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村：一個“三農”樣本半個世紀的樂與痛_風聞

背景

中國的改革，以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中國的現代化，也必將以“三農”的現代化為終點。

1949年，中國總人口為5.4億，農村人口為4.8億；1978年，中國總人口為9.58億，農村人口為8.38億；2024年，中國總人口為14.08億，農村常住人口為4.65億。1978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83億，佔全部就業人口的70.5%，即務農者佔就業的大頭；2024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1.63億，佔全部就業人口的22.2%，即從事二產三產的佔大頭。

中國有“大國小農”的國情，很難像發達經濟體那樣只有1%～3%的人口務農。但中國振興“三農”的大方向一直也是——從農村到城鎮，從農業到非農產業，從農民到市民，在遷徙、轉型和升級中實現協調發展。

説來不復雜，真要實現這種跨越並不容易。

就我在各地所見，一畝農地的流轉價格大致在七八百元到一千五百元，這代表了中國大多數地方農地產出的價值。如果只是種地，加上政策扶持，温飽當無憂，要想富裕極難，所以必須發展非農產業，但這往往意味着風險和不確定性。

不過，人民羣眾的韌性和創造力也在於，他們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富裕路、振興路，儘管這中間有太多的困難和挑戰。

感受振興村

在目前中國47萬多個行政村裏，有一個叫振興村的地方，位於山西省長治市上黨區，版圖面積6.6平方公里，有2300多名村民，也被叫作振興小鎮，曾榮獲“全國文明村鎮”“國家4A級旅遊景區”等諸多榮譽。

7月21日、22日，我應新華網山西頻道之邀到這裏調研。上海正是酷暑，而在羣山環抱、翠綠掩映的振興村，最高温度為攝氏27度左右，最低温度為20度，真是個避暑的好去處。

走進別墅住宅區的一户村民小院，兩層別墅，建築面積300多平方米，已經住了十幾年，但感覺還挺新。屋內外井井有條，房子的質量和屋內的環境，一點不亞於發達地區富裕農民建房的水平。院子靠牆的幾處圍欄裏，種着茄子、西紅柿、香菜等。

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得知振興村多年前就有了五大保障機制。

一是就業均等。村裏的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就業，因病、因殘不能就業的納入社保；

二是醫療保障。在國家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外，村裏推出了就醫補助項目“福村寶”，村民及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外來工每年出資100元即可參保，享受大病補助，“兩塊加在一起，住院做手術，自己出的錢只有一點點”；

三是教育免費。凡在振興學校就讀的學生免校服費和住宿費，補伙食費（幼兒園每人每天補2元，小學補3元，中學補5元），考上本科的村民子女一次性發放5000元助學金，考上研究生的發放1萬元；

四是養老保障。在國家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外，村裏給60歲以上老人每年發放1200元養老金，70歲以上老人每年發放1500元養老金，並有兩次免費體檢（相當於1500元/人），“五保户”老人入住振興村養老院；

五是社會福利。對村民用水、用電和供暖進行補助，每月免3度電、2噸水，供暖從每年10月底到次年3月底給予補助；每人每年發福利金1500元；村裏還開通了振興村至上黨區、長治市區的免費公交車。逢年過節，免費發放米、面、油等物資。

村裏的道路，都以“仁、義、禮、智、信、賢、德、文、明”等命名，家家户户門上都寫着家訓。我在崇德路一户家庭門上看到，其家訓是“盡孝敬祖，盡忠報國，盡情交友，盡職創業”。

走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圖書室裏有近萬冊圖書，有健身室、舞蹈室、科技室，孩子們有的在堆積木，有的在玩飛機航模。一位志願者介紹説，村裏有200多名志願者，有4支固定志願服務隊和兩支流動服務隊，涉及維修、環衞、文藝、導遊、紅色文化宣講等。服務最多的志願者一年服務近200小時。服務有積分，可憑積分領取生活物品作為獎勵。

這位志願者是大學畢業生，因為“村裏環境很好，福利保障也很完善”，就回鄉就業，每月工資為三四千元。

夜幕降臨，我來到1公里長的振興不夜街。大舞台上，請來的演員和村民在K歌。廣場上，婦女們在跳民間舞蹈。街兩邊，一邊是50多家餐飲、文創等商户，臨着廣場的那家正和遊客做“丟繡球招親”的互動遊戲，表演得惟妙惟肖，演完就從二樓往下面撒喜糖；街的另一邊，是各種公共服務、金融服務等網點；街中間，有很多遊戲項目。

振興旅遊公司負責人説，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六是振興村的“春節嘉年華”，已經辦了8年，每年方圓幾百裏有50多萬人到這裏體驗過年的味道。從春節、元宵燈會、根祖文化旅遊節、端午健步行、避暑文化旅遊節、重陽文化旅遊節等等，“季季有看頭、長年不斷線”。

我還去看了民宿、紅色文化廣場、可容納1000人同時培訓住宿就餐的鄉村振興人才學院等。學院已累計培訓500多期，培訓人數達6萬餘人次。

我在振興村的所見，是“就地入城，就地就業，就地入學，就地就醫，就地養老”的就地城鎮化，是宜居、宜業、宜遊、宜學、宜養的和美鄉村。它不再是簡單的“三農”，而是以煤炭產業為基礎，以農文旅商等多業態為載體，融自然風光、民俗展演、休閒康養、農藝體驗、教育培訓等為一體的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示範區。

內地山西有這樣一個地方，讓我大開眼界。

振興之路：一個人和一個村

振興村發展到今天，和一個領路人有關。他叫牛紮根，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出生於1955年，今年70歲。2019年國慶70週年時，他曾作為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代表，被中組部邀請乘坐“從嚴治黨”方陣的彩車，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閲。

沒有牛紮根這頭老黃牛、開荒牛，就沒有振興村的今天。

振興村前身叫關家村，改革開放前是個“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住在山坡坡，啃着糠窩窩”的地方，10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住在落差100多米的大雄山半山腰上。村裏的路是河沙灘、土泥路，吃水要到1公里外的山溝裏挑，孩子們上學是幾個年級一起擠在破舊的關帝廟裏。

牛紮根上小學四年級時，關帝廟漏雨，他代表同學找村大隊長，希望修一下。大隊長指着他訓斥：“我們大隊窮，沒錢修。你有本事，就等你長大當幹部時吧！”這句話刻到了他心裏。

1973年牛紮根當上村大隊會計，1979年當生產隊隊長，1984年經海選成為第一屆村委會主任，同年入黨，1985年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牛紮根當上村幹部後，動員並帶領大家一起修路、打井、建學校，資金不足就東借西湊，男女老少齊上陣，缺技術就三顧茅廬請高手。經過幾年艱苦努力，昔日的河沙灘建成了平坦的砂石路，孩子們從關帝廟搬進了新學校；打機井、鋪水管，在全縣農村第一個用上了自來水。他還發動村民改土造田種莊稼，讓家家户户都養三到五頭生豬和幾十只雞，靠勞動致富。

解決基本生活難題後，就是“讓大家富起來”的新命題。1986年，牛紮根在全體村民大會上説，要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力爭用15年時間，把關家村從山溝溝裏搬出來，把舊村徹底改造成新村。

沒想到，這個願望直到2008年才實現。這有如何統一村民思想的問題，更是受村裏財力不足的制約。

上世紀90年代末，煤炭市場蕭條，銷不出去。2001年，鎮政府決定將位於關家村的鎮辦振興煤礦改制。時任村支書和煤礦書記、礦長的牛紮根意識到關家村的機會來了。

當時全鎮的有錢人都來爭，而關家村沒有什麼集體資產，他就動員村裏羣策羣力，由69名幹部職工湊了516萬元，向鎮政府買下了煤礦經營權，牛紮根出資20萬元，成為第一負責人。

2004年，縣裏對煤礦進行第二次改制，角逐範圍由全鎮擴大至全國。牛紮根再次得到了村民擁護，全村每家每户和礦上的員工都拿錢出來，與他站在一起，4500萬元買斷了經營權，護礦成功。牛紮根佔股40%（後增加到60%），之後，他逐漸將從村民處借來的錢以本金3倍的價格返還，或按村民意願轉為股份。

作為煤礦的實控人，他和當時的其他8位股東商定——現在煤炭形勢正在轉好，應該利用煤礦的收益，重新佈局村莊，讓村民們住上別墅，過上城裏人的生活。

“走出大山搬到平地”的新村建設再次提上議程。以新建的兩層別墅住宅為例，規劃總造價為35萬元，還包含院牆、街門、照壁和簡裝修，村民每户需要支付12萬元（保底價），原來舊房子的估價款可以抵扣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村民現金支付。剩餘23萬元和村內所有公共設施和道路建設，均由振興煤業有限公司負責投資。據統計，入住別墅的村民平均每户出資為4.6萬元左右。

2008年10月18日，關家村實現了整體搬遷，最終投資了3.6億元，興建了別墅式住宅136套，標準化村民新居95套，以及一批配套設施。很多村民沒想到有生之年能住進這樣的“小洋樓”——“不見磚、不見梁，做飯不燒煤，解手不出房，住房裝修像賓館，一户兩台大彩電，家裏有了電影院”。他們到鎮裏的集市買酒買菜，請親朋好友來慶賀。

2009年6月18日，經全體村民表決通過，關家村更名為振興村。

從當年事事艱辛的關家村到如今萬象更新的振興村，振興煤礦發揮了重要作用。2007年，在煤礦基礎上，成立了振興集團，牛紮根任集團黨委書記。

為充分發揮振興集團對新農村建設的帶動作用，長治縣（2019年改為上黨區）將原振興村、郜則掌村、向陽村3個村黨支部從西火鎮黨委中剝離，併入振興集團黨委，實現企業與村黨組織領導的合併，“三村並一村”，形成一箇中心村，即新的振興村。振興集團為三村村民一共蓋了521套新房子，加上48套人才公寓，總計569套。

2010年7月，長治縣城鄉統籌振興試驗區成立，簡稱“振興新區”。它是長治以“中心村”示範區模式推動城鄉一體化、建立新型城鎮化農村社區的一次試驗。牛紮根任振興新區黨委書記。

振興新區成立後，組建了專業合作社，共流轉振興村和西火鎮西村的土地6331畝，村民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流轉後，不適合種植的2000畝荒地退耕還林，剩餘土地按照農業觀光、農事體驗、蔬果採摘、農藝博覽等功能分區進行建設。振興現代農業公司則以“公司+農户+農莊”的模式，對流轉土地統一規劃、分片承包、自主經營，讓農民變成現代農業的產業工人。

以上是振興村的基本脈絡，其模式就是以企帶村，以工帶農，走共同富裕道路。

這裏的關鍵人物是牛紮根。2020年7月，他在振興村支部擴大會議上宣佈，將山西上黨振興集團60%的股份歸振興村集體所有，40%作為村民的股份和福利基金。以學校為例，除十多名老師是領取國家工資外，其他幾十名民辦聘用制性質老師的工資，除國家給予的補貼外都由振興集團補齊。

歷年來，振興集團累計投資13.5億元，先後完成文旅轉型和民生實事百萬元以上項目115個。在牛紮根看來，煤炭是“現在離不開，將來靠不住”，所以振興村向綠色經濟、文旅經濟轉型是必然選擇。

真的不容易

22日清晨，我坐擺渡車去吃早餐的路上，看到牛紮根一個人在路上走着。他住的房子和村民的別墅完全一樣。

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從一個關家村到和向陽村、郜則掌村“三村並一村”，合併為新的振興村；再到“一村帶兩村”（新振興村再帶動周圍另外兩個村的發展），從黑（煤炭）到綠……他有太多創造的快樂，同時，無數壓力最終也都在這個想做事、能做事、為人做事的人的肩上。

他染上了失眠的毛病，身體的零部件也有不少問題，人非常清瘦，戴一副眼鏡，像一位長期伏案工作卻營養不良的老教授。

想當年，如果不是他站出來贏得煤礦的控制權，在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大致在2002年至2012年），振興煤礦照樣會賺錢，但就像山西很多煤礦一樣，老闆自己賺了大把錢，盡情享受，最終留下的是礦山掏空、環境污染、山體塌陷的爛攤子，對所在區域的集體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並無太大關係。

我感嘆，振興村幸好有牛紮根這個主心骨，他集能人、仁者和具有奉獻精神的共產黨基層幹部三重角色於一身。

牛紮根善經營，熱心為大家辦事，村民們信任他，支持他。無論是最初建學校還是後來守護煤礦，村民都慷慨解囊。但也有一些事情，村民一開始並不認可。比如關家村的遷建，從1986年第一次提出搬村計劃，到2006年10月組織全體村民開動員會獲得認可，前後整整20年。

2006年遷村開始啓動後，最難做的是397個墳頭和19座廟都要遷走，僅牛紮根的家族就有53個墳頭。雖然做了大量工作，還是有少數村民説不通，有人説：“我家這個墳的風水好，如果遷墳後出現了問題怎麼辦？”牛紮根與村“兩委”幹部反覆商量後，採取了一個辦法：由村民推舉5位羣眾代表，村幹部不參與，村民代表聘請3位風水先生勘察地形，他們後來在村莊西北角挑選了一塊都比較滿意的地方，作為安置地。村集體安排人把墳坑挖好，誰家遷走一個墳，補助3000元。

最大的阻力還不是村民，而是牛紮根的本家兄弟。和牛紮根同一祖爺的有6個本家，4家同意遷，2家不同意。一位本家兄弟認為，牛紮根作為村裏和企業的帶頭人，不想着兄弟利益，把好處都給了別人。這位兄弟有個出嫁女兒，離婚回村後也想要一套房，但一分錢都不想出。

為維護一視同仁的規則，牛紮根和村幹部多次給他做工作，都不行。最後經村委會研究，上報上級政府，通過政府支持才説通了他。

為什麼本家兄弟最不理解自己？牛紮根説：“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不能否認人們對錢財的熱衷。還有就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很濃厚的家族意識和宗族思想，在家庭和家族裏，集權力於一身的男性家長容易濫用權力來獲得更大利益，滋生特權和裙帶思想。以前的宗族間需要抱團發展，所以本家兄弟存在這種思想是有歷史根源的。但我們在分配上人人平等的村規民約不能打破，我想隨着時間推移，他們的思想觀和價值觀總會轉變。”

振興村需要更多支持

在和牛紮根的交流中，我被他一輩子獻身“三農”建設的精神深深感染。同時，我也能感受到一個70歲老人仍在奔波操心的不易。

最近這一兩年，煤價低迷，今年上半年振興煤礦的景氣遠不如以前。他要花大量時間在礦上，進行精細化管理，降本增效。雖然幾十年的行業起伏讓他相信，低谷之後就是上升，但如果徘徊時間太長，就是很大壓力。

文旅產業雖然不錯，但目前主要還是在春節、五一、國慶等節假日比較火爆，如何形成常態化效應，也是挑戰。

振興村的鄉村幹部培訓，去年服務了2萬多人次。今年由於不少地方對中央《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到風景名勝區開會的通知》的片面理解，把通知中列明的21個風景名勝區泛化到所有景區，而振興村剛好在2018年被評為4A級景區，導致培訓業務受到嚴重影響。其實，振興村這樣的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樣本，和自然風景區的內涵完全不同。

“幾十年的經歷告訴我，這些都會過去的，我相信黨和政府，地方政府也在幫我們一起想辦法。”牛紮根平靜地説。

而我則想到，我們的鄉村振興可能正處在一個很關鍵的時刻。我們需要更好地提振內需，激發活力，併為鄉村振興導入活水。

“擔任村書記不會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村書記。”牛紮根有這個覺悟，一輩子也是這麼走過來的。但當他為更多人的共同富裕默默承受壓力之時，我們也理應為他做點什麼。

最後我想説的是，鄉村振興也需要在體制機制上有更多創新。

純粹從個人立場，我對“以企帶村”有一定保留看法。把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責任都讓企業來擔，在產業上升週期是可行的，但是不是長期可行，我存疑。我認為即使像牛紮根這樣具備企業家精神和高度責任感的人，也不可能保證。

而對於適當擴大行政村規模、小村併入大村、通過中心村帶動周邊發展的探索，我則高度認同。經濟學上有所謂“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效率”的道理，如果行政村規模太小，實際上支撐不起優良的公共品供給。像振興新區這樣的模式，實際是在建設一個新型農村社區，有一定規模，功能齊全，設施完備，村民不出村就可享受到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行政服務。

這種體制還避免了管與幹兩張皮的問題。新區既是制定規劃的管理機構，又是謀劃經濟發展、促進村莊建設、統籌各類服務的辦事機構。在這種模式下，一個好班子也能發揮更大作用，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望着牛紮根有些孤獨的身影，我想到他過去對媒體説過的話：“我這幾十年風雨兼程、摸爬滾打，始終沒有離開過家鄉，離開過羣眾。因為，在最艱難的時候，是羣眾支持了我，是黨肯定了我。政府給我一碗水，我還政府一桶油。我寧可累死，也不退坡。只要還幹一天，就盡全力讓羣眾滿意。”

痛並快樂着。這就是牛紮根在“三農”振興中無悔無怨的人生。

—— · END · ——

No.6465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