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台灣來_風聞

這是我撰寫的一部抗日題材電影（或電視劇）的劇情梗概。

夏一漢是台灣基隆人，七七事變時20歲。他家境良好，高中文化，熟日語、通英文。全面抗戰爆發後，他響應東京的號召加入了日軍，被調到東北地區為關東軍做文書和翻譯工作。

夏一漢主動迅速地學會了東北話，然後協助關東軍與東北抗日聯軍對抗，主要負責審問戰俘時的翻譯工作，同時也參與勸降工作。他成功地勸降了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但是也發現有一些意志異常頑強的抗聯戰士寧死不屈。很多人都質問夏一漢：“你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幫日本做事？”夏一漢總是回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日本人。”

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夏一漢這句話説得越來越少。他發現自己雖為日軍辛勞工作但仍然受到軍隊和開拓團中的日本人的歧視乃至霸凌，他也看到了所謂“滿洲乃皇道樂土”之説並不成立——四處是人道主義災難。有一位朝鮮人同事，因為共同被欺負霸凌的經歷而與夏一漢成為好友。他參與的是對抗日朝鮮戰士的翻譯和勸降工作。開始時他也堅稱自己是日本人，但一段時間後他再也不説了。有一天這位朋友突然被抓走，之後被槍斃。夏後來才知道： 這位朋友發現一名投降的俘虜交代了抗日武裝朝鮮族領導人金日成的下落，但他故意隱瞞了這一信息，導致日軍沒有能夠及時前往抓捕。

朝鮮朋友被槍斃之後，夏一漢再也沒有自稱過日本人。

1940年的一天，夏一漢被緊急安排外勤任務，原來是日軍發現了抗聯領導人楊靖宇的行蹤，而他和其他幾位翻譯的任務就是：一旦包圍困住楊靖宇，他們要進行勸降。日軍包圍了楊靖宇將軍，隨着包圍圈的縮小，夏一漢漸漸地在望遠鏡裏看見楊靖宇的身影，也目睹了他最後的壯烈抵抗。前面兩位翻譯官試圖勸降都被楊靖宇罵了回來，上級讓夏一漢去喊話。夏一漢站了起來，拿着喇叭，嘴裏什麼話也説不出來，然後被自己的長官一耳光甩過來打倒在地上。

楊靖宇犧牲了，而夏一漢也被長官懷疑態度有問題。長官不想要他了，把他遣送到了關內，讓他去對付八路軍。夏一漢去了晉察冀根據地附近駐紮的日軍那裏做文書翻譯和情報收集分析工作。他仔細調查了地道戰、地雷戰等戰例，潛心分析八路軍的戰法，自認為逐步掌握了八路軍特種作戰的要點。他把這些都記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但沒有把本子交給任何人。有幾次他根據自己的摸索出來的理論意識到自己所在的部隊可能即將被偷襲，及早地提醒長官轉移。後來證明他是對的，由此夏一漢得到日軍長官的賞識。

長官認為夏一漢辦事穩妥文化水平高還有語言天賦，於是推薦他去南京進修情報分析工作與電子設備使用技術。夏一漢來到日偽合作開辦的技術部門學習，接觸了偽政權的很多人，深深地感到這裏的氣氛異樣而扭曲。夏見過的所有偽政權人物，包括曾經接見過他的汪精衞和周佛海，在他看來都有不小的心理問題。夏一漢認真學到了一些技術，並且和進修的學員一起重點收集和分析美國軍事情報。

珍珠港事件爆發了，夏一漢感覺周邊的氣氛越發詭異。偽政權個個人心惶惶但卻要強作歡顏，日本那邊確實有一些人是真的歡欣鼓舞，但搞技術的人包括自己的同事私下裏都愁眉苦臉。

不久後夏一漢找到了一個回台灣老家探親的機會。自他被從關東軍趕走以後，他和家裏就斷了聯繫。等回到老家才發現原本殷實的家底已經被戰爭和制裁掏空，父親欠債過多已經自殺，弟弟主動報名加入了日軍但不久就在華北戰死，家裏只剩下老母一人。他又看到在日本的宣傳下很多台灣青年都踴躍加入日軍，青年女性還主動加入慰安婦組織。當然那個組織不叫慰安婦組織，但夏知道是怎麼回事。在狂熱的氣氛下，他也不敢説什麼。

很快他收到調令又要歸隊，於是把母親託付給從小看他長大的敦厚老實的鄰居張大伯照看。張大伯憂心忡忡地問他：“你有本事見識又多，現在時局這麼亂，你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未來會怎樣？”夏一漢説：“美國人會贏，日本人會輸。至於台灣無非兩種可能，要麼變回中國的一部分，要麼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你們要做好兩手準備，家裏的孩子儘量別參軍，有機會的話學好英文。”

之後，夏一漢就被調往了緬甸。日本在緬甸和中國的遠征軍作戰，急需通曉英日漢語的人才。豈料到緬甸不久夏一漢便意外被遠征軍俘虜。遠征軍意識到他是一個高價值的技術人才，準備把他押回後方。遠征軍戰爭失利，他被迫跟着遠征軍進入恐怖的原始森林返回雲南，途中目睹大量人員死亡。一路艱苦跋涉來到了昆明，他同時也看了一路國軍內部的士氣低下和各種拉壯丁造成的慘狀。

正與國府合作的美軍情報部門聽説抓到了一個曾經在日本開辦的南京電子與情報訓練營訓練過的台灣人，對此很感興趣，便把他從國軍手中搶過來進行審訊。夏一漢表示，自己確實經歷很豐富知道很多信息，願意為美軍效勞。美軍認定此人有一定價值，便安排給他一份工作（掛名在國府下）。

不久夏一漢被調往重慶。在美國人授意下，他接觸了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原以為八路軍那邊都是些土包子，卻發現和他交往的聯絡員是上海名牌大學畢業的，文化水平很高。對方向他介紹了延安的新氣象，夏一漢將信將疑，但覺得自己確實有必要去看一看，於是申請到了一個去延安進行國共電子技術交流的機會。

在延安夏一漢深受震撼。他參觀了南泥灣，參加了黃河大合唱，還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聆聽了著名的“為人民服務”講話。在延安和夏一漢接洽的技術人員叫老高，夏一漢向老高等人傳授了一些對延安來説相對先進的電子技術，然後在臨走的時候把自己積累了多年的小本子交給了老高，裏面有他在華北開始自己搞的大量情報和技術分析內容。是用密語寫的，偽裝成日記，故沒有在自己被俘時暴露。老高看了解密翻譯版本之後覺得價值很大，問夏一漢為什麼要交給他？夏一漢説；“我想把這個交給中國人，但我不想交給國府。”

因為豫湘桂戰事緊，夏一漢被國府調往前線，但到了前線不久他就被日軍俘虜了。日本人搞不清他在緬甸之後的經歷，只覺得有必要進一步訊問，便帶着他隨部隊轉移。結果他所在的小隊遭遇八路軍伏擊，他本人又被八路軍俘虜。在從延安那邊得到了信息證實之後，八路軍領導認為夏一漢是統戰對象，可以為解放區服務，於是將他送到山東解放區。

夏一漢到了山東解放區之後驚歎於解放區的管理組織水平之高，也看到了戰爭末年日軍已經頹喪到了何等地步。日本投降以後，身邊的不少八路軍幹部都以為接下來要搞聯合政府了，但夏一漢卻對大家説國府比解放區治理能力差太多，應該把解放區這一套東西推向全國。

不久以後夏一漢被組織派到了東北，在那裏他積極參與了鎮壓日軍餘孽造反，抓捕隱藏的漢奸，遣返日本開拓團以及甄別吸收投共的日本技術人員。他還為東北解放區的技術發展特別是電子情報方面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寶貴意見。由於工作出色，夏一漢被領導建議申請入黨，但他總説自己達不到黨員標準。

1949年渡江戰役摧枯拉朽，留守東北的夏一漢和他的同事都很高興。同事們説照這個樣子不出一兩年你的家鄉台灣就要解放了。夏一漢卻説；“如果趁着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立足未穩的時候突襲，那是有機會的；但只要蔣介石政權在台灣初步穩住陣腳，要登陸台灣難度就非常大了；假設美國再出手的話，絕無勝算可能。”

其他同志問：“你覺得美國會出手嗎？”夏一漢講：“現在的格局對美國戰後對亞洲的設想衝擊太大了，如果台灣和朝鮮再全部成為社會主義的地盤，美國將陷入日本孤獨一支難以防禦和建設的巨大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該低估美國在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出手的可能性。在台灣海峽出手美國一定是贏的，而在朝鮮半島出手則看中蘇的態度。”同事又問；“那如果美國在朝鮮下場，中蘇會是什麼態度？”夏一漢説；“蘇聯重心在歐，二戰受損又太大，直接下場與美國對撞的可能性不大。中國方面正確選擇是做好東北的防守但不直接進入朝鮮和美國對抗，如果對抗了則戰敗的風險不小。”他的這些言論讓周圍的同志感到不快。

不久以後老高專程來東北找到夏一漢，説組織想交給他一個任務：利用他是台灣人的優勢設法回到台灣打入敵人內部。當然前提是夏一漢自信能夠自保並且打入有戰略價值的部門裏面去。夏一漢想了想説這件事他能做到。

夏一漢南下香港，然後在當地組織的幫助下趁亂進入了台灣。他先回家探望了一下，才知道母親已經在228事件中被國民黨殺害。祭奠母親之後，夏一漢直接到台北找到了美軍的軍情機構，聲稱自己是抗戰期間在昆明被美軍情報軍官某某某招募的，現在主動歸隊。稱自己由於為共軍工作了一段時間，瞭解很多內部情況，會對美軍有很大的幫助。美國方面對他進行了一段時間甄別之後，決定繼續利用夏一漢這個能人，於是安排他去台北國府做與美國軍情部門相關的聯絡工作。

朝鮮戰爭爆發了，志願軍參戰。夏一漢深感意外也十分擔心。但隨着志願軍勝利的消息傳來，夏一漢心情大好。他全力投入到對朝鮮戰場的研究中去，並且對戰局的走向形成了若干判斷，其中絕大部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的情報分析和判斷才能給美軍和國民黨政權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得他被進一步重用。在漢城被志願軍攻下的前夕，他還專門去漢城陪同視察過，但很快就緊急撤離。撤離時他朝北方望去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整個50年代到60年代初，夏一漢都孜孜不倦為我黨工作，將一些重要的情報傳遞給了我黨。其中有關U2偵察飛機的一些重要軍情是他最得意的工作。他在大陸的單線聯絡員一直都是老高同志。

1963年夏一漢暴露了。國民黨認為此人有較高的交換價值，故未將他槍決而僅僅是判無期徒刑。在獄中夏一漢發動其他政治犯進行了一些有理有利的獄中鬥爭，用絕食等方式最終讓國民黨同意給他們讀書讀報的權利。很多政治犯都很佩服夏一漢，説你這麼紅這麼能鬥爭一定是共產黨員吧。夏一漢説：“我不夠資格。”

1988年兩岸交換了一批情報人員，夏一漢回到了大陸，被安排在南京居住。他見到了在南京軍區以正師級級別離休的老高。老高説；“你的貢獻很大犧牲也很大，組織上已經決定給你安排副廳級離休待遇。同時建議你申請入黨，我們將盡快解決你的黨籍問題。”夏一漢堅決拒絕組織給的待遇，只要求一個普通退休工人的待遇，同時表示自己達不到黨員標準，拒絕申請入黨。

90年代前期，日本企業進入南京進行一些較大規模的投資。夏一漢不斷向上級寫信表示堅決反對，上級派老高來給他做思想工作。夏一漢給老高講了他抗戰期間在南京進修時偷偷去查看過幾個37年底大屠殺的集中地，以及他在野草亂石偏僻處見過一些未掩埋的被虐殺屍骸。夏一漢對老高説：“你講的那些經濟發展的道理我都懂，但是這地下埋着幾十萬被日軍殘害的冤魂，而日本根本就沒有對軍國主義分子做出應有的懲罰也沒有對歷史罪行做出足夠的反省。在這種情況下，你為了一點經濟上的中短期利益而請日本人來這裏賺錢，道義上説不過去。”聽了這些話，老高沒有再多説什麼，只是讓夏一漢注意自己的身體。

90年代中期，各地開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喜歡請老革命同志給青少年做報告。街坊鄰居也邀請了夏一漢，但他拒絕了。老高知道後主動來勸夏一漢，説；“我當然知道你的很多經歷不能拿出來講，但是你可以講講延安啊。你可是現場聽過毛主席講話的人，是在周總理指揮下唱過黃河大合唱的人！這樣的經歷是非常稀罕的。”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夏一漢回應道；“有件事情我一直沒有向黨組織交代，現在我已經走向生命的終點，你又是我半輩子交往和信任的人，我願意跟你説。1940年我被派到華北日軍工作的時候，一開始我的日軍長官是對我不信任的，因為我的上任長官評價我在同抗日組織鬥爭時意志薄弱態度可疑。於是這名長官就安排下面的人對我進行測試，而下面的人本來就是狼心狗肺之徒，他們端着槍逼着我去槍斃兩名被俘八路軍戰士。我當時確實怕了，於是就開了槍。之後，日軍長官才開始重新信任我。多年來我常常做噩夢，總是禁不住去想：也許那些日本軍官只是嚇嚇我，即使我不開槍他們也不會打死我，而兩名戰士卻為我所殺。所以啊，老高，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不申請入黨？因為我真的不配。為什麼我知道我是立了不少功但拒絕要求高於普通人的晚年待遇？因為我確實不好意思要。現在要我去給孩子們講我的所謂光榮革命經歷，我真的做不到。”老高也沉默了一會兒，説：“你也是不得已。被俘的戰士本來也很難活下來的，手上沾血的是日本人。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對革命依然是有很大功勞的。”

2001年，84歲的夏一漢在電視上觀看了北京申奧成功，高興極了，然後就不幸中風。老高來看望他，夏一漢口不能言但顫巍巍地把自己的遺書交給了老高。遺書其實主要是夏一漢最後想對組織説的話，其主要內容是：

“一，我到死也不能接受日本人重回大陸投資賺錢。但既然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你們有義務讓子孫記住歷史並且告知後人有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對日曆史清算的責任。二，如果可能的話，麻煩老高和他的家人代存一下我的骨灰，等台灣解放之後把我的骨灰送回母親墓與母親合葬。如果太麻煩的話，也可以直接灑到海里。三，台灣國民黨不可信，不要抱着依靠國民黨取得和平統一的任何幻想。四，台灣人民有過錯，但總體上是受害者和被矇蔽者。要允許我們走一段彎路，就像我也是幾經曲折才找到正確道路的。希望黨組織對台灣人民能有耐心，最終將我們都轉化為堂堂正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五，台灣存在一些日本軍國主義餘孽，對他們不要抱有期望，統戰剩餘絕大多數人就可以了。”

數週後夏一漢去世，老高將其骨灰搬回家裏，然後對自己的子女説；“我死了以後，我的骨灰也先存着。等台灣解放了，你們把夏一漢的骨灰和他母親葬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話在旁邊找一塊墓地，把我的骨灰也葬在台灣。畢竟我為解放台灣的事業工作了半輩子，最後能去到台灣也是我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