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埋葬血色青春的理想祭壇：巴基斯坦學生政治七十載浮沉錄_風聞

作者 | 納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

​編譯 | 曹寅聰

​編者按 ：學生政治的興衰史，本質是政治權力通過青年羣體博弈的反映。本文系統梳理了巴學生政治從建國初期到20世紀末的演變脈絡，以學生組織與政黨政治的互動為主線，揭示了三個核心特徵：一是學生組織的政治依附性，幾乎所有巴國內重要學生組織均具明確政黨背景，這使校園成為政治博弈的延伸戰場。二是意識形態的拉鋸與異化，學生運動經歷了從學術訴求、教育權益到左翼社會主義議程、右翼伊斯蘭化主張之間意識形態對抗的轉變。尤其在1979年後的齊亞·哈克軍政府時期，意識形態鬥爭進一步升級為武裝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引發武器流入校園，催生薩拉姆拉·蒂普等極端分子，學生政治徹底暴力化。三是國家干預的轉折性影響，1984年巴政府以“遏制暴力”為由取締學生會，實則為打壓反齊亞聯盟的政治動員能力。此舉導致傳統學生政治衰微，新型宗教勢力滲透。20世紀90年代伊斯蘭解放黨（Hizb-ut-Tahrir）等團體以“去政治化”名義進入私立院校，通過行為規訓傳播宗教保守思想，塑造了巴基斯坦新一代城市中產階級青年的世界觀。本文作者系巴基斯坦著名記者納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帕拉查本人便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20世紀80年代，他曾是投身學生政治的左翼活動者，曾加入巴基斯坦人民黨學生分支“人民學生聯合會”（PSF），因公開反對齊亞軍政府、散發反政府文獻多次被捕。這種“局內人”的視角使文章在客觀梳理之外，更添一層對歷史細節的深刻洞察。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真納在1947年巴基斯坦建國後不久與穆斯林學生聯合會成員交談。圖源：《黎明報》

文中常用縮寫

1.NSF (National Students Federation)：全國學生聯合會

2.MSF (Muslim Students Federation)：穆斯林學生聯合會

3.DSF (Democratic Students Federation)：民主學生聯合會

4.PSF (Peoples Students Federation) 人民學生聯合會

5.JI (Jamat-i-Islami)：伊斯蘭大會黨

6.IJT (Islami Jamiat Taleba)：伊斯蘭學生聯盟

7.NSO (National Students Organisation)：全國學生組織

8.USM (United Students Movement)：聯合學生運動

9.AZO (Al-Zulfikar Organisation)：佐勒菲卡爾旅

10.APMSO（All Pakistan Mohajir Students Organisation）：全巴基斯坦穆哈吉爾學生組織

本文節選自作者2009年撰寫的專題論文精簡版。該論文常被西方及巴基斯坦本土學者用作研究巴基斯坦學生政治發展史的參考文獻。

一、開端

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巴基斯坦首位民選總理）1966年作為深受民眾擁戴的領袖和政治家崛起，而最初助推他崛起的力量正是巴國內各高校的學生羣體。布托曾坦言，他深知這些學生在自己嶄露頭角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他並不希望自己創立的巴基斯坦人民黨（PPP，以下簡稱人民黨）與任何學生組織建立直接聯繫——即便正是這些學生組織衝在最前線，將PPP打造成了對抗阿尤布·汗（Ayub Khan，1958年10月發動軍事政變，宣佈實行“軍法統治”，組織新內閣，1958-1969年間任巴總統）獨裁政權的一支強大反對力量。

布托發表此番言論時，正值人民黨的一些同僚提議吸納左翼全國學生聯合會（NSF）的部分派別——這些派別在1968年巴基斯坦學生運動中，曾積極組織活動、帶頭反對阿尤佈政權。布托認為，學生政治高度變幻莫測且易於動盪，學生政治組織容易受到突如其來的情況變化影響，可能在短時間內從盟友轉變為對手，完全難以預料。他説得一點不假。因為從1973年起，許多曾在20世紀60年代末站在人民黨一邊，與警方、右翼學生團體展開街頭對抗的NSF派系，反倒成了布托最勢不兩立的對手之一。

筆者確信，大多數國家的學生政治都存在類似傾向，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初學生政治蓬勃發展的階段，以及自80年代起陷入急劇衰退之前，情況確是如此。1947年巴基斯坦建國時，唯一已成立的學生組織是穆斯林學生聯合會（MSF），該組織是執政黨穆斯林聯盟（Muslim League，以下簡稱穆盟）的學生分支。

MSF的成立，旨在協助穆盟在未分治的英屬印度招募學生和年輕穆斯林，並幫助該黨實現“為地區穆斯林羣體建立獨立國家”的目標。然而，到1950年，MSF的狀況開始顯露其“母黨”穆盟的分裂特性——儘管該政黨在1948年之前始終是一個團結有力的政治實體。穆盟作為巴基斯坦首個執政黨，掌權後不久便因黨內爭奪政府部門分配權而分崩離析，形成多個利益派系。受此影響，MSF也隨之分裂為不同派別。

巴基斯坦建國初期所面臨的諸多基礎設施、後勤問題，也反映在該國所繼承的高校狀況和性質上。因此，隨着MSF這一學生表達新興學術、政治訴求的平台走向瓦解，一個全新的學生組織應運而生。1950年，卡拉奇陶氏醫學院的一羣學生聚會併成立了民主學生聯合會（DSF）。最初，DSF並無成文的正式綱領與議程，其唯一宗旨是解決學生的學術問題，並填補MSF分裂後留下的真空。DSF成立後，隨即展開了緊鑼密鼓的招新工作，在卡拉奇幾乎所有高校中皆獲得了認可與支持。到1951年，DSF已在旁遮普省拉合爾、拉瓦爾品第的高校中建立顯著影響力，並通過組織示威遊行開始支持各類進步事業。到1952年，DSF已發展成為一個專注的左翼學生組織。

隨着影響力擴大，DSF開始採取更激進、大膽的措施，試圖推動政府着手解決學生們的教育關切。1953年，卡拉奇陶氏醫學院的DSF制定了一份《訴求章程》（Charter of Demands），其中涉及學費、圖書館設施、改善教室條件以及在卡拉奇興建一所正規大學等議題。該聯合會還宣佈設立“訴求日”（Demands Day），積極分子在當天列隊遊行，欲前往面見時任巴教育部長法茲爾·雷赫曼（Fazlur Rehman）。 巴當局阻攔了此次抗議活動。部分學生在騷亂中喪生，多人受傷並被逮捕。  

局勢已然失控，最終總理哈瓦賈·納齊姆丁（Khawaja Nazimuddin）主動示意接觸DSF領導層，並邀請其代表團會面。會談氣氛融洽，雙方亦作出了明確承諾。儘管納齊姆丁不久後便由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Mohammad Ali Bogra）接任總理，但相關磋商仍在繼續。博格拉向學生們展示了在卡拉奇修建一所大學的規劃，隨後卡拉奇大學（KU）新校區的選址得以確定，工程也下令啓動。這對DSF而言是一場勝利，只是這勝利的代價是該組織六名成員的犧牲。

一張報紙照片，描述了1953年在卡拉奇DJ科技學院，民主學生聯合會成員參加示威。圖源：《黎明報》

此時，DSF已開始對巴政府在支持西方對抗蘇聯方面日漸突出的角色表達不滿，要求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更獨立的立場。因此，1954年，巴政府在取締巴基斯坦共產黨（CPP，簡稱巴共）的同時，也對DSF實施了禁令，指控DSF為巴共的外圍組織與學生分支。早在1951年，巴共就因支持並協助阿克巴·汗少將（Akbar Khan）針對利亞卡特·阿里·汗（Liquat Ali Khan，巴獨立後任首任總理兼國防、外交部長，1951年遇刺身亡）政府的未遂政變而受到牽連。禁令頒佈後，許多DSF成員試圖秘密維持組織運作，但政府隨後實施的大規模逮捕行動使這些學生無法繼續以DSF名義開展活動。

為遏制校園中蔓延的左翼思潮，巴政府開始扶持一個名為“全國學生聯合會”（NSF）的親政府小型學生組織。該組織領導層由前MSF成員，以及持保守立場的獨立學生共同構成。但到1955年，許多曾協助政府剷除DSF的官員，對NSF的意識形態傾向漸生憂慮。他們未曾察覺的是，拉合爾、卡拉奇的一些前DSF成員及持左翼立場的獨立學生已開始加入NSF，以期改變該組織的意識形態構成。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是一場有預謀的行動，但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NSF在卡拉奇舉行了一場大型集會，聲援左翼傾向的埃及民粹主義領導人納賽爾（Gamal Abul Nasser）。當集會學生高呼反英、反以色列口號時，NSF的立場已然轉變，這一點顯而易見。

NSF由此悄然步入其後續存在期間所長期扮演的角色。與DSF相比，NSF開始構建更廣泛的平台，吸引來自各類進步政治派別的學生聚集。到1957年，NSF在卡拉奇、拉合爾、拉瓦爾品第的學生會選舉中勢如破竹，迅速奪回因DSF被禁而失去的選舉優勢與影響力。1958年，陸軍元帥阿尤布·汗實施巴基斯坦首次軍事管制，NSF隨之被禁。當時，學生政治、工會以及政黨均遭到取締，針對激進學生的新一輪鎮壓也隨即展開。此次軍事管制的藉口是，政客與官僚間常年的權謀博弈引發了“政治亂象”，且社會腐敗程度日益加劇。1960年，軍政府部分解除了對學生會的禁令，中斷多時的學生會選舉得以恢復。

進入新十年之初，宗教政黨“伊斯蘭大會黨”（JI）的學生分支——“伊斯蘭學生聯盟”（IJT）開始從學生政治邊緣走向台前，並在巴基斯坦校園內形成一股右翼勢力（編者注：IJT至今依舊活躍在旁遮普大學、國際伊斯蘭大學等巴各大高校，依然對學生事務擁有強大影響力）。IJT雖已存在超過十年，卻始終被DSF、NSF的影響力所掩蓋。IJT領導層不得不説服JI的核心人物、保守派伊斯蘭學者阿布·阿勒·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編者注：又稱毛拉毛杜迪，伊斯蘭大會黨創始人，巴基斯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代表人物，曾經在巴立憲過程中反對穆盟，堅持主張在巴實施伊斯蘭教法），請求毛杜迪准許IJT在學生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毛杜迪原本希望IJT以傳教、宣教工作為重心。

20世紀50年代末，IJT開始參與學生會選舉，至1962年已發展為NSF所面臨的最強勁、組織最嚴密的反對力量。儘管如此，IJT仍未能撼動NSF在選舉中的主導地位。IJT也是首批與主流政黨直接關聯的學生組織之一——雖説MSF是這一關聯模式的開創者，但到1962年，MSF已近乎消亡。

另一方面，NSF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獨立，但其影響力使之與卡拉奇頗具勢力的勞工、記者工會產生聯繫，這些工會領導人開始對NSF組織內部事務施加影響。NSF領導層整體由親蘇馬克思主義者構成，但在1962年中蘇分裂之初，NSF內亦湧現出一個強大的親華派系。親華派開始利用（同時也被利用）有影響力的勞工、記者工會擴大影響力，試圖取代NSF主要領導層，並指責後者“過於親莫斯科”。NSF親華派、親蘇派之間的權力鬥爭為伊斯蘭學生聯盟（IJT）的深入滲透創造了條件。

同年（1962年），穆斯林聯盟（後更名為“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PML>）再次分裂，其中，較大的一派自稱“大會穆斯林聯盟”（PML-Convention），決定加入並支持阿尤布·汗獨裁政權，阿尤布親自擔任PML-大會派的主席。加入政府為PML-大會派帶來了足夠的影響力和資金，得以重組其瀕臨式微的學生分支——穆斯林學生聯合會（MSF）。在20世紀50年代遭受重創後，MSF重新涉足學生政治，並在旁遮普地區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其選舉實力無法與NSF相抗衡。在許多高校的學生會選舉中，MSF甚至多次被IJT擊敗。然而，即便屢遭挫敗，MSF仍維持着顯著存在感。

NSF還與左翼的民族人民黨（NAP）建立了緊密聯繫（編者注：NAP由多個少數民族<信德、普什圖、俾路支、孟加拉>的民族主義政黨合併而成。曾在1970年巴首次省級選舉中贏下西北邊境省、俾路支省，但執政數月後兩省政府即被布托解散，這一事件也是1973-1977年俾路支省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導火索）。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鑑於阿尤布·汗政府外長阿里·布托與中國往來密切，NAP、NSF內部的親華派系最終在1965年備受爭議的總統選舉中暗中支持阿尤布·汗的候選資格。阿尤布的競選對手是巴基斯坦國父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的妹妹法蒂瑪·真納（Fatima Jinnah）。法蒂瑪得到了反阿尤布穆斯林聯盟派系、穆斯林聯盟理事會、右翼伊斯蘭大會黨（JI），以及NAP黨內由瓦利·汗（Wali Khan）領導的親蘇派系的共同支持。

二、塔什干一代

與1964-65年間美國、歐洲興起的著名學生運動相呼應，巴基斯坦的同類運動導火索源於1965年印巴戰爭的後續影響。當時，巴官方媒體對戰爭進行了歪曲報道，宣稱“巴武裝力量給予印度決定性重創”。但當蘇聯斡旋印巴簽署和平條約《塔什干宣言》時，巴國內反對黨隨即聲稱“巴軍在戰場上贏得的成果，在談判桌上付諸東流”。此後，NSF、IJT乃至MSF等組織發起了反條約示威活動。這些學生行動者羣體以“塔什干一代”（The Tashkent Generation）之名載入巴史冊——他們都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級青年，對蘇聯在塔什干城促成的印巴停火協議深感憤慨。

在阿尤布·汗政府任職的年輕外交部長阿里·布托也反對《塔什干宣言》，因此被逐出政府。他很快成為（西）巴基斯坦人的英雄，因堅持對印作戰，且敢於對抗前上司阿尤布·汗，贏得了極高聲譽。布托雖出身於信德省一個有權勢的封建家族，但他極具智慧、才華橫溢且受過高等教育。隨着“塔什干一代”的激進化，以及布托在1966年獲得西巴基斯坦的民眾聲望，他開始向左翼知識界靠攏。

由於無法接受民族人民黨提供的職位，布托在賈·阿·拉希姆（J A. Rahim）、薩利姆·拉希德（S. Rashid）、穆巴希爾·哈桑博士（Dr. Mubashir Hassan）等資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哈尼夫·拉梅伊（Hanif Ramey）領導的一批知識分子協助下，決意組建新政黨。前述知識分子始終致力於構建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的融合理論，並將其命名為“伊斯蘭社會主義”。

布托以關切平民疾苦的形象示人，尤其關注阿尤布·汗親商經濟政策所引發的經濟失衡問題，因此，布托獲得了NSF的廣泛支持。更重要的是，1965年後，原本親政府的MSF也脱離母黨，轉而支持布托。許多MSF領導人加入NSF，並助力在旁遮普省等地組建全新的左翼學生團體。NSF在卡拉奇的實力最為雄厚，同時在旁遮普省的各院校也擁有堅實支持基礎。

1967年，布托（左二）在卡拉奇舉行的NSF大會上，與NSF的兩位領導人梅拉傑（左一）和拉希德（左三）在一起。圖源：《黎明報》

NSF-梅拉傑派（NSF-Meraj）是最激進的毛主義團體，其次是NSF-拉希德派（NSF-Rasheed）和幾個親蘇派系。但這些團體均決定支持布托。在拉合爾的大學中，NSF同樣勢力強大，能夠在學生會選舉中輕鬆擊敗對手。然而，由於旁遮普大學（PU）遭省級政府禁止成立學生會，NSF的勢力有所削弱，伊斯蘭學生聯盟（IJT）因此得以強勢崛起。然而，在布托的民粹主義政黨巴基斯坦人民黨（PPP）成立後不久，憑藉NSF給予的熱烈支持，旁遮普大學的左翼分子成立了全國學生組織（NSO），旨在推動該校恢復學生會制度。1968年，在反對阿尤布·汗獨裁統治的學生運動達到頂峯之際，NSO成為拉合爾地區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該省其他地區，學生運動由NSF、MSF領導，而在卡拉奇則由NSF-梅拉傑派和NSF-拉希德派主導。作為當時主要的學生組織，NSF在1965年至1968年間的學生會選舉中達到鼎盛，這並不令人意外。更重要的是，NSF-梅拉傑派事實上成為了新興巴基斯坦人民黨事實上的學生分支。

一本激進左翼烏爾都語雜誌的封面，展示了NSF領導人拉希德在1968年被帶出軍事法庭的場景。圖源：《黎明報》

一張1967年的NSF海報。圖源：《黎明報》

另一方面，在1969年阿尤布·汗辭職下台，葉海亞·汗將軍（Yahya Khan）開始實施巴基斯坦歷史上第二次軍事管制。之後，伊斯蘭學生聯盟（IJT）開始響應其母黨的“後阿尤布時代”口號，將布托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及其社會主義議程渲染為“比阿尤布的世俗主義更糟糕的存在”。

NSF於1969年達到了其力量和影響力的頂峯。其中一些成員，最著名的是梅拉傑·穆罕默德·汗（Meraj Muhammad Khan）和拉賈·安瓦爾（Raja Anwar），成功成為了巴基斯坦人民黨的正式成員，而NSF的一些主要派系也直接參與到迅速發展的勞工運動中，尤其是在卡拉奇。

三、黃金時代？

某些歷史學家提出，巴基斯坦學生政治的“黃金時代”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末反阿尤布·汗獨裁政權運動期間，但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爭議的。確實，與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範圍內的學生運動一樣，當時的巴基斯坦學生運動也備受矚目。但如今看來，真正堪稱巴學生政治“黃金時代”的，實則是20世紀70年代——這十年或許是該國學生政治史上最為民主的時期之一。

當時，巴政府實際上鼓勵並支持高校中的學生政治活動，並頒佈了一項專門法令——1974年《學生會法令》（the 1974 Student Union Ordinance），以促進校園內的學生政治活動。全國學生聯合會（NSF）的所有派別均為人民黨（PPP）在1970年大選中於西巴基斯坦取得的壓倒性勝利而歡欣鼓舞（編者注：1970年大選是巴基斯坦首次大選，巴基斯坦人民黨在西巴大獲全勝，贏得了138個席位中的81席。然而在東巴，人民聯盟<Awami League>獲勝，贏得了162個席位中的160席<以及總共300個席位中的多數>。人民聯盟理應成為執政黨，但由於東西巴政治分歧嚴重，選舉結果始終沒有落實。1970年大選結果也是1971年孟加拉國獨立的導火索之一）。NSF將布托和人民黨的勝利視為反阿尤布·汗、葉海亞·汗獨裁統治鬥爭的高潮，也將其視為社會主義在巴基斯坦行將降臨的象徵。

然而，關於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Rehman）領導的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在東巴基斯坦的壓倒性勝利，NSF各派系的態度各異。大多數NSF派系反對人民聯盟的孟加拉民族主義傾向。人民聯盟的左翼勢力與親印團體關聯密切，而大多數NSF派系當時已成為堅定的反印親華力量。在大選前夕，NSF還協助PPP應對了IJT中的反布托勢力。這些勢力受伊斯蘭大會黨縱容，不僅襲擊人民黨集會，還大肆散播反布托言論，稱布托為“無信仰者” “若人民黨執政，其社會主義政權必將摧毀伊斯蘭教”。

在1970年大選前，NSF與IJT因這類問題發生多次衝突。當伊斯蘭大會黨和IJT加大攻擊和誹謗力度時，人民黨組建了“人民衞隊”（Peoples Guards）。該衞隊由從NSF各派系中挑選的“街頭鬥士”組成。這些手持棍棒、刀具的年輕男子開始在選舉活動中護衞布托及其他人民黨領導人，作為堅實的屏障對抗暴亂的伊斯蘭大會黨、伊斯蘭學生聯盟成員。1969年至1970年初，兩派之間的最激烈衝突發生在拉合爾的街頭和大學校園內。

20世紀70年代，IJT最終崛起成為一股強大的選舉力量。隨着NSF內部持續分裂，該組織到1971年已分裂為四個以上派系。IJT成功在1969年、1970年、1971年的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在旁遮普省，儘管NSF在高校中仍保持選舉實力，而全國學生組織（NSO）也奮力爭取，與IJT共同佔據旁遮普大學的重要學生會職位。IJT已成功轉型為一個運轉良好的選舉機器。當NSF、NSO各自忙於內部小規模派系鬥爭時，IJT接過了NSF以往對初入高校的新生進行強勢思想灌輸的做法。

IJT開始舉辦“學習小組”（study circles），向新生提供幫助和書籍，隨後向這些學生灌輸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伊斯蘭學者毛杜迪的演講和著作內容。加入這些學習小組的大多數男女學生來自保守的農村地區，他們對NSF激進的毛主義、馬克思主義立場感到疏離。這一時期，越來越多巴基斯坦年輕人從鄉鎮奔赴城市攻讀高等教育，這也幫助擴大了IJT的選民基礎。

然而，NSF與IJT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972年初一度暫時緩和。當年，巴基斯坦對印戰敗。隨後，得到印度支持的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民族主義者在與西巴基斯坦軍隊進行殘酷內戰後宣佈獨立，建立孟加拉國。NSF與IJT都對這一連串事件導致的國家分裂感到痛惜。IJT成員還積極為巴軍的反人民聯盟運動輸送青年力量（即“巴達爾旅”與“沙姆斯旅”<the Badar & Shams Brigades>，編者注：巴達爾旅、沙姆斯旅均為東巴基斯坦在巴軍支持下成立的準軍事組織。在孟加拉獨立戰爭期間負責維持治安、抓捕孟加拉獨立運動領導人、充當敢死隊。由於涉嫌參與屠殺平民，在孟加拉國獨立後，這兩個組織被控犯下戰爭罪），以協助巴軍隊清除孟加拉國民族主義者。然而，當1972年阿里·布托政府開始實施改革主義和社會主義政策時，NSF仍對此持樂觀態度。

1972年，NSF再度在卡拉奇各主要高校的學生會選舉中佔據主導地位。然而，NSF各派系不得不與俾路支學生組織（BSO）及新成立的旁遮普學生協會（PSA）等左翼民族主義學生團體結盟。IJT則利用NSF內部分裂局面乘勢而上，成功奪取旁遮普大學、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領導權；與此同時，拉瓦爾品第地區主要院校的學生會控制權仍由NSF掌握。

1972年贏得卡拉奇陶氏醫學院學生會選舉的候選人們。圖源：《黎明報》

1972年也是巴基斯坦人民黨的學生組織——人民學生聯合會（PSF）開始進入主流校園政治的一年。PSF的成立被視為人民黨政府減少對NSF依賴的方式之一，NSF領導人以及人民黨黨內激進派系一直在向布托施壓，要求他加快實施社會主義政策。最終，到1973年底，布托以黨內激進派成員頭腦發熱、不切實際為由，對該派系領導層展開清洗行動。NSF的所有派系都譴責了這次清洗，並最終撤回了對人民黨政府的支持。  

學生左派的逐漸分裂以及清洗行動的餘波，使NSF遭遇成立以來最沉重的選舉挫折。NSF再次在卡拉奇大學、旁遮普大學輸給了IJT，甚至在其連續十年掌控學生會選舉的院校中也漸失主導權。旁遮普大學的NSO也土崩瓦解。填補這一權力真空的，是獨立左派和自由派學生的聯合，其中一些人加入了PSF，而另一些人則在卡拉奇大學組建了自由學生組織（LSO）。到1974年，LSO自詡為“反IJT聯盟”（進步學生聯盟）的主導力量，該聯盟成員還包括 NSF 分支派系與 PSF。此外，信德省內陸地區的信德民族學生聯合會（SNSF），如今正與新成立的分離主義信德民族主義學生組織——“信德萬歲學生聯合會”（JSSF）形成對峙。JSSF持反巴基斯坦人民黨（PPP）立場，其學生派系已成為SNSF的主要競爭力量。

布托日漸凸顯的威權傾向，不僅讓“左傾”學生團體深感失望，更使伊斯蘭主義者與保守派勢力藉機抬頭——這些力量本在1970年大選中近乎銷聲匿跡。各高校的進步派選票開始在NSF的四個派系，以及人民學生聯合會（PSF）、自由學生組織（LSO）、俾路支學生組織（BSO）、旁遮普學生協會（PSA）等進步團體之間分流。在此背景下，進步派組建選舉聯盟成為必然。例如，卡拉奇的“進步學生聯盟”通常由LSO領導牽頭。該聯盟於1974年初成立，在1975年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選舉中，成功終結了IJT的連勝紀錄。同年，卡拉奇各大高校中NSF各派別與PSF的聯盟，為進步派帶來了自1972年以來最好的選舉結果。

1973年，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選舉期間的進步學生聯盟支持者。圖源：《黎明報》

前IJT主席，後來的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卡齊·胡塞因·艾哈邁德（Qazi Hussain Ahmed）。在他的影響力幫助下，IJT在20世紀70年代的學生會選舉中收穫頗豐。圖源：《黎明報》

在旁遮普省，儘管伊斯蘭學生聯盟（IJT）在當年的旁遮普大學學生會選舉中保住了選舉實力，但拉瓦爾品第、費薩拉巴德各學院中的進步派聯盟發起反擊，將IJT從主要學生會席位上投票罷免。同年，另一個右翼學生組織——巴基斯坦伊斯蘭學者協會（JUP）的學生分支“伊斯蘭學生協會”（ATI）也對IJT的選舉失敗起到了一定作用。與JI和IJT不同，JUP由巴雷維派遜尼派穆斯林組成並獲得支持，該學派儘管同樣保守，但教義更為寬容（編者注：巴雷維派，Barelvi school，是南亞的遜尼派教派之一，與巴基斯坦伊斯蘭教的另一主流教派“迪歐班迪派”經常發生衝突。JI和IJT，以及巴基斯坦的多個伊斯蘭教極端組織背後都有迪歐班迪教派的參與）。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舉行學生會選舉的高等院校數量翻了一番，進步學生聯盟、伊斯蘭學生聯盟（IJT）在主要城市高校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伊斯蘭學生聯盟、伊斯蘭學生協會、人民學生聯合會則在半城市地區更具優勢。拉瓦爾品第的戈登學院（Gordon College）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是民主學生聯合會（DSF）、全國學生聯合會（NSF）和進步學生聯盟的堡壘據點，但在1976年的學生會選舉中，IJT首次成功奪得該學院學生會的多數席位。

1977年同樣是大選之年，這是自1970年那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大選之後的首次選舉。回想1970年選舉前後，進步派及左翼學生團體——尤其是NSF——曾積極為人民黨搖旗吶喊，然而這一次，NSF內部各派系卻都不願再支持人民黨。究其緣由，自1973年布托從黨內清除強硬左翼分子，繼而又派軍隊鎮壓俾路支叛亂分子起，這些左翼力量便對布托積怨已久。

左翼力量還指責布托背棄了人民黨最初的社會主義綱領：1974年後，他在組閣時大量吸納顯赫的封建領主與資本家，此舉明顯疏遠了左翼陣營。此外，布托還屈服於伊斯蘭主義政黨的壓力，於1974年正式宣佈阿赫邁底亞教派為非穆斯林（編者注：阿赫邁底亞教派是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少數派之一，由於在教義上與傳統伊斯蘭教相去甚遠，許多穆斯林並不承認他們屬於穆斯林<這也是JI等伊斯蘭保守黨派的一貫主張>，並常藉此挑起教派衝突）。當時，唯一願意支持人民黨的進步學生團體，自然是該黨自身的學生分支——人民學生聯合會（PSF）。彼時PSF已在巴基斯坦各地的高校中紮下深厚根基：儘管它能在信德省內陸地區及拉瓦爾品第的部分學院中獨自拿下學生會選舉，但在卡拉奇和拉合爾，卻不得不與其他進步主義、社會主義學生團體聯手結盟。

1977年大選落幕之後，局勢陷入一片動盪。由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牽頭的九黨反對聯盟——巴基斯坦民族聯盟（PNA）——公開指控布托政權操縱選舉。緊接着，PNA便發起了針對人民黨政府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在卡拉奇和拉合爾，多場抗議活動演變為暴力衝突，布托不得不調派軍隊進駐，並在動亂地區實施宵禁。伊斯蘭學生聯盟（IJT）在卡拉奇大學被取締前，曾在此組織過激烈的反人民黨示威；而在旁遮普省，正是IJT在旁遮普大學與戈登學院的活躍分子，為當地運動注入了強大動力。

在1977年4月由PNA舉行的反布托運動期間，IJT在拉瓦爾品第的戈登學院外舉行示威集會。圖源：《黎明報》

布托親手提拔的陸軍參謀長齊亞·哈克將軍（Muhammad Ziaul Haq）以騷亂為藉口，於1977年7月5日宣佈實施該國第三次軍事管制。當齊亞邀請伊斯蘭大會黨成員組建首屆內閣（以助其“使巴基斯坦伊斯蘭化”）時，IJT臭名昭著的“雷霆小隊”（Thunder Squad）開始肆意妄為——這支於20世紀60年代在卡拉奇、拉合爾高校組建的隊伍，本就以對抗左翼學生活動家為宗旨，如今更是變本加厲地騷擾、毆打異見者。為應對進步學生面臨的新挑戰，1978年，NSF、PSF、LSO和DSF攜手，在旁遮普大學、戈登學院，以及新落成的伊斯蘭堡真納大學（Quaid-e-Azam University）聯合組建了旁遮普進步學生聯盟（PPSA）。

由於齊亞對PSF、NSF的嚴厲鎮壓，以及IJT製造的暴力騷擾事件日益增多，PPSA贏得了廣泛同情，在1978年拉瓦爾品第、伊斯蘭堡以及拉合爾多所學院的學生會選舉中大敗IJT。這是自1972年IJT開始主導旁遮普省學生政治以來，在該省遭遇的最慘重失利。1978年，卡拉奇大學學生阿爾塔夫·侯賽因（Altaf Hussain）成立了全巴基斯坦穆哈吉爾學生組織（APMSO）。該組織初期成員包括一小部分前IJT成員，後來又有幾位進步派人士加入——他們是1977年NSF兩個派系分裂後遊離出來的成員。

APMSO自稱持進步觀點，並致力於為母語是烏爾都語的學生（Mohajirs，特指1947年印巴分治後，從印度遷徙到巴基斯坦的講烏爾都語的穆斯林羣體及其後裔）爭取權益，並指責布托的配額制度和“旁遮普的政治經濟霸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儘管暴力事件頻發（通常涉及PSF、APMSO和NSF成員與IJT“雷霆小隊”之間的衝突），卡拉奇大學仍設法在1979年舉行了學生會選舉。此次選舉中，雖受齊亞政權打壓但仍勉強存續的“進步學生聯盟”在多個學生會職位上擊敗了IJT，但最重要的職位仍由IJT贏得。IJT也是巴基斯坦學生政治中最早引入現代化武器的組織——在1979年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選舉期間，有人目睹“雷霆小隊”成員攜帶AK-47步槍出現在校園內。

當齊亞以“涉嫌下令實施政治謀殺”為由處死布托時，巴基斯坦人民黨指責齊亞通過一場走過場的不公正審判實施了“司法謀殺”。作為回應，齊亞軍政府加大了對進步學生組織成員——尤其是人民學生聯合會（PSF）——的迫害與懲罰力度。通過逮捕、監禁和酷刑等手段，軍政府最終成功瓦解了卡拉奇大學的進步學生聯盟。然而，在旁遮普省，旁遮普進步學生聯盟（PPSA）在1979年真納大學的學生會選舉中再次擊敗IJT，並隨後為進步陣營奪回了戈登學院的控制權——該學院曾在1976年選舉中被IJT佔據。

至此，巴基斯坦學生會運動（student unionism）最蓬勃的十年落下帷幕。在1970年至1977年間，定期的學生會選舉曾讓學生們得以通過民主方式解決意識形態與行政事務。這七年中，校園暴力事件通常不涉及槍支使用，學生死亡人數也遠少於1954年和1968年警方鎮壓造成的傷亡。然而，1977至1979年間的事件徹底改變了局面——精良武器首次現身大學校園，左翼與右翼的意識形態鬥爭變得空前殘酷。這一切為未來埋下伏筆：巴基斯坦學生政治即將步入其最艱難、也最具決定性的鬥爭階段。

四、憤怒之日

隨着布托的倒台和伊斯蘭大會黨在齊亞·哈克軍政府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IJT愈加肆無忌憚，開始從一個民主的保守派學生團體，轉變為一個威權傾向日益明顯的組織。其威權傾向之甚，有時甚至連其母黨伊斯蘭大會黨都難以掌控。與此同時，巴基斯坦人民黨的學生組織人民學生聯合會（PSF）在齊亞獨裁政權的逮捕和壓制下承受巨大壓力，也變得更加暴力——儘管原因與IJT截然不同。許多PSF成員僅僅因為喊出“布托萬歲！”（Jeeay Bhutto！）的口號，就遭到監禁、酷刑甚至鞭笞。

在這種境況下，在卡拉奇，PSF湧現出了其最臭名昭著的領導人之一——薩拉姆拉·蒂普（Salamullah Tipu）。蒂普出身卡拉奇一個下層中產階級家庭，1974-75年曾是NSF的成員。他於1977年左右轉投PSF，並被卡拉奇的伊斯蘭學生聯盟（IJT）冠以“恐怖分子”的惡名。當時，每天都有數十名巴基斯坦人民黨和PSF工作人員被捕，自1978年起，這兩個組織的數百名成員被關押在巴全國各地擁擠不堪的監獄中。

蒂普的海報：怪物變成了浪漫的英雄？蒂普1984年在喀布爾去世。圖源：《黎明報》

在信德省內陸和拉瓦爾品第的各大高校，伊斯蘭堡的真納大學以及白沙瓦大學。PSF的反齊亞政權活動最為活躍。PSF在白沙瓦大學的影響力顯著提升，正是在這裏，一些PSF領導人目睹了IJT成員從阿富汗軍火商手中獲取AK-47突擊步槍的情景——這些商人在蘇聯軍隊佔領阿富汗後，開始湧入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現開伯爾-普什圖赫瓦省）。

然後，這些IJT成員安排這些軍火商人與從卡拉奇趕來的IJT幹部見面。據悉，由於美國開始向駐紮在白沙瓦的所謂反蘇“聖戰者”組織大量輸送武器，許多槍支被巴基斯坦、阿富汗兩國的中間商以極低價格轉賣給了前來採購的IJT成員（編者注：在當時，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巴合作訓練“聖戰者”對抗蘇聯，有大量武器在阿巴邊境流轉。著名的巴基斯坦“槍匠村”達拉·阿達姆·海勒<Darra Adam Khel>就在這個時候作為中轉站，接收了巴軍、美軍的大量訂單，並擁有了自產現代化輕武器的能力，至今還因“白沙瓦手搓出品”聞名中國互聯網）。而在卡拉奇大學，進步學生聯盟已在政府鎮壓以及裝備精良的IJT武裝脅迫下土崩瓦解。

一羣來自卡拉奇的PSF活動分子也聯繫上了那些一直向IJT成員供應武器的白沙瓦軍火商，併為本組織購買了一批AK-47步槍。這支由薩拉姆拉·蒂普領導的激進派系，逐漸發展成PSF內部主張武裝反抗齊亞統治的無政府主義軍事翼。此時進步學生聯盟已分崩離析，各成員黨派在齊亞政府的鎮壓和IJT的暴力夾擊下束手無策。蒂普率領這支武裝力量重返卡拉奇大學，開啓了更為激烈的對抗階段。

蒂普和一羣PSF武裝分子現身校園，駕駛着一輛懸掛巴基斯坦人民黨旗幟（這在當時已屬大逆不道）的白色汽車四處遊蕩，高喊“布托萬歲”口號。在一次針對IJT集會的襲擊中，蒂普開槍擊斃了該組織一名高層領袖。儘管早在1979年，IJT就率先將精良武器引入卡拉奇大學校園，但最終打響奪命第一槍的卻是PSF成員——這名IJT領袖成為該校武裝衝突中首位殞命的學生。

IJT立即對提普提起刑事訴訟。蒂普帶領一隊PSF成員潛逃至白沙瓦，隨後秘密越境進入阿富汗。他們一路徒步搭車抵達喀布爾——當時這座城市正處於蘇聯軍隊和蘇聯扶植的巴布拉克·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共產主義政府控制之下。在那裏，他們受到了遇害前總理阿里·布托的兒子穆爾塔扎（Murtaza Bhutto）和沙納瓦茲（Shahnawaz Bhutto）的迎接。這對兄弟在1979年齊亞獨裁政權絞死布托後便流亡至阿富汗，並在親蘇阿富汗政府支持下組建了反齊亞遊擊組織“佐勒菲卡爾旅”（Al-Zulfikar Organisation，AZO）。主要由來自卡拉奇、信德內陸和旁遮普的PSF武裝分子構成，這些成員同樣為躲避齊亞鎮壓而潛逃至喀布爾。到1981年，AZO已成功實施多起銀行劫案和暗殺行動，甚至企圖刺殺訪問卡拉奇的羅馬教皇。

薩拉穆拉·蒂普和他的PSF武裝分子團伙接受了阿富汗情報機構國家信息服務部（KHAD）的訓練，之後他們潛回巴基斯坦，劫持了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PIA）的國內航班。該航班被首先劫持至喀布爾機場，蒂普和他的手下在此向齊亞政權提交了一份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其中包括：巴基斯坦人民黨與PSF活動人士、部分NSF成員，以及某些左翼俾路支和普什圖民族主義政黨成員。這些政治犯自1977-78年起便被關押在巴基斯坦各地監獄。

由於巴基斯坦政府最初拒絕妥協，蒂普誤將機上一名巴外交官當作齊亞情報機構成員處決——而此人實際並非情報人員。作為報復，數百名反齊亞活動人士被齊亞軍政府圍捕並在軍事法庭受審，其中包括多名PSF成員，最終有四人於1985年被處以絞刑。

在卡拉奇大學，隨着進步聯盟的解散，IJT再次對PSF、NSF實施暴力打壓。面對這一局勢，一位資深進步主義領袖扎法爾·阿里夫（Zafar Arif）呼籲各進步學生團體組建全新聯盟，以對抗政府鎮壓和IJT的暴力行徑。1981年初，各派代表在扎法爾·阿里夫家中召開會議，聯合學生運動（United Students Movement，USM）正式成立。USM制定了一項雙管齊下的戰略：首先，該聯盟將作為一個新的聯合選舉團體，在卡拉奇大學學生會選舉中對抗IJT等右翼學生政黨。其次，新聯盟還決定在其他更具對抗性的領域正面迎擊IJT，為此，USM計劃武裝自己。另一方面，PSF和NSF在同一所大學組建了“學生民主陣線”（Taliba Jamhoori Mahaz），並在學生會選舉中支持USM。

1981年初，一些IJT成員在卡拉奇大學槍殺了一名USM活動人士。隨後，正如預料的那樣，1981年卡拉奇學生會選舉當天，暴力事件爆發。為了對抗IJT的武裝分支“雷霆小隊”，一羣由俾路支學生組織（BSO）的波羅·俾路支（Boro Baloch），以及PSF的希林·汗（Shireen Khan）領導的進步派武裝分子從內德大學（NED University）進入卡拉奇大學。很快，兩派之間爆發了槍戰。武裝的IJT成員據守學生會辦公室，而波羅的隊伍則佔據了附近建築屋頂。激烈交火持續約半小時，雙方均有人員受傷，但IJT成員達尼什受重傷，後不治身亡。

IJT成員達尼什，1982年被USM激進分子殺害。圖源：《黎明報》

1982年初，USM框架下的一個小黨派——全巴基斯坦穆哈吉爾學生組織（APMSO）的成員遭到IJT阻攔，無法進入卡拉奇大學。APMSO由一批1974年退出IJT的前IJT成員於1978年建立，旨在為卡拉奇的烏爾都語學生（穆哈吉爾人）爭取權益。APMSO在1981年加入USM時，自稱具有進步性質，但在學生會選舉中卻無力為聯盟提供有競爭力的候選人。由於擔心無法承受IJT施加的壓力，APMSO向USM內規模較大的盟友請求武器支援。PSF和NSF同意向APMSO出售少量防禦性武器。至此，幾乎所有巴基斯坦主要學生組織都已武裝起來——有報道甚至稱IJT獲得了數具火箭筒，藏匿於該黨控制的卡拉奇大學宿舍內。

1979年，APMSO創始人阿塔夫·胡塞因（Altaf Hussain）在卡拉奇對他的支持者演講。圖源：《黎明報》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對卡拉奇、信德省、旁遮普北部和白沙瓦地區的進步學生黨派，特別是左傾/進步學生聯盟在選舉中的復甦態勢感到擔憂。巴政府認為，這些聯盟可能會被巴基斯坦人民黨領導的反齊亞聯盟——“民主復原運動”（the 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MRD）——在其即將發起的抗議運動中利用，儘管像PSF、NSF這樣的學生組織早已參與各類反齊亞活動。

在阿巴斯將軍（Sadiq-ur-Rashid Ibrahim Abbasi）領導下的信德省政府警告巴中央政府：儘管伊斯蘭大會黨一直支持齊亞軍政府，並利用其學生翼IJT壓制教育機構中的反政治活動與思潮，但1981至1982年的學生會選舉結果表明，IJT的影響力正在迅速衰退。信德省政府的顧問們還警告中央政府，這種情況不僅會加劇校園暴力，更可能導致暴力活動轉向針對政府。他們同時指出，IJT正在迅速脱離伊斯蘭大會黨的控制範圍。1983年學生會選舉中，IJT在旁遮普大學（PU）遭遇進步派的猛烈攻擊，而PSF則在旁遮普省半城市地區的高校選舉中大獲全勝。

旁遮普進步學生聯盟（The Punjab Progressive Students Alliance）仍然由NSF、PSF以及DSF、獨立學生聯盟（Istaqlal Students Federation，ISF）和真納學生聯盟（Quaid-e-Azam Students Federation，QSF）旗下的自由派團體領導，再次在拉瓦爾品第各高校以及真納大學（Quaid-e-Azam University）的選舉中大獲全勝；而PSF則在白沙瓦大學的選舉中斬獲最多學生會席位。

IJT在全國多數高校的選舉中遭遇全面挫敗。1984年初，有消息稱，蒂普已被阿富汗喀布爾當局處決。蒂普對穆爾塔扎·布托構成了威脅，據稱這位布托之子已對蒂普日漸猜忌。蒂普至今仍埋葬在喀布爾的某個地方，而當年協助他劫持巴航客機的PSF同僚則流亡利比亞定居。

1984年卡拉奇學生會選舉前夕，巴政府突然宣佈全面取締學生會活動，理由是這些組織暴力事件頻發。但實質動因在於情報顯示：反政府學生聯盟已形成強勁的選舉勢頭和政治動能，極有可能掀起新一輪學生運動——就像20世紀60年代末那場最終推翻阿尤布·汗（Ayub Khan）統治的學生運動一樣。

IJT在1983年巴基斯坦各地學生會選舉中遭遇的全面潰敗，已然清楚印證了上述局勢評估。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面對禁令，IJT的反應出乎意料：它公然違抗母黨伊斯蘭大會黨對禁令的支持立場，加入其他學生團體的抗議陣營，甚至要求母黨撤回對齊亞政權的支持。在卡拉奇，抗議活動最為激烈——兩個月內，IJT、PSF和NSF的成員焚燒了數十輛政府車輛，並與防暴警察展開街頭衝突。

在來自學生翼IJT的壓力下，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意識到支持齊亞已開始給本黨帶來負面效應，因此收斂了對齊亞軍政府的露骨支持。然而，該黨與當局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並繼續向政府提供間接支持——其中一項關鍵條件是政府必須允許IJT在大學校園繼續自由活動。這項協議導致IJT突然宣佈退出反禁令運動，因為當局開始對USM和旁遮普進步學生聯盟進行新一輪鎮壓。1984年臨近歲末之際，該年度學生會選舉宣告取消。至此，1983年成為巴基斯坦舉行全國性學生會選舉的最後一年。

五、日漸式微

儘管學生組織在大多數公立高校依然活躍，並繼續參與學生會選舉，但這些選舉被當局宣佈無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傳統學生政治的迅速式微，各類高校（尤其是私立院校）開始被某些難以捉摸的社會政治團體悄然滲透。不過，這些團體未能在公立校園立足，主要因為傳統學生黨派仍佔據着這些陣地。

這些新興團體的目標受眾，是那些身處“腐敗民主”與政治化的神職人員之間的城市中產階級青年。根據他們的分析，新一代年輕人正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這些團體（至少在教育機構中）的運作方式與傳統學生組織截然不同——他們聲稱遠離政治，表面上致力於幫助學生成為更優秀、更成功的穆斯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能夠進入私立校園的兩大主要團體均具有伊斯蘭背景：一個是福音派的達瓦宣教團（Tableeghi Jamaat），另一個是伊斯蘭解放黨（Hizb-ut-Tahrir），後者最初成立於英國，主張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現代哈里發國。

深知學生們對20世紀80年代公立校園傳統學生團體暴力行徑的厭惡，達瓦宣教團和伊斯蘭解放黨轉而以更具社會性的議程滲透私立教育機構。這些團體不宣揚政治意識形態，而是強調“社會行為”改造——比如，指導學生如何通過言行舉止成為“更合格的穆斯林”（better Muslims）。但這樣的做法顯然並非與政治完全絕緣，至少伊斯蘭解放黨本質上仍是一個以“統一烏瑪”（unify the ummah，通過建立現代哈里發國實現這一目標）為綱領的政治組織。該組織目前在巴基斯坦屬於非法團體。因此，伊斯蘭解放黨、達瓦宣教團在巴基斯坦私立院校的佈道所產生的政治影響，使得許多巴學生趨近於許多後冷戰時期右翼激進團體所兜售的世界觀——這或許造就了巴基斯坦迄今為止最為保守、卻也最為脆弱的城市中產階級青年一代。

支持伊斯蘭解放黨的年輕女性。圖源：《黎明報》

作者簡介：納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巴基斯坦記者、文化評論家、作家及歷史學家，長期為巴基斯坦主流英文媒體（如《黎明報》《國際新聞報》）及印度部分報紙撰稿，以反傳統、諷刺風格聞名。

本文編譯自巴基斯坦《黎明報》（Dawn）2014年7月3日文章，原標題為Student politics in Pakistan: A celebration, lament & history，原文鏈接為：https://www.dawn.com/news/111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