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大陸，現實中的台灣：一代台青的“登出”與回望_風聞

一

引言：時代交匯的“登出”

在一段兩岸大交流最密切的年代裏，一批台灣青年悄然“登陸”中國大陸。他們在北京的衚衕裏追夢，在上海的寫字樓裏拼搏，在成都的街頭創業，在杭州的咖啡館裏談理想。從求學、實習，到就業、創業，他們的青春與理想，曾與這片土地緊密交織。

然而，歲月流轉，人生進入新階段。有人為了父母返台，有人為了孩子轉場，有人因職涯轉折而做出選擇。他們“登出”大陸，回到台灣，留下的是一段屬於兩岸交錯年代的個人史。這些曾在大陸築夢、打拼、戀愛的台灣青年，如今帶着滿滿記憶重返台灣，卻時常回望彼岸：那裏曾有過一場青春，是否還能再次啓航？

這篇文章，記錄的正是這羣人——那些“登出”的台灣青年，與他們關於選擇、身份、未竟夢想的故事。

二

從“登陸”到“紮根”——追夢大陸的歲月

自2000年代中期起，兩岸高等教育開始逐漸互通，大陸針對台灣學生的招生政策日益寬鬆，多所高校開設專門名額、獎助學金與推薦入學機制。這對不少尋求低學費、高資源與開放空間的台灣年輕人而言，無疑是一條嶄新的道路。

“我高中畢業後，原本只想換個環境看看，沒想到那一待就是15年。”來自台北的陳同學，在2009年進入某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大陸媒體業的快速轉型，讓她大三那年便獲得赴北京一家新媒體平台實習的機會，畢業後自然留下工作，從文字編輯一路做到內容策劃。“每天都像打仗一樣累，但也很刺激，大陸節奏很快，只要你肯拼，就會被看見。”

這樣的故事並非個案。無論是在廣州的理工科系統，還是杭州的電商課程，台灣學生逐漸融入各地校園社羣，與陸生交朋友、參加學生會、共同創業，甚至有不少人因緣際會，在這裏成家立業。

從校園走向社會，是另一個轉折點。大陸經濟在2010年代高速成長，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科技巨頭蓬勃發展，創業氛圍亦如火如荼。對於具有兩岸視野、能説能寫又熟悉中文語境的台灣青年來説，正是發揮優勢的絕佳時機。

他們或以台灣品牌文化為橋樑，進入本地生活方式類初創公司，或擔任企業對台市場業務開發、內容營銷等職位。台灣的教育與職場訓練，賦予他們某種“中介者”的身分——既懂得台式細膩，又適應大陸節奏。

然而，紮根不易。許多台灣青年坦言，真正走進大陸社會，除了工作能力，還需面對身分的不確定性、制度上的障礙、文化上的距離感。“我們不是當地人，也不是外國人，總是夾在中間。”一位曾任職於上海電商企業的台中青年這樣説。他曾在兩年內換了三份工作，始終難以突破晉升或主管層的天花板。

除了職場文化差異，生活層面如租屋、社保、醫療辦理等，也為不少台青帶來壓力。但即便如此，多數人依然認為，那段時期是人生中最自由、最有衝勁、也最能實現夢想的時光。

三

“登出”大陸的岔路——現實中的抉擇

當年輕的腳步停下來，人生進入而立甚至不惑之年，許多曾經留在大陸奮鬥的台灣青年開始面對“返鄉”與“留守”的兩難抉擇。他們不再只是個人角色，而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伴侶的另一半。

首先是家庭責任的召喚。父母年歲漸長、健康衰退，無法再頻繁兩岸奔波，讓不少人選擇“回台陪家人”，暫時或永久“登出”大陸職場。

其次是子女教育的考量。大陸教育體系競爭激烈“孩子能不能適應？我也説不上來。”一位曾在深圳工作的台灣媽媽坦言，她最終選擇將孩子送回台灣，自己則兩岸奔波。

再者是夫妻兩地分隔的困境。部分台青配偶未必願意長駐大陸，造成“假日夫妻”、“兩地親子”成為不少台灣家庭的日常。張先生，42歲，曾任職於上海某集團：“最難的是，我的孩子在台灣，我的工作在大陸，我的心也一分為二。”

在這些現實壓力下，“登出”變得不可避免，儘管他們心中仍對那片曾實現過夢想的土地懷有深深情感。

“年紀不小了”、“行業變太快”、“回去不一定還有位子”，這些話語在“登出者”的訪談中反覆出現。他們在大陸曾是敢拚敢闖的新世代，但隨着產業快速變遷、數位技能要求不斷更新，許多人逐漸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黃金轉型期。

此外，大陸職場的“內卷”文化與高強度工時，也令不少已成家立業的台青感到力不從心。想重返大陸職場，等於重新捲入競爭與不確定性；而留在台灣，則意味着放棄大陸那片曾孕育夢想的空間。

有位離開成都科技公司的資深營銷主管分享：“台灣穩定，但少了挑戰；大陸刺激，但要犧牲太多家庭生活。年輕的時候可以衝，現在要顧的東西太多了。”

也有人考慮轉向“兩岸橋接者”的角色，如擔任顧問、創業顧問或台資企業中層管理，然而此類職位本就有限，競爭激烈。

四

“回不去”的不只是地理，更是心態

十年如一瞬，大陸的城市節奏與職場生態發生了劇烈變化。那些當年踏上“登陸”之路的台灣青年，如今多已進入職涯中段，他們不再是企業眼中的“兩岸新鮮人”，而是需要與本地年輕人競爭、重新定義自我價值的“轉型一代”。

不少人坦言，自己離開幾年後再回望，已對原來熟悉的城市產生了陌生感。“原本認識的朋友圈不是離開就是轉行，微信裏的羣組也都沉寂了。”一位曾在杭州創業的台青説。他發現當地創業氛圍“硬核”了，創業門檻提高、資本集中度高，過去那種靠點子與人脈就能闖一番事業的時代已成往昔。

企業文化也悄然改變。新一代的工作者面對的是KPI壓力、彈性工時與週末待命的常態，內卷與加班文化更加嚴重。對於已經成家、有家庭責任的台灣人而言，重新投入這樣的環境，難度不只是體能與時間分配，更是一種“心理再適應”的障礙。

“我們回來，不只是要找到工作，還得找到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的位置。林小姐，曾任職於某互聯網平台。

儘管如此，那段在大陸打拼的日子，仍舊是許多台灣青年心中難以抹去的黃金記憶。夜市的麻辣燙、冬天的初雪、凌晨的KTV、剛領薪水買下第一支智能型手機、地鐵通勤時望着窗外的天際線……這些畫面早已超越了地理距離，成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們記得第一次在陌生城市租房、自己煮飯、與來自不同省份的室友生活；記得那個可以用自己名字開會、發案子、決定一場活動的大陸職場；也記得那些曾經為夢想而流過的汗與淚。

這些記憶，不只是一段人生履歷的紀錄，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曾經屬於那裏”。即使今天的現實不再允許再次無懼地投入，他們心中仍保留着對那段時光的深深敬意與懷念。

“那段時間，就像活在另一個宇宙，什麼都有可能。”王先生，現居住於台中，他回憶起在大陸多次創業的經歷，仍然笑着説那是他人生最豐富的時光。

五

熱情未滅，卻只能妥協：中年之後的再“登陸”想象

對許多“登出”的大陸台灣人來説，那片曾經奮鬥的土地，並不是説走就能忘的地方。

尤其在歲月沉澱之後，當生活迴歸平穩，孩子逐漸長大、職涯步入瓶頸，許多人心中都曾悄悄浮現過一個問題：“我能不能再回大陸看看？”

那不是觀光旅行，而是一種職涯上的重新參與、生活模式的再選擇。但這個問題，總是在午夜獨自醒來時想想，天亮後就又被現實推回原位。

曾在北京做互聯網營銷巫先生，現在是高雄工作。他説自己每天都會看幾個大陸新聞公眾號，看上海的創投動態，也偷偷關注着前同事創立的AI新創公司。

“説不想回去是騙人的。”他苦笑，“但我現在43歲，小孩在台灣唸小學，父母都70了，我太太不願搬去大陸生活。我能怎麼辦？”

他説，當年自己28歲第一次到北京，什麼都不懂，但什麼都敢闖。現在再回頭看，才發現當年的自己，就像一把打火機，隨時準備燃燒。如今，他是水，是必須穩住家裏的那杯水。“熱情還在，但現實不允許我全身投入了。這就是人到中年的宿命吧。”

而像巫先生這樣的台胞，其實還有許多。他們並未與大陸斷聯，而是以各種“平行方式”維持連結：有人擔任顧問，參與遠端項目；有人每年去上海拜訪舊同事，或與原本的創業團隊保持合作，但他們心知肚明，那種可以拎着行李説走就走、沒負擔沒顧慮的熱血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今，他們的選擇，不是因為熱情熄滅，而是因為“家庭責任與社會定位”改變。他們不再只是逐夢青年，而是有老有小、有房貸有責任的中年人。

六

結語：兩岸之間，他們依然是橋樑

這羣曾在兩岸大交流潮中“登陸”又“登出”大陸的台灣青年，不僅是時代的移動者，更是兩岸關係中一段重要的活歷史。他們走過融合交融的歲月，在大陸的城市中成長、掙扎、綻放，也在那裏留下過青春與理想的軌跡。

作為兩岸社會的參與者與觀察者，他們不只是個體的漂泊者，更是曾經牽起理解與交流的橋樑。他們理解兩岸的文化差異、語言細節、制度縫隙，也知道如何在模糊地帶中尋找路徑。這種經驗無法複製，無法速成，是時間與現場參與換來的寶貴資產。

如今他們或許已返回台灣，身分從“異地奮鬥者”轉為“遠距關懷者”，但心中那段在大陸的經歷，依然清晰如昨。他們曾見證並參與過大陸城市的崛起，那些經歷不是結束，而是一種延續，他們可能以顧問、合夥人、平台連結者等新的角色再次重返現場。

他們不是漂泊者，他們是曾經的“兩岸築橋人”，也可能是未來兩岸對話的推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