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從九個生命的失去談起_風聞

三個悲劇，一種人性

最近發生了三則刺痛社會神經的新聞：

19歲河南農村青年因910元車費糾紛飲恨離世；

廣東2歲與7歲的幼童在繼奶奶決絕的逃生背影中窒息而去；

東北大學6名實習生墜入60℃礦漿池永遠沉默……

九條鮮活的生命，在看似孤立的事件裏，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脊背發涼的圖景：

當平庸之惡成為日常肌理，每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祭品。這些悲劇撕開的不僅是制度的裂縫，更是當代社會最嚴峻的危機：道德重力的集體失重。

第一則，一個19歲的河南農村青年，初到上海，因誤將和司機談好的100元車費誤轉成1010元，多次聯繫司機退款無果，司法程序無果，最終在絕望中服毒自殺。

他的哥哥説，弟弟生前反覆給司機發信息，卻始終未得到回應。910元，對許多人而言不過是一頓飯錢，但對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説，卻是半年的積蓄、家人的期盼，甚至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最終吞下毒藥時，他不是死於金錢本身，而是死於他感受到的一個冰冷信號：你的苦難，輕如鴻毛。

這是個體對個體的原子化冷漠。我們生活在一個精於計算的時代，卻常常忘記計算良心的代價。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為生存智慧，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幫助他人的機會，更是作為人的温度。在這個被算法定義、價值利益交換的世界裏，保持對人性温度的敏感，或許是我們最後的抵抗。

第二則，廣東揭西縣的一個住宅鋰電池着火，兩個年幼的孩子（2歲和7歲）被困着火的家中，而與他們同住的34歲繼奶奶卻獨自逃生，毫髮無傷。孩子的父親悲憤地質問：“哪怕是一個女人，一隻手也能拎出一個孩子，她為什麼見死不救？”這事發生在4月8日，7月21日，據紅星新聞記者報道，針對此事揭西縣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

這是“家庭關係中的責任冷漠”。34歲的繼奶奶在火災中的選擇，撕開了重組家庭的情感裂縫。法律可以豁免她的刑事責任，但道德永遠會詰問：當兩個幼童的生命握在你手中時，血緣真的應該成為救助的先決條件嗎？這場火災燒掉的不僅是房屋，更是社會對“監護”二字的基本想象——當“事不關己”的邏輯侵入家庭空間，最脆弱的生命便成了最先被犧牲的籌碼。

第三則，東北大學6名學生在中國黃金內蒙古礦業有限公司烏努格吐山銅鉬礦選礦廠參觀學習浮選工藝過程中，因格柵板脱落墜入浮選槽失去年輕的生命，令人吃驚的是事故公司剛剛召開過安全生產會議。

據新華社記者報道，2024年9月，在中國黃金-東北大學聯合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班暨東北大學黃金學院“黃金班”開班式上，遇難者小劉同學曾作為學生代表發言，表示感謝中國黃金集團和東北大學的聯合培養。人生開始綻放的年紀，生命卻戛然而止，當父母的不知該如何度過不堪設想的餘生？

這是“企業制度性冷漠”的殘酷。60℃的礦漿池沒有防護措施，六個青年學子瞬間淪為工業齒輪中的犧牲品。涉事企業的事故通報中使用“溺亡”而非“責任事故”的措辭，展現了體制推諉的嫺熟技藝。

三個悲劇事件看似無關，卻共同指向一個殘酷的現實：人性的冷漠，往往以輕飄飄的姿態，落在他人身上時，卻成了無法承受的重量，禁不住想問：這個世界難道真的到處是草台班子嗎？

輕與重，當冷漠成為日常

古人的訓誡“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在如今的社會，卻遭遇了認知陷阱。司機覺得“不退錢只是小事”，繼奶奶認為“自保是本能”，安全員想着“偶爾疏忽沒關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最終都釀成了人命關天的悲劇。

惡的可怕之處正在於此：它往往以輕如羽毛的姿態降臨，卻能壓碎泰山般的生命。

這些悲劇本可以在無數節點被阻止，任何一個環節的微小善意，都能改寫結局！但現實是，每個參與者都選擇了不作為，共同將受害者推向深淵！

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揭示的困境正在上演：當道德失去重量，生命便會飄向荒誕的深淵。

那個服毒的年輕人，死於對人性的信仰崩塌；那兩個焚於火海的幼童，死於成人世界的責任逃逸；那六個沉入礦漿的學生，死於制度對生命的習慣性輕慢。他們共同證明了一個真理：當社會默許“事不關己”的邏輯橫行，每個人都在搭建自己的墳墓。

法律可以界定行為的邊界，卻無法稱量良知的重量。這個時代最危險的傾向，是把“不違法”當作道德上限——當人們對着他人的苦難默唸“與我無關”時，其實正在集體澆築一座冷漠的巴別塔。

法律之外，良知之上

司機不退錢屬民事糾紛，繼奶奶見死不救無法律追責，礦企事故多以“疏忽”定論——法律的灰色地帶，恰是良知應當發光的地方。真正的文明刻度，從來不是看監獄關了多少罪犯，而是看人心能自發抵制多少冷漠。

法國《好撒瑪利亞人法》規定見死不救可判五年監禁，而我們的法律至今對“消極不作為”保持沉默。

當社會只剩下“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冰冷邏輯，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品：今天是他因910元求助無門，明天就可能是你在急診室門口因手續不全被拒之門外；今天是幼童在火場無人施救，明天就可能是獨居老人跌倒在樓道無人攙扶。

這些悲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作惡者或許從未意識到自己在作惡。

司機不作為不會想到一條年輕的生命會因此自殺；繼奶奶不會因為骨肉相連有悲傷感和責任感；涉事企業也不會想到一次安全疏忽會造成如此嚴重的人命損失……

這恰是漢娜·阿倫特所説的“平庸之惡”。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她説，艾希曼既不心理變態，也不暴虐成性，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

魯迅在《吶喊》中刻畫的“看客”羣體，一個世紀後仍在繁衍：他們是圍觀跳樓卻起鬨“快點跳”的路人，是對着車禍現場拍視頻發朋友圈的旁觀者，是對求助信息習慣性划走的網民。

加繆在《鼠疫》中警示的“唯一罪過”——冷漠，正在成為社會的流行病。

三重維度，一個救贖

要打破這場冷漠的循環，需要在個體、關係與制度層面重建道德重力。

首先在個體層面，培養“微小的勇氣”。日本“兒童110之家”制度值得借鑑：便利店、藥店等場所自願成為兒童緊急求助點，店員一句“進來等警察吧”就能編織起安全網。

我們亟需推廣“第一接觸人責任”：任何接到求助的個體或機構，都有義務引導至正確渠道而非簡單拒絕。

“910元事件”中，若接警員多一句“我幫你轉接經偵”，悲劇就可能避免。温暖社會的基石，從來不是英雄主義的爆發，而是普通人對他人困境保持敏感的日常。

其次在關係層面，重構“道德連帶責任”。針對揭西火災暴露的漏洞，應立法確立“特殊關係救助義務”：同居一室的成年人對無自救能力者負有法定救助責任，如同《好撒瑪利亞人法》既保護施救者，也約束見死不救者。

社區可建立“鄰里互助積分制”，將道德行為轉化為可見的激勵；學校需開設“非血親倫理課”，讓孩子懂得人與人的責任紐帶，不僅繫於血緣，更繫於共同的人性。

再其次，在制度層面，打破“無問責閉環”，不要讓安全標準形同虛設。

必須引入三重機制：一是“吹哨人保護制度”，對舉報安全隱患者給予重獎並全程保護；二是“實習安全連帶責任制”，高校對合作單位的安全事故承擔連帶責任；三是“安全黑名單”制度，讓漠視生命的企業在市場中寸步難行。

挪威的“全員安全停工權”更具啓示：任何員工發現危險可立即停工，薪資照發——這才是對“生命至上”最硬核的詮釋。

平庸之惡，有沒有解藥？

漢娜·阿倫特在觀察納粹戰犯艾希曼時發現：最可怕的惡往往來自普通人的“機械服從”。那個不退錢的司機不是天生貪婪，而是覺得“規則沒強制我必須退”；那個獨自逃生的繼奶奶並非天生殘忍，而是被“自保優先”的本能裹挾；那個忽視安全的礦企經理未必嗜血，只是在“成本控制”的KPI中忘記了生命的重量。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寫道：“如果一個人能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就不會去傷害別人。”

但現代社會的原子化正在消解這種共情能力——當我們刷着短視頻裏的災難新聞，卻連點贊都嫌麻煩時，其實正在喪失作為人的基本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示“每個人都對所有人負有責任”，應當成為文明社會的底線共識。在超市看到老人不會用自助結賬時多一句“我幫您”，在地鐵遇到爭執時多一句“別激動”，在發現安全隱患時多一次舉報——這些看似微小的選擇，正是抵抗冷漠的疫苗。

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火而被鐵鏈鎖在高加索山。今天的我們不必承受那樣的酷刑，只需點燃心中那簇良知的火苗：司機的指尖多一次退款操作，繼奶奶的腳步多一次回頭，安全員的目光多一次停留，就能讓八個家庭免於破碎。

這些悲劇最終拷問的是每個倖存者：當910元關乎一個青年的生死，當火場哭喊聲刺破耳膜，當礦漿池冒着致命熱氣——我們選擇做冷漠的看客，還是做伸手的救贖者？

答案藏在我們每天的選擇裏，藏在“多管閒事”的勇氣裏，藏在對他人苦難保持敏感的善意裏。

讓我們記住這三組數字：910元、2與7歲、6條“青春”——它們不該只是新聞裏的數字，而應成為刻在社會良知上的警示碑。從今天起，不讓自己的輕，成為他人的重——這或許是我們對那些逝去生命，最鄭重的告慰。

—— · END · ——

No.6467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知止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