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美國內戰之大戲展開（1）愛潑斯坦、QAnon、反猶主義陰謀論_風聞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728

　　過去幾周，特朗普在政治上收穫了不少成功，包括推動簽署“大而美法案”和穩定幣法案、轟炸了伊朗核設施（並暫時做到了全身而退）、與越南、日本、印尼、菲律賓等亞洲國家談成了貿易協議、推出了受到美國業界歡迎的AI行動計劃等；甚至他所打壓的哥倫比亞大學也與聯邦政府達成協議，願意支付2億美元的和解金。

　　但他仍然在美國國內深陷漩渦，而且壓力來自MAGA內部。這是因為，他試圖極力掩蓋的愛潑斯坦案觸動了MAGA運動的最大神經——他們一直認為愛潑斯坦組織的未成年性犯罪集團服務的是美國頂流權貴，指向的統治階層的真正秘密，而愛潑斯坦本人也因此在獄中被滅口。特朗普的民粹運動本來就建立在各種反精英陰謀論的基礎之上，QAnon運動、愛潑斯坦案（蘿莉島）等均涉及對未成年少女的性侵，代表了保守派/右翼心中的最大恐懼，自然也成為MAGA運動的關鍵主題。特朗普積極利用這些元素，承諾上台後即公佈“愛潑斯坦客户名單”，揭露美國“深層政府”和統治精英最隱秘也最惡劣的罪行。許多人（特別是年輕MAGA）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政治上選擇支持特朗普。結果，特朗普上台後居然一舉變卦，開始找各種理由推脱此事，並且“吃相”極為難看：司法部長Pam Bondi本來説愛潑斯坦名單已經在她的辦公桌上，事後卻改口稱從來沒有這麼一個名單，而愛潑斯坦是在獄中正常自殺身亡。特朗普則親自出來為Pam Bondi背書，批評那些希望深挖此案的MAGA意見領袖和政客。

　　但這些MAGA意見領袖和政客卻不依不饒，一副達不到結果誓不罷休的樣子。他們還在不斷圍繞這個問題製造話題，並不斷將問題引申。美國媒體也抓住這個機會，不斷深挖爆料，煽風點火，包括近期曝出特朗普在愛潑斯坦50歲生日（2003年）時給愛潑斯坦手寫了下流賀信（特朗普已經為此起訴了披露此事的《華爾街日報》），以及在五月份的時候，Pam Bondi已經告訴特朗普：他的名字出現在了愛潑斯坦的相關文件裏——儘管外界並不知道特朗普的名字是以何種方式出現在這些文件裏的，但人們大致可以猜到，這些文件將向外界展示，特朗普和愛潑斯坦的關係遠比他自己對外宣稱的要更加親近；兩人的互動方式即便沒有觸犯法律，也頗不光彩，同時兩人的關係可能維持到了更晚的時候（特朗普宣稱自己在2008年愛潑斯坦因招攬賣淫而第一次被定罪之前就已和他斷交）。

　　媒體不斷曝出新內容，使得這個話題揮之不去。塔克·卡爾森等MAGA意見領袖繼續高調跟進這個事件，沒有要偃旗息鼓的樣子；國會政客（包括共和黨政客）也不屈不撓，推出多項動議，包括傳喚愛潑斯坦的共犯——在獄中服刑的前女友Ghislaine Maxwell；傳喚司法部，強制其發佈與愛潑斯坦性販運調查相關的文件；獲取特朗普在愛潑斯坦50歲生日時的賀信；傳喚其他涉事名人——包括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前FBI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等，要求他們就愛潑斯坦案提供信息。這些新聞又再引發了更多的媒體關注和跟進報道，使得愛潑斯坦案揮之不去。

　　特朗普懊惱地發現：自己很難像以前一樣通過製造新的議題轉移注意力；他也無法像以前一樣，運用自己對MAGA基本盤、意見領袖及共和黨政客的強大影響力，把這個事情給硬壓下去。

　　核心在於，愛潑斯坦案觸及到了美國民粹右翼/保守派內心最為憂慮，最為恐懼、最為憤恨，同時又深知道最為敏感、最難以言説，最有無力感的事情——這就是猶太人問題、以色列問題。

　　今天這篇文章，主要是做一些基本信息的梳理和提供。

　　一、猶太商人傑弗瑞·愛潑斯坦與他的“蘿莉島”及“客户清單”

　　傑弗裏·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1953~2019）是一位美國商人、社會活動家、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因其複雜的身世、廣泛的社交網絡，成為美國社會和政治爭議的焦點。愛潑斯坦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的一箇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父親是公園部門的園丁，母親是教師助手。儘管沒有大學學位，愛潑斯坦憑藉數學天賦、個人魅力及社交網絡，在20歲時進入曼哈頓的道爾頓學校（Dalton School）教授數學，隨後進入金融行業，並展現了非凡的社交和商業能力。他與“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創始人、猶太裔大亨Leslie Wexner的關係是職業生涯的關鍵。1980年代初，愛潑斯坦獲得了Leslie Wexner的深度信任，成為其私人財務顧問，幫助打理數十億美元的資產，同時也為自己賺取了財富。

　　愛潑斯坦經營着橫跨政商界和娛樂圈的名流關係網，並以此聞名。除了特朗普外，他與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英國安德魯王子、Apollo資產管理公司創始人Leon Black、哈佛法律學家Alan Dershowitz等人均有交往；他經常邀請名流乘坐其私人飛機（被稱為“洛麗塔快線”）前往私人島嶼（“蘿莉島”）參加聚會活動。愛潑斯坦本人顯然是性成癮者，極度好色，且特別喜歡年輕女孩；同時，他毫無道德底線，將安排女色作為吸引和維護名流關係的重要手段。從特朗普給愛潑斯坦50歲生日發出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們在好女色方面的趣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經常一起活動切磋。愛潑斯坦更稱特朗普的老婆Melania也是經他介紹的。 

　　為了滿足自己和朋友的需求，愛潑斯坦通過金錢誘惑、欺騙、脅迫等手段，在紐約、棕櫚灘和私人島嶼建立了一整套賣淫網絡，涉及數十名受害者（多為14~17歲的女孩）。據受害者披露，愛潑斯坦本人會對女性實施侵犯，同時也會給名流好友安排女色。

　　最終，愛潑斯坦東窗事發。2008年，他在佛羅里達州對招攬賣淫及涉及未成年人的賣淫罪認罪，被判18個月監禁；2019年，他因性販運未成年人指控被捕，涉及2002至2005年間建立的大規模性販運網絡（期間他與特朗普關係甚密）。然而，他在審判前於紐約大都會懲教中心死亡，官方裁定為自殺（懸吊自縊），但坊間一直質疑官方説法，認定愛潑斯坦是被謀殺的——許多人相信，愛潑斯坦經營着一個包括各種名流的“客户名單”，並給到他會所參與女色交易的名流們秘密錄製了上千小時的視頻，以此對這些人進行勒索脅迫。根據這個理論，愛潑斯坦之死是他掌握了太多的秘密，被涉事方“殺人滅口”。

　　愛潑斯坦2019年死後至今，圍繞其“客户名單”及神秘死亡爭議在美國政治中引發了廣泛陰謀論：人們都在猜測“名單”中包括了誰，以及“名單”為何未被披露；人們懷疑他死於謀殺，加害者包括政界、商界和情報機構（如以色列的摩薩德）等。愛潑斯坦陰謀論最終發展成為象徵美國權勢階層的腐敗和特權的代表案例，在過去幾年里美國政治的激進化與撕裂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朗普支持者指責“深層政府”和權貴精英們在這個案子上共同掩蓋真相，呼籲特朗普出手解密；特朗普本人也一直迎合這類陰謀論，承諾要在上台後解密相關文件，以此揭露、打擊、推倒華盛頓政商精英聯盟和“深層政府”，實現司法正義。

　　最終，特朗普從支持解密轉變為反對解密，他當年與愛潑斯坦親密關係也被公之於眾，使得人們把矛頭也對準了特朗普，認為他本人正是愛潑斯坦權貴精英圈的一部分，正在努力掩蓋自己的醜聞。這當然使得當年依靠陰謀論上位的特朗普正在被陰謀論反噬。

　　然而，MAGA/右翼意見領袖們對愛潑斯坦陰謀論的關注，以及對特朗普的反叛，絕不只是針對特朗普在此案中的角色，還在指向更大、更復雜的主題。

　　這幾個主題是相互關聯的：包括反精英、反猶，以及對戀童癖陰謀論的“痴迷”。 

　　“反精英”，即相信美國由一羣道貌岸然、道德敗壞的精英集團所操持，每天都在幹着損害國家、損害社會、損害普通公民利益的事，只是為了無限擴大自己的私利——這是民粹主義的基本論調，如果説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有什麼區別的話，在於左翼相對來説更強調資本/金錢屬性，右翼相對來説更強調道德/倫理屬性。但無論左翼民粹還是右翼民粹，都對精英抱有極大的懷疑和牴觸。特朗普MAGA運動屬於右翼民粹，反精英當然是重要主題。關於這一點，讀者應該比較熟悉，以下我們進一步拆解，講講其他主題。

　　二、美國右翼/保守派對戀童癖陰謀論的“痴迷”與愛潑斯坦案

　　愛潑斯坦案在美國有着特殊地位：屬於右翼/保守派長久痴迷的“戀童癖”陰謀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高潮部分。 

　　愛潑斯坦案性販運案的受害者多為年齡14~17歲的少女，在美國大多數州，16歲之後才具有性行為能力（少部分州規定在17歲甚至18歲），如果未及法定年齡，被誘導從事性行為即構成“法定強姦”。而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已經符合廣義的“戀童癖”（pedophile）範疇——儘管狹義的“戀童癖”應該針對青春期發育之前的兒童，而涉及愛潑斯坦案的少女更接近所謂的“hebephilia”（戀少年，11~14歲）或“ephebophilia”（戀青少年，15~19歲）的對象，而不屬於“戀童”，但在公眾/流行話語裏，喜歡未成年少女就屬於“戀童”，而且有理由懷疑他們中意14歲的少女只不過因為“條件受限”，不方便找到更年輕的少女，但此舉不改變他們“戀童”的本性。

　　“戀童癖”，就是愛潑斯坦陰謀論裏的關鍵元素，這使得愛潑斯坦案和美西方社會里更廣泛的戀童癖陰謀論建立了聯繫，即認為佔有統治地位的權貴精英在利用金錢、權力和影響力，有組織、成體系地對未成年人進行性侵。

　　這種關於戀童癖的陰謀論在西方歷史中有着“悠久傳統”。早在公元前1世紀，羅馬就有關於卡提林陰謀集團以男孩內臟立誓並分食的傳言；12世紀的“血祭誹謗”指控猶太人殺害基督教兒童，並用其血液進行儀式——這種反猶陰謀論也成為後世類似敍事的原型；進入中世紀，在15~17世紀的獵巫運動中，歐洲有數萬人因被指控實施兒童獻祭等暴行，遭受酷刑或處決。歷史案例顯示，戀童癖陰謀論往往被用來“妖魔化”被視為社會威脅的邊緣羣體，以此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

　　在冷戰期間，這種敍事在美國被進一步政治化。右翼/保守派傳播這樣的敍事：認為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形式（例如集體育兒）會將孩子從家庭“分離”，對傳統的家庭結構產生威脅。而要保護兒童不受侵犯，就要抵禦共產主義——這種敍事很自然地變成了美國右翼反共話語和邏輯的一部分，本質就是利用人們對兒童安全的擔憂，渲染道德恐慌，定位並攻擊“外部威脅” 

　　1980年代的McMartin幼兒園案是美國近代戀童癖陰謀論的典型代表。1983年，一位母親指控加州曼哈頓海灘的幼兒園教師對其子女進行性侵；案件迅速升級，人們聲稱幼兒園地下藏有一個龐大的戀童癖團伙，有數百名兒童遭受性侵和邪教儀式。最後的調查發現，這些故事都是通過誘導性提問，從孩子口中“套”出來的。最終，所有指控都在1990年被撤銷，但該案仍然引發了美國全國性恐慌，結果有數十人的生活被毀。後來的學者研究認為，這一道德恐慌與1970年代女性進入職場、託兒所興起等社會變革有關——右翼/保守派把託兒所“妖魔化”為女權主義瓦解傳統家庭的工具。

　　2016年的“披薩門”（Pizzagate）事件是另一起經典案例，並將視野拉到特朗普時代。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期間，維基解密公佈了希拉里·克林頓的顧問John Podesta的郵件，網絡偵探將其中提到的“彗星乒乓”（Comet Ping Pong）披薩店指稱為（民主黨）精英進行兒童性交易的場所，披薩店裏的各種概念實為交易“暗語”——“熱狗”指小男孩，“奶酪”指小女孩，“醬料”指“性派對”。這套陰謀論很快就被揭穿，但仍有好事者（一名28歲的網友）持槍闖入披薩店，試圖“解救”被押兒童。事件所幸未造成傷亡，但也成為美國當時轟動一時的案子。觀察者認為，“披薩門”是右翼/保守派利用人們對兒童安全的擔憂，對民主黨/自由派精英進行“妖魔化”，而其更深層次的根源是右翼/保守派對過去十多年社會變革（如LGBTQ+、女權主義等“白左”/進步主義思潮）的反彈。當年“披薩門”事件的核心傳播者之一 Jack Posobiec，已經成為特朗普MAGA陣營的重要意見領袖之一。

　　QAnon運動（“匿名者Q”）是“披薩門”的進一步延伸。2017年，一位自稱政府內部人士“Q”的匿名發帖者在網絡上透露，特朗普正在與一個由左翼/自由派精英組成的龐大“戀童癖網絡”戰鬥，準備啓動“大覺醒”或“風暴”，一舉逮捕“戀童癖”罪犯，並恢復傳統社會秩序。QAnon的信奉者們相信，特朗普是他們的救世主，其使命就是揭露“深層政府”的腐敗，打碎精英的統治，並將他們繩之於法。

　　在此之後的愛潑斯坦案，更進一步強化了QAnon敍事：愛潑斯坦因2002~2005年期間性販運未成年少女被捕，於2019年7月6日被聯邦政府指控性販運罪名，關押於紐約一所懲教中心。公開的法庭文件和飛行日誌顯示其與多名名人交往（從克林頓到英國安德魯王子等）。8月10日，愛潑斯坦被發現死亡，官方隨後裁定他為自殺，而該裁定引發了廣泛質疑——人們認為愛潑斯坦遭到“滅口”。但愛潑斯坦的名人網絡及“蘿莉島”的事實存在，似乎為QAnon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讓陰謀論者認為真相已經被無限逼近。（此外還有一個語境，這段時期（2013~2018年）也是《紙牌屋》上映期間，各種華盛頓陰謀論已經深入人心。

　　這裏面，特朗普被賦予了特殊的角色——在QAnon信奉者眼中，特朗普是與“深層政府”戰鬥的英雄，其使命就是揭露戀童癖網絡、恢復傳統家庭和社會秩序。右翼/保守派所期待的“大覺醒”，包括將美國的經濟恢復到“靠一個人的收入養活全家”的，性別角色迴歸到舊時規範（男主外女主內）。這正是保守派“2025計劃”裏理想的社會形態。特朗普本人與QAnon保持着曖昧的利用梯度：他從未公開質疑QAnon，反而通過各種模稜兩可的言論（如他在2019年聲稱“QAnon掌握了部分真相”），成功將QAnon支持者納入MAGA陣營，而QAnon信奉者的狂熱支持也是特朗普贏得2024年大選的重要基礎。（最終，QAnon的支持者裏有八到九成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支持者裏有半數相信QAnon的核心主張；美國人口裏大約有15~17%的人相信QAnon的核心主張）。

　　學者認為，美國右翼/保守派對戀童癖陰謀論的“痴迷”，並不是真的關心兒童福祉，而是源於對當代各種社會變遷的恐懼——1970年代女性進入職場；1980年代離婚率攀升；21世紀LGBTQ+權利擴張（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各種跨性別權益、DEI）、女性的進一步獨立、厭婚與少子化、傳統宗教價值的式微、全球化價值等，都被看作對傳統性別角色、家庭結構、社會結構的威脅，而這些變化引發了保守主義的反彈與反動（reaction），而“戀童癖”陰謀論在過程中始終是右翼/保守派們表達焦慮、傳播恐慌、妖魔化敵對羣體、開展政治動員的利器。這種認知充滿反智和偏執，加劇了社會撕裂，損害了政治信任，而特朗普則很有效地利用了這種情緒，把自己變成了這場運動的核心。

　　然而上台後，他卻發現，作為愛潑斯坦最親密的“把妹”戰友，他自己的名字就大量出現在愛潑斯坦的文件裏，可能不得不加以掩蓋。一個大肆利用戀童癖陰謀論的人，一下成了戀童癖陰謀論的主角之一，這是何等尷尬。這也可以幫助理解，為什麼MAGA意見領袖和基本盤對他的反水和背叛有如此不滿了。

　　但這也不是全部，畢竟大多數MAGA早已知道並接受特朗普屬於這個圈層。他們不會因為特朗普把個妹，泡個妞，和誰誰發生關係，就放棄對他的支持。如果是這樣，那麼特朗普在2016年都不可能贏得大選，更不用説2024年了。 

　　因此，讓我們回到反猶主題。

　　三、反猶敍事：從“血祭誹謗”、《猶太人蘇斯》到愛潑斯坦案

　　愛潑斯坦案裏，除了精英集團和戀童癖之外，一個非常核心的要素是猶太人——但這個話題極度的敏感，不可能在美西方主流媒體裏以任何形式見諸報端，但在這裏，我們可以説一説。

　　1.傷害兒童的陰謀 

　　前面已經講過“戀童癖”陰謀論。我們可以再回頭講講針對猶太人的“血祭誹謗”（Blood Libel）陰謀論。基督教社會歷史上長期流傳的“血祭誹謗”是反猶主義裏最嚴重的陰謀論之一。其核心指控是：猶太人為了舉行宗教儀式（尤其是逾越節期間），會綁架並謀殺非猶太兒童（通常是基督徒），用其鮮血製作無酵餅，或進行巫術儀式。

　　這種指控起源於中世紀歐洲，裏面包含了多個典型主題：猶太人被描繪成背信棄義、嗜血殘忍的“基督殺手”；他們被指控表面融入社會，暗中卻在進行褻瀆神聖的陰謀；他們被塑造成具有神秘邪惡力量、與魔鬼勾結的“他者”。“血祭誹謗”作為一種極度負面的妖魔化陰謀論，深深植入了舊時代歐洲人的心，並直接導致了針對猶太社區的血腥迫害和集體驅逐，為後來更加系統、全面的反猶主義奠定了基礎。

　　這裏要突出一下主題：“血祭誹謗”的精髓是以兒童作為受害者，以猶太人作為加害者。

　　種族主義在歐洲一直極有市場；而從19世紀中期開始到二戰結束時，則是樸素種族主義為“科學種族主義”所取代的年代——歐美的科學家們也加入“戰鬥”，希望為種族主義提供科學依據。

　　而納粹德國代表的是科學種族主義的“最高峯”。其結論是，雅利安人（白種人）是高等種族；猶太人是最低等的種族。雅利安人能否永續生存，取決於其能否保持血統和種族的純淨。而其中最大的威脅來自於猶太人，因為猶太人種族低劣，但又具備極強的能力，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狡詐手段，在社會上獲取高位，然後染指雅利安種族，傳播自己的基因和血脈。對於雅利安人來説，這自然是毀滅性的生存威脅。 

　　2.納粹反猶宣傳片《猶太人蘇斯》

　　營造恐慌、捍衞血統純淨是納粹反猶主義的核心主題。這裏要介紹一下1940年納粹德國發行的電影《猶太人蘇斯》（Jud Süß）。這部片子是在當時納粹德國政權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支持下拍攝的，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反猶的電影之一，同時也堪稱歷史上最知名，同時也最危險的政治宣傳工具之一。影片的導演Veit Harlan（當時堪與Amalie “Leni” Riefenstahl（萊尼·裏芬斯塔爾）齊名的大導演），出演的均為一線演員。電影情節改編自19世紀初德國童話作家、小説家Wilhelm Hauff所寫的同名小説，結合反猶敍事的需要對歷史進行了篡改。

　　故事設定在18世紀的符騰堡（Württemberg），約瑟夫·蘇斯·奧本海默（Joseph Süß Oppenheimer）被塑造成一個狡猾、貪婪的猶太金融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手段成為符騰堡公爵卡爾·亞歷山大（Karl Alexander）的財務顧問。影片通過誇張和惡意的刻畫，將蘇斯塑造成一個極為陰險的角色，他操縱公爵、斂財並破壞社會秩序，推動猶太移民進入符騰堡，威脅當地文化和經濟。劇情中，蘇斯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財富，追求公爵的信任，同時與公爵的女兒產生複雜的關係，並通過金融手段控制了公國的經濟，徵收重税，激起民怨。影片刻意強調蘇斯的“猶太特性”，例如貪婪、狡詐、不忠，以此強化反猶刻板印象。隨着公爵的去世，蘇斯的權力基礎崩潰，他被指控各種罪名，包括叛國和道德敗壞。影片的高潮是蘇斯被公開審判並處以絞刑，羣眾歡呼這一“正義”的結局。通過這一情節，影片試圖向觀眾灌輸猶太人對社會有害、必須被清除的觀念。 

　　影片裏有一個最關鍵的煽動點，圍繞着蘇斯對“雅利安血統純潔性”的侵犯展開。他垂涎樞密顧問之女Dorothea Sturm。Dorothea由克里斯汀娜·索德鮑姆（Kristina Söderbaum）飾演，她是納粹審美下的“雅利安女性”的化身——金髮碧眼，肌膚雪白，代表了種族純潔與美的象徵。蘇斯利用其掌控的權力佈下陷阱：他先是逮捕Dorothea的未婚夫，再以釋放其未婚夫為誘餌，逼迫無助的Dorothea單獨進入他的府邸；在一場充滿脅迫的戲份中，蘇斯粗暴地強姦了這位金髮的雅利安夢中情人。而悲痛Dorothea最後跳河自盡。這一情節被精心設計，目的是為了喚醒觀眾最原始的恐懼和憤怒：高貴的德意志種族純潔象徵被“卑劣”的猶太所玷污，其種族隱喻在於，猶太男性對雅利安女性的侵犯，本質上是對整個德意志血統的污染、稀釋和損害。

　　影片通過這種極具衝擊力的性暴力敍事，在觀眾的潛意識裏植入了“猶太人成功必然導致種族強姦”的邏輯，力圖在觀眾心目中激起血統和種族焦慮，以便為後續針對猶太人的系統性迫害製造意識形態和心理基礎。

　　這個臭名昭著的片子在上映後被納粹政府強制組織全體公民觀看，僅德國本土觀影人次就超過2,000萬，成為煽動日常反猶暴行的催化劑。

　　3.“集大成”的愛潑斯坦案

　　從中，可以看到其與愛潑斯坦性販運案的某種現代連結。當案情曝光，美國觀眾看到金髮碧眼的受害者在鏡頭痛苦回憶自己還在未成年少女時就被愛潑斯坦侵犯，不知不覺就激起了埋藏在很多人內心深處的焦慮與恐懼——這就是在美西方擁有悠久歷史的反猶敍事框架。1）愛潑斯坦本人的猶太裔身份； 2）愛潑斯坦白手起家，結果獲得成功。這些事情都是愛潑斯坦獲得成功之後所為；3）愛潑斯坦的金融家身份，利用金錢/資本買通資源，操控世界；4）受害者主體基本都是白人少女，而且是未成年少女（兒童+女性）；5）愛潑斯坦是加害者，但也不是唯一的加害者，他的圈子還包括大量猶太人權貴（包括幫助他發家的猶太人大亨Leslie Wexner，以及Apollo資產管理公司創始人Leon Black、法學家Alan Dershowitz等），以及他通過金錢買通並操縱的各種白人權貴（安德魯王子、克林頓、特朗普）。 

　　可以想見，這些元素會被迅速重組、解讀——在右翼/保守派眼中，這彷彿就是“血祭誹謗”+《猶太人蘇斯》的現代翻版——雖然他們大概率沒有看過或聽説過《猶太人蘇斯》，但反猶已經是一種“直覺”，彷彿寫在了人們的文化基因深處——猶太金融家構建了黑暗網絡，一方面對白人少女進行系統性的獵捕，另一方面也將白人男性權貴變成共謀，通過對他們提供白人少女的性服務，對他們進行買通和操縱。這可以延伸為對白人主體民族血統及統治的“污染”。一瞬間，千年的反猶刻板印象立即還魂。

　　這才是讓右白人翼/保守派內心極大不安的地方：反精英、反資本、反猶，捍衞傳統價值，捍衞白人的後代與血統……所有的主題突然都被連結起來；所有的恐懼似乎一下成真；所有的擔憂都被進一步放大。世間萬物似乎都可以被一個邏輯所解釋了——即猶太人歸根結底是操控一切的。而代表白人主體運動的領袖——唐納德·特朗普——居然也被污染了，而且居然淪為愛潑斯坦陰謀的共謀者和辯護者。這實在是右翼意識形態的歷史性悲劇。

　　最令他們感到無助的是，在當前美/西方的政治敍事下，這些話題恰恰屬於絕對禁忌，不可觸碰、不可言説。

　　今天寫到這裏。下一篇，我們再進一步抽絲剝繭，將事情逐步展開。請讀者們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