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戀愛、生子、開演唱會,法事明碼標價:日本和尚有多猛?_風聞
正解局-正解局官方账号-解读产业,发现价值。产业/城市/企业。1小时前
這瓜吃得就有點大了,但並不突然。
早在十年前,就深陷過輿論漩渦的#少林寺 住持#釋永信 ,也是“無風不起浪”,終於坐實。
7月27日少林寺管理處發佈情況通報,7月28日中國佛教協會同意對釋永信的戒牒予以註銷。
其實吧,人們震驚的不僅是事件本身,更是對佛門形象的影響。
在大多數國人的眼裏,僧人應該是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的修行者,怎麼會與商業、金錢、女色扯上關係呢?
如果你把目光投向日本,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藥師寺寬邦在演唱會現場(MUGEN Creations 提供)
還記得2018年在中文互聯網上出圈的那個和尚嗎?
當時39歲的藥師寺寬邦站在舞台中央,身着袈裟,手持話筒,台下觀眾揮舞着熒光棒。
這不是什麼宗教儀式,而是一場搖滾演唱會。
他在維基百科中的介紹,首先是音樂家,其次是日本愛媛縣臨濟宗妙心派海禪寺第16代副主持。
他白天唸經,晚上開演唱會,在網絡上擁有大批粉絲。
他32歲開始修行,繼承家族寺廟,還創新地將傳統佛經與現代電子樂改編結合,在網絡上最出圈的就是那首既電搖又空靈的《般若心經》。
他組的樂隊名叫“吃茶去”,還曾在日本、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香港等地巡迴演出,翻唱過的中文歌曲就有《生如夏花》《最偉大的作品》《萬物生》等等,算是給國人開了眼。
其實在日本Amazon網站上,你可以像訂外賣一樣預訂僧侶上門服務,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需要做法事?點幾下鼠標,就有僧人帶着全套裝備上門服務。
這還不是最顛覆的。
在日本,僧人結婚生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他們可以喝酒吃肉,可以談戀愛,可以做生意,甚至在女性擇偶行業排行榜中,僧人還是相當受歡迎的職業。
同樣是佛教,為何差異如此巨大?背後隱藏着怎樣的經濟和社會邏輯?
日本僧人底均庫在客户的悼念儀式上
1872年4月25日,明治政府頒佈了一道看似不起眼的法令——《肉食妻帶解禁令》。
短短幾行字的法令,徹底改寫了日本佛教的走向:“僧人今後無論蓄髮、娶妻、生子、食酒肉,皆聽從自便”。
在此之前,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並無太大差異,絕大部分宗派僧人需要嚴守戒律,不能結婚,不能飲酒吃肉。
但明治維新的鐵腕改革者們有自己的政治算盤。
明治政府面臨的政治局面有點複雜:佛教在江户時代享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僧侶階層勢力龐大。
新政府要建立現代化的中央集權國家,必須削弱這些傳統勢力。
最初,他們採取的是更加激進的手段——“廢佛毀釋”運動。
1868年開始,政府下令“神佛分離”,將佛教從國家宗教體系中剝離出去,扶持神道教為國教。一時間,全國有超過4萬座寺廟被廢除,大量佛像被毀,僧侶被迫還俗。
但政府很快發現,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動盪。佛教在日本已經紮根千年,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強行廢除只會激起更大的反彈。
日劇《朝5晚9》(都會女性與佛寺住持相愛結婚的故事)
於是政策轉向:與其消滅佛教,不如改造佛教。
《肉食妻帶解禁令》就是這種新思路的產物,通過允許僧人世俗化,削弱佛教的神聖性和超然地位,讓僧人從“出世間”的修行者變成“入世間”的普通職業者。
法令頒佈後,一些保守的宗派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佛教傳統的褻瀆。但更多的宗派選擇了順應時勢,畢竟在生存和傳統之間,生存往往更重要。
這一招可謂一石二鳥,既避免了激烈的社會衝突,又達到了削弱佛教勢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為日本佛教的商業化和家族化奠定了制度基礎。
既然僧人可以結婚生子,那麼寺廟住持的職位自然可以傳給兒子。
在日本,寺廟從宗教機構變成了家族企業,並且進入自我強化的循環。
僧人有了家庭,就需要更多的收入來維持生活;有了世襲制,就有了長期經營的動力;有了商業化的合法性,就有了拓展業務範圍的膽量。
150多年過去了,這套制度在日本深入人心,以至於今天的日本人看到僧人結婚做生意,就像看到醫生開診所、律師開事務所一樣自然。
前面講過,在日本女性的擇偶調查中,僧人經常出現在“最受歡迎職業”的前十名。
原因很簡單:穩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繼承家業”的安全感。
歸根結底是因為今天的日本寺廟,早已不是單純的宗教場所,而是多元化的商業實體,也不知道釋永信是不是從日本學到的這一點。
日本寺廟的收入來源可以分為三大類:
●傳統業務
這是寺廟的核心事業,也是核心收入來源,包括葬禮、法事、香火錢等。在日本,超過90%的葬禮都是佛教儀式,每場葬禮的費用從幾十萬到幾百萬日元不等。
對於一箇中等規模的寺廟來説,僅葬禮業務可能就帶來年收入上千萬日元。
●創新業務
這是近年來發展最快的部分,從網紅營銷到上門服務,從文化旅遊到心理諮詢,日本僧人的商業創新能力讓商業界都刮目相看。
比如説,很多日本人活得壓抑,一些寺廟就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僧人普遍文化水平較高,接受過專業培訓,為信眾提供心理疏導,似乎有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不同於社會上的心理諮詢室,寺廟的服務既有宗教的慰藉功能,又有現代心理學的科學支撐,竟然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力。
至於在Amazon上的僧侶服務,起價35000日元,包含誦經、法事等標準化服務,也是童叟無欺。
後來連上門服務都顯傳統了,有的寺廟還提供了在線法事、視頻祈福等新形式。
這些創新業務既契合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擴大了寺廟的業務半徑,真是做得一手好買賣。
日本僧人服務網站
●衍生業務
日本寺廟充分發揮社區核心文化活動場所的價值,從傳統節慶到現代藝術展覽,從兒童教育到老年活動,功能越來越多元,收入也越來越多元。
2016年版的《宗教統計調查》顯示,日本有超過77000座寺廟,比三大便利店品牌的門店還多,佛教信徒有8770萬人。
其中許多都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開展相關的商業活動就很方便也很必要。
東京淺草寺周邊的仲見世通商業街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條390米長的商業街年營業額超過100億日元,與淺草寺形成了完美的經濟共生關係。
不管放在哪,這都算是非常成功的商業綜合體了。
所以,獨有的業態模式供養了和尚這個“職業”,職業吸引力又形成了正向循環,吸引優秀的年輕人繼承家族的寺廟事業,進一步帶來新的經營理念和商業模式。
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年)前夕和初期,成年男性識字率能高達40%-50%,女性約15%-20%,成人識字率顯著高於同期其他亞洲國家,甚至超過部分歐洲國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一現象和日本寺廟主導的民間教育機構“寺子屋”密切相關。
寺子屋起源於日本室町幕府時期(14世紀),興盛於江户時代(1603-1868)。
寺子屋的毛筆和女老師
它由佛教寺廟主辦,僧侶擔任教師,面向平民(尤其是農民、町人子女)提供基礎讀寫、算術及道德教育。到明治維新前,日本全國寺子屋數量超過2萬所(有的統計達3萬所),平均每個村落有1-2所。
這種密集分佈讓最基本的教育觸達到日本基層社會。
1872年日本建立學校制度時,明治政府沒有資金和實力建新校舍、培訓新教師,就直接利用寺子屋,先承認合理性再逐步做現代化改造。
所以,日本的寺廟一直承擔着遠超宗教範疇的社會功能。
總結下來,日本僧人的世俗化也是由三重密碼塑造的:
一是制度設計決定發展路徑。
明治維新的《肉食妻帶解禁令》,看似簡單的政策調整,實際上重新定義了僧人的社會角色,從法理上奠定了僧人“入世間”的服務者角色,也相當大程度上削弱了僧人們的心理壓力。
二是經濟理性驅動商業創新。
市場如江湖,一朝踏入,身不由己。
日本寺廟的家族企業化經營,讓僧人有了長期經營的動力和壓力。為了維持家庭生活,為了傳承家族事業,他們只能像企業家一樣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務?如何開拓新的市場?如何提升運營效率?
三是社會價值支撐可持續發展。
日本寺廟的商業化也並非單純的逐利行為,總還是要把宗教底色作為價值創造的基礎。
要讓價值贏得社會的認可,要為商業化提供道德支撐,就得“幹得像那麼回事”,從歷史上的識字教育到現代的心理健康服務,從文化傳承到社區建設,從精神到物質,都是這個意思。
最後,我們回到這個問題:僧人到底能不能經商?
其實這件事就沒法拿來直接對比,畢竟中日兩國國情不同,社會文化理念也大不相同,比了也不會有實質性結論。
但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社會文明高度理性的今天,寺院和僧人未來會變成什麼樣?這確實是個值得想象和思考的問題。
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決定什麼樣的未來。
這個選擇,不僅關乎佛門的清淨,更關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當然,中飽私囊,不只是任何宗教,更是為任何社會所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