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戀愛、生子、開演唱會，法事明碼標價：日本和尚有多猛？_風聞

這瓜吃得就有點大了，但並不突然。

早在十年前，就深陷過輿論漩渦的#少林寺 住持#釋永信 ，也是“無風不起浪”，終於坐實。

7月27日少林寺管理處發佈情況通報，7月28日中國佛教協會同意對釋永信的戒牒予以註銷。

其實吧，人們震驚的不僅是事件本身，更是對佛門形象的影響。

在大多數國人的眼裏，僧人應該是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的修行者，怎麼會與商業、金錢、女色扯上關係呢？

如果你把目光投向日本，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藥師寺寬邦在演唱會現場（MUGEN Creations 提供）

還記得2018年在中文互聯網上出圈的那個和尚嗎？

當時39歲的藥師寺寬邦站在舞台中央，身着袈裟，手持話筒，台下觀眾揮舞着熒光棒。

這不是什麼宗教儀式，而是一場搖滾演唱會。

他在維基百科中的介紹，首先是音樂家，其次是日本愛媛縣臨濟宗妙心派海禪寺第16代副主持。

他白天唸經，晚上開演唱會，在網絡上擁有大批粉絲。

他32歲開始修行，繼承家族寺廟，還創新地將傳統佛經與現代電子樂改編結合，在網絡上最出圈的就是那首既電搖又空靈的《般若心經》。

他組的樂隊名叫“吃茶去”，還曾在日本、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香港等地巡迴演出，翻唱過的中文歌曲就有《生如夏花》《最偉大的作品》《萬物生》等等，算是給國人開了眼。

其實在日本Amazon網站上，你可以像訂外賣一樣預訂僧侶上門服務，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需要做法事？點幾下鼠標，就有僧人帶着全套裝備上門服務。

這還不是最顛覆的。

在日本，僧人結婚生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他們可以喝酒吃肉，可以談戀愛，可以做生意，甚至在女性擇偶行業排行榜中，僧人還是相當受歡迎的職業。

同樣是佛教，為何差異如此巨大？背後隱藏着怎樣的經濟和社會邏輯？

日本僧人底均庫在客户的悼念儀式上

1872年4月25日，明治政府頒佈了一道看似不起眼的法令——《肉食妻帶解禁令》。

短短幾行字的法令，徹底改寫了日本佛教的走向：“僧人今後無論蓄髮、娶妻、生子、食酒肉，皆聽從自便”。

在此之前，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並無太大差異，絕大部分宗派僧人需要嚴守戒律，不能結婚，不能飲酒吃肉。

但明治維新的鐵腕改革者們有自己的政治算盤。

明治政府面臨的政治局面有點複雜：佛教在江户時代享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僧侶階層勢力龐大。

新政府要建立現代化的中央集權國家，必須削弱這些傳統勢力。

最初，他們採取的是更加激進的手段——“廢佛毀釋”運動。

1868年開始，政府下令“神佛分離”，將佛教從國家宗教體系中剝離出去，扶持神道教為國教。一時間，全國有超過4萬座寺廟被廢除，大量佛像被毀，僧侶被迫還俗。

但政府很快發現，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動盪。佛教在日本已經紮根千年，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強行廢除只會激起更大的反彈。

日劇《朝5晚9》（都會女性與佛寺住持相愛結婚的故事）

於是政策轉向：與其消滅佛教，不如改造佛教。

《肉食妻帶解禁令》就是這種新思路的產物，通過允許僧人世俗化，削弱佛教的神聖性和超然地位，讓僧人從“出世間”的修行者變成“入世間”的普通職業者。

法令頒佈後，一些保守的宗派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佛教傳統的褻瀆。但更多的宗派選擇了順應時勢，畢竟在生存和傳統之間，生存往往更重要。

這一招可謂一石二鳥，既避免了激烈的社會衝突，又達到了削弱佛教勢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為日本佛教的商業化和家族化奠定了制度基礎。

既然僧人可以結婚生子，那麼寺廟住持的職位自然可以傳給兒子。

在日本，寺廟從宗教機構變成了家族企業，並且進入自我強化的循環。

僧人有了家庭，就需要更多的收入來維持生活；有了世襲制，就有了長期經營的動力；有了商業化的合法性，就有了拓展業務範圍的膽量。

150多年過去了，這套制度在日本深入人心，以至於今天的日本人看到僧人結婚做生意，就像看到醫生開診所、律師開事務所一樣自然。

前面講過，在日本女性的擇偶調查中，僧人經常出現在“最受歡迎職業”的前十名。

原因很簡單：穩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繼承家業”的安全感。

歸根結底是因為今天的日本寺廟，早已不是單純的宗教場所，而是多元化的商業實體，也不知道釋永信是不是從日本學到的這一點。

日本寺廟的收入來源可以分為三大類：

●傳統業務

這是寺廟的核心事業，也是核心收入來源，包括葬禮、法事、香火錢等。在日本，超過90%的葬禮都是佛教儀式，每場葬禮的費用從幾十萬到幾百萬日元不等。

對於一箇中等規模的寺廟來説，僅葬禮業務可能就帶來年收入上千萬日元。

●創新業務

這是近年來發展最快的部分，從網紅營銷到上門服務，從文化旅遊到心理諮詢，日本僧人的商業創新能力讓商業界都刮目相看。

比如説，很多日本人活得壓抑，一些寺廟就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僧人普遍文化水平較高，接受過專業培訓，為信眾提供心理疏導，似乎有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不同於社會上的心理諮詢室，寺廟的服務既有宗教的慰藉功能，又有現代心理學的科學支撐，竟然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力。

至於在Amazon上的僧侶服務，起價35000日元，包含誦經、法事等標準化服務，也是童叟無欺。

後來連上門服務都顯傳統了，有的寺廟還提供了在線法事、視頻祈福等新形式。

這些創新業務既契合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擴大了寺廟的業務半徑，真是做得一手好買賣。

日本僧人服務網站

●衍生業務

日本寺廟充分發揮社區核心文化活動場所的價值，從傳統節慶到現代藝術展覽，從兒童教育到老年活動，功能越來越多元，收入也越來越多元。

2016年版的《宗教統計調查》顯示，日本有超過77000座寺廟，比三大便利店品牌的門店還多，佛教信徒有8770萬人。

其中許多都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開展相關的商業活動就很方便也很必要。

東京淺草寺周邊的仲見世通商業街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條390米長的商業街年營業額超過100億日元，與淺草寺形成了完美的經濟共生關係。

不管放在哪，這都算是非常成功的商業綜合體了。

所以，獨有的業態模式供養了和尚這個“職業”，職業吸引力又形成了正向循環，吸引優秀的年輕人繼承家族的寺廟事業，進一步帶來新的經營理念和商業模式。

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年）前夕和初期，成年男性識字率能高達40%-50%，女性約15%-20%，成人識字率顯著高於同期其他亞洲國家，甚至超過部分歐洲國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一現象和日本寺廟主導的民間教育機構“寺子屋”密切相關。

寺子屋起源於日本室町幕府時期（14世紀），興盛於江户時代（1603-1868）。

寺子屋的毛筆和女老師

它由佛教寺廟主辦，僧侶擔任教師，面向平民（尤其是農民、町人子女）提供基礎讀寫、算術及道德教育。到明治維新前，日本全國寺子屋數量超過2萬所（有的統計達3萬所），平均每個村落有1-2所。

這種密集分佈讓最基本的教育觸達到日本基層社會。

1872年日本建立學校制度時，明治政府沒有資金和實力建新校舍、培訓新教師，就直接利用寺子屋，先承認合理性再逐步做現代化改造。

所以，日本的寺廟一直承擔着遠超宗教範疇的社會功能。

總結下來，日本僧人的世俗化也是由三重密碼塑造的：

一是制度設計決定發展路徑。

明治維新的《肉食妻帶解禁令》，看似簡單的政策調整，實際上重新定義了僧人的社會角色，從法理上奠定了僧人“入世間”的服務者角色，也相當大程度上削弱了僧人們的心理壓力。

二是經濟理性驅動商業創新。

市場如江湖，一朝踏入，身不由己。

日本寺廟的家族企業化經營，讓僧人有了長期經營的動力和壓力。為了維持家庭生活，為了傳承家族事業，他們只能像企業家一樣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務？如何開拓新的市場？如何提升運營效率？

三是社會價值支撐可持續發展。

日本寺廟的商業化也並非單純的逐利行為，總還是要把宗教底色作為價值創造的基礎。

要讓價值贏得社會的認可，要為商業化提供道德支撐，就得“幹得像那麼回事”，從歷史上的識字教育到現代的心理健康服務，從文化傳承到社區建設，從精神到物質，都是這個意思。

最後，我們回到這個問題：僧人到底能不能經商？

其實這件事就沒法拿來直接對比，畢竟中日兩國國情不同，社會文化理念也大不相同，比了也不會有實質性結論。

但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社會文明高度理性的今天，寺院和僧人未來會變成什麼樣？這確實是個值得想象和思考的問題。

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決定什麼樣的未來。

這個選擇，不僅關乎佛門的清淨，更關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當然，中飽私囊，不只是任何宗教，更是為任何社會所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