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困境的深層剖析與制度破局的迫切需求_風聞

信訪困境的深層剖析與制度破局的迫切需求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

1. 普遍現象認知滯後的根源——體制慣性下的運行不暢

國家信訪局相關負責人曾明確要求，不能將上訪人員簡單視為“維穩對象”。然而現實中，“截訪”及“行政拘留上訪者”等現象長期存在。這種矛盾植根於地方治理邏輯。信訪排名考核機制導致基層政府傾向於“捂蓋子”，將上訪者錯誤定位為“問題源頭”，而非合法權利主體。官方媒體的關注，往往是在民眾訴求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的回應，反映出對問題認知存在滯後性。這種體制慣性下，地方政府可能更注重維持表面穩定，未能及時有效解決民眾合理訴求，導致矛盾積累。

2. “官官相護”的痼疾——權力庇護網絡削弱舉報效力

多個典型案例揭示了監督機制失效的問題。湖南村民劉美志舉報村支書違紀，反被以“尋釁滋事”罪名羈押7個月，雖最終改判無罪，但傷害已造成。國企員工申某實名舉報領導腐敗，卻遭調崗、扣獎金甚至污名化。在這些案例中，被舉報人常利用體制內關係網壓制舉報者。更不合理的是，信訪部門有時將舉報信直接轉交被舉報方“自查”，形成“被舉報人否認即結案”的閉環，嚴重損害舉報機制公信力和民眾信任。

3. 舉報人反遭追責的困境——報復手段的制度化隱憂

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列舉了十類打擊報復舉報人行為（包括解聘、剋扣工資、刁難晉升等）。但實踐中，此類案件立案率低。原因在於報復行為常被包裝為“合法管理”（如“因工作失誤解僱”）。舉報人則面臨取證困難及對二次報復的擔憂，維權意願受挫。白河縣謝某僅因上訪就被追繳所謂“違法所得”5.9萬元，凸顯了舉報人維權的艱難處境。

4. 信訪程序的形式化——屬地管理與自查自糾的監督缺位

信訪“屬地管理”原則常導致舉報材料被層層轉回被舉報單位。讓被舉報方“自查自糾”，本質是缺乏獨立監督的“內部審查”。例如，村民舉報村支書貪腐，鎮紀委僅給予“黨內警告”輕處結案，舉報人反被指“纏訪”。再如，某註冊會計師詳實舉報行業協會敲詐（含時間、地點、金額、證人），信訪局卻將材料轉給被舉報方，對方僅回覆“不知情”即被採納結案。舉報人提出讓被舉報方當面對質的簡單要求，亦遭拒絕。

5. 司法救濟通道的梗阻——維穩邏輯對司法公正的干擾

最高人民法院雖要求不得因信訪壓力違法裁判，但地方法院可能受“維穩考核”影響，將正當信訪曲解為“尋釁滋事”。劉美志案中，法院初期僅憑其“收取路費”定罪，雖改判無罪，但7個月羈押後果無法逆轉。此類案件表明，司法救濟通道可能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干擾。

6. 積案化解的系統性阻力——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困境

地方政府處理信訪問題時，對歷史積弊的擔憂是深層因素之一。若嚴格依法處理舊案，可能暴露過往問題，引發連鎖反應。這種“維穩優先”的思維易陷入惡性循環：壓制個案→矛盾激化→更嚴厲壓制。例如，某地對信訪者簡單採取行政拘留措施，反而刺激了更激烈的集體上訪。

7. 超越口號：制度重構與問責落地的關鍵

頂層制度設計已有進步（如最高檢的舉報人保護細則），但執行層面仍顯薄弱：

法律保障待落實：舉報人保護措施（如人身禁止令）在基層警方配合度低。

考核機制需改革：應取消信訪排名，建立跨區域的第三方監督機制（如由上級檢察機關或異地監察機構複查）。

問責機制須強化：對打擊報復案件，必須深究主使者責任，而非僅處理執行者。

**根本出路在制度重構：**亟需將信訪事項實質性納入司法審查框架，結束行政系統內部“自我裁判”的歷史。

結語：迴歸“解決事”的本質，重塑制度公信力

官方媒體的關注，揭示了信訪制度在運行中偏離其“解決羣眾合理訴求”初衷的風險。從湖南村民到國企職工，無數案例證明：唯有打破封閉的監督體系，將公民舉報權置於更獨立、更有效的法治保障（而非僅依賴行政系統內部程序）之下，才能重建公眾對公平正義的預期。頂層設計不能止步於原則性要求，更需通過去地方化的強有力監督、司法化的救濟程序等具體改革，切實打破權力庇護網絡——否則，“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邏輯，只會持續製造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