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日本侵華五十年（1894-1945）之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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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發説明：本文於2021年05月13日開始，在公眾號上分九次連載。發表之後，不少朋友通過各種方式，提出意見或建議，甚至提供資料。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沉淪走向復興的轉折之戰。文章發佈4年多來，本人繼續關注抗戰歷史，查閲核實相關史料。值此抗戰勝利80週年之際，筆者在對本文做了較大修改和補充。計劃為四次發佈，此為之一：從明治維新到侵佔東北。

歡迎批評指正，歡迎討論交流。

前言：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近代史上，中國飽受列強侵辱。列強之中，日本與中國交往歷史最長，對中國傷害也最大。兩國有2000年交往歷史，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用漢字、興儒學、着唐裝。但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脱亞入歐，國力迅速上升，奉行擴張政策，矛頭直指中國，自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三次賭國運，侵華五十年，直至1945年戰敗投降，被打回原形。而中國持久抗戰，歷經堅忍，最終浴火重生，開啓復興征程。本文試圖探討日本侵華五十年的前因後果。牢記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吸取教訓，更好地面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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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開國：也是在炮艦威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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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歷史：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交往源遠流長。在兩國2000年的交往史上，絕大多數時期是友好的。日本古稱倭國。正史最早記載中日交往的，是《後漢書·東夷傳》。公元57年(後漢建武中元2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1784年，日本九州志賀島發現鑄有“漢倭奴國王”金印一方，證明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這枚金印現存於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從此開始，中國文化源源東傳，漢字也傳入日本，併成為古代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公元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日本列島中的卑彌呼國遣使“朝獻”，魏帝（曹芳）授卑彌呼女王“親魏倭王”，並派使者持沼書、印綏及禮物等隨日使至日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遣使赴日。公元661年（唐顯慶六年），倭國夜郎自大，派兵支援百濟，與大唐抗衡。結果，唐軍在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倭軍“或溺死、或被斬，盡皆沉於白江口水底”。自此以後，倭國以唐為師，“遣唐使”和留學生絡繹不絕。其中遣唐使就派遣了19批。公元701年，倭國第42代文武天皇仿大唐永徽律令，發佈大寶律令，行唐制，並定國號為日本。公元1274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兩次派兵攻打日本，均遭颱風襲擊而失敗。到明代，雙方先是在永樂年間建立朝貢貿易關係，簽訂《永樂勘合貿易條約》，後因倭寇猖獗而關係惡化；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雙方於1592-1598年（明萬曆20-26年）在朝鮮發生一場戰爭，以明軍勝利而結束。中國史稱萬曆朝鮮之役。在雙方的交往史上，日本一直尊中國為師長，直到日本明治維新。在中國，方士徐福的故事流傳甚廣，甚至傳其為日本第一代天皇。《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兩處記載出入較大，且只説徐福“入海”，至於“平原廣澤”是哪裏？沒有下文。所以，徐福東渡日本只是傳説而已，無從考證。順便説一下：在中國周邊的漢文化圈中，目前仍使用漢字的唯有日本。2010年，日本公佈了最新常用漢字表，共收錄2136個字。實際上，日語中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源自漢字楷書、草書的偏旁或筆畫，實際上是漢字的變體或省略。

幕藩體制：在日本歷史上，明治維新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標誌着日本近代史的開端，也奠定了近代日本崛起的基礎。因此，在介紹日本侵華之前，有必要介紹一下明治維新及其前後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經歷了近700年的幕藩體制時代，是一個由200多個“藩”組成的國家。所謂的“藩”，就是一個個地方諸侯，有自己的領地、家臣和軍隊，與中國歷史上的東周（春秋戰國）時期非常相似，是典型的封建體制。所不同的，是日本幕藩體制下，除了有天皇之外，名義上還有一個叫幕府的中央政府。但各藩由被稱為“大名”的封建領主治理，基本上是各自為政，沒有形成過中央集權統治。幕府同時也是眾多的藩之一，是最大的藩，佔有全日本約20%的領地。幕府及其最高長官幕府將軍（稱號為徵夷大將軍）的地位，與中國東漢末年曹操的丞相府及丞相非常相似，“挾天子以令諸侯”。日本自從1185年（中國南宋淳熙12年）開啓幕府時代，先後經歷了鎌倉、室町和江户三個幕府時期。與天皇一樣，幕府將軍也實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血統繼承製度。曹操去世時，曹丕起初也是繼丞相位，但不到1年就篡位稱帝。而日本的幕府將軍從來沒有篡位當天皇一説。在幕府時期，天皇名義上是全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但實際上只是擺設，沒有自己的地盤，沒有自己的軍隊，經濟上也不自主，經常在過年的時候連年糕都吃不上。江户幕府開府之初，第一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為天皇提供了3萬石（古代日本的1石相當於180公斤）的領地，供整個天皇家族吃喝住用。這在當時也就是個小地主的經濟條件，但好歹也算解決了温飽問題。所以，那時的日本天皇，完全仰幕府之鼻息，與東漢最後一任皇帝漢獻帝的境遇差不多。日本也改朝換代，但與中國不一樣的是，日本改朝換代是換幕府，而不是換皇家，沒有篡奪天皇皇位一説。所以，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血統傳續從沒中斷過。江户幕府是日本的最後一代幕府，1603年開府，1868年在倒幕運動中垮台。

鎖國令：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其封閉和落後程度，更甚於當時的大清帝國。自16世紀中葉起，西方列強開始與日本開展貿易，傳教士也隨之到日本傳教，並吸引了不少大名及各階層民眾信奉天主教。與中國相類似，日本也出現過教民衝突，即隨着教民的增加，教會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增多。同時，與西方開展貿易，對日本當時以自耕農為主的封建經濟產生了較大的衝擊。江户幕府建立之初，就認定海外貿易和傳教活動威脅到幕藩體制，便開始禁止傳教活動，頒佈了“禁教令”。1637年10月，在禁教令和連年天災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爆發了九州島原半島等地天主教徒和農民反抗幕府的大起義，史稱島原起義或島原之亂（是起義還是叛亂，就看以什麼立場做評判）。這次起義被鎮壓後，江户幕府更加認定海外貿易和傳教活動對幕藩體制是巨大威脅。為此，江户幕府下決心實行鎖國政策，從1633年起，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先後5次發佈鎖國令，實施海禁，禁止對外交通、貿易和人員交流。這似乎也是向中國學的，只是日本做得更狠、更堅決：在發佈鎖國令的同時，還下達“異國船打退令”，在各港口海上劃了一條“打沉線”，明令“異國船擅入此線、本國船擅出此線者，一律開炮打沉”。但鎖國令卻對兩個國家開了口子：一個是長期被日本尊為師長的中國，一個是對幕府友好並幫助日本鎮壓內亂的荷蘭。這個鎖國令持續了200多年，直到“黑船事件”發生。

黑船事件：1853年7月，美國海軍准將佩裏率領4艘軍艦，闖入江户灣（今東京灣）內，直到橫濱附近，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由於美國軍艦艦體漆成黑色，被日本人稱之為“黑船”。這次，美國（不是中國，也不是荷蘭）軍艦越過了“打沉線”，但幕府並沒有下令開炮。因為他們知道：在10多年前，一直被日本尊為師長、也更為強大的中國，就被英國的炮艦給打敗了。連“老師”都打不贏這些西方列強，幕府怎麼敢下令開炮？不敢打就不打，但佩裏的要求也不能不理，否則人家軍艦就不走。幕府經過一番“研究”，想出一條妙計：拖。幕府老中（幕府最高官員）派人對佩裏説：幕府將軍生病（這是事實），無法處理政務，你們明年再來吧。這裏需要説明一下：由於幕府將軍也是世襲的，不能保證後來繼位的將軍個個神武，幕府的大小事務都是老中説了算。這時的幕府將軍與天皇一樣，也成了擺設，壓根就不會處理政務。所以，幕府老中的意思，是先把佩裏給糊弄走再説，拖一天是一天。佩裏還真的信了，帶領艦隊走了，幕府老中大功告成。可到了第二年，佩裏又來了，並且帶了7艘軍艦。這次，幕府起初還是想拖，但佩裏不幹了，明確表示“不開國就開炮”。打不贏、又拖不成，只好就範了。於是，幕府接受了佩裏提出的通商要求，雙方在橫濱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這是日本與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這事與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極為相似，只是中國與英國打了2年多，最後是戰敗開國。日本則吸取了教訓，沒敢與美國開戰（日本人的學習能力就是強），就直接簽約開國了。其他西方列強見到美國得手，英國、俄國、荷蘭等紛紛仿效，強迫日本簽訂了“親善條約”。也就是説，日本也是在炮艦威逼之下，結束了延續200多年的鎖國體制，被迫開放國門。令幕府意想不到的是：這國門一開，很快就導致幕藩體制徹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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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治維新：日本近代崛起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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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旨開國：江户幕府在開府伊始，就立下兩項鐵律：一是鎖國，二是禁止天皇及各地大名染指中央政治。對於後一項，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專門制定了一部《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直接用來限制天皇。世上任何事務都有慣性，民眾思維的慣性就很強。現在第一項鐵律，即鎖國令被實際上取消了，即在美國炮艦威逼之下，幕府不得不打破“祖宗之法”，實施開國。雖説這是日本“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當時卻是捅了馬蜂窩。開國消息一出，日本國內民情洶湧，實際上是各地大名和武士等階層藉機向幕府發難。由於事體太大，為了平息各藩的反對之聲，也不知道是誰給幕府老中出了一個餿注意：在與列強簽訂條約之前，先去天皇那兒討個認可簽約的聖旨，再邀請各大名、藩士、武士、學者等階層（當然不包括最底層民眾）人士提提意見。這個主意的本意，一是讓天皇為幕府的開國政策背個書，二是疏導疏導下面的反對意見。卻不料，幕府此舉接連打破了上述兩大祖訓：鎖國體制、天皇及大名不得參與中央政治。這一下，上至天皇，下至大名及公卿家臣武士、學者等階層，被壓制了200多年的“政治”熱情，由於幕府的神操作，頓時迸發出來：首先是天皇以“逆反”的心態，堅決不下聖旨，堅決維護祖訓，不為幕府的開國政策背書；其次是各地大名反對開國的意見紛至沓來。這樣一來，幕府自已把自已給逼到了牆角：一邊是天皇不準和民意反對，一邊是列強炮艦威逼。最終，幕府抱定“寧可得罪天皇民眾、也不能得罪列強”的宗旨，討不到聖旨也要與列強簽約。本意是想平息反對聲浪的兩項舉措，不料卻把天皇和民眾潛伏的對立情緒激發出來，進而掀起了更大的波瀾。當時的日本，社會矛盾激化，排外情緒強烈，外國人頻遭襲擊，主張開國的幕府老中被刺殺。各地反幕府的大名充分利用被幕府激發出來的民眾情緒，以幕府“抗旨開國”為由，高舉“愛國救國”大旗，提出“尊王攘夷”口號，趁勢發起倒幕運動。

明治維新：1865年，倒幕派人士在長州藩和薩摩藩掌權，本來積怨頗深的兩大強藩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幕府），迅速結成倒幕聯盟，併成為全日本倒幕運動的中心和主力。1868年1月3日，以薩摩、長州兩藩為首的倒幕派人士（也可稱改革派）經過精心策劃，以即位不久的明治天皇的名義，發動武裝倒幕，擁戴年少的明治天皇召開御前會議，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大權歸於天皇，建立直接對天皇負責的中央政府，並委派倒幕派核心人物主持中央政府事務。實際上，這是反對幕府的強藩大名藉助天皇的名義，發動了一場推翻幕府的武裝起義。武裝倒幕開始後，倒幕聯盟組織以薩摩、長州兩藩軍隊為核心的天皇軍，發動針對幕府軍隊的戰爭：先是在鳥羽、伏見之戰中大敗3倍於已的幕府軍隊，再經過1年多的東征西討，徹底消滅了江户幕府的殘餘勢力，倒幕運動獲得全面勝利。在日本延續了683年的幕府時代從此終結。日本民族的學習能力極強，一直在向強國學習。舉個例子：中國清代思想家魏源寫了一本介紹世界各國情況概要的書，叫《海國圖志》；這本書在中國完全沒市場，但在一海之隔的日本，卻多次賣到脱銷，再版10多次，讀者甚眾。不得不説，日本倒幕運動的核心人物，如高杉晉作、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確是遠見卓識之士。在推翻幕府之後，這些人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仿效英、德等國建立君主立憲的國家政治制度，於1889年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推行天皇親政、議會政治和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並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結束封建制度；在思想上，大力倡導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改造落後愚昧的社會風氣；在經濟上，推動全日本的財政統一，穩定和恢復國家財政，振興實業，推廣新式技術，推動國家工業化；在教育上，實行西式教育，“脱亞入歐”，為日本政治和經濟的長期進步埋下種子；在外交上，積極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成功廢除了與外國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在軍事上，參考德國陸軍和英國海軍體制，改革軍隊編制和訓練，大力發展軍事工業，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等等。可以説：倒幕派以幕府“抗旨開國”為藉口，倒幕成功後國門開的更大了。

迅速崛起：明治維新期間推行的這一系列改革，為日本發展資本主義掃清了障礙，推動了日本社會的全面進步，成為日本歷史的轉折點。日本從此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亞洲唯一保持民族獨立、未受列強奴役的國家。對比中日兩國近代歷史，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清廷的洋務運動都發生在19世紀60—90年代，幾乎是同時，但結果卻大相徑庭。明治維新的成功是日本之幸，使日本成功走上近代化道路，並迅速成長為亞洲及世界強國。而清廷的洋務運動卻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實與兩國的歷史、文化和體制密切相關，非常複雜，三言兩語無法説得清楚。但筆者認為以下三點可為參考：一是當時幕府統治已經衰落，倒幕運動直接推翻了統治日本200多年的江户幕府，也終結了日本的封建時代，是一次比改朝換代更加徹底的革命，建立了君主立憲的國家制度；而清廷統治相對穩定，皇權之下，洋務運動只能注重於“器”的層面，“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清廷統治框架之內做文章，沒有也無法涉及國家體制層面。二是日本少有歷史負擔，一直以學生心態向西方列強學習，容易接受新事務，全面吸收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制度及技術；而清廷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歷史負擔沉重，容易固步自封。三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湧現出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以及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一大批“睜眼看世界”的傑出人物，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舉措，既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日本國情，又務實接地氣；而清廷的洋務運動及戊戌維新的很多舉措，或是表面文章，或是操之過急，嚴重脱離當時的國情民情。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崛起，開始“睜眼看世界”之後，立即步西方列強之侵略後塵，迅速走上對外擴張之路。其擴張的首選目標，就是曾尊為師長、一衣帶水的中國，進行了長達50年的侵略。就當時情況評判，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卻是中國之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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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賭國運：大陸政策的初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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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策：日本是一個島國，一直心存進軍大陸的夢想。早在1590年(明萬曆18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諸島（不包括北海道）後，就萌發了建立一個大陸帝國的戰略構想，可以説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實踐者。1591年（明萬曆19年）6月，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其野心不假掩飾：表面上是要借道朝鮮進攻明朝，實則以借道為名進攻朝鮮。當時朝鮮是明朝的附屬國，並且忠心耿耿，日本的要求當然被拒絕。次年4月，豐臣秀吉調動16萬大軍進攻朝鮮，明朝隨即抗日援朝。經過7年的萬曆朝鮮戰爭，最終擊敗日軍，使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次嘗試鎩羽而歸。其後300年，由於國力不濟，日本在大陸政策上再未採取實際行動，但其野心未死。1823年，日本經世家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中寫道：“天皇大御國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世界萬國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為經緯，則全世界悉為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僕；皇國開發他邦，必由吞併中國而肇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於支那國滿洲；故皇國之徵服滿洲，遲早雖不可知，但其為皇國所有，則屬無疑”。佐藤信淵還描述了先奪取滿洲，再奪取北京、南京，徐圖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擴張路徑。曾是日本維新元勳木户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人私塾老師的吉田松陰，在1855年提出“應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勾畫了一幅經略大陸的藍圖。這二人承繼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大陸政策思想，對日本近代影響很大。1887年2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向內閣提交《征討清國策案》，內稱：宜乘“彼（清國）兵力尚弱，折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得動彈”；建議“在歐洲各國入侵之前，擬定統轄中國之策略”；進而提出“分割18省，滿洲另立一國，又劃出西藏、蒙古，均分其力”的總方針和詳細的肢解計劃：把中國肢解為6個部分，其中大中原地區、江浙沿海及舟山台灣、澎湖等“併入日本版圖”，另外5個部分“使之獨立”為日本屬國或保護國；還明確寫道“自本年（1887年）起以5年為準備之期，然後待可乘之機而攻擊之”。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國會闡述大陸政策的理論依據，即“二線論”：把日本本土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以及中國從東北到關內的諸多領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認為“當今列國並立，維持一國之獨立，僅只防守主權線不可謂完備，必須同時保衞利益線”。自豐臣秀吉以來，佔領中國大陸始終是日本夢寐以求的目標，山縣有朋“二線論”的出籠，標誌日本大陸政策正式形成。其所謂的“利益線”，實際上就是侵略的目標線，可以根據需要或進程隨意向前推移。

開始擴張：綜合而言，日本的大陸政策大致路徑和步驟：一是佔領朝鮮，二是佔領滿蒙（中國東北），三是佔領中國內地，四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當然，隨着國力和外部形勢的變化，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一個不斷調整或演進的過程。但其核心目標一直指向中國，是確定無疑的。在世界歷史上，國力強盛即對外擴張，這似乎是一個定律，島國日本當然不會例外。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國力開始上升，遂“不甘處島國之境”，迅速走上擴張之路。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一道御筆信，與百官諸侯相誓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由於日本週邊，不是中國本土或島嶼，就是中國的附屬國。所以其“布國威於四方”的擴張目標，就是侵略中國。1875年，日本武裝侵入朝鮮，並以武力為後盾，於次年逼迫朝鮮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這個條約表面上是“日朝修好”，兩國平等，實質上內有諸多不平等條款，也是朝鮮淪為殖民地的起點。條約第一款“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直接否定了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剝奪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為之後在朝鮮排除中國勢力埋下伏筆。1879年，日本出兵吞併琉球。當時，朝鮮和琉球都是中國附屬國，日本進攻或吞併這兩個國家，矛頭實指中國，也是對中國的試探性進攻。隨着國力的持續增強，日本擴張的胃口也越來越大。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準備就緒，在大陸政策上開始付諸行動，準備“保衞利益線”，即吞併朝鮮和進攻中國。1894年，《征討清國策案》設定的5年準備期屆滿才過2年，離山縣有朋“二線論”出籠才3年多，日本就發動了甲午戰爭，大陸政策開始實施。

一賭國運：在日本近代歷史上，曾經發動三次以“國運相賭”的對外戰爭，甲午戰爭是其中的第一次（另外兩次分別是日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所以説是“賭國運”，是因為日本當時在綜合國力上並不佔優。中日兩國從19世紀60年代初，幾乎同時開啓了自強之路，中國是洋務運動，日本為明治維新。經過30多年的發展，兩國的綜合實力均大幅上升。相比於日本，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經濟規模遠超日本。在此期間，洋務派也十分軍隊硬件建設，大量購買西方先進裝備，軍事實力（當然是指硬件）當時也相當強悍。甲午開戰前，大清海軍僅北洋水師的艦艇數量噸位就曾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九，何況還有實力不弱的南洋水師；大清陸軍兵力96萬人，是日本陸軍的4倍，且裝備水平也超過日軍，同建制部隊火炮數量是日本的2-3倍。但日本一直把中國當假想敵，一直關注着中國的軍備軍隊發展，並自1890年開始，每年投入國家財政收入的60%用於發展軍備。明治天皇每年從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並從文武百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用於發展海軍。至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規模已經略超北洋水師。日本還通過樂善堂、玄洋社等間諜組織和人員，長期蒐集中國各方面的情報，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打敗中國為奮鬥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反觀清廷，其注意力主要放在西方列強上，認為列強只求貿易，不求土地；且盲目自大，長期視東洋為“蕞爾小國”，根本沒有把虎視眈眈的日本放在眼裏。雖然列強環伺，卻不注重積蓄國力，不重視軍備，“修園子重於買軍艦”。北洋水師自成立後，海軍軍費一直不足，加之貪腐盛行，精神頹廢，訓練不足，未戰而勝負已定。大清王朝甲午之敗，非“器”不如人，實“制”不如人，敗在國家體制落後上。

豪賭成功：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年）2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並迅速蔓延，朝鮮政府軍無力鎮壓，國王李熙急忙向宗主國清廷求援。清政府派遣葉志超和聶士成率2000清軍出兵朝鮮。準備多年的日本認為時機已到，便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由，也派兵進駐漢城，準備發動戰爭。日軍出發前，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實質是授權大鳥圭介挑起事端，尋找發動戰爭的藉口。後東學黨起義軍與朝鮮政府達成和議，局勢恢復平靜。危機解除後，朝鮮政府要求中日兩國撤兵。但日本不僅不撤兵，反而向朝鮮增兵，致使中國、朝鮮與日本的撤兵談判破裂。6月22日和7月14日，日本兩次向朝鮮政府發出“絕交書”。7月23日凌晨，日軍突襲漢城王宮，擊潰朝鮮守軍，挾持朝鮮國王，解散親華政府，扶植朝鮮國王的父親李昰應上台攝政，一舉控制了朝鮮政府。之後，日本唆使朝鮮親日政府斷絕與清廷的關係，並“委託”日軍驅逐駐朝清軍。面對日本的種種挑釁和增兵舉動，清廷也開始向朝鮮增兵。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在黃海豐島海面偷襲增援朝鮮的清廷軍艦，擊沉清軍租來運兵的英國商輪“高升”號，挑起了甲午戰爭。補充説明一下：日軍慣於偷襲，不僅甲午戰爭，後來的日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等，三次賭國運戰爭，都是從偷襲開始。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在陸上，清軍在平壤戰役中失敗，狂奔五百里，一路逃過鴨綠江回到國內；在海上，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慘敗。戰火隨即燒至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11月22日，日軍攻陷旅順口，製造旅順大屠殺，4天之內屠殺了2萬多中國居民。這是日本近代在中國實施的第一次大規模屠殺平民事件，後面還有很多次。之後，日軍一路北上，至1895年3月佔領整個遼東半島，前鋒抵達營口一線。1895年1月23日，日軍在山東半島的榮成登陸，2月3日佔領威海衞，2月17日攻佔劉公島，整個威海衞海軍基地全部陷落，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第一次“賭國運”大獲成功。甲午慘敗，標誌着大清30多年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從此加速沉淪；而日本卻信心倍增，其擴張野心加速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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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飲恨遼東：卧薪嚐膽等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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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條約：早在1894年11月旅順口失守後，慈禧太后擔心日軍進犯京津，趕緊派人赴日求和。但當時日軍兵鋒正盛，拒絕了清廷的議和請求。清廷在1895年1月派户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結果被日本驅逐回國。直到1895年2月，日軍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日本感覺火候已到，才同意清廷的議和要求，但指定要恭親王奕訢或李鴻章充當全權代表，並提出必須以割地、賠款為議和條件，否則“無需派代表前往日本”。當時李鴻章已是73歲高齡，老病孤舟，東渡馬關，名是議和，實是乞降。3月20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雙方代表，在日本馬關（今下關）開始議和。當時前線仍在交戰，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日本堅決不同意。3月24日談判結束後，李鴻章在返回館舍途中，突被日本浪人刺傷，在國際上造成惡劣影響。日本擔心由此引起列強幹涉，才同意休戰21天，但休戰範圍只限於遼東半島和直隸、山東等地，不包括其已經佔領的澎湖列島和準備進攻的台灣。初手出手就大獲全勝的日本，態度極其蠻橫，戰敗的大清王朝想投降都不容易。談判過程中，日本提出了極高的要價。對此，李鴻章苦苦哀求，但毫無意義。按伊藤博文的話，就是“中堂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在清廷基本上同意日本全部條件的情況下，4月17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條約主要內容有4項：一是清政府確認朝鮮獨立，實質是放棄宗主權，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佔領；二是向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三是賠償日本“軍費” 2億兩白銀，日軍暫行佔領威海衞並由清廷每年支付“佔領費”50萬兩；四是向日本商人開放七處通商口岸並免徵關税等。其實，當時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但陸軍為保存實力，作戰不盡用力，雖一敗再敗，但損失並不大，建制仍然完整。日本陸軍雖一路獲勝，但戰線拉長，已是強弩之末，且其國力支撐已近極限。如果清廷利用幅員廣闊的優勢，在陸上堅持作戰，其結果實難預料。只是，歷史就是歷史，無從假設。日本第一次出手就大敗大清帝國，並佔領了朝鮮，基本達成了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目標，後來日韓合併只是形式罷了。

飲恨遼東：由歐洲東侵至太平洋沿岸的沙俄，有一個既定的遠東政策，早已視中國東北為其囊中之物，在奪佔外東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和庫頁島等地之後，開始興建西伯利亞鐵路。其垂涎東北已久，並把朝鮮納入勢力範圍。因此，日本甲午發動甲午戰爭，割佔遼東半島及吞併朝鮮的意圖，直接衝撞了沙俄的遠東政策。1895年4月17日，即《馬關條約》簽訂當天，俄國向日本發難，其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會見德國和法國駐俄公使，表示“俄國政府決定，立即以友誼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佔領中國本土的請求。我們的計劃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項友誼的忠告，俄國正考慮三國對日本在海上採取共同軍事行動，切斷日軍在中國大陸與本土間的一切交通”。德、法兩國基於自身利益，積極響應俄國，三國結成聯盟，共同對日交涉。1895年4月23日，三國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省送達一份備忘錄，內稱“今日本國割佔遼東，既有危害中國之首都之虞，也讓朝鮮國之獨立有名無實，有礙維持遠東之和平。故今勸諭貴國確認放棄佔領遼東半島”，並限日本在15日之內答覆。更讓日本難堪的是，俄、德兩國公使還在現場發表講話：俄國公使希特羅渥説“日本永久佔領遼東半島，恐怕會招致衝突”。德國公使哥特斯米德更直白，説“日本必須讓步，因為對三國開仗是沒有希望的”。兩國直接向日本發出了戰爭威脅。日本內閣對三國備忘錄經過反覆研究後，確定了一個基本方針：對三國可以讓步，對中國寸步不讓。1895年5月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並向三國提交以下內容覆文：“日本帝國政府根據俄、德、法三國政府之友誼的忠告，決定放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但要求清廷支付1億兩贖金。後經三國及清廷交涉，贖金減到3000萬兩。日本作為新崛起的帝國，本在三國的公開威脅之下，被迫放棄已經到手的遼東半島。此事被 日本視之為奇恥大辱，一直懷恨在心。隨後利用清廷賠款（為日本年財政收入的4.35倍），其中85%用於發展軍備，期待報仇雪恨。需要説明的是，沙俄等三國出面干涉還遼，完全是出於自已利益，決非出於道義。後來沙俄在東北的所做所為，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庚子遺禍：《馬關條約》簽訂後，為約束中國按期交清賠款，日軍一直在威海衞駐紮1個旅團兵力，直到1898年5月才撤走。1900年5月，八國聯軍以“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為由，發動侵華戰爭。日軍捲土重來，在8國中最為積極，出兵也最多（2萬多人），參戰兵力超過八國聯軍總參戰兵力的一半。《辛丑條約》簽訂後，日本作為參戰國，獲得了近3500萬兩庚子賠款以及在北京、天津、山海關三角鐵路沿線駐軍的權力。1901年11月，日本依據《辛丑條約》，派出“清國駐屯軍”，在北京和天津等地駐守，司令部設在天津，受日本陸軍部直接領導。清王朝滅亡後，日本在1913年將“清國駐屯軍”改名為“支那駐屯軍”。因其駐紮在華北地區，中國人習慣上稱之為華北駐屯軍（“支那”二字有歧視之義），最初的編制約1170人，1936年擴增至5700多人，主力部署於北平（今北京）、天津、塘沽、灤縣、秦皇島及山海關之間鐵路沿線。1937年7月，在北京近郊的苑平城，正是這個只有數千規模的華北駐屯軍，面對擁有10萬之眾、戰力也相當強勁的第29軍，悍然在盧溝橋挑起七七事變。也就是説，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及《辛丑條約》賦予列強在華駐軍權這個禍根，在1937年引發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並且是在中國的京畿之地爆發。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51年間，日本只有1898年6月至1900年5月這2年時間沒在中國駐軍。此外，也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俄國乘火打劫，以“平定”東北地區的義和團為名，不僅在參戰8國中獲得了最多的庚子賠款（超過1.3億兩，佔29%），還乘清王朝自顧不暇之機，調動18萬大軍，乘機佔領了整個東北。沙俄在1895年牽頭“干涉還遼”的真正目的，此時暴露無遺。日本因“三國干涉還遼”之恥，正在卧薪嚐膽。那知才過5年，沙俄就侵佔了整個東北。這次是沙俄的行動直接衝撞了日本的大陸政策，直接“侵犯”了日本的戰略利益。對此，日本內心的憤怒可想而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日本在等待時機。

狼熊相爭：沙俄佔領東北後，義和團很快銷聲匿跡。因此，清政府一直要求沙俄撤軍。1902年4月，在清政府的交涉和列強（此次是日本最積極）的干預下，沙俄勉強與清政府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在保證其在華利益、尤其是在東北諸多特權的前提下，同意在18個月內分三期從東北撤軍。然而，俄羅斯僅第一期從東北撤出少量軍隊、做做樣子之後，便不再撤軍，並對清政府多次撤軍照會不予理睬。1902年10月，沙俄政府確立了“將來滿洲必須併入俄羅斯或隸屬於俄羅斯”的方針，沙皇隨即下令停止從東北撤軍，公開撕毀已簽訂的條約。1903年4月，在清政府以及列強的多次交涉後，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了撤軍的7項條件，包括鐵路沿線駐軍、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這與不撤軍沒什麼兩樣，其實質就是不想與清廷談什麼撤軍問題，就是要繼續賴在東北。清政府對此當然不能同意，日本也極度不滿。當然，日本此舉並非出於正義，而是不願意沙俄獨佔東北，其目的與當初沙俄“干涉還遼”如出一轍。沙俄的遠東政策與日本的大陸政策再次發生直接衝撞。在列強中後起的日本，在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得到清政府的鉅額賠款，經過數年的整軍備戰，軍事實力得到明顯提升。但與老牌帝國沙俄相比，日本在經濟和軍事實力等方面仍然有巨大差距：當時日本經濟規模只及沙俄的二十分之一（GDP真的不代表國力）；日本陸軍常備兵力（約37.5萬人）只及沙俄的三分之一；海軍艦隊規模（26萬多噸）也只及沙俄的三分之一，只與沙俄在旅順口的太平洋艦隊相當。當時，沙俄西伯利亞大鐵路僅貝加爾湖段尚未修通，全線通車已經指日可待。俄國的工業及軍事資源主要在其歐洲地區，一旦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兵力和物資可以快速運輸到遠東。時間對日本顯然不利。1902年，日本一方面提議兩國展開談判，討論“滿洲和朝鮮問題”；一方面抓緊進行對俄戰爭準備。為了爭奪中國東北，日本準備再次賭上國運，在中國的土地上與強大的沙俄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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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賭國運：成功進入中國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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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賭國運：此時的日俄兩國，一個是極力推進大陸政策、銜“干涉還遼”之恨、準備報一箭報仇的日本，一個是擴張成性、也極度瞧不起日本這個“蕞爾小邦”的沙俄，雙方的談判進程和結果可想而知。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清楚，兩國必有一戰，只是時間或時機問題。日本最初是要求沙俄承認其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以換取日本承認沙俄在東北的“特殊利益”。其目的，是想先確保吞併朝鮮，再徐圖東北。但沙俄持不妥協立場，在朝鮮和東北利益上均不讓步，也不放棄談判，明顯是在拖延時間。談判斷斷續續，進行了近2年時間。日本抓緊進行戰爭佈置，同時利用談判迷惑沙俄。由於沙俄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通車在即，日本內閣和軍部當時都認為：“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時，都會增強俄國取勝的機會”，決心儘早開戰。而俄軍高層不相信日本此時敢於開戰，所以沒有認真進行戰爭準備。在戰前準備基本就緒後，日本開始在談判中故意製造障礙，在談判條件上不斷加碼，如提出俄軍退出南滿等沙俄不可能接受的條件等，致使談判破裂。由於整體實力處於劣勢，日本的計劃是：第一步，利用沙俄軍隊準備不足之機，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殲滅在旅順口的沙俄太平洋艦隊，奪取制海權，保障陸軍在朝鮮和遼東半島登陸；第二步，集中地面部隊主力，力爭在沙俄增援部隊大規模抵達之前佔領旅順口，再殲滅在東北地區的俄軍主力。整個計劃非常周密，只待一聲令下。

再賭成功：1904年2月6日，日本照會俄羅斯終止談判，並斷絕外交關係。2天后，即2月8日午夜，日本海軍未經宣戰，偷襲沙俄在旅順口的太平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雙方在海上和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了近7個月的鏖戰。開戰之初，俄軍以裝備優勢，抗擊日軍的進攻，致使日本陸海軍損失慘重。僅進攻旅順，日本就用了7個月的時間，傷亡6萬多人，傷亡人數是俄軍的5倍。但日軍咬牙堅持，終於在1905年1月初攻佔旅順口，並於3月進佔奉天（瀋陽）。1905年5月27日，日本聯合艦隊在對馬海峽伏擊從歐洲趕來增援、已精疲力竭的沙俄第二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經過不到一天的戰鬥，以輕微的代價，基本全殲與整個日本海軍規模相當的沙俄第二太平洋艦隊。戰前極度瞧不起日本的沙俄軍隊大敗虧輸，尤其是沙俄海軍3大主力艦隊中的2個，即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基本上全軍覆沒。日本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艦隊損失，但最終取得大勝，第二次贏得了“賭國運”之戰。日本的勝利，也是近代以來，黃種人國家第一次戰勝白種人國家，白種人至上的神話宣告破裂。此次沙俄敗於日本，與大清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頗為相似，不是敗在軍事實力，也是敗在制度落後。日本早在1890年就仿效德國，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內政也比較穩定（近代日本，經過皇民教育和軍國主義洗腦，國民在對外戰爭問題上，似乎比較團結）。反觀沙俄，其主體在歐洲（其亞洲部分地廣人稀），到1905年還沒有憲法和議會，雖然軍事實力（硬件）遠超日本，但國內矛盾重重，各種起義持續不斷。此外，甲午戰爭結束後16年，清王朝滅亡；日俄戰爭結束後12年，沙俄羅曼諾夫王朝滅亡。這是題外話。

進佔東北：日軍將戰線推進至四平街一線後，已是強弩之末。而沙俄雖向東北增兵，但國內矛盾激化，也無力再戰。這時列強出面調停了，最終在美國的斡旋下，日俄開始議和。沙俄雖然戰敗，但在談判中卻態度強硬，堅決不割地、不賠款（日本提出12億日元賠償要求，是甲午賠款的4倍），只同意讓渡已經被日本佔去的權益。1905年9月5日，雙方在美國城市朴茨茅斯簽訂《和約》，其主要內容為：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在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均有卓絕之利益；俄國將旅順口和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南滿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等全部權益以及南庫頁島（該島已全部被日本佔領，等於俄國拿回去一半）讓與日本等。此後，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鮮，並在5年後（1910年）完成日韓合併，朝鮮半島成為日本的一部分，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目標完全實現。1906年1月23日，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日清關於東三省條約》，相當於為《朴茨茅斯和約》背書，使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的東北權益合法化，為其實現大陸政策的第三步創造了條件。悲催的是：甲午戰爭後，清廷與沙俄在1896年簽訂《中俄密約》，拉沙俄以對抗日本，結果導致整個東北在1900年被沙俄佔據；此後，清廷又聯日製俄。日俄戰爭爆發的第4天（2月12日），清政府以日俄兩國“均系友邦”為由，宣佈“局外中立”，實則暗中支持日本。其結果，是趕走北極熊，又掉入東洋狼的陷阱。清廷的“以夷制夷”政策，無非是引熊驅狼，或是引狼驅熊，最終被傷的還是自己。從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到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相隔10年，日本再次賭國運成功，報了“三國干涉還遼”的一箭之仇，並佔領東北南部，其大陸政策的第二步目標初步實現，其擴張野心也急劇膨脹，下一步就是佔領整個東北了。

“東北王”：自1900年沙俄乘“庚子之亂”佔據東北後，清廷在東北的地方政權陷於癱瘓。沙俄軍隊也只佔據一些要點，一時也無法建立起統治政權。處於權力真空狀態，又逢亂世之際，各路豪強紛紛佔地為王。時年25歲的綠林頭目張作霖乘勢而起，在北鎮中安堡組織保險隊，維護周邊地區的治安。張作霖的保險隊紀律嚴明，遵守法度，清除匪患，受到時人稱讚。張作霖也由此聲名鵲起，管轄範圍逐漸擴大到數十個村子。1902年（光緒28年），張作霖被官府招安，任遊擊馬隊幫帶（相當於副營長）。由於天賦機敏，善於帶兵，被招安後剿匪有功，張作霖仕途一路高升。日俄戰爭爆發後，張作霖奉行“誰給好處為誰效力”的原則，先為俄軍效力，後又為日軍效力，並得到日本人的信任和支持。至清末，張作霖已經升任第24鎮統制（相當於師長），併兼奉天巡防營總辦，執掌奉天省（現遼寧省）軍政大權。辛亥革命後，張作霖改任陸軍第27師師長，極力擴充軍隊，並玩弄手段，逐漸控制了東北三省。1918年，張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為東三省巡閲使，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1922年，張作霖督師進關，參加軍閥混戰。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後進行3次直奉戰爭，勢力最盛時到達江浙一帶。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達到其事業和人生的巔峯。1928年4月，在南京的國民政府開始二次北伐，目標就是北洋軍閥中碩果僅存的張作霖。中央軍聯合西北軍（馮玉祥）、晉軍（閻錫山）和桂軍（李宗仕）共同進攻，奉軍全線崩潰。6月2日，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率奉軍向關外退卻。6月4日清晨5時30分，張作霖所乘列車駛至瀋陽附近皇姑屯車站時，被日本人安放的炸彈所炸，張作霖受重傷並於當天不治身亡。這就是當時轟動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此事對東北局勢的未來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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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略東北：大陸政策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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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易幟：依據日俄《朴茨茅斯和約》和《日清關於東三省條約》，日本最初在東北所得到的只是“兩地一路”，即旅順口和大連租借權及南滿鐵路所有權。此後20年間，張作霖善於借勢，一直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壯大自已實力。他能夠成為東北王乃至北洋政府的陸海軍大元帥，少不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但日本人的支持絕對不是免費的。日本在東北以修築鐵路為抓手，乘俄國發生蘇維埃革命、無力東顧之機，迅速將勢力向北延伸，並逐漸擴張到東北全境。這其中也少不了張作霖的鼎力相助。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三步目標是吞併整個東北，所以一直把張作霖作為傀儡或代理人來培植。張作霖雖然草莽，但畢竟是中國人，在慾壑難填的日本人面前，還是有一定的民族氣節的，也能夠守住一些底線。面對日本人的築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損害東北主權和利益的要求，張作霖周旋、拖延、抵制甚至抗爭，逐漸招致日本人的不滿。南京國民政府開始二次北伐後，張作霖公開表達談判息兵的願望，並派代表與國民政府洽談議和，並通電“在救國志願未償之時，決不忍窮兵黷武，禍延中外”，主動後撤奉軍，避免與北伐軍作戰。這與日本極力促使東北脱離中國的既定政策相違背，因而為日本政府所不容，於是便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炸身亡後，其長子、年僅27歲的張學良繼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繼任之初，所面臨的處境可謂是內憂外患：奉軍高層暗潮湧動，士氣低落，人心不穩；北伐軍兵鋒直指山海關，日本人也在步步緊迫。形勢逼迫、國仇家恨、愛國情懷、自身利益等因素相互交織。為穩定東北局勢，張學良權衡利弊，不顧日本政府的再三“勸告”和武力威脅，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掛國民政府旗幟（即東北易幟）。東北易幟使軍閥混戰的中國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筆者認為：張學良公子哥氣，一生風流，荒唐事不少，但僅東北易幟這件事，即足以青史留名，更何況後來還發動了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西安事變”。張學良不顧利誘和威脅，堅決易幟，讓日本人在東北培植傀儡政權、欲使東北脱離中國的企圖暫時落空，招致日本人對張學良的強烈不滿。對此，意欲吞併東北的日本人怎會善罷甘休？

侵華密約：1907年7月30日，日本和沙俄，這對2年前的戰爭敵手，在聖彼得堡簽訂了一份瓜分中國的秘密協議（即侵華密約），核心內容有3點：一是將中國東北三省（又稱滿洲）劃分為南滿和北滿，分屬日本和俄國勢力範圍，並劃定了分界線；二是兩國承諾不在對方勢力範圍內謀取特權，不阻撓對方在其勢力範圍內尋求特權；三是沙俄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沙俄在中國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且不阻撓其繼續發展（當時辛亥革命還沒有爆發，清廷還在，兩國密約就涉及分離外蒙。可見從沙俄到蘇聯，早就在覬覦外蒙）。之後在當年底、1912年和1916年，兩國還先後3次對侵華密約補充和修改，在瓜分中國問題上建立排他性的軍事同盟。如在密約的第3次補充條款中，明確“兩國必要時開誠協商，制定辦法，避免中國落入任何敵視日、俄的第三國政治勢力之下；締約一方如與上述第三國宣戰時，另一方一經請求即予以援助”。這意思，簡直是把中國當作一隻無主的羔羊。兩國從日俄戰爭時的死敵，一轉眼即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日俄侵華密約簽訂後，日本開始放膽經略南滿。十月革命後，沙俄政府被推翻，蘇俄新政權自顧不暇，其在東北的勢力逐漸退出，日本乘機向北滿擴張勢力，加快侵佔整個東北的步伐。在日本的大陸政策中，侵佔中國東北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佔據了東北，進可以經略華北乃至整個中國，退可以與中國以長城劃界；而如不能控制東北，則朝鮮半島也將失去屏障，難以保障，日本只能退回本土。因此，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很快完成“日韓合併”，隨即將對外擴張的全部精力用於中國東北。

關東軍：1899年8月16日，沙俄因“干涉還遼”有功，逼迫清廷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將旅順口和大連灣約3200平方公里土地租借給俄國。由於地處山海關以東，沙俄將租借地稱之為“關東州”。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沙俄，佔領了東北南部即南滿地區。1905年9月5日，日俄簽訂《朴茨茅斯和約》，沙俄確認把大連灣與旅順口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的所有權轉讓給日本。條約還在附加條款中規定：“締約雙方有權在滿洲地區的鐵路線上保留自己的護衞隊，所保留的軍隊數量限制在每公里不超過15人”。《樸次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於當年11月派代表與清廷交涉“東三省善後事宜”，並於12月22日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迫使清廷承認了《朴茨茅斯和約》中沙俄轉讓給日本的上述權利。為管理這些新佔領區，並依據《朴茨茅斯和約》所規定的駐軍權，日本在1905年10月31日（此時日本還未與清廷交涉）設立關東總督府（次年改為關東都督府），下設陸軍部，轄1個陸軍師團和6個營的滿鐵守備隊等部隊，共10000餘人，總部設在旅順。這就是關東軍的前身和由來。1919年4月，日本將關東都督府改為關東廳，將其下屬的陸軍部升格為“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由此正式命名。從1905年設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東軍兵力因受《朴茨茅斯和約》限制，規模變化不大，約15000人。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向東北增兵，關東軍兵力開始擴大。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關東軍總兵力達到20萬人。為對付蘇聯和侵略中國，關東軍隨後急劇擴大規模，高峯時（1942年）共有31個步兵師團、12個步兵及戰車旅團、2個航空軍等部隊，人數達到120萬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大量關東軍精鋭大量被調往太平洋戰場。至二戰末期，關東軍規模縮減至約70萬人。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日本隨即投降，存在了40年的關東軍徹底覆滅。

東方會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召集有陸海軍首腦、駐華使領官員、關東軍司令高級官員等參加的“國策”會議，研究侵略中國的總方針，即後來所稱的“東方會議”。在日本侵華歷史上，東方會議是一次定“國策”的重要會議，為內閣制定對華政策交流情況，統一認識，提出意見。會後形成的《對華政策綱領》，作為會議總結和日本對華政策總方針。綱領強調“確保遠東和平，造成日華共榮，是我國對華政策的原則。而它的實施辦法，鑑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不得有所不同”。綱領共有8條，其中1-5條是“中國本土”對策，強調要採取強硬的對華外交政策，“在帝國的權利和在華日僑的生命財產遭受不法侵害時，應該斷然採取自衞的措施”。也就是説，為了保護日本在華的任何權益，可不惜向中國出兵。綱領的核心內容是6-8條的“滿蒙”對策：“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日本）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不但要作特殊的考慮，並對該地之維持和平及發展經濟，使之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為接壤的鄰邦，不能不負有特殊的責任”；“東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我國在滿蒙的特殊地位，認真地探討穩定該地政局的辦法，則帝國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支持”；“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我國在該地的特殊地位、權益有遭受損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將予以防護，並且作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發展的地方，應決心不失時機地做出適當的措施”。此即所謂的“滿蒙特殊論”或“滿蒙生命線”的由來。其最終目標，在於使東北及內蒙古地區脱離中國，為日本所控制。這是繼山縣有朋“二線論”之後，又一項侵略中國的重大理論和政策綱領，也是日本實施大陸政策第二步目標（佔領全東北）的總方針。會議還討論了對張作霖的處置辦法，認為“張作霖應充實東三省的基礎，維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防止動亂的波及”。這實際上是要張作霖作為日本的代理人，在東北維持獨立地位，防止北伐軍進入東北及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對華政策綱領》勾畫出滿蒙（從中國）分離和武力侵華的政策輪廓，標誌着日本大陸政策開始加速推進。此後不久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建立等，都是這個綱領指導下的產物。

（未完待續）

主要參考書目：

《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

《國民政府抗戰時期軍事檔案選輯》，章開沅總編

《蔣介石日記》，蔣介石著

《陳誠回憶錄》，陳誠著

《張治中回憶錄》，張治中著

《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沈予著

《中國與日本》，傅高義（美）著

《明治維新》，田中彰（日）著

《日俄戰爭》，橫手慎二（日）著

《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林三郎（日）編著

《華北治安戰》，日本防衞廳戰史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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