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leleslie：美國最高院這個Devas案判決，感覺增大了中國央企的風險_風聞

202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在Devas訴Antrix案中作出了一項重要判決，明確《外國主權豁免法》（FSIA）下，美國法院對外國政府或其機構（如中國央企）行使管轄權時，不需要證明“最低聯繫”（即被告與美國的業務或資產聯繫）。這意味着，只要滿足FSIA的豁免例外（如仲裁裁決確認）併合法送達訴訟文件，美國法院就能管轄案件。看了這個案子，校長感覺這項判決對中國央企來説，帶來了一些新的風險，尤其是在國際商務和仲裁中。

這個判決本身和中國企業木有關係，是印度的一個爭議，但系，明顯增大了對中國央企的風險三！

2005年，Devas Multimedia Private Ltd.和印度政府全資所有的Antrix Corporation Ltd.簽訂了一份合作協議。Antrix是印度航天部門（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的商業分支，負責將印度的航天技術推向市場，類似於一個“航天生意人”。Devas則是一傢俬營企業，專注於開發衞星通信技術，目標是提供多媒體廣播服務，比如互聯網和電視內容。

這份合同的核心內容是：Antrix負責建造併發射一組新的衞星，放置在地球同步軌道（GEO，位於赤道上方，能與地球自轉同步，適合通信衞星）的83°E軌道位置。然後，Antrix將部分衞星容量租給Devas，Devas利用這些容量在印度提供多媒體廣播服務。這就像Antrix造了一座“太空高速公路”，Devas租了一條車道來跑自己的業務。

雙方各司其職，合作進展順利。Antrix從印度政府獲得了項目批准，還從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負責分配衞星軌道的機構）拿到了軌道許可。Devas也不閒着，拿到了必要的網絡和電視服務牌照，找來投資人，支付了合同約定的費用，甚至在衞星建造接近完成時，雙方還成功測試了Devas的軟件和基礎設施。一切看起來都朝着發射的日子穩步前進。

但系，在2011年2月，情況卻急轉直下。就在衞星即將發射前，印度政府突然宣佈需要更多的衞星容量來滿足自身需求，尤其是寶貴的S頻段（一種用於通信的無線電頻譜）。政府認為，S頻段不能再租給商業公司使用。受到政府壓力，Antrix援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單方面終止了與Devas的協議。

Antrix聲稱，印度政府的新政策屬於不可抗力，他們無法繼續履行合同。但Devas不買賬，認為Antrix的理由站不住腳，所謂“不可抗力”是政府和Antrix自己製造的藉口，根本是違約。

Devas決定討個説法。根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他們向ICC提起仲裁，指控Antrix違約，理由是“不可抗力”並非外部不可控事件，而是Antrix和印度政府自導自演。2015年9月14日，仲裁庭三位仲裁員一致裁定Devas勝訴，認定Antrix錯誤終止合同，違反了印度法律下的合同義務。仲裁庭判Antrix賠償Devas 5.625億美元，外加利息。

這筆賠償金額不小，摺合人民幣約40億元，而且加上利息後，金額還在不斷累積。Devas拿到這份裁決後，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確認和執行，希望把裁決變成可強制執行的法院判決。

Devas首先在法國和英國申請確認仲裁裁決。根據《紐約公約》，締約國法院有義務承認和執行其他國家的仲裁裁決。法國和英國作為《紐約公約》成員國，順利確認了Devas的裁決，相當於給裁決蓋上了“國際通行證”的章。這為Devas在其他國家追債鋪平了道路。

2018年9月，Devas將目光轉向美國，向華盛頓西區地方法院申請確認裁決。他們引用FSIA的“仲裁例外”，認為美國法院有權管轄，因為裁決受《紐約公約》約束。地方法院支持了Devas，確認了裁決，並判Antrix支付12.9億美元（包括本金、利息和訴訟費用）。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Antrix不服，提出上訴，辯稱法院缺乏管轄權，理由是Antrix與美國沒有足夠聯繫。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受理了上訴，並於2023年8月1日作出裁決，推翻了地方法院的決定。第九巡迴法院認為，根據其先例（1980年的Gonzalez案），FSIA要求進行“最低聯繫”分析，即被告必須與美國有足夠的事務或資產聯繫。法院認定Antrix在美國幾乎沒有業務或資產，聯繫不足，因此美國法院無權管轄，裁決不能在美國執行。

Devas不甘心，向美國最高法院申請certiorari，要求澄清FSIA是否真的需要“最低聯繫”。2025年6月5日，最高法院全票通過，推翻了第九巡迴法院的判決，作出以下關鍵裁定：

第一是FSIA的管轄規則：根據FSIA的個人管轄權條款（28 U.S.C. §1330(b)），只要滿足兩個條件，美國法院就對外國政府或其機構有管轄權：

一個是豁免例外適用：FSIA列出了一些例外情況（如仲裁例外、商業活動例外），讓外國政府失去豁免權。在Devas案中，“仲裁例外”適用，因為裁決受《紐約公約》約束。

二是合法送達：原告按FSIA的特殊送達規則（28 U.S.C. §1608）將訴訟文件送達被告。Antrix承認收到了合法送達。

美帝最高法院強調，FSIA的文本中完全沒有“最低聯繫”要求，法院不能擅自加入這一條件。這一通分析，首先是立法歷史的澄清，最高法院審查了FSIA的立法歷史，發現國會認為豁免例外本身已包含與美國的必要聯繫，無需額外“最低聯繫”測試。比如，仲裁例外要求裁決受國際條約約束，這已經足夠。

but，最高法院迴避了憲法“正當程序條款”是否要求“最低聯繫”的問題，因為第九巡迴法院沒討論這點。法院將案子發回，要求下級法院繼續審理其他論點。

這場判決對中國央企等外國國有企業意義重大。過去，“最低聯繫”要求為央企在美國被訴或執行裁決提供了一定保護。如今，這一門檻被移除，只要滿足FSIA的豁免例外和送達要求，美國法院就能管轄案件。這增加了央企在美國面臨訴訟或裁決執行的風險，尤其是在涉及國際仲裁的案件中。

中國央企在全球業務中常涉及能源、基建等領域的國際合同，容易面臨仲裁或訴訟。勒個案子的判決對央企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個，當然系仲裁裁決在美帝執行更容易了三，過去，“最低聯繫”要求讓央企在美國被追債有一定保護。現在，只要裁決符合《紐約公約》且送達合法，美國法院就能管轄。這增加了央企在美國被執行仲裁裁決的風險；

第二個，可能的商業活動訴訟風險上升：FSIA的商業活動例外允許對央企在美國或對美國有“直接影響”的商業行為提起訴訟。判決取消“最低聯繫”要求後，外國公司可能更容易在美國起訴央企，比如因跨境項目導致的糾紛。

第三個，資產暴露風險加大：美國法院的“發現”程序能深入調查央企的資產信息，美國法院的調查程序能挖出央企的全球資產線索，增加執行可能性。而且即使當前沒資產，判決的長期有效性（通常10年以上）可能“守株待兔”，等待央企可能在美國出現的資產，勒個案子裏面，Devas通過美國訴訟發現了Antrix在東弗吉尼亞區的資產，這對央企是警示。

另外，還闊能帶來聲譽和談判壓力，美國法院的判決可能影響央企的國際聲譽、信用評級或合作機會。對方可能利用在美帝的判決施壓，迫使央企和解或支付賠償。

為此感覺，美國最高院在Devas勒個案子中的判決，降低了外國公司在美起訴央企或執行仲裁裁決的門檻，在全球化的法律環境中，央企需更加謹慎地管理合同、資產和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