東北部常年戰火不熄，大量的人口、牲畜、糧食被匈奴左賢王擄掠而去。

漢武帝崛起以後，命衞青、霍去病等大將不斷出兵討伐匈奴，終於奪取了金蓮川這塊戰略要地。

但，漢朝軍民不習慣遊牧生活，難以長期駐紮，導致漢朝無法實際控制金蓮川。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漢朝便把東胡分化出來的烏桓，遷徙到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五郡以北居住，替漢朝防備匈奴，並在幽州設立“護烏桓校尉”，專門監視烏桓各部。

此後二百年，金蓮川便成了烏桓的駐牧地，直至公元207年，曹操北征烏桓、張遼陣斬烏桓大人蹋頓為止。

經過漢朝四百年的開發，漢朝軍民已經能初步適應遊牧生活，甚至很多漢朝軍民因為沒有田地，還專門翻越長城，跑到塞外加入遊牧部族。

然而漢朝末年的人口大減，曹操也無法通過移民、屯田等方式，實際控制金蓮川。

於是，包括金蓮川在內的灤河以東地界，先後被宇文鮮卑、慕容鮮卑佔據，灤河以西的廣袤土地，則被拓跋鮮卑佔據。

拓跋鮮卑掃平長城南北、建立北魏以後，為了保衞首都平城，設立了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沃野、懷荒等六個軍事重鎮。而為了防備柔然南侵，北魏又在六鎮的東部，設立御夷鎮。

御夷鎮的駐地，即灤河上游、金蓮川一帶。

唐朝初年四海一家，金蓮川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唐朝末年河北胡化嚴重，金蓮川又鞭長莫及，故而在整個唐朝，金蓮川都不温不火的，始終是奚族的駐牧地。

到了唐末五代時期，契丹的耶律阿保機征服奚族，奪取了這塊奚族駐牧數百年的草原，隨後契丹（遼國）逐步創立五京制，用來統治這個新興的胡漢二元帝國。

金蓮川，便位於西京道、中京道、上京道的交界處，可想而知地位有多麼重要，那簡直是以一地而動搖三道的帝國柱石。

金滅遼以後，立即看清楚金蓮川的重要性，於是金國在金蓮川築起恆州城，做為西北路招討司的治所，同時也是金國皇帝夏季避暑遊獵的地方，等到秋冬降温，再返回中都大興府（北京）。

此外，金國還把金蓮川定為軍馬場，並設立“羣牧監”進行管理。

金蓮川，事實上成為金國的夏都、軍工重地。

金蓮川的地位直線上升，必然會得到金國的政策傾斜和大力經營，於是在1211年成吉思汗攻破金蓮川的時候，隨即得到數百萬匹軍馬，實現了以戰養戰的目的——

“得其監馬幾百萬匹，分屬諸軍，軍勢大振。”

從匈奴到蒙古，中國歷史已走過1400餘年，金蓮川也發生了數不清的故事，那麼金蓮川做為兵家必爭之地，便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橫行歐亞大陸的蒙古，更是非常清楚金蓮川的戰略意義。

公元1251年，蒙哥成為蒙古大汗，隨後任命其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而忽必烈為治理中原漢地、又不遠離蒙古權力中心，選擇的駐地便是金蓮川。

五年後，忽必烈又命劉秉忠在金蓮川築城，用了整整三年時間，一座背靠龍崗、面臨灤河、雄視草原和漢地的大城拔地而起，忽必烈親自命名為——開平。

早在蒙古草原的時候，忽必烈便非常崇敬漢地文化，並將“博通經史”的許國楨、“論天下事如指諸掌”的劉秉忠、金國狀元王鄂、山西名士趙壁等人請到蒙古，縱論天下大事。

到了金蓮川以後，忽必烈更是如魚入深淵、鳥飛青天，越發不可收拾。

經過劉秉忠等人的引薦，元好問、姚樞、竇默、楊惟中等數十人紛紛前來，投入忽必烈麾下，忽必烈也由此組成“金蓮川幕府”，擁有了一支治理中原漢地的官員隊伍和人才庫。

正是憑藉這套班底，忽必烈成功把中原漢地治理成自己的根據地，鞏固了他在蒙古政權中的權力和地位，成為蒙古政權中“中原漢地”的代表人物。

公元1259年，蒙哥統兵伐宋，結果死在釣魚城下。

忽必烈又是憑藉“金蓮川幕府”的支持，於次年10月在開平城登基稱帝，並取“大哉乾元”之意，定國號為元。隨後，忽必烈統帥漢人世侯和蒙古東部諸王組成的大軍，北伐和林，擊敗蒙古西部諸王推舉的大汗阿里不哥，一統長城南北。

開平（金蓮川），就此成為元朝的第一個都城。

不過，這個地方離經濟中心太遠，做一個南來北往的交通孔道、控制蒙古—東北—漢地的軍事重鎮沒有任何問題，做一國都城就有些捉襟見肘了。

於是在公元1263年，忽必烈把開平定為上都，公元1272年又把燕京改為大都，正式確定了兩都制度——

上都（金蓮川、開平）是夏都，大都是冬都。

3

忽必烈之所以要實行“兩都制”，根本原因在於——

上都位於蒙古草原的最南部，而蒙古起自草原，忽必烈可以通過定期巡視的方式，安撫蒙古諸王和貴族。

大都位於中原漢地的最北部，忽必烈把都城定在大都，可以鞏固元朝在中原漢地的統治，以及向天下宣告元朝是中國正統。

這種既要又要的心理，就是元朝兩都制的由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從兩都制確定下來以後，每年2月—9月，忽必烈都要帶着貴族、官員、軍士到上都避暑理政，10月—1月再回到大都避寒。

忽必烈有大半年時間都住在上都，上都的政府機構自然不能缺席，於是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六部等政府機構都在上都設立分部或下屬單位，服務忽必烈的理政需求，滿足元朝的政治需要。

從忽必烈的行程來看，大都和上都的政治地位不分高下，完全是並肩而立的。

除了避暑理政以外，上都還有很多其他活動。

例如每年6月舉行的馬奶子宴，所有赴宴人員要穿統一服裝、騎珍貴名馬，在歌舞、烤羊、百戲的陪伴下暢飲三日。某個赴宴的官員曾寫了一首詩，比較詳細的描述了馬奶子宴的場景：

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才昊花把滿青。

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長在月宮聽。

相比娛樂而言，演武才是上都的主流活動，校獵、賽馬、角抵、競走等演武活動基本是常年不停，高興了就來，沒有固定時間。

正因如此，元朝官員王惲就説：“國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饗，三者而已。”

打仗、狩獵、宴會是元朝的三件大事，其他就沒有了。

既然上都如此重要，那麼上都的軍事防禦系統，肯定是要苦心經營的。於是在上都修建完成並確定政治地位以後，忽必烈命人在上都西北、東北、西南、東南等地的山上，修建了大量的石堆敖包，直徑普遍在35—45米左右，高8—10米。

這些石堆敖包，名義上是用來祭祀的，實際上都是軍事堡壘，它們和北部的龍崗山、南部的閃電河一起拱衞着上都的安全。

以上就是元朝上都的基本情況。

表面上看，上都被繁榮、寧靜、祥和的氛圍籠罩着，堪稱元朝的首善之區，但這種氛圍卻掩蓋不住湧動的暗流。

中國古代政治講究的是“定於一”，即全國軍政事務集中於朝廷、朝廷集中於宰相、宰相再集中於皇帝。國家的都城也只有一個，不會出現第二個，即便有一個陪都，那也是附屬性質的，政治地位無法和都城比肩。

“定於一”固然有專斷、暗箱、不能羣策羣力的弊病，但它能營造穩定的環境。

元朝確定兩都制，便意味着沒有“定於一”，那麼問題也必然隨之出現——

上都和大都比肩而立，説明元朝有兩個政治中心。

蒙古草原和中原漢地共治，説明元朝有兩股政治勢力。

上都的經濟基礎和軍事設施完善，導致上都的貴族和官員，有機會打造雄厚的政治班底，留守上都的軍士為了榮華富貴，也很容易投靠這些貴族和官員。

皇帝在上都和大都之間來回巡視，又給了野心家們發動政變的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忽必烈駕崩以後，元朝便不斷爆發政變，造成極大的內耗，元朝的政治軍事實力，也在一次次的政變中消耗殆盡。

可以説，元朝最終衰敗，和兩都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正是成也兩都、敗也兩都。

4

公元1368年閏7月，明朝徵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在山東臨清召集兵將，隨後攻克德州、通州，兵鋒直指大都。

元順帝見事不妙，立即離開大都，逃往上都。

8月，徐達和常遇春統兵進入大都，元朝做為大一統王朝，從此在政治意義上滅亡了。

元朝的大都，自此成了明朝的北平。

事後，徐達和常遇春部署兵力，駐守長城一線的關隘要塞，然後調轉兵鋒向西，相繼攻取山西、陝西、甘肅等地。公元1369年4月，常遇春又統兵返回北平，並於6月出兵北伐，一戰攻克元朝上都，俘虜元軍萬餘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

經此一戰，元朝徹底退回草原，過回老祖宗的日子，元朝的上都，也恢復了“開平”的舊稱。

7月，常遇春因“卸甲風”暴卒，朱元璋追封他為開平王，諡號忠武，全稱“開平忠武王”。

朱元璋這麼做，其實是深思熟慮的——

上都是元朝的龍興之地、第二個政治中心，攻取上都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義。

元朝失去上都以後，其殘餘勢力便無法以此為基地，南侵中原漢地，明朝卻能以此為基地，繼續深入草原，征討元朝的殘餘勢力。

從常遇春的封號就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戰略思維非常縝密，經營國家的戰略格局非常宏大。

而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朱元璋在元上都故地，設立開平衞，做為明朝政治版圖的前哨戰、軍事部署的前沿基地。

從此以後，明朝歷次出塞北伐，都是以北平為起點，然後經過開平，衝向塞外。

然而，英雄的祖宗，未必能培養出英雄的子孫。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的時候，裹挾了駐紮在大寧（內蒙古赤峯寧城縣）的寧王部眾，導致大寧成了一座空城。於是在成功奪取皇位以後，他便撤銷大寧都司，並把大寧的全部人馬，遷徙到保定府，用來拱衞北京。

朱棣確實説過“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邊境永無事矣”的話，但他也親手打破了心目中的戰略規劃。

這樣一來，開平衞便失去援助，孤懸塞外。

朱棣的五次親征蒙古，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其實是用超強的個人軍事能力，彌補戰略規劃的失誤。

公元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認為，開平衞孤懸塞外難以持久堅守，而且距離北京太遙遠，後勤補給困難、經濟開銷太大，便把開平衞南撤四百里，遷徙到北京附近的獨石口（河北張家口赤城縣西北）。

至此，明朝徹底放棄了這塊戰略要地。

這也意味着，明朝再也無法以開平為基地，出塞討伐元朝殘餘勢力，開國初期猛烈進取的攻勢，轉變為安穩為上的守勢。

明朝都城北京，自從徹底淪為邊塞城市，明朝國運也開始步入下坡路。

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變”爆發，明英宗朱祁鎮北狩，北京城內一片狼藉。有的大臣提出，放棄獨石口，集中兵力保衞北京，或者放棄北京遷回南京，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在這種決定王朝命運的關鍵時刻，還是于謙説了一句：“棄之不獨宣、大、懷來難守，即京師不免動搖”，然後調動部隊去堅守獨石口。

這才保衞了北京，保衞了明朝。

但，于謙能做的也僅止於此了，他能打贏北京保衞戰，卻難以扭轉明朝衰落的趨勢，更難以彌補朱棣、朱瞻基等明朝皇帝，在地緣政治上犯的錯誤。

可以説，元朝殘餘勢力能經常兵臨北京城下，就是起源於放棄大寧和開平，無法實現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目的。

開平（金蓮川、元上都），就這樣親眼見證了元、明兩朝的崛起和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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