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英國殖民的遺產，不是印度教文明的宿命”：印度官員的話語構建_風聞

邱永輝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王渝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助理

【導讀】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振興經濟的改革措施，特別是提振製造業、吸引和獎勵高科技企業的經濟政策。學界認為，莫迪政府的經濟改革進程是在某種經濟觀念指導下進行的，並將這種經濟觀念的實踐概括為“古吉拉特模式”“莫迪經濟學1.0”和“莫迪經濟學2.0”等。但莫迪經濟學在實踐中似乎卻並不一致，例如印度他們一方面宣稱印度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另一方面又對外國企業採取眾多歧視政策。這提示我們，莫迪經濟學可能並非一套完整的經濟理念，而必須看到它還是一種宣傳策略、是一套被建構起來的話語。

本文從話語建構的維度分析莫迪及政府經濟高官的文本材料後發現，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主要為：第一，印度將在21世紀實現經濟復興，重返古代吠陀黃金時代。經濟復興夢的主體和動力是城市新中產階級。第二，要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應改變封閉經濟、關税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第三，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上，政府一方面要延續1991年的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路徑，另一方面要通過“第二代改革”提高國家能力。第四，在處理財富再分配和財富創造問題上，印度在短期內應以財富創造優先，當印度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后，再着重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而為落實上述經濟觀念，莫迪政府廣泛採用了印度教化敍事、民族國家敍事、反國大黨敍事以及專業敍事等策略，來促成這些經濟觀念的落實。

文章指出，無論就職於辛格政府還是莫迪政府的經濟官員，對於印度經濟改革和政策可能存在弱共識——強調製造業出口與自由貿易，減少對私營部門的控制，擴大投資開放，宏觀經濟增長帶動微觀減貧等。但也應該看到，在印度政黨、社會羣體和意識形態兩極對立不斷加強的背景下，經濟話語已經分化為兩種不容折中的類型，即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富裕和貧窮、印度教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這種話語上的“極化”，可能會壓縮印度社會對經濟改革共識的討論空間，從而阻礙經濟改革的持續推進。

本文原載“南亞研究通訊”，整理自《南亞東南亞研究》2024年第1期，原標題為《印度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及話語構建》。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及話語構建

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經濟快速增長。2022年9月初，印度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在2023年印度獨立日向民眾許諾，印度將在未來五年擁有“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印度既是中國最大的鄰國之一，又具有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潛力，研究印度經濟觀念與經濟政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然而，學界對印度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印度經濟發展的動因、內容、成效和制約因素，印度經濟的話語視角較少被關注。印度官員擅長語言遊戲，創造了“達摩資本主義（Dharmic Capitalism）”“油條就業論”等經濟詞彙，他們一方面宣稱印度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另一方面又對外國企業採取眾多歧視政策。理解印度官員的經濟話語是洞悉印度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今日商業》曾報道2014年印度大選是一場莫迪導演的品牌營銷，其勝選的原因是改寫並重新定義了印度政治的遊戲規則。此外，印度政府高級官員常常以自傳、評論等方式傳播經濟觀念並影響社會輿論，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文本材料。相較於官方文件，這些材料更能直接表達官員的經濟觀念。這些官員要麼在印度政府身居要職，要麼與莫迪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通過研究這些人的各類文本，本文旨在達到三重目的。第一，提煉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瞭解莫迪政府在開放與保護主義、政府與市場關係、效率與再分配等經濟政策選擇上的指導原則。第二，分析莫迪政府採取何種敍事方式將經濟觀念落實為經濟政策。第三，對莫迪政府的經濟改革作出評價。

**▍**話語、經濟與政策

話語同社會生活中的其他成分存在某種辯證聯繫，以權力的形式對社會現實發揮着能動建構作用。“如果沒有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發揮功能的話，這些權力關係自身就不能建立起來和得到鞏固。”20世紀70年代，公共政策先驅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概念時，指出政策科學家要能“説服”（而非“強迫”）社會強勢羣體幫助解決社會“弊病”。公共政策被認為只有在解釋當中才能獲得意義，人們如何看待某項政策，往往取決於這項政策是如何被“敍述”的。正如範•伊藤（Van Eeten）的預言，“故事”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公共政策分析的核心概念。已有眾多研究涉及公共政策與話語的關係。克里斯蒂娜•博斯韋爾（Christina Boswell）、安德魯•格德斯（Andrew Geddes）和彼得•肖爾滕（Peter Scholten）通過對移民政策的研究發現，儘管歐洲國家建立了眾多的移民研究機構，期望在實證基礎上研究移民政策，但是專業知識在政策決策中日益重要的趨勢並不意味着政策完全是理性的。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民眾壓力和專業知識的敍事方式的影響。桑喬伊•班納吉（Sanjoy Banerjee）認為全印穆斯林聯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塑造的被國大黨背叛的話語，是產生1940年的《拉合爾宣言》（Lahore**Resuolution）的主要原因。通過比較研究英國和芬蘭的雙職工家庭中的母親，卡佳•雷波（Katja Repo）發現政府話語作為一種解釋框架，能合法化或去合法化母親對於不同家庭議題的認知。學者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政策敍述”（policy narratives）。政策分析家則以敍述的形式思考，誰應該做什麼，以及他們應該如何、何時以及為什麼這樣做。敍事在影響政策議程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一致性，並由此取決於“識別、定義和構成”政策問題的能力。正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説：“情節或敍事……將多個分散的事件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從而圖式化了整個敍事所附帶的可理解的意義。”因此，政策敍事就是一種將各種事件整合為一個具有因果關係的情節的方式，從而使一些政策比另一些政策更具有影響力、更自然和更容易得到承認。

同樣，經濟學也依賴於話語。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在《經濟學的修辭》中提醒“經濟學家應該意識到修辭的重要性，因為修辭會使他們更加清楚為何贊同、為何反對，也會明白僅僅通過研究方法來擊敗不同論點並非易事。因此，即使是經濟學家也應該藉助諸如經濟隱喻、歷史先例的相關性、內省的説服力、權威力量和其他實現説服的修辭手段來使論證變得温和”。庫爾特•海因澤爾曼（Kurt Heinzelman）在《想象力的經濟學》中分析了19世紀經濟學家的話語結構和修辭。隨後，沃倫J.塞繆爾斯（Warren J.Samuels）在他出版的文集《經濟學作為一種話語：經濟學家語言的分析》中提出經濟學研究是一種話語或者修辭實踐，並討論瞭如何把修辭、闡釋、後現代、解構和批判等方法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中。

話語產生文本。本文對“文本”的界定如下：首先，文本一詞對應英文text。它在狹義上指以文字呈現的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段文字等。一次對話內容被轉成文字後，也可以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廣義的文本，指任何能夠被觀察和解讀的社會現象，比如一種宗教儀式、一個廣告、一張圖片等。其次，在社會情境（context）中理解文本。所謂社會情境，是指由特定文化背景與具體時空條件規約下的社會處境。情境是歷史傳統與現實場景的交匯，歷史傳統儲存在特定羣體的意識和記憶之中，它制約、規範着人們的活動，而現實因素又調整、修改着歷史傳統，兩個方面的會合、交融就是影響實際發生的社會行為的主要情境因素。

第一，為了基於敍事角度分析印度政府經濟觀念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聯，本文收集了印度政府高級經濟官員的著作、官方經濟文件、談話與媒體文章等文本，並通過分析這些文本的角度，更好理解印度政府的經濟政策。這些政府官員有莫迪、阿爾文德•帕納加里亞（Arvind Panagariya）、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克里希那穆蒂•文卡塔•薩勃拉曼尼亞（Krishnamurthy Venkata Subramanian）、V.阿南塔•納吉瓦蘭（V.Anantha Nageswaran）、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等（詳見表1）。之所以選擇上述文本因為這些作者屬於印度經濟的核心決策層，級別至少是邦長或部長。如桑亞爾供職的總理諮詢委員會（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to the Prime Minister）是一個專門就經濟問題向印度政府，特別是向總理提供建議的機構。又如帕納加里亞任職的國家轉型機構（NITI Aayog），其前身是印度計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它負責制定印度的經濟發展計劃。國家轉型機構由印度總理莫迪、印度所有邦的首席部長、德里和本地治裏的首席部長、所有聯邦直轄區的副部長，以及少數總理提名的成員組成。

第二，這些文本包含了官方文本和非官方文本。如《印度經濟調查》是印度財政部每年發佈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印度過去一年的經濟發展情況，並對未來的經濟規劃進行展望。一些文本雖然不是通過官方渠道發表的，但官方人士出現在文本的發佈會上，如比貝克•德布羅伊（Bibek Debroy）的《使印度回到軌道》（GettingIndiaBackOnTrack）的發佈會有莫迪總理和時任財長阿倫•賈特利（ArunJaitley）出席，《抓住偉大》（GraspingGreatness）的發佈會有印度外長蘇傑生出席。又如印度前總理莫漢•辛格（ManmohanSingh）親自主持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SinghAhluwalia）的《幕後：印度高速增長年代背後的故事》（Backstage:TheStoryBehindIndia’sHighGrowthYears）的發佈會。這些文本是比較權威和有代表性的。

第三，本文所選文本的發佈時間是2006—2022年。通過長時段考察，儘可能對莫迪政府經濟觀念作長期監測。

第四，以國大黨官員阿盧瓦利亞的著作作為對照組，對比莫迪政府與其前任政府在經濟觀念上的異同。阿盧瓦利亞是印度經濟改革的活化石，從1978—2014年先後任職印度政府經濟顧問、總理秘書、財政部秘書、國家計劃委員會成員和副主席等職，其觀點具有代表性。 

表1  印度政府高級經濟官員及其敍事文本。圖源：作者自制

****▍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

本部分將從經濟復興夢、開放與保護主義、政府與市場關係、效率與再分配四個方面來提煉莫迪政府的經濟觀念。分類的依據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印度復興夢是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度經濟新認知觀。印度外長蘇傑生（S.Jaishankar）強調為“‘巴拉特（Bharat）’建立全面敍事的重要性”。他指出巴拉特敍事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或者文字遊戲（wordplay）”，它是一種獨立的聲明，在政治、經濟和發展方面都有着重要象徵意義。第二，開放與保護主義、政府與市場關係、效率與再分配這三點是學界、市場對印度經濟政策的關注焦點。莫迪政府在開放與保護主義、政府與市場關係和效率與再分配上的立場分別是“自力更生+世界工廠”“強大而有限的國家”和“從財富再分配到財富創造”。

（一）“印度復興夢”

伴隨印度人民黨（下文簡稱印人黨）勢力崛起，莫迪政府力圖構建偉大復興的經濟強國夢，它強調印度教經濟史認知觀，並將敍事對象主要設定為城市新中產階級。

1. 印度教經濟史認知觀

“讓我們從前吠陀時代説起。”莫迪政府常常描繪古印度地區的繁榮。桑亞爾在《印度的復興》中重新闡釋了印度經濟史，開篇就強調了認識印度輝煌過去的意義：“在我們繼續討論印度的現在和未來之前，重要的是要簡要回顧一下它的過去。大多數人會認為印度的衰落始於18世紀的歐洲殖民。然而，一千多年來，印度的相對國際地位幾乎一直在下降，不僅早於歐洲殖民，甚至早於馬哈茂德•加茲尼（Mahmud Ghazni）在11世紀的襲擊。要了解衰退的情況，我們首先要回顧印度在古代世界經濟中的卓越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充分認識到印度在過去15年中經歷的轉型的重要性。”

桑亞爾接着羅列古代印度的經濟成就。在公元前3300—20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時期（Harappan civilization），“那個時代的印度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遠高於同時期世界其他地區的居民”。到了公元前4世紀，印度的海洋貿易蓬勃發展。公元1700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佔世界總量的1/5。桑亞爾總結道，印度在古代世界的經濟地位類似於今日之美國。但印度經濟從11世紀開始衰落，直到1991年印度經濟改革，其頹勢才開始扭轉。

在時間軸上對比前莫迪時代和莫迪時代的經濟認知，薩蒂什•德什潘德（Satish Deshpande）認為前莫迪時代的政治領導人是以1757年英國殖民為認知起點，印度政府需要擺脱奴役的經濟，將印度建設為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然而在莫迪時代的經濟史認知觀中，公元前3300年或者公元1700年是認知印度經濟歷史的起點，印度的將來是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過去時刻”和“將來時刻”都是榮耀時刻，“現在時刻”則被遮蔽。莫迪政府通過在全社會內塑造的印度教經濟史認知觀，將印度教特性識別為感知印度經濟的主要因素，以印度教經驗獨佔經濟發展話語。這使政府成為印度教文化的捍衞者，掩蓋了當下的經濟治理問題，將人們對現實的關注轉移到遙遠的民族復興夢之上。

表2  前莫迪時代與莫迪時代的經濟認知歷史時間線。圖源：作者自制

2. 城市新中產階級作為敍事對象

莫迪政府經濟復興夢的另一敍事特徵是以城市新中產階級作為敍事主體。桑亞爾稱印度新中產階級為“偉大的印度中產階級”（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他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印度中產階級起源於英國向印度人以英文傳授高等教育。這對印度中產階級產生了如下影響：第一，印度人逐漸吸收了西方的科學知識，獲得了報酬更高的工作。第二，英語在印度的傳播使印度全境形成了一個相對同質性的中產階級。在英國殖民以前，印度各邦有着各地的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僅推崇本地的文化和歷史。印度獨立後，新興中產階級在城市化進程中興起。他們住在城市，認為教育能帶來物質回報，從事着都市白領、公務員和商業工作。他們將區域身份認同置於印度國家公民身份認同之下，有着共同的民族觀。

在所有衡量印度新中產階級的標準中，官員們一致強調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這從他們對印度經濟改革的規劃中可以得到證實。莫迪政府希望改善印度政府低下的行政效率，打造出口導向型的製造經濟以及鼓勵市場競爭。這些都會對印度人口素質提出具體要求，如熟練地掌握工作技能、基本的識字能力和科學知識、重視身體健康、女性工作意識的提升等。因此，莫迪政府認為印度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是人及其觀念的更新。德布羅伊、桑亞爾等官員稱印度的新一代“不再承認貧窮是美德”，要求政府的經濟改革應以充分釋放新一代活力為目標。

然而，“新一代”是不包含農村人羣的排斥性概念。莫迪政府關於熟練地使用英語、在都市工作等要求很明顯不是對農村人羣所言的。已有研究指出莫迪政府廣泛應用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等網絡媒體和印地語式發展口號等是印度中產階級更為熟悉的知識體系和溝通方式。針對莫迪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分析也顯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在印度日趨嚴重，增長成果主要被富人和“城市新中產階級”享有，而穆斯林和達利特人等少數羣體的社會經濟狀況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

（二）“自力更生+世界工廠”

有印度官員對封閉經濟、關税保護等政策持反對立場，並提出“印度（經濟）比自認為的更加依賴全球經濟”。第一，他們認為開放是提高印度製造業水平的必經之路。帕納加里亞、納吉瓦蘭都批駁了設立進口關税能激勵企業創新等多種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的觀念，因為它們不利於印度產品提升競爭力。拉詹認為：“將‘印度製造’理解為設置關税壁壘，通過提高關税實現進口替代。這一策略之前也嘗試過，但並不奏效，因為這將減少國內競爭，降低生產者效率，提高消費者成本。相反，‘印度製造’意味着擴大開放，讓我們的企業與世界的其他企業充分競爭，也歡迎外國企業來到印度，共享印度的發展環境，為印度創造就業崗位。”

第二，由於印度政府常年面對經常性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問題，這也迫使印度政府通過開放來引入國內供不應求的風險資本。自2004年以來，流向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一直呈上升狀態。2021—2022年的FDI創造歷史新高，總額達848億美元。《印度經濟調查2022—2023年》稱莫迪執政推行的“印度製造”和“自力更生戰略”等一系列生產激勵計劃，使FDI/GDP的比值有了結構性變化：在2005財年至2014財年間，FDI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2%，但在2015財年至2022財年間，FDI平均佔GDP的2.6%。

第三，印度長期目標是成為世界工廠，然而印度政府意識到由於印度在世界產業鏈中處於不平衡地位，短期內必須倚靠產業政策，推動製造工業的快速成長。印度政府電子和信息技術部特別工作組主席潘卡吉•莫辛德魯（Pankaj Mohindroo）認為關税逆轉可能導致印度電子製造業失去增長的勢頭。在分階段製造計劃的指導下，隨着電視、電動汽車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等電子產品在國內附加值的增加，這些產品的基本關税（Basic Customs Duty）會根據其在價值鏈上所處的不同位置而被不斷校準。例如，手機最初是被置於零基本關税下，隨着零件在印度開始生產，政府逐漸分階段提高了零件的關税。從2015年到2022年，印度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制造商，印度手機年產量從6000萬台增長到3.1億台。但印度的開放也是有條件的。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用了抖音（TikTok）、快手（Kwai）等純粹互聯網意義上的初創企業。因此，自力更生與世界工廠在不同官員、不同部門間是存在着張力的，但桑亞爾直白地表達了隨着印度崛起，印度將在各行各業和各個國家展開對市場和資源的競爭：“想象一下這樣一個世界：一家總部設在新加坡的印度製造公司使用中國的設計，與一家以越南為主要生產中心的韓國公司競爭。這是一個產業內貿易、跨國聯盟和複雜的區域生產網絡的世界。這樣的體系在今天的東亞已經存在，中國的一體化讓我們看到了事情可能會如何發展。然而，在早期的案例中，這是一個更線性的過程——每個新進入者都在價值鏈的底部，並向上推進。在印度，它可能更像是一個橫向進入的案例。印度將在某些領域與日本競爭，同時在其他領域與中國和越南競爭……印度別無選擇，只能參與其中。”

（三）“強大而有限的國家”

印度官員認為理想中的國家與市場關係是：“強大而有限的國家”（The strong but limited state）。所謂的“strong”是類似韋伯式國家觀，國家在領土範圍內擁有對壟斷武力的權力。其次“limited”意味着政府遵循考底利耶（Kautilya）的啓示：維護法律和秩序，防止大魚吃小魚的規則。

表3  印度官員對印度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觀念一覽。圖源：原論文。

從表3可以看出，無論是辛格政府還是莫迪政府的官員，他們都認為印度要同時在兩個方面改進：第一，限制國家權力作用範圍。有限的國家僅應側重於兩個領域。首先，它應該關注框架事宜（frame work issues），如國防、國內安全、治安、司法、外交政策、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等。其次，它應在市場失效的領域提供公共產品，如環境保護、公共衞生等。桑亞爾將限制國家權力作用範圍的政府改革稱為“第一代改革”。它是特指印度從1991年開始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將印度的經濟從內向型的、政府部門主導的模式中解放出來。儘管印度的“第一代改革”已經進行了30餘年，但莫迪政府認為印度在私有化、高等教育和勞動法等事項上仍然需要進行自由化改革。

第二，提高印度國家能力。莫迪政府認識到了印度發展面臨人口問題、工農業結構問題、財政問題和國家能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戰。其中，國家能力不足是更為基本的問題，它還放大了其他問題對印度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印度國家機構無法在全國範圍內提供基本和有效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教育、醫療保健、供水和污水處理、公共交通等等。拉詹認為，相較於民主和法治，印度政府最需要加強的部分是提供有效治理及公共服務的能力。在國家能力本就不足的情況下，發達的民主問責制進一步限制了政府的執行能力。拉詹認為，印度政府應該“在給予政府不受制約的權力與政府完全癱瘓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中間點”。

納吉瓦蘭對印度國家能力不足做出了更為具體的原因分析。首先是政府執行缺陷（Implementation Deficit）。例如，在教育領域，印度公立學校的教師曠課現象嚴重，教學水平較低。在公共衞生領域，印度廁所數量不足且設施維護較差。在醫療保健方面，醫生和護士缺勤率非常高。在監管系統上，印度法律法規很難被貫徹實施。承包腐敗、執行拖延等現象在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部門中屢見不鮮。納吉瓦蘭認為造成政府執行缺陷的主要因素是相對較小的印度政府規模不足以管理相對龐大的國家。其他因素有政治化的官僚機構、普遍的腐敗、孱弱的監督系統以及公務人員在紀律上、專業性上和道德上都存在很多問題。

其次是印度政府決策癱瘓（decision making paralysis）。納吉瓦蘭認為印度近10年來出現的機構間的權力轉移趨勢限制甚至癱瘓了印度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力。這些趨勢包括：一是印度2005年的《知情權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該法案規定了公民從公共當局獲得信息的基本權利，瞭解各級政府（包括內閣）做出決策的背後原因。但是納吉瓦蘭指出該法案使政府的透明度太高，以至於超過了最成熟的發達民主國家的做法。官員為了減少風險，也不敢做出激進的改革措施。二是印度司法能動主義。印度法官經常發表他們對正義的主觀理解，而不是按照成文法解釋法律。這種脱離上下文重新解釋法律的做法，有時代替了政府的行為。這既擴大了法院的職能管轄權，又鼓勵了訴訟。層出不窮的訴訟阻礙了經濟效率。三是對決策的事後評估。這尤其體現在決策的財務後果評價上。納吉瓦蘭稱之為假定估值的暴政（The Tyranny of Presumptive Valuation）。由於政策效果往往不如預期，使得官僚們在政策選擇上變得討厭風險。

最後是財政部的否決權。印度財政部有權對各種公共支出的項目進行財政審核，按照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對項目計劃提出修改建議。但是納吉瓦蘭認為印度財政部的否決權大大超出了保證政府有效運行的範圍。印度財政部的否決權體現在各個項目之中，尤其是在項目實施的最後一千米。其最常見的否決內容包括剋扣交易成本、報酬（工人的午餐）、建設成本、運營和維護費用。納吉瓦蘭指出財政部僅僅根據會計技能對專業官員在其相關領域提出的方案進行挑三揀四，這種做法嚴重破壞了政府項目的成功推進。

因而，印度急需對政府進行改革來提高國家能力。桑亞爾用“第二代改革”形容此類的政府改革舉措。相較於“第一代改革”，第二代改革是關於“調整現有的制度安排，以支持因自由化而出現的新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究其根本，第一代改革是關於減少國家的作用，以便私營部門能夠擴大作用。第二代改革是改革國家本身，使之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發揮政府應有的作用。在“第二代改革”中，官員們普遍提到了大規模提升印度政府人員的專業性是重中之重。

（四）從財富再分配到財富創造

德布羅伊、帕納加里亞、桑亞爾等官員普遍認為財富的再分配和創造財富兩種政策取向間存在張力。針對印度市場化改革導致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德布羅伊在《經濟：從財富再分配到財富創造》中辯護道，收入不平等是一種相對概念。自1991年以來，印度成功提高了社會絕對貧困線，印度現在面臨的相對貧困問題應該等到印度貧困率下降到5%或者印度人均收入超過20000美元后才着手解決。德布羅伊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政敵阿盧瓦利亞的兩篇文章來支持其觀點。第一篇是2010年出版的《印度經濟：表現與挑戰》（India’s Economy: 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s），第二篇是2020年出版的《幕後：印度高速增長年代背後的故事》（Backstage:The Story Behind India’s High Growth Years）。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跨度有10年之久，德布羅伊仍能引用書中細節，這從側面反映了即使在激烈的印度政黨鬥爭下，印度高級經濟官員對印度經濟改革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識。這也為下文考察阿盧瓦利亞對於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觀點提供了依據。

1976年，阿盧瓦利亞在《不平等，貧窮和發展》（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中解決貧困問題的觀念可歸納為四點：第一，在經濟發展早期，社會貧富差距大幅增加；在一段時期後，貧富差距會出現縮小傾向，但最貧困國家需要更長時間縮小貧富差距。第二，生產結構調整、勞動力的技術水平提升和人口增長放緩等因素有利於在經濟發展後期促進貧富差距縮小，但這些因素無法解釋經濟發展初期貧富差距的惡化。第三，社會各階層都能從經濟發展中受益，但高收入羣體比低收入羣體更能從中獲益。第四，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更快速的經濟增長率並不與更嚴重的不平等掛鈎。在《幕後：印度高速增長年代背後的故事》中，阿盧瓦利亞認為解決貧困問題的首要方法是推動印度GDP更高速的增長，以涓滴效應來惠及低收入羣體，其次是強調農業的增長，最後才是減貧方案。

以印度農業和製造業為例。印度農業部門的企業主要特點有：第一，小企業（僱員人數小於5人）佔總企業數的58.8%，在特定製造業，該數據甚至高達到90%。眾多研究也指出印度企業結構存在中等公司的（50到200名員工）缺位問題。第二，生產效率低。第三，薪酬也僅僅達到最低生活保障線。集約化生產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方式。相較於小企業，單位生產成本隨着企業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在印度，幾乎所有增長勢頭強勁的部門都擁有大公司，如汽車、機械、製藥、煉油、軟件和電信等行業。然而，服裝、紡織品和鞋類等輕工製造業缺乏大企業。帕納加里亞對比了中印服裝行業工人的就業分佈情況。在印度，92.4%的服裝業勞動力受僱於人數少於50人的公司，而在中國，只有12.3%的服裝業勞動力受僱於這樣的小公司。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同規模的企業就業分佈差異與它們之間出口績效的差異是相匹配的。

表4  不同規模的印度公司的佔比。資料來源：Arvind Panagariya, New India: Reclaiming the Lost Gl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81。圖源：原論文

表5  2005年中印服裝行業工人的就業分佈情況。資料來源：Arvind Panagariya, New India: Reclaiming the Lost Gl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86。圖源：原論文

帕納加里亞認為改善農業部門收入和提高國家生產力的方法是通過建立更多中型和大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來自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大型企業不僅生產率更高，也是技術和技能變革的推動者，有助於中小企業實現更高的生產率。因此，經濟官員們反對諸如《聖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簡稱MGNREGA）等計劃。他們認為這類計劃是一種將收入轉移給窮人的低效工具，阻礙了印度工業化發展。總之，印度高級經濟官員現階段反對以大規模的社會福利計劃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支持以效率導向的經濟政策，在不破壞激勵因素的情況下，結合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政策共同促進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好地提高總體生活水平。

**▍**話語策略

莫迪政府官員為推動經濟觀念落實為政策而採取了一系列話語策略，如印度教化敍事、民族國家敍事、反國大黨敍事和專業敍事策略等，官員可以削弱或扭轉有分歧偏好的社會行為者對其產生的約束作用，從而部分實現或完全實現他們的經濟主張。

（一）印度教化敍事

印度教化敍事是指採用教義、神話和人物等印度教元素，包裝政府的經濟觀念。這既能避免類似於“資本主義”和“道德腐化”等指責，也迎合了印度教組織復興印度教及其文化的訴求。莫迪執政後，官方文本越來越多展現出印度教化敍事特徵。薩勃拉曼尼亞在《經濟調查2019—2020年》的前言寫道：

“從考底利耶（Kautiya）的《政事論》（Arthashastra）到提魯瓦魯瓦（Thiruvalluvar）所著《泰米爾雙聯諺語》（Thirukural），創造財富的思想植根於印度古老而豐富的傳統，它們強調符合道德的財富創造行為是一種崇高的人類追求。本《調查》引述古代文獻和當代證據，表明印度短暫‘移情別戀’社會主義——數十年畢竟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是短暫的——只是一場例外，信奉市場無形之手才是印度的常態……本《調查》引述描述古代制度的文獻表明，由信任之手支撐的市場無形之手造就了印度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調查對財富創造的概念化呈現了新與舊的融合，體現了古印度傳統與當代證據相結合。”

相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桑亞爾引用《政事論》支持市場機制改革，帕納加里亞用印度教特性來為印度社會極化現象辯護。它們都可以歸納為從印度古代文獻的某一部分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某一部分確立依據，進而宣稱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符合印度教文化。因此，所謂的“印度教法資本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進行印度教概念的滲透、融合與再包裝，本質上是在印度教思潮氾濫的社會情景下，官員為推動印度經濟改革而採取的自主性對策。

（二）反國大黨敍事

莫迪政府反國大黨的經濟敍事旨在修正大眾對國大黨統治時期（1947—2014年）經濟表現的認知。在納吉瓦蘭的《印度經濟調查2022—2023年》、帕納加里亞的《新印度》、斯瓦米的《重啓：重獲印度經濟遺產》和桑亞爾的《印度的復興》中，官員們都貶低國大黨的經濟表現。下面以納吉瓦蘭的《印度經濟調查2022—2023年》的敍述為例。

以1991年為界限，在此之前，印度經濟被描繪為失落的時代，抨擊尼赫魯及其後繼者的經濟模式，指責他們在印度社會構建出了一種將商業和財富創造視為邪惡的意識形態，這是導致印度數十年經濟增長低迷的原因。納吉瓦蘭着重地稱讚了瓦傑帕伊時代的經濟改革措施，如取消消費品的進口許可證，允許更多部門接受100%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推動公共部門私有化進程等。納吉瓦蘭寫道：

在國內國際不穩定事件結束後（“9•11”事件、2000年和2002年印度乾旱等），1998—2002年改革帶來的增長紅利開始得到體現。結構改革使印度經濟為全球增長做出了貢獻，並從中受益……這種結構性經濟改革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滯後效應，與現今印度經濟的發展有相似之處。

總結而言，印人黨對於國大黨主政期間的經濟表現的評判標準是誇大負面信息，淡化甚至忽視正面信息，給國大黨貼上了計劃經濟、貧窮崇拜、改革不力、低增長等標籤。種種重寫印度經濟史的舉動，都意圖為印人黨政府的經濟政策辯護和塑造經濟合法性。

（三）民族國家敍事

民族國家敍事是指官員們通過聲明代表全體國民和國家利益來説服那些具有分歧性偏好的社會行動者改變其偏好，或至少使其對某議題保持靜默。莫迪政府經濟官員有兩種形式的民族國家敍事：國家利益式和民族主義式。

國家利益式。官員將特定經濟政策描繪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必要途徑。由於政府作為民意的唯一合法代表，在界定國家利益的事項上具有排他性的權威地位。莫迪在推動“清潔印度”（Swachh Bharat）時説道：“我不是在談論政治……這超出了政治。這是受愛國主義而不是政治的啓發……如果我們再次陷入政治，我們將再次對印度母親造成傷害。”“我們之前的每個人都為此而努力。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下，國大黨領導了它。我們應該負責任地工作，不要陷入誰做過，而誰沒有做過的（討論）。”“聖雄甘地夢想着一個印度，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清潔和發展的。聖雄甘地為印度母親提供了自由。現在，我們有責任保持印度母親潔淨和清潔。”

在這一文本中，莫迪嘗試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彌合印人黨與國大黨的紛爭，從全體印度國民的立場，而不是僅僅從印度教徒的立場來談論社會經濟政策。對印度發展的規劃是一種界定印度國家利益的行為。政府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有中國背景的投資者進入印度市場，也可以以國家繁榮為由推動公共部門私有化。

民族主義式。官員們在掀動民族主義時並不總依賴印度教民族主義。甘地和反殖民等印度民族主義象徵也是他們的敍事素材。莫迪在宣佈“總理的人民金融計劃”（Pradhan Mantri JanDhan Yojana）時説道：“作為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是消除貧困的重要一步。如果人們被排除在外，那麼這就是所謂的‘金融賤民’……因此，當聖雄甘地與社會賤民作鬥爭時，我們也需要擺脱經濟上的賤民，才能擺脱貧困。”在這段話中，莫迪肯定了甘地推翻賤民制度的壯舉，並且將宗教文化意義上的“賤民”術語擴展到了金融領域。在印度教本體論中，所有事物或者生命都是立於某種集體主義的斷言之上的。印度教徒都應當遵循“達摩”（dharma），“達摩”象徵着一種社會秩序，種姓制度就被銘刻在這一秩序之中，並決定了一個人可以正當地獻身於某些特定職業。阻礙印度種姓間流動的因素除了上述的文化觀念，還包括導致排斥和壓迫的社會等級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莫迪對“賤民”觀念的再闡釋不僅在經濟上具有破壞性意義，而且在社會結構上也是如此，這無疑與代表上層種姓種族主義的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ek Sangh，下文簡稱RSS）的觀念是背道而馳的。

（四）專業敍事

專業敍事的方式眾多，比如招募知名專家擔任高級官職，使用高度學術化的概念來解釋政策等。莫迪政府官員尤其擅長操弄經濟概念，以達到美化政府治理成效和獲取政策執行靈活性的目的。下面本文將以德布羅伊對“農村”和“農民”的討論為例進行分析。

2016年，德布羅伊呼籲政府重新界定“農村”。他認為政府對“農村”的定義太寬泛，這導致資源分配的浪費。我們姑且不去探究德布羅伊的農村定義是否符合印度國情，僅專注於分析其“農村”概念背後的社會語境。“印度提出了兩個問題，如果成功解決這些問題，將積極改變印度城市化的性質以及農村經濟的未來。第一，基於‘鄉村性’的資源配置的性質。如果我們忽視了政客的次級激勵，那麼政府的計劃應該基於稀缺性來分配，而不是不明確的‘農村’指標。第二，需要創造一種自動觸發機制，促使行政上的農村住區，但事實上的城市，開始從法律上向行政—城市居住區過渡。”“不平等肯定有一個空間方面的問題，通過城鄉視角沒有充分捕捉到。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在德里大約有250個‘村’。但它們幾乎沒有‘鄉村’特徵。”“2009年，一個委員會（國家土地關係和土地改革中的未完成任務）告訴我們，地籍調查和土地收入記錄狀況不佳。在進行調查/重新調查之前，我們不會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也不會知道‘農民’系何人。”

德布羅伊和帕納加里亞也於2016年建議莫迪政府重新制定貧困線（Below Poverty Line,BPL）標準。他們要求新標準採用如住房、飲用水、衞生、電力等複合要素。總體而言，新標準提高了印度的貧困線基準。在印度語境中，“農村”是貧窮和需要扶助的代名詞。如果某地被界定為“農村”，政府會投入更多資源以扭轉當地的“貧困”狀態。通過重新界定“農村”的含義，德布羅伊等支持經濟改革的官員至少達到了兩重目的：第一，美化莫迪政府的貧困治理工作。因為貧困評價的標準與城市息息相關，將更多人口納入城市人口，意味着數字上的“貧困”人口減少。第二，“農村”在印度社會中有着重要且強勢的意義和作用。政府往往在農村改革上處處受限。政策制定者通常假定“農村”是貧窮和需要扶助的代名詞，如果某地被界定為“農村”，政府會投入更多資源以扭轉當地的“貧困”狀態。政府通過介入對“農村”的界定，這有助於減少莫迪政府在處理農民問題時的阻礙。

除了對“農村”概念外，GDP的計算方式、經濟改革的延遲效應等經濟學解釋也是眾多例證。莫迪政府敍事美化政績的操作痕跡屢見不鮮，在“客觀”“專業”的術語下顯露了政府的政治需求。

**▍**農業法改革中的話語實踐

根據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間印度官員在農業改革案中的各種文本材料，可以考察印度官員在經濟政策推行中的話語實踐特點。印度新農業法改革有三個重點。第一，允許農民在全國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監管外的市場交易農產品。第二，允許加工者、批發商、出口商和大型零售商與農民簽訂合約，按照市場需求種植經濟作物。第三，廢除在《基本商品法》中規定的政府對穀物、豆類、食用油和食用油籽等作物擁有價格管制權力的條例。總之，農業法改革延續了莫迪政府的市場化改革思路：運用市場力量，逐漸調整農民生產結構，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2020年9月農業法宣佈之初，政府就遭到了來自農民羣體、RSS和反對黨等眾多社會團體的抗議。來自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的農民爆發了幾十年來未有的羣眾抗議運動。9月16日，RSS的附屬農民協會（Bharatiya Kisan Sangh,BKS）質疑推行法案過程的合法性，動員農民向莫迪和農業部長施加修改法案的壓力。9月27日，印人黨的鐵桿盟友至高阿卡利黨（Shiromani Akali Dal，SAD）宣佈因農業法案存在巨大爭議而退出全國民主聯盟。10月6日，RSS負責人莫漢•馬杜卡爾•拉奧•巴格瓦特（Mohan Madhukar Rao Bhagwat）強調印度的農業不僅是一項賺錢的業務，還是基於印度的價值和傳統。社會對農業法改革的責難有三。首先是程序性。法案制定過程違反了印度憲法。法案未經過與議會的充分討論，僅由政府少數顧問商定，就迅速在全社會推行。其次是法案具有親資本性。反對者認為政府廢除“最低收購價”（Minimum Support Price，MSP）會削弱農民對資方的議價能力。最後是反印度教。政府僅從經濟角度對待農業，有損“正法”（dharma），這不利於社會和諧。

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莫迪政府一直在運用不同的話語策略，試圖為農業改革進行辯護。首先，專業敍事。“我們是經濟學家，談論經濟學。經濟學説它（農業法）有很多好處。”時任財政部首席經濟顧問薩勃拉曼尼亞談到，印度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認為農業法是印度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聯邦部長普拉卡什•賈瓦德卡爾（Prakash Javadekar）援引全國各地有850名以上的院士都支持新的農業法。2020年12月29日，莫迪在農民持續的抗議中發表了全國講話，“無論在哪個領域，正確的知識，沒有誤解和謠言，都可以成為每個人的力量倍增器。”可以看出，莫迪希望説服農民接受科學事實。專業敍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斥責國大黨在農業法改革上雙標。因為國大黨過去也嘗試對農業部門進行類似改革，如今卻讓其政治立場壓倒了專業立場。

其次，通過將抗議者描繪為不同的形象，莫迪政府試圖分化抗議農民。第一種形象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帕納加里亞提出：“我們如何解釋當前的農民抗議活動……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較富裕的農民，特別是旁遮普邦農民，在抗議活動中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為所有銷售提供利潤豐厚的最低支持價格的法律保證。”

第二種形象是外國勢力。食品和公共分配部部長丹維（Raosaheb Danve）聲稱：“正在發生的騷動不是農民的騷動。中國和巴基斯坦參與了這件事。這個國家的穆斯林首先受到了煽動。（對他們）説了什麼？國民登記名冊（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和《公民身份修正法》（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即將到來，穆斯林將不得不在六個月後離開這個國家……這些努力沒有成功，現在農民們被告知他們將面臨損失。這是其他國家的陰謀。”

第三種形象是錫克教分離主義者。檢察總長科塔亞姆•卡塔諾特•凡努格帕（Kottayan Katankot Venugopal）在最高法院關於農業法憲法有效性的聽證會上説：“值得稱讚的是，到目前為止，農民們和平地進行了鼓動，沒有任何不幸的事件。但一些非農民（Sikhsfor Justice）也加入了進來，以示對農民的聲援。”

表6  官員對抗議者形象的描述用詞。圖源：作者自制

從三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官員將抗議者劃分為兩個羣體，一方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錫克教分離主義和外國勢力，另一方是沉默的、“真正的”、代表大多數的農民。事實上，不只是官員的公開講話，也有媒體報道顯示，莫迪政府通過媒體大規模地對抗議者進行污名化。通過二元對立的身份劃分，官員被歸在了農民一方，而另一方是印度國家利益的破壞者。因此，政府有權力採取必要手段對抗議進行“合法的”制裁。這些行為包括政府對抗議者使用水炮和催淚瓦斯，或關閉抗議網站，要求推特（Twitter）刪除使用與抗議有關的標籤的帖子等等。

在這場政策鬥爭中，官員還採取了各種其他手段試圖推行農業改革，比如採取印度教化敍事的手段，宣稱法案能讓農民“自力更生”，有時也會利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雖然農業法改革最終失敗，但莫迪政府官員試圖貫徹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理念的政策主張是非常清晰明瞭的。

****▍結語

本文從探討經濟與話語的關係出發，總結帕納加里亞、桑亞爾、薩勃拉曼尼亞、納吉瓦蘭、拉詹等官員的經濟觀念，最後提煉了印度官員話語構建的四種策略。筆者認為，無論就職於辛格政府還是莫迪政府的經濟官員，儘管對當前印度經濟實施和勢頭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對於印度經濟改革和政策存在弱共識——強調製造業出口與自由貿易，減少對私營部門的控制，擴大投資開放，宏觀經濟增長帶動微觀減貧等。

在印度政黨、社會羣體和意識形態兩極對立不斷加強的背景下，經濟話語已經分化為兩種不容折中的類型，即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富裕和貧窮、印度教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這種話語“極化”將在印度持續下去。而原本屬於經濟術語的話語，在印度越來越多地帶有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含義，保護印度文化和消滅印度文化、民主和極權、改革和低效腐敗等話語“擴張”，可能會壓縮印度社會對經濟改革共識的討論空間，從而阻礙經濟改革的持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