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洋：美國優勢產業還能留存多久_風聞

1977年9月，位於美國俄亥俄州揚斯敦的鋼鐵廠永久關停，五萬人口的小鎮瞬間失去經濟命脈，五千多名工人在一夜之間失去了工作，整個城市從此陷入長達數十年的蕭條與失落。這一天在美國曆史上被視為鋼鐵等傳統優勢產業衰退的起點。

如今，美國製造業供應鏈已經外移，當下美國國內的高利率和高通脹環境持續壓制着製造業投資，重振製造業短期內很難實現。

相比之下，美國在芯片、軍工、醫藥、金融、農業、石油等領域仍具有全球競爭力。但這些產業在美國國內矛盾激化、全球產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也正面臨巨大沖擊。

交易員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2025年7月15日攝） 新華社 / 路透

傳統優勢產業衰落

美國的工業化起步早、發展快，早在1890年其製造業產值就已達到農業產值的三倍。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幾乎所有產業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在交通運輸、電氣設備、化工、國防、電子通信等領域更是一騎絕塵。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工業產值一度佔到全球的40%。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鋼鐵、汽車、消費電子等行業開始衰落，金融、娛樂等服務性行業迅速成長並逐漸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柱。這一過程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美國對霸權的過度追求讓企業承擔了額外成本，導致其喪失市場競爭力進而衝擊了美國本土工業。美國通信設備產業的競爭力一度全球領先，西部電氣公司在1913年即佔據全球通信設備市場59%的份額。二戰後，美國政府為了打造東亞同盟體系，要求西部電氣等企業向三洋、東芝等日本企業提供技術援助甚至開放部分核心專利。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就近採購軍事物資，更使日本等國的鋼鐵、通信、汽車、輕工業等傳統產業迅速成長。

二是過度金融化導致資本不願投資製造業。從微觀層面看，眾多美國製造業企業為了維持短期利潤，將產業鏈下游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在“股東至上”的治理邏輯下，企業高管的首要目標是推動公司股價上漲，而不是擴大投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導致很多製造業企業走上“金融驅動”的軌道。從宏觀層面看，擁有“鑄幣權”的美國可以僅憑印鈔就獲得全球商品，以“金融收割”攫取全球財富，這又導致大資本嫌棄並逐漸拋棄了需要長期投入且回報較慢的製造業，加速了製造業的外遷。“金融化”和“空心化”，正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產業發展的最佳註腳。

仍有優勢產業

當下的美國仍有芯片、國防軍工、醫藥、金融、農業、石油等產業具有全球競爭力。這些產業憑藉技術積累、創新生態、霸權護持、資源稟賦等，在全球競爭中仍具有比較優勢。

美國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發源地，面臨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但仍在該產業上擁有控制力，能夠利用出口管制等手段對外發起“芯片戰爭”。

這種控制力來源於三個壟斷：一是壟斷了技術鏈關鍵環節。全球最大光刻機供應商荷蘭阿斯麥的核心產品極紫外線（EUV）光刻機是在美國技術支持下研發的，因此其對外出口受美國控制。在芯片設計軟件（EDA）領域，美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超過了七成。這種技術壟斷令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發展難以繞開美國。

二是壟斷了企業融資渠道。半導體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全球很多半導體企業依靠美國金融市場融資。如今，韓國三星電子28%的股份被貝萊德等美國資本持有，阿斯麥更是被美國投資者持股近50%。台積電、聯發科等半導體企業也通過間接託管和直接發行股票的方式在美國資本市場融資。因此，美國能夠通過管控融資渠道來“管轄”全球很多半導體企業。

三是壟斷買方市場。半導體行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特徵，企業需達到必要的市場規模才能攤平固定成本。美國政府會直接運用“長臂管轄”打擊特定企業，使其喪失規模優勢。

國防軍工與其他產業不同，對國家政策、國家財政、與政府關係的依賴度極高。過去數十年來，美國軍工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受益於美國的全球干涉主義政策，一方面又得到了鉅額財政支持。在特殊利益集團的運作下，美國軍工企業獲得了大量政府訂單，又在地區衝突中兜售軍火牟利，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使得它們能夠持續投入研發，積累技術優勢。這些技術優勢奠定了多項當代軍事技術的基礎，也令美國軍工企業在全球軍售市場上佔據了主要份額。可以説，美國的霸權地位與軍工產業的發展相輔相成。

如今，美國醫療保險集團對聯邦政府財政支出的影響力已經超過軍工複合體。2024年，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合計支出超過1.7萬億美元，國防支出為8740億美元。美國醫保制度的本質是，醫療行業全面市場化後，由藥企、醫院、保險公司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向民眾和政府索要醫療費用。美國醫療衞生市場規模全球領先，消費者藥物需求量大，隨着上述利益共同體不斷刺激創新藥消費、推動藥品價格上漲，藥企數十年來賺得盆滿缽滿，這使得醫藥行業成為美國吸引風險投資最多的行業，併為其研發提供了強勁支撐。如今美國在生物醫藥相關論文數量、專利數量、在研生物藥數量、生物醫藥企業數量等方面均位列全球第一，全球研發強度最高的10家生物製藥公司中有5家來自美國。美國還掌握着醫藥行業評價標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是美國負責藥物審批的最高權力機構，在美上市藥物均需接受FDA審查，這使它獲得了決定全球醫藥企業創新成果能否變現的權力。

金融是美國當下優勢最大的領域，美元、資產定價權、規則制定權和輿論操控力是其優勢地位的最主要支撐因素。

其一，美國主導着國際貨幣體系。全球大宗商品結算主要依賴美元進行，各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美國可以低成本借債投資並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美國市場。這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充足的國際流動性，並支持其開展高風險、高投入的前沿技術研發。

其二，美國掌握着金融資產定價權。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佔了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40%；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控制着全球信用評級體系；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債券交易量約佔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60%；全球最活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也在美國。

其三，美國操縱着國際金融規則。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美國在二戰後搭建起來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只有美國享有一票否決權，因而能夠決定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機構的人事任免。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等最主要跨境支付關鍵基礎設施也受美國控制。

其四，美國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場話語權。美國佔據了全球金融信息服務領域至少71%的市場份額，彭博資訊等信息服務商有影響預期、操縱市場的能力。此外，話語本身已經成為一項“工具”，美聯儲主席甚至無需實際頒佈政策，僅“表態”即可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農業和石油業等資源密集型行業，美國也有比較強的競爭優勢。一是得益於其資源稟賦。美國耕地面積23億畝，佔國土總面積16.1%，土地平坦，適合機械化作業，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玉米生產國。其能源結構也比較多元化，頁岩油氣革命後，美國已連續6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油國。二是在工業化、市場化上有先發優勢。美國工業化起步較早，工業化帶來的化肥和農機的普及推動了農業發展。對於資源型行業，美國還通過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紐約期貨交易所等把控着產品定價權。

競爭力持續下滑

儘管美國在芯片領域仍有領先優勢，但其為遏制對手實施芯片出口管制、組建“芯片聯盟”等舉措必將適得其反。

其一，美國政府將半導體出口管制用作維護霸權的武器已經嚴重損害了美國企業利益。2024年，高通公司因出口管制損失了118億美元銷售額，英偉達損失了50億美元。英偉達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稱，鑑於中國約佔英偉達相關產品營收的20%~25%，限制對華出口將導致英偉達等美國企業永久失去在中國這一全球最大市場參與競爭的機會。

其二，“脱鈎斷鏈”必將持久削弱美國芯片產業競爭力。中國已是任何先進製造領域都繞不過去、無可替代的存在。芯片產業“迴流”美國後，不僅會因為建廠成本高企、缺乏足夠數量高技術人才而水土不服，更將面臨上游原材料和元器件的供應鏈危機。

如今，美國國防軍工產業已呈現出裝備研發進度與計劃差距巨大、現有裝備不斷老化、武器裝備與任務匹配不佳、新技術運用與部隊轉型升級不協調等下滑態勢。表層原因是軍事裝備發展能力不足，深層原因則是系統性問題。

美國經濟正面臨“高通脹、高利率、高赤字、高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這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軍費及其使用。尤其是，一些重要項目的研發和列裝需要長時間、高額度的財政撥款支持，而美國國債總額日益攀升必然對其產生較大負面影響。

運營成本大漲，裝備維護更新困難巨大。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價不斷上漲等因素影響，美軍裝備在維護保養和更新換代方面存在時間週期長、升級難度大、工作積壓多等諸多困難。

產業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國防軍工產業基礎被嚴重侵蝕。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缺陷是金融業佔比過大，製造業持續萎縮，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從製造業基礎來看，美國年鋼鐵產量約8500萬噸，其軍備製造能力已嚴重萎縮。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僅為10%，產業工人數量僅有1200萬，大量勞動人口主要從事金融業、服務業等高利潤行業，電工、焊工及切割工等製造業技術工人則嚴重短缺。美國國防軍工產業工人待遇普遍不高，近40年來從業人數減少了約三分之二。

政府對軍工複合體管理不善，整合過度競爭不足。在國防軍工領域，美國主承包商數量已從上世紀90年代的51家鋭減至5家，主承包商在眾多細分領域處於壟斷或接近壟斷地位，限制了企業進行技術投資，導致美國在軍事技術上止步不前。由此來看，美國已很難再現二戰時期國防軍工產業的輝煌。

醫藥產品研發週期長達十餘年，只有在穩定的環境和未來預期下，企業才有動力投資研發，但當下美國的政治經濟環境均難以滿足需求。一是美國經濟的結構性風險和美債爆雷風險導致藥企在未來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不願投入新藥研發。2024至2028年，美國主要製藥公司有大量專利到期，其藥品銷售面臨巨大挑戰，但這些公司並沒有迅速增加研發投入。二是美國政府已有計劃解決醫藥費過高問題，醫藥市場有萎縮傾向。

目前，當美國同時面臨國內矛盾激化和全球競爭加劇時，這些產業必然遭受巨大沖擊，很可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必然發力關鍵產業

產業振興已被美國視為當下最重要的任務。目標之一是確保戰略產業安全和國家安全；目標之二是搶奪高端產業擴大利潤空間。

美國認為至少有三類產業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一是稀土和關鍵礦產行業，這是製造高性能武器、半導體和通訊設備等高科技產品的核心原材料，也是美國短板所在；二是造船業，它並非獨立的工業門類，而是製造能力和技術體系完整度的直接體現，更重要的是它關乎最基礎的國防軍工製造能力；三是人工智能，其價值不僅體現為科技競爭力，更關乎未來國家治理權之爭，若核心技術和平台依賴他國，將面臨系統受控、數據泄露以及路徑依賴等風險。

美國還認為，商業航天產業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未來或催生衞星數據服務、太空旅遊、深空資源開發等新興業態；低空經濟已進入商業化階段，率先建立完善的低空運營體系、無人機監管機制和產業生態，有助於在全球下一輪空中經濟競爭中佔得先機；加密貨幣產業尤其是穩定幣相關領域，若能壟斷關鍵技術，主導市場規則，就可掌控國際數字金融秩序的話語權。

對於這些關鍵產業，美國必然會想方設法提升其競爭力，甚至可能會採取超常規手段推動其發展。

一是提供“全政府”的支持。如在稀土和關鍵礦產領域，特朗普二次上任後連發三條相關行政令，內容包括簡化項目許可流程、重新制定相關法規、投入額外資金並開放聯邦土地甚至是軍事基地用於採礦和加工等。美國多個部門也被調動起來，如國防部、內政部、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美國進出口銀行等均參與開發相關產業。

二是給企業鬆綁。特朗普二次執政後再次退出《巴黎協定》，減少了傳統能源企業的開採和審批手續；在加密貨幣領域，解僱主張嚴格監管加密貨幣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建立有利於加密貨幣行業發展的監管框架，支持企業創新；在航空航天領域，進一步開放國家空域，放寬融資限制，削減限制商業太空探索、飛行汽車和無人機發展的“繁文縟節”。

三是脅迫他國幫助美國突破瓶頸。同樣是在關鍵礦產領域，美國正在全球拓展供應渠道：通過與烏克蘭達成礦產協議，獲得了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礦產開採權；利用貿易談判契機，與沙特阿拉伯、剛果（金）、哈薩克斯坦等討論關鍵礦產“獨家供應”；近期G7還聯合推出《關鍵礦產行動計劃》，強調實現“採礦、加工、製造和回收的多元化”。

四是極力打壓對手。

美國正以全政府之力重振關鍵產業，意圖重塑、強化製造業與高科技產業的主導地位。不過，相關措施能否奏效，其目標能否實現，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挑戰——其中最大的制約，就是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看不到解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