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我們的種族滅絕”——以色列組織對巴勒斯坦種族滅絕的控訴_風聞
芙宁娜-1分钟前
來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804
按：2025年7月，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打破沉默”）發佈了一份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報告《我們的種族滅絕》（Our Genocide），該報告長達88頁，詳細記錄和分析了自2023年10月以來以色列政府和軍方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的系統性暴力行為。這份報告不僅是對當前加沙地帶人道主義災難的深入調查，也是對以色列政權長期以來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隔離和種族清洗政策的歷史性控訴。
報告的核心論斷符合目前國際上越來越多種族滅絕學者及國際組織的判斷：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需知，B’Tselem來自以色列，主要成員為猶太裔，對自己的政府行為做出這樣的結論，是面對着極大壓力的。尤其考慮到猶太人自己就是大規模種族滅絕的受害者——以色列人從當年受害者後代，轉變為了加害者本身。
極為反諷的是，他們似乎沒有從納粹殺戮裏學到任何的東西——深受種族滅絕迫害、從小浸淫在大屠殺的紀念與反思教育包圍下的他們，本來應該成為全世界的和平力量——而他們居然在八十年之後，復刻了納粹的暴力（只差一步，就是沒有推出毒氣室，使得施暴的以色列士兵不得不忍受PTSD）
基於這樣的歷史語境，這樣的爭議性，B’Tselem得出種族滅絕的判斷並非基於情緒化的判斷，而是建立在嚴格的法律定義、大量的實證材料和深入的歷史分析之上。B’Tselem作為一個在人權領域工作超過35年的以色列組織，其立場的轉變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當一個以色列人權組織公開指控自己的政府實施種族滅絕時，這種指控的分量和可信度絕對不容忽視。
以下為B’Tselem發佈的《我們的種族滅絕》（Our Genocide）報告的摘要。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來，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已經持續了近20個月。截至2025年7月中旬，加沙地帶已有約58,026人死亡，約138,520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然而，這些數字僅僅是冰山一角。報告指出，由於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實施的嚴密封鎖和對人道主義組織、媒體機構准入的前所未有的限制，真實的傷亡數字可能遠高於官方統計。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種大規模的殺戮和摧毀並不是戰爭的“附帶損害”，而是一項有計劃、有組織的政策的結果：報告通過分析以色列高級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公開聲明，展示了明確的種族滅絕意圖。這些聲明不僅來自以色列的政府官員，還包括軍官、士兵、安全專家以及媒體和文化界人士，反映了以色列猶太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一種世界觀——加沙全體居民要麼直接對10月7日的襲擊負責，要麼至少支持這些行為，因此，他們的生命價值微不足道，毫無價值，而且構成對以色列的威脅。
一、種族滅絕的定義與法律框架
B’Tselem報告首先從種族滅絕的定義及其法律內涵出發。種族滅絕這一概念由猶太裔波蘭法學家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在二戰期間首次提出，他將其定義為對特定民族、種族、宗教或族羣各個生活層面的系統攻擊，通過多種行動摧毀該羣體生活的基本基礎，目的是消滅整個羣體。
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簡稱《種族滅絕公約》）的通過，使種族滅絕成為國際法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該公約明確規定，種族滅絕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包括以下五種具體行為：殺害該團體的成員；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存；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本身在1950年就制定了《種族滅絕罪（防止和懲治）法》，承認種族滅絕的嚴重性和不可辯護性。然而，正如報告所指出的，無論在道德上還是法律上，種族滅絕都不能在任何情況下得到辯護，包括作為自衞行為。
報告特別強調了種族滅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種族滅絕並不僅僅意味着大規模的直接殺戮，它可以通過多種並行的做法來實現：摧毀生活條件、在集中區域或營地中系統性地阻止繁殖、對羣體成員實施廣泛的性暴力或大規模驅逐等。歷史上的種族滅絕案例表明，這些方法都曾被國家或統治當局用來摧毀特定的族羣。
更重要的是，種族滅絕往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突然爆發的事件。它通常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作為基礎，包括對目標羣體的權利剝奪、非人化描述、將該羣體描繪為需要消除的威脅、在公共、政治和法律話語中將針對該羣體的暴力正常化，以及使用直接的身體暴力。然而，這些條件可能存在多年，但卻不發展成種族滅絕。通常而言，需要一個觸發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促使統治制度將其對該羣體的暴力轉化為系統性、大規模摧毀的政策。
在法律層面上，種族滅絕要求特定的意圖（dolus specialis）來摧毀全部或部分羣體，公約中定義的每一種行為只有在具備這種意圖的情況下才構成種族滅絕。國際法庭在處理種族滅絕案件時已經裁定，這種意圖不僅可以從官方文件和政治或軍事領導人的聲明中推斷出來，還可以從國家或實施犯罪的力量的行為模式中推斷出來，如果這種意圖是從這種行為中唯一可以合理得出的推論。
然而，報告也指出了法律定義與歷史分析之間存在的固有差距。法律定義相對狹窄，很大程度上受到起草公約的國家代表的政治利益影響。從歷史角度來看，無論是在遙遠的過去還是近期，對羣體的暴力摧毀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發生，其中許多並不符合嚴格的法律定義。法律標準設定的高門檻和國際法庭採用的主流解釋導致了一個矛盾的情況：種族滅絕通常只有在目標羣體的很大一部分已經被摧毀、該羣體遭受了不可挽回的傷害之後才被承認。
以色列和加沙的案例完美地説明了這個問題：雖然關於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地帶實施種族滅絕的法律辯論既重要又必要，但正式法律機構（主要是國際法院）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決定所需的時間與加沙社會在我們眼前被摧毀的現實之間存在着關鍵的差距。隨着時間的推移，以色列蓄意行動的後果變得越來越嚴重，而國際社會要麼保持被動，要麼積極支持以色列的罪行。
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系統性摧毀
B’Tselem報告詳細記錄了以色列自2023年10月以來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內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各種形式的暴力和摧毀行為。這些行為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協調一致的計劃的組成部分，旨在摧毀巴勒斯坦社會的基本結構。
1.大規模殺戮和身心傷害
報告記錄的最直接和最可見的種族滅絕行為是大規模殺戮。在加沙地帶，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包括對人口中心的大規模、無差別轟炸。這種轟炸不僅針對所謂的軍事目標，更是系統性地摧毀居民區、學校、醫院、清真寺和其他民用設施。截至2025年7月中旬，這種無差別的暴力已經導致約58,026人死亡和約138,520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如此驚人的數字發生在很短的時間跨度裏——在不到20個月的時間裏，加沙地帶超過200萬人口中有近20萬人死傷或失蹤，這意味着幾乎每10個加沙居民中就有1個成為直接受害者。
以色列軍方實施的“開火規定”和“殺戮區域”政策，使得任何進入特定區域的巴勒斯坦平民都可能成為攻擊目標，無論其年齡、性別或是否參與敵對行動。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以色列軍隊經常在所謂的“援助分發中心”附近進行例行殺戮。這些本應是為飢餓的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地點，卻成了死亡陷阱。從2025年5月27日到7月，在這些援助分發中心就有758人被殺害，超過5,000人受傷。這種做法不僅直接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更揭示了以色列政策的真實意圖：不是區分平民和戰鬥人員，而是將所有巴勒斯坦人視為攻擊目標。
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的暴力行為同樣在升級。空襲、開火政策的放寬，以及猶太定居者民兵組織在以色列軍隊保護下對巴勒斯坦村莊的攻擊，都成為日常現象。這些攻擊不僅造成直接的死傷，更在巴勒斯坦社區中製造了深度的心理創傷和恐懼。
即使在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公民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歧視。2024年，230名巴勒斯坦公民死於犯罪相關事件，這一數字比2021年幾乎翻倍。更令人擔憂的是，87%的巴勒斯坦公民認識因暴力或犯罪受害的人，82%在自己社區感到不安全，80%害怕聯繫警察或投訴犯罪組織。這種恐懼是有根據的——阿拉伯地區的謀殺案破案率僅約15%，這表明以色列政府對其巴勒斯坦公民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2.生活條件的系統性摧毀
種族滅絕不僅通過直接殺戮來實現，更通過系統性地摧毀目標羣體的生活條件來實現。在加沙地帶，以色列實施了全面的經濟封鎖和基礎設施摧毀政策。
飢餓作為戰爭手段的使用是報告中最令人震驚的發現之一。即使在戰前，約64%的加沙人口已經處於食物不安全狀態，約80%的人口依賴某種形式的人道主義援助。以色列不僅阻止食物進入加沙，還系統性地摧毀了加沙的食品基礎設施。從2023年10月到2024年8月10日，平均每天只有118輛載有人道主義援助的卡車和37輛載有商業貨物的卡車進入加沙地帶，這遠低於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其他組織估計的滿足加沙居民基本需求所需的卡車數量。2024年9月，15個援助組織發佈的分析顯示，以色列阻止了83%的食物援助進入加沙地帶。
這種做法的目的不是軍事上的，而是要通過飢餓來摧毀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能力。以色列不僅轟炸了加沙地帶唯一運營的小麥磨坊，還將運營的麪包房從戰前的約130家減少到2024年1月的15家。到2025年4月，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由於麪粉和燃料短缺，其最後支持的麪包房已經關閉。農業和漁業同樣遭到系統性摧毀：95%的牛羣和超過50%的羊羣和山羊羣被摧毀，漁業幾乎完全被摧毀，超過80%的農田、約70%的温室和約80%的農業水井受損。
這種飢餓政策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到2025年5月，約195萬人（佔加沙人口的93%）面臨嚴重食物不安全，其中244,000人處於“災難性飢餓”狀態——這是綜合食品安全階段分類倡議使用的最極端分類。相比之下，2024年10月，該倡議估計處於災難性飢餓的人數為133,000人。預計如果政策不改變，到2025年9月，這一數字將達到470,000人，約佔加沙人口的22%。
聯合國專家在2024年1月斷言，在加沙目睹的對平民人口施加飢餓的速度和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並補充説“以色列正在摧毀加沙的食物系統，並將食物作為對抗巴勒斯坦人民的武器”。
電力和水利基礎設施的摧毀同樣是系統性的。以色列在攻擊開始時就切斷了對加沙地帶的電力供應，加沙唯一的發電廠在2023年10月11日就被迫停止運營。到2024年3月，超過60%的加沙電力分配網絡已被損壞或摧毀。以色列還摧毀了84%的加沙水利設施，包括飲用水、衞生、污水處理、灌溉等設施。這種摧毀不僅影響了當前的生活質量，更是要確保加沙地帶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恢復正常的生活條件。
醫療系統的攻擊尤其令人髮指。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醫療設施享有特殊保護，但以色列軍隊卻系統性地攻擊了加沙的所有主要醫院。到2025年6月，36家醫院中只有17家仍在部分運營，面臨工作人員、燃料和醫療設備的嚴重短缺。2025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報告説，整個加沙地帶只有約2,000張醫院牀位為超過200萬人口服務，這些人口持續受到攻擊，遭受飢餓和極其惡劣的衞生條件。
住房的大規模摧毀也是種族滅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色列不僅摧毀了數十萬套住房，更是系統性地摧毀了整個社區和鄰里關係。這種摧毀的目的不僅是讓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更是要摧毀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
3.強制流離失所和種族清洗
強制流離失所是以色列政策的另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在加沙地帶，以色列通過持續的轟炸和“疏散令”強迫超過200萬人離開家園——這幾乎已經是加沙地帶的全部人口。這些所謂的“疏散”往往沒有提供安全的目的地，被疏散的人們經常發現自己在所謂的“安全區域”中仍然面臨攻擊。
更令人擔憂的是，以色列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公開表達了將加沙居民永久驅逐出加沙地帶的願望。這種種族清洗的意圖已經成為以色列官方戰爭目標的一部分，這在現代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在約旦河西岸，強制流離失所同樣在加速進行。以色列軍隊和定居者民兵組織通過暴力威脅、房屋拆除和經濟壓力，迫使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離開他們的土地。2025年5月，以色列開始拆除未被承認的村莊a-Sar的所有300套房屋，約3,000名居民的家園。報告顯示，一些居民為了避免以色列徵收的拆除罰款而自己拆除了房屋，數十人被迫轉移到社區中心和學校，這些地方實際上已經成為臨時流離失所營地。
4.社會、政治和文化摧毀
種族滅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目標羣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的系統性摧毀。在加沙地帶，以色列的攻擊目標包括學校、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清真寺和其他文化遺址。到2025年4月，約90%的加沙學校因空中轟炸、炮擊甚至以色列軍隊的故意縱火和破壞而受損。到2025年6月，加沙沒有一所學校在運營，約658,000名學齡兒童超過18個月沒有上學。
這種對教育的攻擊反映了一種更深層的意圖：阻止巴勒斯坦人將他們的文化和知識傳遞給下一代。各種組織警告説，這種破壞將對加沙兒童的情感、智力和社會發展產生嚴重和長期的後果，這些兒童被剝奪了任何形式的日常生活、教育者通常提供的支持網絡，以及與同齡人互動、娛樂和遊戲的空間。
家庭單位的攻擊也是種族滅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色列的轟炸經常針對整個家庭，導致多代人同時死亡。從攻擊開始到2025年3月，加沙地帶約有14,000名婦女成為寡婦，現在獨自承擔家庭責任。約40,000名兒童失去了一方或雙方父母，這可以説是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孤兒危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24年4月的一項調查發現，41%的加沙家庭正在照顧不是自己的孩子。
文化和宗教遺產的摧毀同樣是系統性的。到2024年6月，以色列摧毀了約206個考古和歷史遺址，包括公共市場和古老社區，其中一些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也被摧毀，包括加沙市的中央檔案館。那裏保存的歷史記錄，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150年前，在一場火災中被摧毀。
新聞報道的干擾和媒體工作者的殺害也是系統性政策的一部分。在當前的攻擊期間，以色列幾乎完全禁止記者進入加沙地帶進行報道。與此同時，以色列對加沙當地媒體進行了攻擊。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發布的數據，從2023年10月到2025年1月，約160名記者在加沙被殺害，其中大多數在執行任務時穿着明顯標記的新聞背心。這使得以色列對加沙的攻擊成為過去三十年來記錄在案的對記者最致命的攻擊。
5.監獄系統作為酷刑營網絡
報告揭露了以色列監獄系統在種族滅絕中扮演的角色。自2023年10月以來，數千名巴勒斯坦人被逮捕並關押在以色列的監獄中，其中大多數人沒有受到指控或審判。這些監獄實際上已經成為酷刑營，被關押者遭受系統性的虐待、酷刑和非人道待遇。
特別令人震驚的是，許多被關押者是在加沙的大規模搜捕行動中被抓獲的，而不是基於具體的嫌疑。這些被關押者在以色列公共話語中被反覆描繪為“人渣”，不配享有基本條件。這種非人化的描述為他們在監獄中遭受的虐待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
6.對巴勒斯坦難民身份的攻擊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難民身份的攻擊是其種族滅絕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通過故意摧毀難民營和試圖破壞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工作，以色列試圖消除巴勒斯坦人的難民身份和返回權。這種攻擊不僅針對當前的難民，更是要消除巴勒斯坦人歷史上被驅逐和剝奪的記憶。
三、種族滅絕作為歷史過程：從種族隔離到種族滅絕的演變
B’Tselem報告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將當前的種族滅絕行為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分析。報告強調，2023年10月以來發生的事件並非突然爆發，而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的高潮。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國之初，甚至更早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運動時期。
1.政權基礎（1948-2023年）
報告詳細分析了以色列政權自1948年建立以來逐步構建的制度基礎，這些基礎為2023年10月後的種族滅絕行為創造了條件。這些基礎包括三個主要方面：種族隔離制度、非人化機制和“有罪不罰”文化。
從以色列建國的早期階段開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關係就被定居殖民主義模式所標記。這種模式包括廣泛的定居活動，涉及流離失所和剝奪、人口工程、種族清洗以及對巴勒斯坦人實施軍事統治。以色列建國初期的種族清洗規模巨大：約75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驅逐並被阻止返回，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財產被佔有，數百個巴勒斯坦城鎮、村莊和文化遺址被摧毀和徹底抹除。
以色列建國後建立的政權將“猶太人至上”的地位制度化，並持續對巴勒斯坦人實施暴力控制、歧視和分離的模式。這種系統性行為構成了種族隔離，這是一個專業術語，指的是一種制度化政權，其中法律、結構和實踐被用來維持一個羣體對另一個羣體在其控制的所有領土上的統治。
多年來，以色列建立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空間之間以及各個地區巴勒斯坦社區之間的法律和物理隔離系統。加沙的隔離根植於以色列對該地帶作為獨特威脅空間的認知，部分原因是其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1948年大災難期間被驅逐的難民及其後代。隨着哈馬斯在2007年上台，加沙的物理、經濟和法律隔離幾乎完全，主要是由於以色列實施的封鎖。
在近幾十年中，特別是自2007年以來，加沙一直是以色列測試極端軍事和行政做法的“實驗室”，暴力水平不斷升級。對加沙平民造成的廣泛傷害多年來已經正常化，這反映在以色列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在那裏的軍事行動中，在2018-2019年“迴歸大遊行”抗議期間對示威者使用致命火力，以及對這些行動缺乏任何公共或法律問責。
2.非人化機制和將巴勒斯坦人描繪為生存威脅
非人化和妖魔化是種族滅絕的必要使能條件，它們為對特定羣體的極端暴力提供合法性。從猶太復國主義定居的早期階段開始，巴勒斯坦人就以各種方式被非人化，以便進行種族清洗、剝奪和建立猶太人至上政權。
在占主導地位的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敍述中，英國託管下定義為巴勒斯坦的領土被描繪為“荒地”，並在公眾心理中內化為“無人之地給無地之民”。巴勒斯坦民族認同經常被完全否認或被描繪為僅僅根植於對猶太定居的反對。關於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和種族主義概括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色列公共話語的特徵。
同時，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和在約旦河與地中海之間任何地方的物理存在，在以色列安全機構、主流媒體、主要研究機構和各黨派政治家的話語中通常被描述為“人口威脅”、“定時炸彈”和“生存威脅”。
另一種核心的非人化形式是將所有巴勒斯坦人描繪為本質上“野蠻”或致力於狂熱和不妥協的意識形態。歷史表明，將整個族裔、民族、宗教或種族羣體描繪為嚴重的安全威脅或生存危險，通常基於其中個人或組織的行為，一直是大規模暴行（包括種族滅絕）的使能條件。
3.“有罪不罰”文化
報告強調，以色列政權長期以來對巴勒斯坦人實施暴力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有罪不罰”文化的存在。無論是軍隊、警察還是定居者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暴力行為，很少有人因此受到起訴或懲罰。這種“有罪不罰”文化不僅鼓勵了更多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也為種族滅絕的實施創造了條件。
4.2023年10月7日攻擊：觸發事件
報告將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領導的對以色列的攻擊確定為將以色列從壓迫和控制政策轉向摧毀和消滅政策的催化劑。這次攻擊造成1,218名以色列人和外國人死亡，其中882名是平民，涉及廣泛和嚴重的暴力行為，包括性暴力，導致數萬人受傷，252人被綁架到加沙地帶——其中大多數是平民，包括婦女、老人和兒童。
這次攻擊雖然令人髮指，但其規模與以色列隨後的報復行動形成了極不成比例的對比。以色列的回應導致的死亡人數是10月7日攻擊的近50倍。對以色列人來説，攻擊的事實本身、其規模和結果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焦慮和生存威脅感，導致以色列社會發生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變化。這些變化促使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發生轉變：從壓迫和控制轉向摧毀和消滅。
5.極右政府對機會的利用
報告指出，當前的以色列政府由極右翼政黨組成，這些政黨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更加激進的政策。2023年10月7日的攻擊為這些政黨提供了實施其長期目標的機會。在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領導下，以色列政府包括了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和貝扎勒爾·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等極右翼政治家，他們長期以來一直主張通過暴力組織空間，包括大規模驅逐巴勒斯坦人。
四、國際社會的責任與緊迫行動的必要性
B’Tselem報告不僅是對以色列行為的記錄和分析，更是對國際社會的緊急呼籲。報告強調，種族滅絕正在我們眼前發生，而國際社會的被動或積極支持使得這種罪行得以繼續。
1.種族滅絕的擴散風險
報告特別警告了種族滅絕從加沙地帶擴散到其他地區的危險。雖然目前種族滅絕主要在加沙地帶實施，但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境內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也在不斷升級。這些地區的暴力行為反映了與加沙相同的治理邏輯：完全無視人類生命、對無辜者造成嚴重傷害、廣泛摧毀居住區和生活條件、種族清洗，以及公然蔑視道德義務和國際法。
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高級軍事和政治人物威脅要將目前在加沙使用的武力水平應用於其他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威脅不是空洞的，而是基於已經在加沙實施的政策和做法。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地區的暴力和摧毀正在加劇，沒有有效的國內或國際機制來阻止它們。結果，這些罪行在士兵、指揮官、政治家、媒體人物和一般以色列人眼中變得正常化。
2.人權組織的道德立場
作為一個在人道主義和人權領域工作超過35年的以色列組織，B’Tselem的立場轉變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該組織強調，保護人權是基本的人類和道德義務，無論受害者的身份如何。報告指出：
“在B’Tselem，來自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猶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並肩工作，以保護人權是基本人類和道德義務的觀點為指導。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歧視性的種族隔離政權下，該政權僅僅因為我們是猶太人就將我們中的一些人歸類為特權主體，而僅僅因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就將其他人歸類為不配受到任何保護的人。我們共同為我們所有人在地中海和約旦河之間生活而不受歧視、暴力鎮壓和消滅的權利而鬥爭。”
這種跨族裔的合作和共同立場表明，反對種族滅絕不是基於族裔或宗教身份，而是基於普世的人權原則和道德價值觀。
3.國際法律框架下的義務
報告強調，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有義務防止和懲治種族滅絕罪。《種族滅絕公約》不僅禁止種族滅絕行為，還要求各國採取措施防止種族滅絕的發生。當種族滅絕正在進行時，國際社會有義務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阻止它。
然而，報告指出，國際社會在面對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行為時基本上保持被動，甚至有些國家積極支持以色列的行動。這種被動和支持不僅違反了國際法義務，也使得種族滅絕得以繼續和擴大。
4.緊急行動的呼籲
基於其詳細的調查和分析，B’Tselem報告呼籲採取緊急行動：
1）立即停止種族滅絕：國際社會必須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為，並防止這種行為擴散到其他地區。
2）問責機制：必須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確保實施種族滅絕的個人和機構受到法律制裁。這包括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和起訴，以及各國根據普遍管轄權原則採取的行動。
3）人道主義援助：必須確保人道主義援助能夠不受阻礙地到達加沙地帶和其他受影響地區的巴勒斯坦人。這包括食物、醫療用品、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4）重建和賠償：國際社會必須為加沙地帶和其他受影響地區的重建提供支持，並確保巴勒斯坦人獲得適當的賠償。
5）結構性變革：最終，必須解決導致種族滅絕的根本原因，包括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制度和對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歧視。
五、結論：歷史的見證與道德的選擇
B’Tselem的《我們的種族滅絕》報告既是一份法律文件或學術研究，更是一份歷史見證，幫助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揭露了一個二戰以後的現代國家如何系統性地實施種族滅絕。
報告的標題“我們的種族滅絕”具有深刻的含義——這裏的“我們”不僅指以色列社會，也指整個國際社會。種族滅絕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它需要沉默、被動或積極的支持才能繼續。當國際社會選擇沉默或支持實施種族滅絕的政權時，它就成為了這種罪行的共犯。而這是二戰時期納粹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後國際社會學到的最重要教訓。
報告強調，種族滅絕的認定不能基於情感或政治立場，而是基於嚴格的法律標準和大量的實證證據。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行為符合《種族滅絕公約》中種族滅絕的所有要素：有計劃地摧毀巴勒斯坦羣體的意圖，以及通過殺戮、造成嚴重身心傷害、故意製造摧毀性生活條件等手段實施這種摧毀。
報告將當前的種族滅絕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以色列政府從推行種族隔離到種族滅絕的演變過程。這種分析不僅有助於理解當前危機的根源，也為防止未來類似悲劇的發生提供了重要啓示。種族滅絕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於對目標羣體的非人化和妖魔化，通過制度化的歧視和暴力得到強化，最終在特定的觸發事件後演變為系統性的摧毀。
報告也揭示了種族滅絕的現代特徵。與歷史上的種族滅絕案例不同，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是在全球媒體的關注下、在國際法律框架的存在下、在人權組織的監督下進行的。這表明，僅僅有法律框架和監督機制是不夠的，執行這些框架和機制需要更大的政治意願和道德勇氣。
報告指出，國際社會面臨一個根本的道德選擇：是繼續保持沉默和被動，還是採取行動。歷史最終將判斷人類在這個關鍵時刻的選擇。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有義務防止和懲治種族滅絕罪。《種族滅絕公約》不僅禁止種族滅絕行為，還要求各國採取措施防止種族滅絕的發生。當種族滅絕正在進行時，國際社會有義務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阻止它。
對於以色列社會來説，報告也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挑戰：如何面對自己政府和軍隊正在實施的罪行，如何在保護自身安全的同時不成為種族滅絕的實施者或共犯？B’Tselem挺身而出，旨在説明，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有人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
報告警示——種族滅絕不是遙遠歷史的產物，而是當今世界的現實。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甚至發生在遭受種族滅絕傷害的人羣后代身上——只要具備了適當的條件和觸發因素，它就會發生。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正在經歷的不僅僅是戰爭的苦難，而是系統性的摧毀和消滅。他們的痛苦不應該被政治化或工具化，而應該被認識為人類尊嚴和生命價值受到的根本性攻擊。保護他們不僅是保護巴勒斯坦人，更是保護人類共同的人性和文明。基於此，防止種族滅絕不僅是法律義務，更是道德責任。每個人、每個組織、每個國家都有責任説“不”，都有責任採取行動阻止這種最嚴重的反人類罪行。
歷史將記住這個時刻，記住那些選擇沉默的人和那些選擇發聲的人，記住那些選擇行動的人和那些選擇被動的人。現在，行動的責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