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牛”如何一路升級？_風聞

以下內容來自久謙中台行業研究工具

從上海灘的黑市票務到現代互聯網的技術黃牛，中國的“黃牛”現象經歷了從個人倒賣到團伙運作，再到如今的自動化與黑客化演變。每一個時代的“黃牛”都精準把握了市場中的供需空隙，利用各種手段賺取高額差價。

隨着社會進步，監管不斷加強。但新的套利空間似乎總在不斷湧現，黃牛產業如影隨形，始終遊走在法律與灰色地帶之間。這背後，是市場機制不完善、技術飛速發展等深層次原因。

起源：從單打獨鬥到團伙運作

“黃牛”一詞的起源，與20世紀上半葉上海灘的金融投機活動息息相關。

當時，銀元、外幣和緊缺商品的黑市交易盛行，一些倒賣者在銀行、戲院和碼頭附近活躍，因其在擁擠人羣中“擠來擠去”的形象，被稱為“黃牛黨”。

“上海作家路明在《黃牛野史》中提到的‘瓦西里’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他每天在愚園路的紅都電影院以0.15元的價格購買20張最好的場次電影票，晚上再以數倍價格轉賣給需要‘談朋友、壓馬路’的小青年。”

耐心等待、察言觀色、臉皮要厚、保持分寸、靈活轉向——成為早期黃牛的生存法則。

**在這種單人業務初見成效之後，黃牛逐漸形成組織化的特徵。**部分黃牛開始與黑幫勾結，劃分地盤，壟斷戲票、貨品等資源。

建國後，國家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糧油布匹等生活物資均憑票供應，票證稀缺。在官方渠道之外，糧票、布票、工業券等便成為黑市交易硬通貨，由此催生了新一代“票證黃牛”。

90年代，外匯券成為新的套利工具，黃牛通過低買高賣賺取匯率差。更專業的外匯黃牛則利用“雙軌制價差”開展套利。

“1993年官方匯率1美元兑5元人民幣，而外匯調劑市場達8元，黑市高達11元。黃牛以1060元人民幣收購外國遊客的100美元，再以1070元賣給下家，賺取差價。”

隨後，黃牛業務逐步擴展到專家掛號和火車票領域，用“人海戰術”囤積貨品再加以倒賣。

“1996年，北京某醫院一個300元的專家號被炒至4500元，導致外地求醫者‘排隊一整天也掛不上號’；春運期間火車站出現裹着軍大衣、手提小馬紮的‘蹲點黃牛’，他們通過通宵排隊囤積整列車票再加價出售。”

20世紀末，黃牛大多已從散户轉為團伙運作，部分勢力甚至滲透進公共運輸、勞動監管部門，形成利益鏈條。

這一時期的黃牛，本質上是計劃經濟與市場並存背景下的套利者，其生存空間源於商品供給短缺與價格管制造成的巨大套利空間。

隨着市場經濟完善和物資豐富，電影票、外匯券等業務逐漸消失，但公共資源短缺問題仍未解決，為黃牛產業向新領域轉型埋下伏筆。

互聯網時代：技術升級，業務轉型

進入21世紀後，隨着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普及，黃牛產業從“體力型”轉向了“技術型”。

2000-2010年，黃牛**通過購買、盜用或虛構大量身份證信息，突破購票數量限制。**這些身份數據主要來源於地下黑市，每條信息成本僅0.5-2元，卻能讓黃牛批量搶佔號源。

“2014年，某黃牛團伙10分鐘內刷了1245張火車票。”

此外，黃牛還通過系統退票迴流機制進行“佔坑轉售”，即先用虛構身份搶佔熱門場次門票，待買家出現後立即退票，再迅速用買家信息重新購買。

“鎮江警方某次打掉的黃牛團伙中，設置了專人負責‘退票監測崗’，退票信息彈窗後0.35秒內即可完成重新鎖定。”

2020年代初，黃牛產業進入自動化工具主導階段，定製化程序取代了人工操作，實現毫秒級搶票。

普通用户完成一次購票操作需要10至30秒，而警方查獲的黃牛搶票軟件可以在0.02秒內發送請求，每分鐘操作量達到3000次，效率提升了3000倍。

“故宮博物院實測數據顯示，真人購票流程至少需3秒，而自動化腳本僅用0.5秒即可完成全流程。”

2023年以後，黃牛技術進一步升級，進入黑客化階段。

黃牛通過“速通插件”（Speed Pass）繞過前端交互步驟，直接連接支付網關完成交易，這些插件可以在用户未看到選座頁面時就鎖票，比普通外掛提速5倍。

“2025年，林俊杰JJ20巡迴演唱會門票開售1秒即告罄，原價1880元的內場票在二手平台被炒至18萬元。”

此外，黃牛為了規避IP封禁，還租用菲律賓、柬埔寨等境外服務器，通過IP池輪換進行攻擊。

技術黃牛本質上是算力資源的不公平分配。當票務系統成為技術競技場，普通用户在數字鴻溝中失去公平機會。這種技術異化不僅扭曲了資源分配，也催生了專業化、跨區域的犯罪網絡。

新業務擴張：稀缺資源與虛擬商品

隨着監管加強，傳統黃牛市場空間逐漸縮小，但新興市場的供需差距為黃牛帶來了新的商機。

限量商品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一雙限量球鞋、一件大牌聯名衣服都能成為瘋搶對象，一件限量商品能夠被“炒”起來，黃牛可謂“功不可沒”。

然而，限量品價格普遍較高，普通消費者很難承擔。近年來，盲盒經濟的火爆正好迎合了廣大消費者的需求。盲盒價格通常在70-150元，不會對普通打工人的生活造成太大負擔，卻能給人帶來“趕上時代潮流”的快感，成為了黃牛生長的温牀。

“原價99元的LABUBU掛飾被黃牛炒至2600元，隱藏款甚至達7800元。一支6人黃牛團隊通過外掛軟件迅速清空線上庫存，並用‘人牆戰術’霸佔門店，首周淨賺37萬元。”

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網紅地打卡活動成為年輕人的新寵，但排隊時間成本高昂。黃牛代排服務應運而生，無需技術門檻，純粹依賴人力，利潤率可高達300%。

“2025年成都新蜂音樂節開幕前5天，就有粉絲在檢票口扎帳篷夜排，代排服務明碼標價：1500元可保證第一排中間位置。”

**除此之外，黃牛還開始涉足虛擬商品倒賣。**近年來，隨着社交媒體賬號成為個人數字身份的重要象徵，一些稀缺的短位ID、“靚號”或具有特殊含義的用户名成為黃牛手裏的搶手貨。

“推特（現X）上的用户名‘@music’‘@news’曾被曝以數萬美元高價交易；在國內，遊戲《第五人格》ID‘玫瑰’以20萬餘元人民幣價格售出。”

部分黃牛通過腳本搶注、內部渠道購買或黑客手段獲取這些賬號，再以幾十元至數萬元不等的價格轉賣，甚至形成“代拍”“估價”等產業鏈。

**黃牛業務的持續“創新”，折射出監管滯後性與制度漏洞。**當一種套利空間被壓縮，新的灰色領域又迅速形成，這種“打地鼠”式的發展模式使黃牛產業始終遊走在法律邊緣。

根治黃牛現象，需從技術防禦、制度完善和消費者抵制三方面入手，否則“人間煙火”終將被黃牛炒作為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