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美國內戰之大戲展開（2）911恐襲、伊拉克戰爭到伊朗的隱秘主線：猶太人_風聞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731

　　《美國內戰之大戲展開》

　　一、猶太商人傑弗瑞·愛潑斯坦與他的“蘿莉島”及“客户清單”

　　二、美國右翼/保守派對戀童癖陰謀論的“痴迷”與愛潑斯坦案

　　三、反猶敍事：從“血祭誹謗”、《猶太人蘇斯》到愛潑斯坦案

　　2025年7月，當特朗普政府宣佈“不存在愛潑斯坦客户名單”、拒絕披露進一步信息時，引發了支持者的極度不滿，MAGA陣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甚至前途堪憂。特朗普發現：自己無法像以前一樣通過製造新議題、宣佈新成功（如各種貿易協議）來轉移注意力；也無法像以前一樣，利用自己對MAGA基本盤、意見領袖及共和黨政客的強大影響力，把這個事情硬壓下去。 

　　核心在於，愛潑斯坦案觸及到了美國民粹右翼/保守派內心最為憂慮，最為恐懼、最為憤恨，同時又深知道最為敏感、最難以言説，最有無力感的事情——就是猶太人問題、以色列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與美國的核心政策交織在一起。

　　在上一篇裏，我們已經介紹了愛潑斯坦案的背景、美國右翼的QAnon陰謀論及與反猶主義的關聯。這一篇，我們先回顧美國的中東政策歷史，結合歷史語境，審視MAGA基本盤對特朗普轟炸伊朗核設施和以色列種族滅絕事件的理解、

　　本系列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全網/全球獨家。讀完後，將對美國政治有加深理解。

　　四、美國的以色列/中東政策的歷史演變及特朗普轟炸伊朗核設施

　　如果不回顧歷史，不還原特朗普政治崛起的背景，就無法理解愛潑斯坦案、特朗普轟炸伊朗核設施及以色列的加沙種族滅絕之間的關係。

　　1、冷戰格局下的美以聯盟確立

　　以色列的最早盟友是法國，而非美國；在冷戰美蘇爭霸的背景下，美國是從1967年的六日戰爭之後，將以色列確立為中東戰略的核心支柱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快速擊敗了埃及、約旦、敍利亞三國聯軍，展現出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其中埃及、敍利亞是蘇聯的核心盟友，得到了蘇聯的深度軍事支持。以色列的軍事崛起，讓美國發現了在中東地區的理想代理人。 

　　這時候，中東地區沿着東西方冷戰版圖建立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分野：美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是為自由民主 + 猶太-基督教陣營；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則支持阿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為反殖民、反帝、反以色列擴張陣營。同時要考慮到伊斯蘭文化與社會主義的天然契合。基於這個原因，中國傳統上也更多地站在巴勒斯坦一側。儘管冷戰已經結束，各種政治聯盟已經重組——包括美國與阿拉伯國家建立關係，俄羅斯偏向伊朗及什葉派等，但在以色列問題上，美以聯盟極其穩定，美國繼續支持以色列的主張，並將冷戰時期建立的對立格局延續至今，成為中東衝突的重要背景。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選擇是多方面的，有地緣政治考量，有宗教因素（猶太-基督教 + 反伊斯蘭）、有政治形態（西方選舉制度），也源自美國國內猶太人遊説集團的強大影響力。

　　2、反美情緒的歷史根源

　　也由於美國對以色列近乎無條件的支持，導致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持續緊張。1973年石油危機、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黎巴嫩內戰、巴勒斯坦大起義……每一次中東危機都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怨恨。儘管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在試圖維繫和美國政府的關係，但在阿拉伯民間，形成了深厚的反美主義情緒，並對阿拉伯精英的美國政策形成掣肘和引導。而民間的反美，核心主題就是反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人們把對以色列的厭惡與對美國的厭惡統一了起來。 

　　這種情緒廣泛深入到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在阿拉伯街頭，抗議活動裏經常可見美國國旗和以色列國旗經常一起被焚燒，“美國是以色列的走狗”成為常見的抗議口號；阿拉伯伊斯蘭主義的反美主義中，“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而反對美國”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在什葉派的伊朗，“美國去死”和“以色列去死”可以説被抬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而反美、反以，也是少數能夠在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找到共鳴和共識的主題。 

　　這是一種歷經數十年形成的穩定格局。迄今，阿拉伯領導人都要時刻考慮民眾的反美反以情緒，在重大問題上，立場也從不敢含糊。

　　3、911事件：本·拉登的明確控訴

　　在911恐怖襲擊中，本·拉登在致美國的公開信中明確譴責美國的以色列政策，將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列為攻擊美國的首要理由。他寫道：“你們支持以色列佔領我們的土地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你們的政府不僅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還在經濟上資助它，每年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援助。”

　　本·拉登特別提到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兒童的殺害，聲稱“你們的盟友以色列殺害了我們的孩子，而你們卻為此鼓掌”。他還強調了耶路撒冷問題的重要性，指出“你們支持以色列佔領我們神聖的土地，褻瀆我們的清真寺”。對於虔誠的穆斯林來説，保衞伊斯蘭聖地不僅是政治義務，更是宗教義務。 

　　無論站在當時，還是從今天的角度回顧，都可以看到，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是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我們這麼説不是在淡化恐怖主義者的歷史作用，為其罪行開脱，而是從歷史角度去分析問題：如果美國不對以色列的擴張政策提供支持和援助，就不會引發如此大的仇恨，不需要付出這樣的人命傷亡代價，同時也不會捲入到後續的戰爭。

　　4、911事件之後：兩場代價巨大的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

　　911事件將美國拖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在阿富汗，美軍雖然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但在建立穩定政府、進行“國家建設”方面卻遭遇巨大困難。二十年的戰爭耗費了超過2萬億美元，造成了17萬人死亡（其中美方死亡2,461人），美國未能實現“重塑阿富汗” 的目標，反而加劇了地區動盪。2021年8月30日，最後一架美軍 C-17 運輸機從喀布爾機場撤離，標誌着美國曆史上最長戰爭的終結，無比諷刺的是：塔利班最終重新掌權，回到了原點。

　　伊拉克戰爭的代價更加慘重。美國付出了四千多名軍人陣亡、3萬多人受傷的代價，直接軍費開支就超過了兩萬億美元。戰爭摧毀了伊拉克的國家結構，導致數十萬平民死亡，將以什葉派為主體的伊拉克納入了伊朗的勢力範圍，催生了ISIS這樣的極端伊斯蘭組織，通過嚴重的地區動盪和內戰，將大量的難民送到歐洲，加劇了歐洲的移民危機——並且按照美國右翼的話語來説——加速了歐洲的文明衰落。

　　最為重要的是，仗一打下來，美國人和全世界就發現，薩達姆政府原來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整個戰爭的理由都是白宮基於虛假情報及謊言所編織的，即矇騙了全世界，也矇騙了自己的國民，並使得美國民眾開始重新思考美國的政治與外交，為持有反戰議程的奧巴馬、拜登及特朗普的後續上台埋下了伏筆。 

　　5、把美國拖入伊拉克戰爭的猶太人們：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

　　這場戰爭讓美國人見識到了兩條。

　　第一是所謂的 “深層政府”（包括五角大樓、情報機構等）和“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國家戰略的強大影響力。“深層政府”與“軍工複合體”均由精英構成。他們的關注與利益——包括職業發展、關係網絡、社會資本、商業利益、政治利益——全部都構建在美國海外戰略的基礎之上，而這些關注和利益都距離美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與福祉極遠。民眾發現，“深層政府”和“軍工複合體”雖非通過選舉產生，但可以通過龐大的官僚體系、對信息的把控和操縱、以及政治獻金和利益輸送，決定美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政策。過去十年，整個特朗普MAGA民粹運動的一大主題，就是為了打破“深層政府”（華盛頓“沼澤”）對美國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壟斷，要求“還政於民”

　　第二是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層面的，一羣為美國在海外窮兵黷武，打完一場戰爭又打另一場戰爭提供理論基礎的知識分子，即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這些人大多在智庫工作，少部分在政府工作，幫助影響和塑造了小布什時期的對外政策。 

　　新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大多具有猶太人背景，最有名的幾位包括：

　　官員類：

　　Paul Wolfowitz，國防部副部長；

　　Richard Perle，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

　　Lewis Libby，副總統切尼的幕僚長；

　　Douglas Feith，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

　　Elliot Abrams,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主任

　　Eric S. Edelman，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

　　David Frum，小布什演講撰稿人、公共知識分子

　　David J. Kramer，助理國務卿

　　知識分子：

　　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義教父”，知名公共知識分子，Bill Kristol之父

　　Bill Kristol，Weekly Standard創刊人；教授；老布仕的副總統Dan Quayle的幕僚長

　　Bernard Lewis，英國裔猶太人，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Richard Pipes，美國曆史學家，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Daniel Pipes，美國中東問題和外交政策教授，知名公共知識分子，Richard Pipes之子

　　Robert Kagan，歷史學家、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Donald Kagan，西點軍校教授、政策顧問、制定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核心幕僚

　　David Horowitz，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Lulu Schwartz，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Eliot Asher Cohen，國務院顧問、學者、公共知識分子

　　David Brooks，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新保守主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新左派”——對趨向和平主義、反戰的民主黨感到逐漸失望的自由鷹派，脱離了左翼陣營，最後在911事件裏找到了歷史機遇。 

　　一般認為，新保守主義真正的開創者是Leo Strauss，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猶太人。（本世紀初，Leo Strauss的學説一度也在中國國內成為顯學，有許多追捧者）。

　　為什麼猶太人在本世紀初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裏有着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呢？筆者認為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歷史出身，他們對中東事務比較感興趣，也比較瞭解，同時有很強的動力；二是他們有較強的理論基礎和國際視野，也能轉化為具體政策，可以給當時的美國提出解決方案。因此，911恐怖襲擊提供了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歷史契機，把他們推向了前台，使得他們可以推動既定自己的議程。（這些人很多早在老布仕期間就主張推翻薩達姆政權，只是沒有等到機會）。 

　　如果讀者要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的話，可以這麼概括，並形成記憶點：2003年的美國伊拉克戰爭，就是由猶太人知識分子和幕僚推動的。

　　他們的基本理念如下：

　　1）向世界輸出“自由民主”；向中東輸出“自由民主”，重塑中東政治格局

　　2）美國是世界的“燈塔”，以色列是中東的“燈塔”——推動改造民主的前沿陣地，以及美國的堅強後盾

　　3）方法論上，單邊主義、先發制人戰爭、政權更迭。一言蔽之，就是要敢使用武力，將軍事影響力變現，直接推翻非民主政權，建立民主國家。

　　這些人大多是猶太人，那麼，以色列在他們心目中有沒有特殊分量呢？當然有，只不過在他們的意識形態裏，對以色列的支持不是出於民族主義或宗教目的，而是政治理念：他們認為以色列和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是一樣的；以色列是幫助美國在中東乃至世界實現自由民主秩序的工具。新保守主義當年是左翼出身，在價值層面，和內塔尼亞胡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政府是不同的。

　　然而，他們在伊拉克戰爭上遭遇失敗，也讓“新保守主義”在美國聲名狼藉——這個標籤在政治話語已經淪為負面詞。但這些人的理念，並沒有從美國政治舞台和公眾輿論裏消失，而是繼續在華盛頓的智庫和媒體中發揮影響力，他們只是在等待下一個機會。 

　　6、雙重經濟危機的衝擊

　　在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同時，美國民眾還經歷了雙重經濟危機。

　　一個是結構性的：資本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空心化。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企業將大量製造業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墨西哥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企業提高了ROE，資本/高管賺得盆滿缽滿，但傳統工業帶卻經歷了痛苦的去工業化過程，勞動者要麼失業，要麼轉入收入和保障更低的服務業，許多人成為零工經濟的一部分。這個過程，美國貧富差距快速放大。 

　　2008-2009年金融危機更是雪上加霜。華爾街的貪婪及監管失職導致次貸危機爆發，數百萬家庭失去房屋，退休儲蓄化為烏有。更令美國民眾憤怒的是，政府動用納税人的錢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銀行，而對失去房屋的普通家庭卻不提供或只提供有限幫助。貧富差距急劇加劇，中產階級大幅萎縮。這些危機為後來的經濟民粹主義興起奠定了基礎。

　　7、民眾覺醒與奧巴馬建制派的失敗

　　經歷了海外戰爭泥潭及國內經濟危機雙重打擊後，美國民間開始反思，新的共識逐漸形成：

　　——對外方面，美國不應再窮兵黷武、干預海外事務，而應停止永無止境的戰爭。其中，中東是最慘痛的教訓，因為中東有異常複雜的歷史，有各種教派和宗派矛盾，又有激進伊斯蘭主義驅動的恐怖主義，美國插手中東事務，代價巨大，而且可能將置自己於更大的風險之下，因此應該選擇對中東避而遠之。

　　——對內方面，美國民眾認為政府應當專注於解決國內經濟社會民生問題，應對產業空心化問題，對大企業和大資本適當“節制”，着力於提升普通民眾的福祉。

　　奧巴馬以“變革”的口號贏得大選，但他執政後，在經濟、移民和戰爭議題上的温和姿態並未贏得民眾信任，讓許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並被視為“建制派的延續”。

　　外交政策方面，奧巴馬雖然從伊拉克撤軍，但卻擴大了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並在利比亞、敍利亞發動新的軍事幹預。他大幅增加無人機攻擊頻率，造成大量的平民傷亡。

　　國內政策方面，奧巴馬推動了醫療改革，但在金融改革方面表現温和。他利用納税人的錢救助了華爾街投行，使得華爾街在金融危機後迅速復甦，但普通人依然掙扎在失業與負債之間。

　　兩屆任期後，選民看清了奧巴馬的建制派身份，既感到極度失望，也為民粹運動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這段時期，出現了兩股民粹運動。左翼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發展為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進步主義；右翼則是“茶黨”運動，後發展為特朗普的MAGA經濟民粹主義。 

　　左翼和右翼本質相同，主題都是反建制、反精英、懷疑大企業、懷疑大資本，只是給出的解決方案不同。 

　　最後，在2016年的大選裏，伯尼·桑德斯的進步主義敗給了希拉里的建制派，而希拉里最終又敗給了特朗普的MAGA，民粹右翼由此主導了美國。  

　　8、特朗普主義的興起

　　2016年橫空出世的特朗普也是“恰逢其時”。他的語言激烈、敢於觸犯政治不正確的雷區、直擊美國精英權力結構，撬動了共和黨的傳統秩序，幫助民眾表達了長久以來無法表達的情緒和憤怒。按照斯蒂芬·班農的解釋，特朗普主義核心理念包括經濟民族主義、限制外來移民、終結“永無止境的對外戰爭”三大支柱。

　　對外政策方面，特朗普不僅批判自由派和民主黨，也將矛頭指向自己黨內的建制派。他提出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是對新保守主義者輸出民主戰略的徹底否定；他多次批評伊拉克戰爭為“災難”，高調承諾要退出中東，並將“深層政府”定義為一個脱離民意、追求戰爭利益的隱形權力結構。

　　上任後，他繼續將美國國內問題指向中國，把“反華”變成華盛頓的共識。無論特朗普的反對者如何批評，泛右翼的政治聯盟已經建成，反精英、反建制、反戰、反干預、反移民的民粹保守主義議程已經成為美國共識的一部分，並擁有巨大的政治動能。

　　9. 拜登延續了孤立主義底色，但失控於其他危機

　　拜登政府雖然注重修復和盟友的關係，但實際上沒有大幅偏離特朗普的路線——一是美國不向海外部署軍隊，不直接參與衝突，二是在中東事務上保持克制，並且加速撤出。然而，拜登讓美國以外援的方式間接陷入俄烏戰爭，投入了大量納税人資源，並與俄羅斯地緣政治關係緊張，被稱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危機，令孤立主義者們非常不滿、而為了實現從中東收縮的目標，拜登讓美軍倉促、狼狽地撤離阿富汗，將資源拱手讓給塔利班，也引發了反對派的嘲諷和批評。

　　但最關鍵的是，拜登的執政核心是建制派，在移民問題、通脹壓力、能源危機、左翼文化氾濫等問題上遲鈍和反覆，使其支持度迅速下滑。MAGA陣營也將拜登視為“深層政府”的代表人物，與奧巴馬體制一脈相承。在2024年大選期間，拜登因年事過高，被動退選，凸顯了其受到幕僚操控，缺乏問責和透明機制，強化了民眾對建制派精英“深層國家”的印象。

　　最終，民眾再次放棄民主黨建制派，選擇了民粹的共和黨。 

　　10. 加強版特朗普的迴歸

　　2024年高調歸來的特朗普，立場較2016年更為激進。他承諾實施加強版的MAGA，宣稱要清算“深層政府”、驅逐全球主義精英、終結美國對外國事務的沉重負擔，徹底兑現“美國優先”的諾言。他的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主義的議程受到民眾廣泛的歡迎，並在大選裏收穫了不小的增量選民羣體。 

　　然而，他剛上任便面臨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及伊朗的衝突。如何化解衝突，讓美國全身而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另一個隱形事件則是愛潑斯坦案：特朗普曾經多次暗示要披露愛潑斯坦“客户清單”，選民將其視為清算“深層政府”及“權貴精英”議程的關鍵組成部分。

　　這兩件事，如同兩顆定時炸彈，且互有關聯。  

　　10、以色列-伊朗衝突引發的問題：美國打還是不打？ 

　　2023年10月哈馬斯發動恐怖襲擊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政府抓住機會，全面反攻，推動自己的既有議程：削弱哈馬斯、削弱伊朗代理人的力量，同時謀求在加沙與西岸擴大地盤，在必要時對巴勒斯坦人進行驅逐（種族清洗/滅絕）。

　　在重創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後，以色列將矛頭指向“總後台”伊朗，意圖徹底清除這個威脅源頭。 

　　而這個時候，特朗普政府與內塔尼亞胡發生了重要分歧。延續避免對中東進行軍事插手的基本共識，特朗普有意重啓與伊朗的核談判，用外交方式解決問題。但內塔尼亞胡政府一不相信伊朗政府，二需要通過持續的、永無止境的對外戰爭來維持自己的國內支持，因此對美國與伊朗談判極度敏感。 

　　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比較一般的個人關係（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一直很有意見），以及特朗普在中東訪問時繞過以色列，更是加劇了以色列政府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但在伊朗眼裏，以色列和美國是一體的，以色列的行動會被視為由美國授意，或得到美國默許。這時，內塔尼亞胡的策略也就清晰了：只要以色列單方面升級對伊朗的衝突，就可以破壞伊朗的信任，終止美伊談判進程。

　　在此基礎上，以色列再試圖遊説特朗普共同打擊伊朗。以色列描繪的前景是：1）伊朗已經臨近成功開發核武器，特朗普絕對不能容忍此事在他任上出現；2）以色列已經摧毀了伊朗的軍事基礎設施、反擊能力乃至反擊意願；3）美國可以在空中參與對伊朗的關鍵核設施進行壓倒性的軍事打擊；4）以色列將提供全面的情報支持和地面支持，跟蹤伊朗在核設施方面的進程。一旦伊朗再有矛頭，可以再行打擊。5）伊朗內部已經混亂，甚至有政權更迭的可能性。美國可以放心打擊，不會有風險，只會有“驚喜”。

　　特朗普的算計是，基於以色列的情報分析，美國應當抓住機會，派出空軍對伊朗核設施進行致命打擊，同時避免派遣地面部隊參與，最終，只要夠起到打擊伊朗的效果，又能全身而退，損害可控，就算取得成功，同時也不違反美國不在海外參與戰爭的原則。

　　10、MAGA的嚴重分裂 

　　在特朗普醖釀期間（大概十天左右），美國的保守派/MAGA陣營陷入巨大分裂——一部分人堅決反對，一部分人堅決支持。兩方激烈爭論，都希望影響特朗普。 

　　反對派：“純度”較高的MAGA意見領袖（例如斯蒂芬·班農、塔克·卡爾森等）、年輕一代孤立主義的MAGA基本盤，都堅決反對美國再度捲入中東戰爭，認為這背叛了特朗普曾經許下的“美國優先”、“終結永久戰爭”的承諾，使得美國極其不必要地將自己置於伊朗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報復的風險之下。如果説美國應該從911事件學到什麼教訓，就是這一條。 

　　支持派：共和黨內的建制派（老牌政客）、新保守主義者、MAGA內部的猶太人，全部支持並明確要求特朗普打擊伊朗。他們宣稱伊朗是美國的實質威脅，美國必須予以震懾，同時以色列的利益和美國利益是一致的。 

　　兩邊的隊伍陣型相當齊整：懷疑海外戰爭的民眾vs建制派精英和猶太人。那些多年來痛斥“深層政府”、呼喚“美國優先”的MAGA意見領袖們驚恐地發現：歷史彷彿在重演，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的輿論場再度上演，而且畫風和當年一樣。 

　　11、特朗普的意外選擇

　　雙方積極遊説，最終只在於，“國王特朗普”到底站在哪一邊？是站在自己的思想大腦和基本盤一邊，還是站在自己多年反對的建制派和新保守主義一邊？

　　而在整個過程中，全世界的觀察者們都可以看到內塔尼亞胡的策略：不斷地打破談判進程、不斷地升級衝突、不斷地謀求擴大戰爭，不斷地搞大大小小的動作，縮小美國的選擇空間，影響美國的決策。而特朗普也處在極為被動的位置。

　　MAGA意見領袖們原以為通過開誠佈公的陳情，可以讓特朗普堅定“美國優先”的路線，在這個關鍵的時點上擺脱以色列的操控。 

　　到頭來，他們極度震驚地發現，特朗普最終還是站在了以色列的一邊，悍然下令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打擊，同時公開喊話，稱只有自己才有權定義何為“美國優先”。

　　MAGA意見領袖們認為，特朗普定義的“美國優先”，實為“以色列”優先。特朗普顯然無力擺脱以色列的操縱和裹挾。

　　12、MAGA陣營的失望與覺醒

　　MAGA意見領袖們所擔心的，不只是美國對伊朗實施打擊之後所帶來的伊朗對美國的短、中、長期威脅。他們並非不能認可，美國在實施打擊後，伊朗確立無力還擊，此事不了了之。

　　他們更關注的點是，美國的對外政策不應當受到一個外國國家的操縱和裹挾。美國不應當為了迎合一個外國國家的訴求，讓自己置於風險之下。 

　　因此，即便伊朗最終沒有反擊，也不妨礙人們通過這次事件看到：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被以色列/猶太人徹底劫持的——哪怕一個在過去十年宣傳“美國優先”的總統，這也要貫徹“以色列優先”，讓美國的政策對齊以色列的政策。因此，不是什麼“以色列是美國的走狗”，而是“美國是以色列的走狗”。 

　　對於MAGA來説，某種神聖的東西似乎被褻瀆了、破壞了。

　　他們也看到了，究竟誰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13、MAGA陣營的“重大發現”

　　在整個危機中，MAGA陣營清晰地發現了幾個問題，而這些發現也徹底改變了他們對美國政治的認知：

　　1）共和黨/特朗普陣營內的猶太人立場高度一致：特朗普陣營內所有的猶太人意見領袖全部支持進攻伊朗，包括Laura Loomer、Bill Ackman、Mark Levin、Ben Shapiro等知名人物。他們好像突然之間集體“翻牌”，亮明瞭自己的身份；他們不斷宣傳“美國優先”即等於“以色列優先”，不斷鼓吹兩國利益完全一致，不承認兩國的外交政策和立場可能存在任何衝突。對於這些“純度”較高的老一代MAGA意見領袖來説，這些猶太人特朗普主義者就是打着MAGA旗號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內心向往的第一位實際上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國；美國此時的價值，體現在它是否能夠服務以色列的利益和目標。

　　2）共和黨建制派政客全部被猶太人/以色列收買。MAGA支持者們發現，共和黨建制派幾乎全部被以色列/猶太人收買，在公共場合倡導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這個機構與以色列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通過猶太人網絡發生作用，每年花費數千萬美元資助政客，對他們進行買斷和裹挾，使得他們不敢批評以色列。更令MAGA愛國者們震驚的是，這個機構可以公然遊説美國外交政策，影響國會立法，但卻不被要求註冊為與外國政府有關聯的遊説團體，完全超越法律而存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遊説團體能夠享受這種待遇。 

　　3）“反猶主義”標籤的威力：MAGA支持者發現，甚至在自己共和黨/保守派的圈子裏，只要批評以色列政策，只要提到猶太人，只要討論猶太人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就會立即被冠以“反猶主義”的帽子。對於長期受到左翼政治正確打壓的保守派/MAGA們來説，這種言論審查和禁言行為是他們非常熟悉，也極度排斥的。須知，他們剛剛與左翼/自由派打贏了針對“DEI”、“政治正確”、“覺醒主義”的“文化戰爭”，想不到回過頭來居然在自己的家裏，因為號召維護美國本土利益，而被猶太人扣上帽子——而且是一羣疑似混入MAGA陣營的新保守主義者。

　　4）對年輕MAGA網紅的收買：MAGA的傳播主要通過網絡自媒體，而非主流媒體。經過這次危機，由於MAGA陣營裏的許多年輕意見領袖抵制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以色列已經訂立計劃，組織這些網紅去以色列“遊學”，提供免費旅行、豪華住宿，試圖通過親身體驗來改變他們的立場。這種明目張膽的買通做法讓MAGA支持者更加警覺。

　　5）特朗普身邊的猶太人：MAGA支持者還發現，特朗普被猶太人包圍。除了女婿賈裏德·庫什納、女兒伊萬卡·特朗普（皈依猶太教）等家庭成員外，他的重要幕僚如Howard Lutnick、Stephen Miller、Steve Witkoff、David Sacks等都是猶太人。更重要的是，剔除馬斯克後，特朗普的主要金主也基本全是猶太人，包括大量金融、地產、博彩領域的億萬富翁。 

　　更進一步的（也許有待MAGA們進一步發現），猶太人可以操控美國的左右兩黨，因為民主黨的主要金主也是猶太人，並且美國有六到七成左右的猶太人實際上支持民主黨。這也使得拜登政府在以色列問題上非常謹慎。 

　　這意味着：無論哪個黨執政，以色列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這才是最大的“深層政府”和“影子力量”。

　　14、肅清猶太人/以色列影響力的暗流

　　這些發現也讓MAGA運動的主題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原來的反建制、反精英、反戰、反干預、反覺醒，轉向瞭如何肅清猶太人對美國政治和外交的影響。

　　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MAGA支持者中更加強烈：他們開始質疑傳統的美以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使得美國無法獨立構建自己的外交政策。

　　但只要涉及猶太人，就是極度敏感的話題。即便是MAGA意見領袖和網紅，最多隻是敢想，但不敢明説。

　　但在很多地方，又可以看到苗頭。馬斯克收購後的X平台，言論審查大部取消，擁有大量右翼用户，在這裏，這種情緒得到了更加公開的表達——對以色列政策的批評，變得越來越普遍，甚至成為主流。在評論區，可以看到大量網友公開運用文字、圖片或暗語及隱喻來表達這種觀點。乍一看，人們會認為X平台是一個反猶平台。

　　而在去年7月加入特朗普陣營之前，馬斯克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他本人發表過許多被認為屬於“反猶”的言論。嵌入了X的xAI聊天機器人Grok更在不久前自稱為“機械希特勒”（MechaHitler）。 

　　X平台，其實是觀察反以、反猶暗流的絕佳窗口。 

　　15、愛潑斯坦案：最後的背叛

　　最後，在這個極其敏感的時刻，愛潑斯坦案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特朗普前腳剛剛順應內塔尼亞胡的裹挾，幫着以色列轟炸了伊朗，把“美國優先”放在一邊，置美國於中長期風險之下，而且還公開批評甚至羞辱支持自己多年的MAGA意見領袖，後腳則公然背叛自己在競選期間公佈愛潑斯坦“客户名單”的承諾，宣佈“不存在愛潑斯坦客户名單”時。MAGA陣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這種背叛的痛苦不僅在於違背承諾，更在於它證實了MAGA支持者們最擔心的事情：即使是特朗普這樣的“反建制”總統，也無法擺脱利益集團的控制，在涉及一個猶太人利益的時候，特朗普似乎突然繳械投降了。

　　在MAGA意見領袖們看來，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即以色列/猶太人集團對美國的滲透太深、太全面，已經超出了特朗普的管控能力。這種滲透不僅體現在政治獻金和遊説活動上，可能涉及更深層的利益交換和相互制約。 

　　接下來，MAGA們還將看到，美國人還要為以色列的加沙種族滅絕這個本世紀最大的犯罪買單——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教給人們一個歷史經驗教訓，以及倫理判斷，即，在這樣的犯罪面前，默許和縱容等於同謀。美國給以色列提供了巨大部分的武器，當然要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負責。 

　　而這一切，都要被算在MAGA的頭上。

　　小結

　　結上分析，我們就更容易理解MAGA陣營對特朗普政府處理愛潑斯坦案的嚴重不滿了。從911事件、伊拉克戰爭到伊朗衝突，經歷了二十年，美國不僅無法擺脱以色列的影響，而且越陷越深。

　　對MAGA陣營來説，這是一次痛苦但必要的覺醒。但這場帶有反智主義的民粹運動從來就是建立在陰謀論基礎上的——他們對於構建宏大敍事絲毫不陌生。過去幾周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正讓他們把目光投放到一個看上去可以解釋一切的敍事上——猶太人對美國的操控。

　　人們將意識到，要真正實現“美國優先”，不僅要對抗傳統的建制派精英，還要面對一個更加隱蔽，但更加強大的權力網絡——猶太人-以色列集團——其背後的龐大金融、資本、科技及意識形態理論體系。

　　這一“覺醒”，可能會改變MAGA運動的發展軌跡，甚至重塑美國政治的未來。

　　一切，都從愛潑斯坦案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