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過太多迷失在系統裏、找不到自我價值的精英_風聞

​【導讀】近年來，世界格局深度演變，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模式轉型期。社會上升渠道日漸收窄，青年人憤懣於“內卷”式的無效競爭，又在身不由己的無力感中以“躺平”自嘲。理想主義和個人追求，似乎變成了一種虛妄的幻覺，迷惘中的青年人被敦促着向他們所抗拒的“現實世界”妥協。

然而，在同樣的背景下，我們也看到了許多試圖回應時代變局的新實踐。《文化縱橫》去年第1期“內卷之外”，正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遠方”的青年人，開始嘗試在整體失活的社會現狀中，發掘屬於這一代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這一羣體的代表之一，是青年土木工程師曹豐澤。他在《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一書中，詳細記錄了他不甘於“內卷”、前往非洲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心路歷程與所見所聞。他對自身經歷的省思和總結，不止“清華博士去非洲”的醒目標籤，更體現出當代青年所繼承的進取、向上、開拓、建設的精神。

在新書分享會上，曹豐澤從個人經歷出發，圍繞多個主題，試圖探討“在當今這個劇變的時代裏，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如何捍衞自己搖搖欲墜的價值”。回顧既往的駐外經歷，他的實踐指出了一條更多元、更交叉的人生道路，卻也提出了面向未來的新疑問。“非洲”或許是短期的解決方案，但再多的“非洲”，也不可能解決所有人面臨的價值問題。儘管尚未尋得確定的答案，但在當下，閲讀青年的故事、理解青年的焦慮，或能成為一枚透視當代中國與世界問題的稜鏡，激發讀者對自身意義與人生選擇的思考。

本文是曹豐澤於萬聖書園舉行的圖書分享會後進行的記錄，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理想與行動：當代青年的困惑與選擇

——《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圖書分享會

曹豐澤

六月底，我的1200畝大豆種子陸陸續續地發出嫩芽，在東北冷渦的澆灌下一天一個樣兒地茁壯成長，我也終於放下心來，得以離開我這座位於俄羅斯濱海邊疆區雙城子附近的簡陋農場，回到五道口。這種交織着希望與不安的心情把我帶回到了2021年盛夏。那是在我博士畢業、離開生活了九年的海淀前往非洲的前一天晚上，朋友們在一家叫做“法國小超市”的酒館為我踐行。當時的我已經受夠了北京的都市生活，車水馬龍的一切令我極度厭倦，但唯獨有兩個地方讓我割捨不下：一是這座酒水齊全，價格公道的“法國小超市”，二就是萬聖書園。

朋友們瘋狂點頭表示贊同。在一個熱愛讀書的學院路學生心中，萬聖書園有着某種特殊的崇高地位，這裏就算不是天堂，至少也是通向天堂的巴別塔。平素生活拮据的學生只要進了這個門兒，就很難控制住自己的消費慾望，花光半個月的生活費，瘋狂地購進一箱箱讓人慾罷不能的奇怪話題。在我的印象中，它們有講蘇聯的外賓商店的，有講分封制王朝的農業制度的，有講黑山共和國官員的民族構成的，有講北極科考的，有講北大西洋濤動是如何影響文明興衰的，還有講兩千年來的歐洲色情行業發展史的，旁邊不遠處的那一本則詳細地介紹了東正教儀軌。

我長嘆一聲。此去非洲，山水相隔，再回來已不知是何年月，而前方也不知是怎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被萬聖書園的書架飯來張口了整整九年，突然離開，我害怕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該喜歡些什麼。當然，到了非洲之後，我發現自己並沒有資格擁有這些幸福的煩惱，繁重而瑣碎的工地工作佔用了我全部的精力和情緒，赤道酷烈的日照剝奪了我思想中的高級需求。在極其偶然的閒暇中，只有最低俗，最直接的短視頻才能勉強刺激我的情緒。

就這樣，四年過去了。萬聖書園和非洲工地，構成了我人格中不可分割的兩面，前者讓我擁有思考的能力，後者則讓我的思考得以以實體的形式客觀存在，而非飄在虛空的邏輯當中。當我身處非洲之時，我很難深入地思考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每天只是暈頭轉向地工作，生活，吃了就睡，直到回到東北亞，烈日被地球的陰影遮蔽，我的高級需求才重新甦醒。我欣慰地發現，我體內的那個萬聖書園還沒有死，足夠長的黑夜重新激活了它，讓我得以迫不及待地把我在非洲的時光遵從某種邏輯地記錄下來。就是這本《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東方出版社對我的非洲故事十分重視，主編王學彥老師對這部書更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覆修改調整，最終讓這本書在2025年春天得以順利問世。

因為種種原因，我起初並沒有對這部書抱有太高的期望，只要它能拿到版號，順利出版，讓有緣的讀者看到我想要表達的東西，我就心滿意足。因此，當我得知最終是萬聖書園承接了我的圖書分享會時，我欣喜若狂。能在萬聖書園發佈自己的書，是我在過去十多年裏的做夢素材。當它照進現即時，沒有任何人類的語言能夠描述這種心情。

發佈會以《文化縱橫》雜誌的主編陶慶梅老師與我的對談展開。陶老師是我在寫作方面的伯樂，最開始是她邀請我在《文化縱橫》上投稿，講述我在非洲的種種故事和思考，從此我才走上了寫作之路。《文化縱橫》是嚴謹的學術期刊，這一度讓我感到十分訝異，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我的經歷寫出來會是有嚴肅價值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會寫作”的。

因為前期的宣傳較少，所以我沒敢奢望現場會來太多的讀者，但實際前來的讀者數量遠超我的預期。不僅幾十個座位上坐滿了人，大廳的後面也站滿了人。據萬聖書園的工作人員説，一場活動能來這麼多人在過去是少有的。他們中許多是學院路的學生，還有不少是專程從外地遠道而來的讀者。

絲毫不意外的是，來現場的絕大部分讀者都是男性。我對此早有預期，因為我之前的所有演講、採訪活動、播客節目等等線下活動的觀眾，包括我本人的視頻公眾號粉絲，男性的比例都超過70%。這讓陶慶梅老師感到十分驚奇，因為通常的圖書類活動中，女性參與者比例都是高於男性的。我想，不可否認的是，男性和女性感興趣的議題客觀上存在很大不同，這些不同並沒有優劣之別，但我們或許至少應該尊重並承認這些不同的客觀存在，不論這些不同是先天造成的還是後天形成的。

也正因為如此，整個活動的全過程，從陶老師與我的對談，到觀眾的提問，再到籤售環節，都沉浸在一種極度輕鬆的氛圍中。我彷彿置身於一羣兄弟們的酒局當中，嬉笑怒罵，信馬由繮。陶老師對此頗為緊張，生怕我口無遮攔，不慎説了哪些多餘的話，造成什麼麻煩，屢屢幫我來打圓場。我們儘量避免去談論過於宏大的議題，而是儘可能地多關注具體的事兒。

其實在我看來，長達兩個小時天馬行空的對談與交流中，雖然我們涉及的話題從非洲到遠東，從青年到歷史幾乎無所不包，但歸根結底，我們談論的話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當今這個劇變的時代裏，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如何捍衞自己搖搖欲墜的價值？這是一個過剩的時代。在物質生產上，人類正在飛速地擺脱對人力的需求。俄羅斯遠東的中國農場主每人能夠經營上萬畝耕地，即使在最幸運的情況下，盈利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一户的中產階層生活，那麼那些家裏只有幾十畝甚至幾畝田地的小農生產者自然而然地就被剝奪了勞動的價值。全自動汽車工廠裏的機械臂效率比人手高上幾倍，而且不怕毒氣，也從不會勞累，那打螺絲的流水線工人也就自然被剝奪了勞動的價值。在AI浪潮的衝擊下，那些原本自以為能夠靠“了不起的頭腦”而關起小樓成一統的知識分子也驚恐地發現，水已經沒過了脖子。Deepseek可以以比我們快幾百倍的效率來生產各式各樣的公文和稿件，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崗位都變得越來越像是在以工代賑。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比一般的勞動者還要更加嚴峻，因為物質生產者勞動的價值相對明顯，比如賣早餐的攤販，他做的包子對社會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知識分子的勞動價值原本就很難衡量。如今再被ai衝擊之後，“A4紙雕花”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就會陷入“我的工作究竟是不是以工代賑”的懷疑中。

明天將往何處去？在現場的討論和提問中，大家的問題歸根結底仍然來自於這裏。但其實，我與在現場的各位讀者一樣迷茫。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普適的，通用的解，可以解決每一個人面臨的問題。短期內，“非洲”——或者説更加下沉的、交叉的、多元化的人生選擇，或許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青年的發展困惑，讓更多的青年在擊破一個個信息差與資源錯配的努力中找到價值。但是，在長期中，即使是再多的“非洲”也不可能解決所有人的所有價值問題。在當今社會，不論是物質的勞動還是精神的勞動，不論是無差別的勞動還是差異化的勞動，都越來越多地可以被機器替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人，都註定要成為現代經濟生活中“無用的人”。如果我們仍然固步自封，堅持用勞動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那許多人的價值就註定要被剝奪掉。或許，我們是時候出發，去尋找一種方式，能讓人的價值超越“勞動”和“生產”而存在？

然而我終究不是一個心理醫生。我甚至無法解決自己的迷茫和價值困境，遑論他人。當我們今天在這裏貌似深入地交流完，互相鼓勵，互相寬慰之後，走出這個門，回到人潮洶湧的五道口，我們每個人的價值困境又註定只能靠我們每個人自己來面對。在這一點上，不論是海淀還是非洲，其實都沒有什麼捷徑可以走，因為想通很容易，而想開很難，那背後都必然無法避免看不到盡頭的無效勞動，痛苦與掙扎。

讓我們就此別過，各自上路吧。我們都還有好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