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認識跨越半個世紀的中歐關係（五十·晤實系列）_風聞

Club 提要：2025年7月24日舉行的中歐領導人第25次會晤，恰逢中歐建交50週年，背景特殊、意義深遠。這不僅是一場紀念性的高層互動，更被視為地緣動盪與全球秩序重塑進程中的關鍵節點。

在特朗普政府持續加徵關税、重新界定對歐政策的大背景下，歐洲加快推進戰略自主，重新審視對華關係；中國則希望藉助高層溝通機制，穩定中歐經貿與政治合作大局。儘管雙方在電動車關税、“去風險”政策等問題上分歧仍存，但更大的共識在於避免陣營對抗、推進務實協作。

此次峯會聚焦全球貿易體系穩定、多邊機制效能以及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既體現中歐雙方對雙邊關係的高度重視，也在當前全球治理深度重構的背景下，釋放出多邊主義有望企穩回升的重要信號。

 Club Briefing: The China-EU Leaders’ Summit held on July 24, 2025, coincides with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making it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event is not only a commemorative high-level interaction but also seen as a key juncture in China-EU relations amidst geo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global reshap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ly imposing tariffs and reshaping its policy towards Europe, Europe is accelerating its strategic autonomy and reevaluat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n turn, hopes to stabilize bilateral economic, trade,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high-level communication. Despite differences on issue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 tariffs and “de-risking” policies, the greater consensus lies in avoiding confrontations between blocs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is summit focuse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both China and the EU attach to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rofound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landscape, it sends a significant signal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expected to regain stability.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安東尼奧·科斯塔（圖源：CFP）

一、如何看待2025年中歐峯會？不宜期待“破局”，更應聚焦“穩局”

中歐領導人第25次會晤於2025年7月24日在北京舉行，適逢中歐建交50週年，這為雙方提供了在重要歷史節點上深化戰略溝通與合作的契機。峯會召開本身具有明顯的紀念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當前全球格局不斷重構、中歐關係承壓加劇的大背景下，提供了一次高層直接溝通的機制性場合。就成果而言，此次峯會既無戰略突破，也未形成新架構；但若從中國的視角出發，可以看到它依舊是一場具有現實意義的“止跌”外交，其核心在於維持戰略穩定，避免雙邊關係滑入不可控狀態。

在當前大國競爭愈發激烈的背景下，中國對歐盟的戰略定位正在發生顯著調整。從強調“互為發展夥伴”到更加重視“溝通協調、管控分歧”，中歐關係正在朝着更加成熟、穩定和務實的方向演進。這一轉變，源自幾項關鍵判斷：其一，歐盟對華認知的變化已具有持續性，“去風險化”已成為制度性政策方向，而非短期應急；其二，隨着中歐經濟結構日益趨同，雙方在電動車、光伏、醫療設備等“新質生產力”領域的競爭日益凸顯，合作空間相應收縮；其三，俄烏衝突帶來的地緣政治分歧持續外溢，正深刻動搖彼此的戰略互信基礎。

儘管如此，中國並未放棄對歐戰略空間的維護。彭博社指出，此次峯會由原定的布魯塞爾改至北京舉行，並將議程壓縮為一天，顯示出中方在會議安排上的主動性，同時也表明在當前複雜局勢下，雙方仍重視高層溝通的持續性。此次高層會晤傳遞出中國希望穩定中歐關係、推動務實合作的明確信號，也反映出中方在美歐戰略錯位加深之際，依然視歐盟為重要的戰略接觸對象。

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亦不容忽視。儘管中方持續強調“合作共贏”“堅持多邊主義”，但歐方重點施壓的議題仍圍繞兩大核心：一是貿易結構失衡，特別是對中國“產能過剩”“傾銷”“市場準入不對等”的持續批評；二是俄烏衝突中中國對俄羅斯“實際支持”的擔憂。這些問題並非政策層面可以調和的分歧，而是深嵌於雙方戰略結構與制度認知中的矛盾。當前，歐盟越來越傾向於以地緣政治視角定義對華關係，而忽視了中國面臨的複雜外部安全環境，以及其在多重戰略壓力下尋求穩定發展與安全保障的內在邏輯。換言之，中歐對問題“根源”的認知存在系統性錯位。

（圖源：彭博社）

在貿易議題上，中國不可能接受西方對其發展模式的系統性否定。從中國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的對外拓展不僅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路徑。歐方若試圖通過反補貼調查、設置技術壁壘，倒逼中國放緩產業升級步伐，不僅缺乏現實性，也觸及中國經濟安全底線。因此，儘管本次峯會在稀土出口管控方面達成了臨時緩解協議，但這更多地被解讀為一種戰術性的“階段性讓利”，並不代表中國在核心問題上的妥協。

在俄烏衝突問題上，雙方認識存在差異，尚未形成共識。中國的立場強調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呼籲遵守《聯合國憲章》，主張通過對話談判實現停火止戰，反對外部煽動或持續軍援加劇衝突。中方堅持“不選邊站隊”，強調自己“不是衝突當事方”，並反對制裁施壓。歐洲方面則視中國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為對歐安全秩序的挑戰。這種相互指責式的外交互動，造成雙方在動機理解上的長期誤解，進而演化為結構性戰略互疑。中國近年來與匈牙利、塞爾維亞等中東歐國家密切往來，在中方看來是正常的雙邊外交互動，在歐盟內部卻被廣泛視為“分化瓦解歐洲團結”的策略，進一步加劇了中歐關係的敏感性。

因此，從中國戰略層面而言，繼續以穩定中歐關係為目標，但期望僅通過外交“破局”已不現實。中方充分認識到，中歐關係正處於深度調整期，互動頻率持續提升，但在互信水平和合作效益方面仍面臨不少挑戰。在此背景下，本次峯會的意義不在於解決全部分歧，而在於防止風險擴散、維持基本接觸、管控結構性矛盾。可以説，這是一場“打破幻想”的會談，但也是一次“確認底線”的交流。

未來，中歐關係可能仍將呈現出“區域合作推進、宏觀戰略拉鋸”的雙軌格局。中國將繼續推動與部分歐盟國家的雙邊合作，突出互利潛力與市場吸引力，強調穩定性與確定性；同時在制度層面適度回應歐方合理關切，以保持合作窗口的可用性。同時，中方將繼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看待歐盟對華政策的演變，不寄望於一蹴而就，而是着眼於穩步推動互信與合作。正如一些戰略分析人士所指出的：“當歐洲以政治安全邏輯重新定義對華政策時，中國只能以戰略耐心和制度自洽予以回應。”中歐關係如何從高接觸走向高信任，仍有賴於機制化、持續性的戰略對話和危機管控安排，與其只期待“破局”，不如在複雜現實中聚焦“穩局”，這才是當前中歐真正的戰略成熟。

二、結構性認知分歧正成為中歐關係的根本障礙

中歐關係步入第五個十年，外部環境早已劇變，而彼此對對方的戰略認知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2019年，歐盟委員會首次提出對華“三重定位”：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競爭者，還是制度性對手。這一表述雖然保留了“合作”的空間，但其戰略重心實際上已經向“防範”傾斜。近年來，歐方在經貿政策上頻頻啓動反補貼、反傾銷調查，將中國視為制度環境不同、市場規則不對稱的對手。此種認知反映的，不是戰術層面的經貿摩擦，而是結構層面的制度不信任。馮德萊恩在本屆峯會的演講中表示：“隨着中歐合作的加深，不平衡也在加劇。”

從2019年至2025年2月，歐盟已對華髮起51項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僅反傾銷調查就有42起。這不僅反映出歐方政策工具的頻繁使用，更折射出其對華經貿模式可持續性的系統性懷疑。在貿易失衡的輿論壓力下，馮德萊恩反覆強調“不能容忍長期不對稱”，實際上是在為貿易干預政策尋找正當性。

自2023年“去風險”成為歐盟對華政策關鍵詞以來，中歐經貿關係進入一個更為審慎的階段。歐方強調不尋求“脱鈎”，但實質上正在通過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加強出口管制、篩查對外投資、限制技術合作，並嘗試通過新貿易協定尋找替代市場。這套機制的核心邏輯，是將中國定位為潛在風險源，從而將“合作”嵌入“防範”的邏輯框架中。

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圖源：美聯社）

2023年出台的《歐洲經濟安全戰略》明確將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科技列為對華“去風險”的重點領域。這一定位雖然未直接點名中國，但其政策路徑、優先行業和審查機制顯然對中歐技術合作構成制約。眼下，荷蘭限制阿斯麥（ASML）對華出口高端光刻機、德國加強對在華投資審查，都説明“去風險”已從口號轉化為執行體系。

俄烏衝突加劇了歐盟將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捆綁的傾向。儘管中國未直接介入衝突，但歐盟多次以所謂“援俄”為由，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施加制裁，進一步削弱了中歐之間的政治信任基礎。2024年12月，歐盟首次將中國企業列入“全面制裁”名單，標誌着歐方不再將制裁工具侷限於俄烏衝突本身，而是擴大到其認定的“支持鏈條”。本月18日，歐盟宣佈在第18輪對俄製裁中將部分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列入清單，引發中方強烈反應。馮德萊恩近期在歐洲議會直接指出，中國在多個戰略行業“通過非市場手段形成產能優勢，削弱歐洲製造基礎”，已構成“系統性風險”。中國商務部21日明確要求歐方“立即停止錯誤做法”，直言歐盟行為“違背領導人共識，重創金融合作”。本次峯會，歐洲理事會主席安東尼奧·科斯塔呼籲中國“利用其對俄羅斯的影響力，促使俄羅斯尊重《聯合國憲章》，並結束其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更為複雜的是外部不確定因素。無論是拜登時期推動的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還是特朗普政府再度執政後對歐洲施加的經濟壓力，都在從外部持續影響歐洲對華政策。歐盟雖有“戰略自主”之願，但在安全高度依賴美國的結構性前提下，往往難以獨立推進對華政策調整。某種程度上，歐洲在對華政策上的猶豫與收緊，是自身戰略空間受限的外化反應。

近年來歐洲內部政治右傾趨勢明顯。法國、德國等國的極右翼政黨在選舉中聲勢漸強，一些傳統政黨不得不通過強硬對外立場來爭取民意支持。這導致對華政策日益工具化，被用於內政服務。例如，德國政府近期將“選擇黨”定性為極右組織，法國也對國民聯盟加強限制。這種內部政治極化趨勢，使對華立場更易受到民粹化、情緒化主張干擾，難以保持延續性與專業性。

此外，歐洲企業界正面臨中美博弈的雙重壓力。一方面，美國加徵關税迫使中國製造轉向歐洲，2025年一季度中歐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另一方面，歐盟內部產業也承受中國出口競爭帶來的結構性衝擊。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呼籲“制度公平”與“市場準入”，但政策制定層面往往難以平衡保護主義與市場開放的博弈。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延斯·埃斯克倫德（Jens Eskelund）上週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我們當中沒有人對達成任何重大協議過於樂觀，我也不認為這真的是我們應該追求的。”他説，建交50週年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思考如何“確保我們未來的關係能夠繼續為雙方帶來利益”。“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貿易緊張局勢的加劇，尤其是在歐洲，人們認為兩國關係的利益不再公平分配。”

三、我們需要怎麼樣的中歐關係？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震盪與全球治理失序交織疊加。值此中歐建交50週年之際，恰逢國際格局深刻重塑，中歐關係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貿易摩擦、戰略誤判與制度性分歧在不斷考驗雙方互信的底線，而與此同時，綠色轉型、全球安全、多邊合作等議題又亟需中歐共同發聲、攜手應對。在這一關鍵節點，迴避分歧不是出路，重啓務實合作、明確戰略定位才是方向。中國應如何在變局中重新定義與歐洲的關係？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中歐關係，才能支撐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全球戰略穩定？這正是當前亟待回答的核心問題。

**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穩定外部環境、緩衝中美博弈衝擊的中歐關係。**從戰略安全角度看，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外部不確定性，仍來自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在經貿、科技和地緣等領域推動“脱鈎斷鏈”的單邊做法。在當前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中歐關係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市場互補和投資合作層面，更在於其為中國拓展多邊合作空間、維護外部戰略穩定提供了關鍵支點。歐洲雖在政治制度上更趨西方盟友體系，但其對戰略自主的追求、對經濟全球化的依賴以及對地緣戰略風險的審慎，使得中歐具備制度間對話與合作的可能性。2024年以來，歐盟在“去風險”戰略中逐步回調，並未跟隨美方走向“全面脱鈎”；德國、法國等核心國家積極尋求與中方加強綠色轉型、製造業本地化等合作。這也表明，若中歐關係能夠持續發揮戰略穩定作用，將有助於在當前全球格局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為中國營造更加可預期的外部環境。中歐關係的穩定不僅有利於中方拓展外交回旋空間，也有助於緩解國際體系分裂風險，避免形成激烈對抗的局面，為維護世界多極化與國際合作注入更多穩定力量。

2025年7月14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與歐盟委員會負責廉潔、公正和競爭性轉型的執行副主席特雷莎·裏貝拉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會晤（圖源：路透社）

我們需要一個能拓展全球經濟佈局、增強高質量發展韌性的中歐關係。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是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外部市場、高端產業合作與先進技術引進。歐盟長期是中國技術進口的重要來源地，亦是中國企業海外佈局的重要舞台。在當前全球產業鏈重塑背景下，中國需要一個“可以對話、能合作、可落地”的經濟夥伴，而歐盟的技術優勢、制度規範和龐大市場具備難以替代的價值。當前，比亞迪在匈牙利、寧德時代在德國的投資並非單一企業決策，而是中國推進“走出去”與“嵌入式本地化”戰略的體現。如果中國能夠通過制度化平台深化這種合作，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醫療技術等關鍵領域擴大產業鏈合作，就能穩住出口增長、提升產業韌性，緩解內需壓力。這種產業合作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依附，而是一種全球化再平衡條件下的新型戰略協作。

我們需要一個能共同主導全球規則與治理議程的中歐關係。當前國際多邊機制普遍面臨“功能弱化、信任崩塌、規則真空”的危機，要實現從深度參與到積極引領的轉變，中國需要同具備制度影響力的重要夥伴加強協作，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歐盟作為聯合國、世貿組織、氣候協定等多邊平台的核心成員，其在規則議程設置、國際談判機制中仍具話語權。從峯會前夕歐盟聲稱將推遲與中國簽署氣候行動聯合聲明，到峯會後中歐共同承諾在推動“全球公正轉型”方面展現聯合領導力，並表示雙方合作的“主色調”將是綠色，環境與氣候合作已成為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以及中歐合作的新亮點、新支柱、新引擎。從中歐在碳關税、綠色投資、人工智能倫理、數據治理等議題的對話實踐看，雖然存在立場差異，但歐洲對規則程序的尊重和對多邊主義的依賴，為中國爭取制度化合作提供了現實路徑。這使中歐具備聯合應對氣候危機、數字主權、技術治理等全球性挑戰的合作基礎。如果能夠以中歐機制為平台，共同推動新一輪全球治理改革，不僅可重構全球秩序信任基礎，也有助於打破美式單邊主義對規則制定的壟斷。

一份聲明顯示，在本月的一次會議上，歐洲外交政策負責人卡拉斯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重新平衡經濟關係並結束包括限制稀土出口在內的“扭曲做法”非常重要

（圖源：彭博社）

我們需要一個具備政治彈性、能對沖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中歐關係。俄烏衝突及特朗普政府再次執政正將全球推入新的政治斷層帶。當前，中國將繼續深化同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反對陣營對抗，致力於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安全架構。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具備政治彈性、可以管控分歧的中歐關係，尤為關鍵。儘管歐方在俄烏衝突、涉疆涉港、人權議題上時常對華提出無依據的不當指責，但當前歐洲政治內部的民粹化、不確定化趨勢也迫使其對外政策更加趨於務實。我們不必期待價值觀一致，但應通過高層溝通機制確保政治分歧不被放大、經貿合作不被政治化。截至本月，中國已明確表達對歐洲一體化、戰略自主的支持，提出“三年一萬”青少年交流倡議，並繼續推動單方面免籤政策。這些舉措表明，中國願意通過“人文—經濟—戰略”三層體系構建長期穩定的合作結構，以抵禦地緣政治風浪。

**結語：**此次峯會的現實功能，並不在於解決具體爭議，而在於確認雙方仍有意願維持穩定關係。這種“戰略對視”固然節制，但在當前多邊體系碎片化、貿易格局重組的背景下，具有某種必要性。儘管中歐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但雙方普遍認識到，維護開放合作的經貿關係符合共同利益，“脱鈎斷鏈”不符合時代潮流，也不可持續。真正的挑戰，不在會議桌上，而在未來數年：如何在有限信任中保持政策協調的最低限度，在制度競爭中避免誤判與激化，並在一些全球性議題上尋求建設性交集。這種狀態未必理想，但可能是當下可達成的“現實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