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與認知科學為敵的男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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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科學和行為主義，最終誰會留下，誰會離開？答案，也許仍在未來。

撰文 | 曹安潔

在現今的心理學入門教科書中，行為主義常常被描述為心理學曾走過的一段彎路。如果科學史學家們為過去所有科學理論準備一場展覽，那麼行為主義極有可能被放在顱相學或占星術旁，放在“大錯特錯”展區。

的確，行為主義的野心——將可觀察到的行作為分析的基礎，用簡單的操作式條件反射來解釋人類的所有學習現象，在今天看起來，也許太過天真可笑了。

B.F.斯金納（B.F. Skinner）的《言語行為》一書，就試圖通過行為主義方法來解答語言習得之謎。直到今天，人類究竟是如何學會説話，閲讀，以及利用語言去交流與銘記，仍然沒有確鑿的答案。而當年的斯金納儘管野心勃勃，但其嘗試常被當作行為主義的滑鐵盧，一場徹頭徹尾的慘敗。

但斯金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為主義的力量。在出版這本書之前，他已經向世界證明了通過簡單的操作式條件反射訓練，動物們可以實現的複雜目標。在二戰期間，這位行為主義之王曾訓練鴿子駕駛導彈：他將鴿子塞進導彈，訓練它們啄屏幕上目標的反射。如果啄在準星旁，它們會導致導彈傾斜並改變航向，而啄在準星上，導彈將會直接對準目標飛去。在強大的條件反射訓練的幫助下，斯金納甚至將一隻鴿子訓練得能在45分鐘內啄一萬多次。儘管該項目最終沒有投入使用，但是訓練的前景無疑增強了他的信心：如果行為主義可以讓鴿子駕駛導彈，那麼還有什麼是它不能實現的呢？

斯金納的鴿子導彈丨圖片來源：網絡

語言習得確實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但它到底能有多複雜呢？

斯金納：喬姆斯基的手下敗將？

從某種意義上説，語言習得是行為主義最後一塊尚未征服的領土。

早在1934年，斯金納曾與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過一次簡短的交談。在飯桌上，這位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挑戰了斯金納：如果一個人的環境中缺乏適當的刺激物，他如何用語言表述與這個刺激物有關的事呢？

“我就等着你用行為主義來解釋——我就坐在這兒， 説了一句 ‘沒有黑蠍子掉在桌子上’。” 懷特海打趣道。

多年後，斯金納仍會記得與懷特海的這次會面。在那之後的二十多年，斯金納不懈地發展行為主義，以擴大行為主義所能解釋的現象。他希望行為主義能有足夠廣泛的框架來解釋動物行為，包括只有人類擁有的言語行為。最終，他的心血被凝聚在《言語行為》中。如果他的理論成立，那麼這本書也許稱得上行為主義皇冠上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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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的故事也許就是老生常談了：這顆鑽石被喬姆斯基搶走了。當時就職於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系的喬姆斯基在《語言》（Language）一刊上發表了書評。這份長達33頁、頗具敵意的書評，後來被認為是認知革命的曙光。喬姆斯基認為，斯金納的理論不過是未經檢驗的假設。對於他來説，《言語行為》不過是在用晦澀的技術術語來掩飾其平凡的本質。斯金納未能很好地認識到人類語言的複雜性，而這種無知使他對語言習得的描述過於簡單。

這篇書評影響的絕不是僅僅一本書。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全世界有102所大學和機構提供認知科學、認知心理學相關的學位。可以説，它也使心理學開啓了新的篇章，象徵着心理學中認知革命的開始。與精神分析不同，認知科學是對心理現象的科學研究；與行為主義也不同，認知科學並不會羞於承認心理表徵的存在，而是把它們當做作為研究的對象。

對於一些人來説，喬姆斯基的書評就像是行為主義的訃告，宣告着行為主義的死亡。

歷史的另一邊

然而，正如諺語所説，“歷史是由獲勝者撰寫的”。如果我們不去考慮行為主義與認知科學真正做出的科學貢獻，而是單純地考慮它們如今在學術界內外的受歡迎程度——那麼認知科學確實贏了，而它所撰寫的歷史，也自然忽略了行為主義一側的故事。

斯金納活到86歲。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他其實一直都在學術界保持活躍。他當然知道喬姆斯基的書評。事實上，他也許比大部分人讀得都早：喬姆斯基在文章發表之前專門寄了一份草稿給他。當時，喬姆斯基不過是一位年輕、沒什麼名氣的語言學青年學者，斯金納大概略讀了手稿就放到了一旁。後來他回憶道，他當時覺得喬姆斯基那種想要引起爭論的語氣令他十分不悦。而且，他認為喬姆斯基完全錯讀了他在書中的觀點。他甚至都不覺得有寫回應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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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確為所謂的“認知革命”所困擾。他撰寫多篇文章來抨擊認知科學的核心綱領。他退休後所寫的一篇文章標題直截了當：《為什麼我不是認知心理學家？》；而另外一篇寫在他去世三年之前的文章中，他仿寫了法國小説家埃米爾·佐拉寫給法國總統菲利斯·弗爾的公開信《我控訴》，由一長串以“我控訴”開頭的排比段結尾。

“我控訴認知科學家，” 他在每個段落的開頭都直接抨擊了認知科學，“濫用了存儲的隱喻。大腦不是百科全書、圖書館或博物館。人們因經驗而改變；他們不會將其副本存儲為心理表徵或規則。 ”在名單的最後，他不無悲壯地號召學界：“讓我們把行為主義從魔鬼島帶回來——它因從未犯過的罪行被帶到了那裏。讓心理學再次成為行為科學。”

認知科學的難言之隱？

遺憾的是，這一份控訴並沒有得到廣泛傳播。但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控訴絕不是無關緊要的抱怨。它們在今天仍然適用。

例如，斯金納指責認知科學“放鬆了定義和邏輯思維的標準”。認知心理學家認為人們有心理表徵，但是心理表徵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通過表徵來感知世界，那麼我們如何感知表徵呢？我們是否要通過心理表徵的表徵來感知表徵呢？然後——表徵的表徵，表徵的表徵的表徵，我們似乎面臨着一個無底洞。另外，心理表徵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但是就像哲學中的所有主題一樣，關於它的爭論從未停息。當代的心靈哲學家們仍然在許多關於心理表徵本質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甚至，它是否存在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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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我們轉向蓬勃發展的認知科學或者它相關領域中，你會發現自己身處“表象”的海洋中。以神經科學為例，如果你在期刊《神經科學》（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搜索框中鍵入關鍵字“表徵”，你會瞬間得到12276個結果。從“皮質表徵”到“神經表徵”，從“平衡振盪的表徵”到“兩體形狀的表徵”——這些術語使人不禁要問，它們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樣的“表徵”和那樣的“表徵”究竟有什麼共同點，能讓研究人員將它們統統納入心靈表徵的麾下？

認知科學領域的實驗文獻很少花時間去釐清術語的定義，而對於“表徵”這樣被其視為學科根基的詞語，它的定義理應是人人皆知。然而人人所知的，又究竟是什麼呢？這些問題對於認知科學的意義重大，斯金納提出的這些問題，毫無疑問是十分必要的。

科學研究的風水輪流轉

在斯金納的學術生涯中，他影響了許多人，指導了許多人。在這位與認知科學為敵的學者去世之後，他的研究，他的學生的研究，仍影響着心理學發展的方方面面。

其中一位較有成就的學生是動物認知方面的專家赫伯特·泰瑞斯（Herbert Terrace）。在他主導的一項研究項目中，他在普通的居家環境中養育了一隻名為尼姆·猩姆斯基（Nim Chimpskey）的黑猩猩。這項研究的目的是教會尼姆按照語法規則使用手語。一旦成功，那麼這就將駁斥喬姆斯基關於語法是人類所獨有的理論。遺憾的是，這隻大猩猩活到二十七歲，始終未能展示與人類相當的語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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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納另一位有影響力的學生是威廉·凱伊·埃斯蒂斯（William Kaye Estes）。他發展了刺激抽樣理論（Stimulus Sampling Theory）。古典行為主義將學習描述為一種特定刺激與一種特定反應之間的聯繫，但是在刺激抽樣理論中，學習被視為一種連續現象，而特定刺激與其響應配對所出現的概率各不相同。這樣的差別為簡單的刺激—反應理論帶來了更大的靈活度。

與泰瑞斯失敗的嘗試不同，這種對學習現象的統計描述在90年代後期得到復興。研究人員發現，幼兒對語音流中音節呈現的統計規律性很敏感。不足歲的嬰兒都能夠利用語音中呈現的一些統計概率對單詞進行切分學習。比如説，如果一個嬰兒經常聽到“漂亮寶貝”這個詞組，那麼嬰兒是怎麼知道“漂亮”是一個詞“寶貝”是另外一個詞呢？在統計學習的理論中，由於“漂亮”是一個詞，“漂”和“亮”經常出現的概率、“寶”和“貝”一起出現的概率，要遠遠高於“亮”和“寶”一起出現的概率。久而久之，嬰兒就知道“漂亮”和“寶貝”是兩個詞。統計學習，這一行為主義的舊愛，目前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語言習得機制的一種可能。

行為主義也許並不只是一段彎路。斯金納對認知科學的攻擊，不應被視為一位固執己見的老人的空洞抱怨。當人們質疑認知科學是否已成為新的顱相學時，也許重新審視一些舊的批評是明智的。科學不是一天鑄就的，誰會在心理學上的發展史上笑到最後，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就像其他自然科學曲折的發展史一樣，心理學同樣會經歷許多滄海桑田，來回變化。認知科學和行為主義，最終誰會留下，誰會離開——答案，也許仍在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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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kinner, B. F. (1985). Cognitive science and behaviou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6(3), 291-301.

曹安潔

卡耐基梅隆大學認知科學和哲學專業在讀，目前認知科學感興趣的領域有：語言習得、因果認知。哲學感興趣的領域是心靈哲學和科學哲學。你神老粉，線下活動志願者。熱衷各國美食，專精匹茲堡地區中低消費水平餐廳。立志成為一名好科學家，成為不了就當個善良的科研工作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神經現實”，編輯：EON，插畫：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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