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行業的“牛市”已終結，這對經濟而言是個不祥之兆_風聞

來源：紐約時報

托馬斯·富拉加意識到自己求職不順是在今年4月，也就是求職約六個月後，當時他申請了堪薩斯州曼哈頓市的一個職位。

這個職位在一家名為CivicPlus的科技公司，工作內容是相對簡單的數據分析，他做起來毫不費力。事實上，他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完成過更復雜的工作。更讓他求職成功幾率大增的是，他在曼哈頓長大，那裏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所在地，而且他母親認識這家公司的一位員工，這位員工幫他的申請走了快速通道。

然而，儘管他有人脈關係，又有學歷背景，卻還是沒得到這份工作，甚至都沒獲得第二次面試機會。“那可是在堪薩斯州曼哈頓市——誰會去申請這個職位啊？”33歲的富拉加博士納悶道，“那次求職真的讓人大惑不解。”

幾十年來，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幾乎就是通往高薪職業的穩妥之路。即便歷史、英語或人類學等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難以找到體面的工作，經濟學作為本科熱門專業，也為畢業生提供了大量的終身教職崗位，同時政府機構也大量招聘經濟學博士。那些追求更高收入的人還可以選擇科技公司、華爾街和諮詢公司，這些公司對經濟學家的競相爭搶，就像對定製加密貨幣一樣。

據美國經濟學會稱，去年，主要研究型大學新聘經濟學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資超過15萬美元，算上獎金和暑期教學收入，他們的薪酬漲至約20萬美元。美國經濟學會就業市場委員會主席約翰·凱利（John Cawley）援引該學會的調查數據稱，就在2023-24學年，經濟學博士畢業生在畢業後幾個月內的就業率還高達100%，工作滿意度也超過85%。

但那些輝煌的日子似乎正在遠去。由於州預算減少和聯邦政府資金削減，大學和非營利組織的招聘規模有所縮減。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解僱了政府經濟學家，並凍結了新經濟學家職位的招聘。

科技公司也變得吝嗇起來，它們對高級經濟學家的需求——曾經看似永無止境——如今也有所減弱。其他公司也因特朗普總統的關税政策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員工（即便這些員工擁有博士學位）的擔憂，而放緩了招聘步伐。

“人工智能的出現也在影響高技能勞動力市場，”密歇根大學勞動經濟學家貝齊·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在電子郵件中表示，“所以整個局面一團糟。”

當然，如果只是一些書呆子經濟學家在為找工作而奔波，那或許影響不大。但同樣困擾經濟學家的這些因素，也在壓縮其他高學歷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就業空間，同時也讓許多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居高不下，儘管整體經濟形勢還算強勁。

僅政府裁員和削減對大學和非營利組織的聯邦資助這一項，就是個大問題，因為這些領域為大學畢業生提供的就業崗位，是給非大學畢業生提供崗位數的兩到三倍。在某些情況下，擁有博士學位的員工甚至取代了擁有碩士或學士學位的員工。

此外，這還可能對國家的未來產生影響。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地球物理學家瑪西婭·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表示，如果硬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崗位數量急劇下降，博士們就會流向國外。他們的離開將使政府失去履行基本職能所需的人才，也會讓美國企業創新力下降，競爭力減弱。

麥克納特博士説：“美國工業極度依賴高校所開展的人才培養工作。如果頂尖人才都流向別處，美國就只剩下二流人才了。”從上到下的擠壓

甚至在特朗普政府開始威脅削減聯邦資金之前，富拉加博士和他的同學們就對就業前景感到焦慮。在經歷了幾年的疫情動盪後，2022年招聘形勢有所回暖。但到了2023學年，隨着科技公司和大學進入緊縮模式，就業市場再次變得不穩定——美國經濟學會主要求職公告板上的招聘職位減少了約20%。

一些長期趨勢可能也產生了影響。近幾十年來，大學越來越依賴講師和其他非終身制教職人員來教授本科生課程。在某些情況下，終身教職崗位被推遲退休的嬰兒潮一代所佔據。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每年通常會培養10到15名經濟學博士，其中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能立即獲得終身制教職崗位，該校經濟學教授、研究生項目就業安置負責人丹尼爾·馬丁（Daniel Martin）説道。還有少數人能在聯邦或國際機構找到工作。

但馬丁博士對上一學年的就業形勢非常悲觀，以至於他開始建議博士生考慮其他選擇。他甚至敦促他們考慮去公司實習一個暑假，並告誡他們“行業工作不會再主動找上門了——你得主動去爭取”。

事實證明，這種悲觀情緒不無道理。在哈佛大學，著名勞動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有七名學生申請終身制教職崗位，但只有三人成功。其餘的人則去了私營企業工作，或獲得了 prestigious（有聲望的）博士後獎學金，但這意味着他們在一兩年後還得重新找工作。

這雖然不至於淪落到乞討的地步，但與幾年前相比已是大相徑庭。卡茨博士説，就在疫情暴發前，“基本上所有想要學術工作的人都能得到”

頂級崗位的減少產生了連鎖反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也是一所著名的經濟學系，該校應屆博士生維多利亞·王表示，該校公共政策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職位的最終候選人，已經是其他學校的助理教授或博士後研究員了。

“沒有一個是剛從博士項目畢業的，”王博士説。她自己在求職時避免參加這些候選人的求職講座，因為“那會讓我壓力很大”。（她在發出386份求職申請後，很高興能在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學院獲得了一個終身制教職崗位。）

隨着頂尖院校的應屆畢業生爭奪日益減少的熱門職位，普通但非頂尖院校的學生就業形勢就更加艱難了。

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去年六名經濟學博士中有兩人進入了州政府工作。該校經濟學教授馬庫斯·凱西（Marcus Casey）表示，對於該校畢業生來説，這些崗位有些不同尋常，因為它們提供的研究機會較少，而且“薪水較低，聲望也不高”。“殘酷的時刻”

富拉加博士決定專注於政府和私營企業的工作。知名經濟諮詢公司通常給剛入職的經濟學博士提供約20萬美元的年薪，而且它們歷來都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積極招聘。但去年秋天，這些公司面試的該校學生減少了。

“那是第一個跡象，”富拉加博士説。他只得到了兩家諮詢公司的面試機會，但都沒有成功。

然後，今年1月，特朗普上台後叫停了聯邦政府招聘。數百個潛在的工作崗位一夜之間化為泡影，其中包括富拉加博士申請的十多個財政部和人口普查局等機構的職位。

“那是一個殘酷的時刻，”聖巴巴拉分校的就業安置負責人馬丁博士説，“我聯繫了我們系，説，‘聽着，我得讓你們做好心理準備，我們可能會讓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這在近年來還是頭一遭。”

3月，富拉加博士以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西弗吉尼亞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發佈了兩個博士後職位的招聘信息，而且她在社交媒體上的帖子顯示，她似乎很着急。

“每當有人説，‘給我發郵件’，而且這不是自動化流程時，你就會更有希望，”富拉加博士説。

但當他申請後，卻收到了一封通用回覆郵件，稱由於“申請人數眾多”，他未能入選。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麥克納特博士表示，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幫助政府回答了諸如是什麼激勵士兵保衞國家、哪些政策鼓勵人們尋求醫療保健等高風險問題。而在私營企業，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範圍會更窄，而且不一定會與公眾分享。

“企業做研究通常是為了推進既定路線，”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L·拉斐爾·賴夫（L. Rafael Reif）説，“而大學的研究能開闢新路線，創造新途徑。”他表示，讓學術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思考人工智能的社會影響尤為重要。

聖巴巴拉分校的就業安置負責人馬丁博士表示，他仍然對經濟學專業的未來持樂觀態度，部分原因是這次就業衰退只是相對於幾十年來非常有利的就業環境而言的一次放緩。

“哪個專業能一直這樣？”他説，“就連計算機科學專業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安置畢業生。”

儘管如此，他還是承認，“在繁榮期結束時感覺不太舒服”。他表示，即將到來的學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個完整學年——情況可能會更糟。

富拉加博士表示，他仍保持樂觀。7月下旬，一家州政府給了他一份工作邀請，但他對是否接受猶豫不決，同時他還寄希望於即將參加的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面試能帶來好結果。目前，他還能住在聖巴巴拉的一套補貼公寓裏。

“我的租約8月到期，”他説，“如果我不得不搬回家住，那就糟了。但目前，我還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