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櫻花妹賣身2年狂賺1億，專找不會日語的外國遊客，甚至還謝絕日本客人！_風聞

作者 | 樹ki

來源 | 東京新青年

2025年7月下旬，東京新宿的大久保公園再次成為社會輿論的風暴中心。

多家日本主流媒體報道，警視廳以涉嫌違反《賣春防止法》為由，在大久保公園周邊地區逮捕了4名二十多歲的日本籍女性。

這些女性被控在公園一帶長期從事非法“客待”行為，即俗稱的“立ちんぼ(站街女)”，面向路過的男性遊客搭話、提出交易，並引誘至附近的酒店。

雖然在大久保公園附近一帶這種事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四個人作案手法可並不止提供性交易這一塊。

她們的目標是外國遊客，謊稱1萬日元可以“開房服務”，騙到錢後立即逃離現場。

據警方公佈的信息，有一名嫌疑人(即下圖雙手遮住臉頰的女生)在過去兩年間靠這一方式斂財約1億1000萬日元，全部揮霍在歌舞伎町的某些高級牛郎俱樂部中和賭博上。

被騙的外國人有的選擇忍氣吞聲，有的則是毅然報警。日本警方在約9個月內收到了11起相似投訴，報案理由集中在“付錢後並未獲得承諾的服務”。

另外根據警方通報，被捕的幾名女性並非單純從事性交易，而是利用性交易作為幌子，實際從事針對外國遊客的詐騙行為。她們覺得，外國人語言不通大多不會選擇報警，所以專挑外國人下手。

一部分受害者表示，在酒店房間內，女子先要求提前支付費用，收到錢款後卻拒絕發生性關係，甚至有一方趁機盜走受害人的錢包和手機。

而更惡劣的是，在一些案例中，女子會突然打電話召集同夥，對受害者進行圍堵恐嚇，要求再支付賠償金或閉嘴費。有點像傳説中的仙人跳了…

這些手段精心設計、配合默契，顯然早已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某種程度上職業化、組織化的“新型站街女詐騙”。

最具戲劇化的一個畫面是，其中一個站街女的衣服上寫了“働いたら負け(如果我上班了那我的人生就完了)”的文字。

示意圖

這並不是日本警方第一次逮捕站街女。早在去年年末，日本警方就在新宿歌舞伎町的路上逮捕了約50名站街女。而今年1月，則逮捕了88名左右。其中竟然還有16歲的未成年少女。簡直令人驚掉下巴！

但是抓，是抓不完的。逮捕了這個，更多的站街女如同雨後春筍接連不斷地冒出來。在一些海外平台上，搜索日語站街女(立ちんぼ)或者大久保公園的羅馬字——「tachinbo」、「OKUBO PARK」等，可以看到大量相關視頻映入眼簾。

不少日本人都無可奈何笑稱，現如今大久保公園和新宿歌舞伎町這些地方顯然已經逐漸成為日本另一種意義上的“觀光地”，外來遊客必打卡。

在這裏經常能看到的畫面就是，年輕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年外國男子一起進出旅館，甚至這些旅館還謝絕日本人入內。

而此次大久保公園事件被逮捕的四人中，目前已有兩人被釋放。

對此，日本網友也有自己的話要説。

“有家庭環境問題、揹負着牛郎欠款等各種同情因素來為女性辯護，這是不對的。如果是未成年人，支援團體提供幫助是必要的，但這次被捕的4人都是成年人，賣春和盜竊都是犯罪。既然是成年人犯罪，就沒必要去考慮他們的背景之類的理由。犯罪沒有好壞之分，警方應該淡然依法嚴肅取締。這種站街行為正在降低日本女性的品格。現在不是為了鄉下年邁的父母，也不是為了養活年幼的兄弟姐妹的時代了，全部都是為了自己的奢侈消費。而且針對買春方沒有相應的法律處罰，是因為國會議員中男性居多嗎？”

“這是自己的責任吧。即使沒有了牛郎欠款，也不會停止犯罪行為。

從聽到的情況來看，毫無同情的餘地。與其在國內進行犯罪活動，不如趕緊去迪拜賺錢，這對日本的治安無疑會更好。”

“真心希望普通在街上走的日本女性們，不會被外國人問到「多少錢？」這樣尷尬又不尊重的問題。”

説起來，以往人們對站街女的印象，可能有一部分是覺得這些女性出於生活壓力或生存困難選擇“站街”，是可以諒解的，社會應更多關注其背後的貧困與邊緣化現象。

然而近些年的日本現實卻傳達給大眾一個信息——這些賣春女不過是為了私慾，有的是為了心心念唸的牛郎，有的是為了賭博等不良嗜好，而利用法律灰色地帶進行犯罪的夜晚都市遊擊者，對日本治安與國家形象造成極大破壞。

疫情過後，訪日遊客數量急劇增加。站街女又找到了新目標，專坑外國遊客，使得案件性質更加敏感。

在社交平台X上，有日本網友諷刺：“站街女們在歌舞伎町設了局，把來買的外國人當成韭菜割，日本現在真有點像發展中國家了。”

但即便如此，日本對這些“大久保公園工作者”還是很寬容的。逮捕後也會進行支援工作，目的是為了讓她們更好地迴歸社會。

站街女帶來的另一個非常大的社會隱患則是日本梅毒患者的大量增多。雖然自1993年後，日本國內梅毒病例持續減少，但自2010年左右開始悄然反彈。2024年全年，日本報告的梅毒患者為14663人，幾乎與歷史最高的2023年持平。

專家指出，日本感染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海外旅行及外國遊客入境增加，尤其是一些為外國遊客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成為高風險羣體。

目前20多歲的女性和30-40歲的男性為感染主力人羣，部分人甚至將病毒帶回家庭，增加了公共健康風險。由於並非所有風俗業者都定期接受檢測，也加劇了隱性傳播的風險。

此次大久保事件中騙了將近1億多日元的女性，由於手臂上有疤痕，也被日本網友推測是否攜帶梅毒。

回顧過去幾年，站街女現象在日本屢次上演。從東京到大阪，從大城市到地方，幾乎層出不窮，嚴打也難以杜絕。更何況，日本警察並沒有嚴打。

許多時候，警方也只能依賴“風俗營業法”或《輕犯罪法》進行打擦邊球式處理，因為只要不被明確拍下金錢與性行為的交換證據，很多案件就難以定罪。

再加上站街女多以個人名義活動，很難對背後是否存在脅迫，人身控制或團伙操控進行證據鏈還原，法律追責的難度遠比想象中高。

説到底，站街女的問題，不只是一羣女孩子在街上拉客，也不只是幾個外國遊客被騙了幾萬塊錢。它牽涉的是日本社會治理的盲區，是年輕女性的現實寫照，是日本“旅遊立國”下城市管理與犯罪誘因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這不是簡單地抓幾個女孩就能一勞永逸解決的，也不是靠幾條法律條文就能封住灰色地帶的漏洞。當法律、執法、監管、援助體系之間依舊存在空白，惡性循環便會不斷重演。

而當“賺錢不如騙”、“上班人生就徹底完了”成為一部分年輕人的價值觀口號，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才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