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克文：看不見的問題_風聞

寫篇短文，希望能給大家一點啓發。

每年夏天暴雨時節，中國各城市就會陷入一次較為嚴重的內澇。

這時候就會常常出現大雨中車輛被淹、行人在齊腰深的水中步行、市中心看海撈魚、地鐵站淹成室內游泳館等各種奇特場景，幾乎每年都來一次。

中國每年平均有176座城市發生內澇。

我就很好奇，這事為什麼年年都來？就治不好嗎？

一查，發現這事居然跟蘇聯有關。

中國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統，叫明渠暗溝，露出地表的叫明渠，藏在地下的叫暗溝，古代城市小，溝渠都不大，平時也夠用，但到新中國成立後，城市裏要大搞工業化，住的人多了，從古代傳下來的明渠暗溝大部分沒法用，要麼垃圾淤塞、要麼污水橫流，我們就要重建地下排水系統。

當時我們認的大哥是蘇聯，所有的硬件軟件，都是跟着蘇聯學，人家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手把手把蘇聯的地下排水系統，公式、模型什麼的套用一遍，北京廣州瀋陽天津武漢帶頭，直接照抄到了中國各城市。

結果抄出毛病來了。

蘇聯這套東西，叫“地下管網式”排水系統，十分注重成本，而且蘇聯那邊地廣人稀，整體上降雨不多，所以使用的是一些比較小的管道鋪在地底，平時足夠用了。

另外我們當時國家也窮，手頭緊，覺得這法子挺省事，也接受了。

但那種小小的管子根本沒辦法應付中國的降雨量，那哪是埋管？那簡直是埋雷，搞得現在每年中國城區，平時還好，一到夏季都得淹一遍。

我小時候看動畫片《忍者神龜》，記得美國下水道十分寬大，能夠在裏面過日子，實際上美國下水道確實大，一般能站人，洛杉磯最大的下水道可以在裏面開車。

日本東京的下水道也十分寬大，地下河深達60米，下水道大得跟室內歌劇院一樣。

東京地下巨型分洪工程局部

蘇聯那邊為什麼不挖這麼大的地下工程，而非得選擇埋小水管呢？是蘇聯人懶嗎？

不是，是因為蘇聯所在的地區大部分屬於寒帶，有凍土，又厚又硬，搞地下工程成本高施工難，所以選擇了埋小水管。

最後這事居然還成了意識形態問題，説是在蘇聯建更寬的排水管道，太花錢，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問題”，上綱上線了，沒人敢建地下工程。

新中國跟着蘇聯學的時候，是囫圇吞棗地學，有些事物並沒有因地制宜，才留下了城市內澇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在城市街道，看到路挖爛了圍起來，在那重新埋那種粗大的管道，就是在修改我們當初犯下的城市建設的錯誤。

我們中國在學習蘇聯的時候，學了很多很優秀的東西，但也學來了一部分很不好的東西，至今還深深影響着中國的方方面面。

比如蘇聯有個很討厭很落後的東西，叫“聖愚文化”，其實一直影響着我們的宣傳系統。

我在《妖僧傳》裏介紹過聖愚，這是東正教獨有的一種文化，簡單點説就是“吃苦受罪、苦大仇深、瘋瘋癲癲、無私奉獻”。

我們常常談論到的俄羅斯，是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俄羅斯，這其實是上層的俄羅斯，是鍍金過西歐文化的俄羅斯，那些宏偉的建築和繁榮的藝術，跟俄羅斯普通民眾沒有關係。

其實俄羅斯的內陸居民們，大部分過着粗糙野蠻貧窮的東正教生活。

俄羅斯大部分地區是苦寒之地，又被東正教常年禁錮思想，根本不是普通中國人想像中的芭蕾油畫的美好世界，更多的是一種帶着被地理環境折磨後殘忍瘋癲的離奇世界觀。

所以俄羅斯人在他們的文學作品裏，比如《靜靜的頓河》、《頓河故事》之類，常有各種野獸風情，公公強姦兒媳也成了他們生活常態。

俄羅斯人也不是不善良，而是他們的善良，都充斥着一股粗獷野性的味道。

像一頭在冬日曠野裏遊蕩的熊。

俄羅斯人的文學作品為什麼那麼那麼苦悶？説穿了還是被地理環境折磨久了，搞出來的精神創傷。

俄羅斯這種聖愚文化滲透在他們的宣傳系統裏，不過進入現代世界，“瘋瘋癲癲”、“破壞殺戮”這幾個重要元素被剔除掉了，但還保留了幾樣極重要的東西，比如：視自虐為犧牲、視苦難為洗禮。

我們在學習蘇聯的宣傳系統時，不小心把這種意識系統帶到了中國。

其中最大的受害人，就是焦裕祿同志。

我們在電影裏看到的焦裕祿，被塑造成了一個吃盡苦頭、艱苦樸素，穿着一身破衣服、忍受着肝癌的疼痛，在蘭考默默治沙的英雄。

這就是蘇聯版聖愚典型的“視自虐為犧牲、視苦難為洗禮”。

這是一起巨大的宣傳事故，突出苦難和犧牲，是對焦裕祿的極大誤解，也造成了錯誤的社會認知。

焦裕祿本身是那個年代極為少見的學者型幹部，他是有知識、有文化、懂技術、擅思考的科學人才，他28歲就在基層任區長，32歲起開始在哈工大這種牛逼大學，和大連起重機廠這種國家重工企業進修，還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任車間主任，總之他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是一名稀缺的理工技術型官員。

焦裕祿在蘭考治沙的過程充滿了理性與科學的光輝，他深入到各區域做實地調研，對待蘭考不同的沙漠化問題，提出了相對應的不同破解方式，不迂腐、不搞本本主義，面對蘭考坡窪相連、河系紊亂的情況，通過排、灌、滯、澇、改等方法破題，治鹼時又講究翻淤壓鹼、開溝淋鹼、打埂躲鹼的多樣方法應對。

在測試多種植物後，選擇了種植泡桐樹反推沙漠，為蘭考縣治內澇、風沙、鹽鹼立下汗馬功勞。

就這麼一個能幹的、充滿理性光輝的優秀人物，被電影宣傳成了吃盡苦頭默默奉獻的人，成了中國版的聖愚。

但中國的年青人，根本不吃這套，誰願意自己一輩子過這種日子？誰願意生前這麼艱苦，一輩子默默無聞地奮鬥還不被人理解？

現在焦裕祿的形象完全被定型了，大家一想起焦裕祿，就是一張愁容滿面的臉龐，在風沙裏孤獨前行的背影。

宣傳焦裕祿的重點完全搞錯了，要宣傳的是他的能幹、牛逼，讓年青人覺得要像他一樣幹出事業成就感，而不是蘇聯聖愚那套“視自虐為犧牲、視苦難為洗禮”。

中國很多重要人物，在宣傳時都採用了蘇聯聖愚的錯誤宣傳方式，又生硬又苦澀又枯燥，使他們缺失了生活氣息，極大地誤導了年輕人對政府幹部的認知。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有些官方媒體，喜歡宣傳“為了工作故意不聯繫家人”、“快要病死了還要站在講台上講課”這種聖愚模式，其實年輕人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除了下水道、宣傳體系，蘇聯還留下了生澀的管理模式。

中國的宣傳系統，在國際上跟歐美的宣傳系統對陣時，常常很容易敗下陣來，最大的原因，就是“佈置作業式的生硬安排宣傳任務”，而不像歐美的宣傳重點是“講一個動人的故事”。

歐美在鼓動阿拉伯之春時，通過講述“一個讀過大學的男小販死於女城管”的故事，直接點爆了整個西亞的社會矛盾，簡直是教科書式的宣傳案例。

在美國進攻伊拉克時，他們的宣傳機器，通過講述“薩達姆和他的兒子們殘忍的一面”，再次獲得了全球的同情和理解，好多中國人都認為美軍是正義之師。

我不是説西亞國家或者薩達姆沒有問題，他們是有問題，但歐美的宣傳開動時，問題可能被放大了百倍千倍，使他們的國家，付出了更為沉重的痛苦。

我們通常不僅不會講故事，行政力量一出動時，還會適得其反。

德國女孩海雯娜是個極好的例子，她在中國多年，對中國較為熟悉，十分反感歐美媒體抹黑造謠中國，她是為了説出真相，在海外拿着事實證明中國現在有多好，完全是一種自發行為。

結果我們外宣部門，又幹出了和宣傳焦裕祿一樣的錯誤行為，他們開始佈置作業，給海雯娜一些宣傳材料，希望海雯娜用這些材料替中國説話。

這激起海雯娜的反彈，她拒絕用這麼生硬的方式宣傳中國，並吐槽中國做不好宣傳，“不是技巧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我們常説我們的文科領域知識分子，受到了歐美思想的毒害，其實，我們的官僚體系的人，到現在還深受蘇聯部分不合適的思想毒害，這種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結果負責的行政制度，來自過去蘇聯體系的模仿，已經十分不合適當代社會。

我們現在對歐美的思想毒害都提高了警惕，但因為蘇聯死了，被遺忘了，我們都不記得“聖愚式宣傳+佈置作業式的工作方式”，這兩種落後的模式，是來自蘇聯了。

為什麼只要官方拍的紅色電影，常常很難在票房上成功？為什麼官方想要搞的宣傳模式，通常讓年青人難以接受？

這些事物的根源，都直指蘇聯陳舊的思想體系。

最後再講一件小事。

這件事我以前提起過，不過我估計很多人都忘記了。

我曾經拜訪過一位瞭解改革開放過程的老人，我請教過他，為什麼我們的文科領域的知識分子，這麼容易輕信西方所説的一切。

老人説，因為我們要學歐美的工業體系，就要配套他們的軟件體系，要不人家不跟你籤合同、談條件，我們就只好放一波年青人，去歐美學習他們的審美、法律、音樂、新聞學等，結果這些人回國後，思想全變了，一切以西方的意識形態為準，當然這裏頭有好有壞，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一方面，但也有對整個國家造成了極消極的一面。

我聽後恍然大悟。

我們以前學習蘇聯的時候，蘇聯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夾雜着一些不好的東西；我們後來學習歐美的時候，歐美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也夾雜着一些不好的東西。

什麼是辯證思維？

就是不要完全盲目地聽信任何一方給你的東西，要辯證地吸收，取長補短，將別人的精華留下，但也小心別人的東西有雜質，不要將雜質也一併留下了。

每一個老師在教授弟子時，都是存有私心的，老師的傳授我們要認可，老師的私心，我們也要防範。

想做一個理性的人，不希望自己這一生被別人左右，那就要多多采用辯證法，去思考分析身邊的事物，從而強大自我的同時，又不會掉進別人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