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背後，是綿延十幾年的鬥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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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遵義會議絕不是用三天時間就開完的一次簡單會議，它是綿延十幾年的劃時代大事件，是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反抗共產國際的鬥爭，是積貧積弱的中國和蘇聯做的一次殊死搏鬥。
同時，它是教員在人生低谷期逆風翻盤的絕佳機會，更是揣摩教員政治智慧的絕佳案例。
1
要説遵義會議，得從第五次反“圍剿”説起。從漫長的歷史時間線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沒有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成功。
1933年9月，蔣介石調動百萬國軍，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其中五十萬國軍用來直接作戰，另外五十萬國軍修碉堡、駐防要地，試圖用這種“結硬寨打呆仗”的方式，一步步縮小中央蘇區的範圍、一點點消磨中央紅軍的數量，最終消除蘇區和紅軍的生存空間，完成“圍剿”。
面對蔣介石的優勢兵力，紅軍的最佳戰略應該是和前四次反“圍剿”一樣，不和國軍正面交戰，而是集中優勢兵力，繞到國軍的背後，以運動戰、游擊戰等靈活戰術，出其不意的打擊國軍，積小勝為大勝，實現反“圍剿”的勝利。
但，紅軍領導層沒有采用這一被驗證過的正確戰略，而是另搞了一套。
那時，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領導權的王明，已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並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遙控中央。
為了確保他的意志能夠貫徹、太上皇的地位不被動搖，王明臨行前，便任命年僅24歲的博古為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博古年輕、有幹勁、卻不懂軍事，在革命戰爭年代，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短板。
為了彌補這個短板，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結盟，並把紅軍的指揮權，完完全全的交給李德。
而李德是德國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見慣了大兵團作戰的宏大場面，又在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接受了正規的軍事教育。所以他很不喜歡紅軍的游擊戰和運動戰，決定以歐洲的所謂正規戰取而代之。
博古和李德，就這樣成了蘇區和紅軍的最高決策者，堡壘對堡壘、正面強攻、正面防禦成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
但問題是，歐洲軍隊能打正規戰，是因為其背後有富強的國家、雄厚的工業基礎、源源不斷的兵員和物資，有足夠的資本去拼消耗。
紅軍沒有這麼雄厚的資本，反而去效仿歐洲軍隊，那就是東施效顰，理論和現實嚴重脱節。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紅軍損失慘重，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不過，紅軍並不是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1933年11月，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人發動“福建事變”，並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和蔣介石決裂。蔣介石聞訊，立即從蘇區前線調了9個師進入福建，討伐第十九路軍。
這樣一來，不僅蘇區的軍事壓力大為減輕，紅軍也有了一起對抗蔣介石的同盟。
可以説，此時就是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的最佳時機。
於是，早已被邊緣化的教員，向博古和李德提議：
“立即組織紅軍主力軍團，衝破國軍的封鎖線，突進到江浙皖贛地區，在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縱橫馳騁，威脅蔣介石的腹心重地，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迫使‘圍剿’蘇區的國軍回援，一舉粉碎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在當時的環境下，教員的提議可謂是神來之筆。
然而，博古和李德擔心紅軍主力離開以後，國軍趁機攻陷蘇區，便拒絕了教員的提議。
紅軍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的第一個戰機，就此錯過，軍事局勢再也不可挽回。
稍晚一些，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繼續推行過激的土地政策、宗派主義鬥爭、並嚴厲打擊蘇區幹部，將王明的左傾路線推向極致，導致蘇區的幹羣關係緊張，政治局勢也不可挽回。
1934年4月28日，廣昌失守，蘇區北部門户大開。
博古和李德知道，軍事、政治、地緣局勢惡化到如此地步，蘇區肯定是守不住了，於是便決定進行戰略轉移。
就在他們做準備的時候，教員又提出一個有可能反敗為勝的建議：
“紅軍集中主力軍團，向湖南中部前進，將‘圍剿’蘇區的國軍調動到湖南，相機各個擊破，一舉挽救蘇區，挽救革命。”
但此時的博古和李德，已經沒有信心了，又一口回絕了教員的建議，只派紅六軍團前往湖南，和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師，為戰略轉移開路。
紅軍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的第二個戰機，也徹底錯過了。
無奈之下，1934年10月10日晚，8.6萬紅軍從瑞金等地出發，正式開始長征，進行戰略轉移。
2
蘇區的大好局面，不到兩年時間便喪失的乾乾淨淨，如果你是紅軍戰士，是不是也要發牢騷？
這是肯定的。
事實上，不僅每個紅軍戰士都有一肚子牢騷，每個黨員幹部都有一肚子怨氣，甚至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王稼祥，都對博古和李德的左傾政策不滿意，並在和教員閒談的時候流露出來。
張聞天和王稼祥，都曾到蘇聯留學，和王明、博古同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
他們兩人都對左傾政策不滿意，説明什麼？
説明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陣營，在慘烈的失敗面前，分化了。
意識到這一點，教員便在長征出發前，向博古和李德提議，把他們三人安排在一起隨軍行動。
這就是教員的政治智慧——
他是反對左傾政策的，但他知道左傾陣營掌握着黨和紅軍的決策權，僅憑他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將其掀翻，所以他要在左傾陣營的不滿者中間，尋求支持者，最終集多數人的力量，改變黨和紅軍的決策層，進而改變黨和紅軍的路線、政策。
長征開始以後，教員經常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討論革命大事，很多時候，他們聊着聊着，話題便不由自主的轉移到博古和李德的錯誤上去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的交情日漸深厚，並得出一個共識，那就是要想挽救黨和紅軍的命運，必須召開一次大會，改變領導層。
但，要想做成這麼大的事，他們三人達成共識遠遠不夠，還必須爭取更多的人，支持這個共識。
於是在爭取到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以後，教員在行軍途中，仍在利用一切機會和其他黨員幹部交談、討論。經過教員的説服和教育，最終，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等人也加入這個共識，支持改變領導層。
就這樣，“改變領導層”成為高層的共識。
而博古和李德的指揮失敗，進一步削弱了自己的威信，同時也讓“改變領導層”成為基層的共識——
10月25日，紅軍在江西贛縣、信豐縣之間突破國軍的第一道封鎖線。
11月8日，在湖南郴州汝城縣一帶突破第二道封鎖線。
11月15日，在湖南郴州良田縣、宜章縣之間突破第三道封鎖線。
12月1日，在廣西全州、興安之間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
經過這四次大戰，紅軍由8.6萬人鋭減至3萬餘人，他們看不到希望，不知前路在何方，胸中充斥着不滿、迷茫、憤怒等情緒，迫切希望改變現狀。
劉伯承元帥後來回憶説：
“部隊中明顯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着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所有人都不滿，所有人都要求改變現狀，至此，教員提出的“改變領導層”徹底成為參加長征的全體黨員、幹部、戰士的共識。
這就是勢。
大勢如此，博古和李德根本不可能阻擋，教員復出更是人心所向。
3
長征開始以前，博古和李德議定的戰略目標是轉移到湖南西部，和紅二、六軍團會師。
但隨着中央紅軍血戰突破四道封鎖線，這一戰略目標被蔣介石識破了，他在中央紅軍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必經之路上，部署層層重兵，準備以逸待勞，和中央紅軍進行戰略決戰。
這個時候，中央紅軍已經失去先機，如果繼續按照原計劃行動，便有全軍覆沒的風險。
於是教員向博古和李德提議，不要再去湖南西部和紅二、六軍團會師，改向國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在四川、貴州邊界建立新的根據地。
但博古和李德根本不予理睬，仍然決定執行原計劃。
這件事發生以後，所有人的內心都發出一系列疑問——
原計劃明明已經不行了，你們為什麼還要執行？
你們明明已經犯錯了，為什麼仍不悔改？
你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難道要把剩下的三萬餘人，繼續往溝裏帶嗎？
可以説，到了這一步，“改變領導層”和“紅軍向何處去”兩個問題，便合成一個問題，那就是紅軍要想找到出路就要改變領導層，只有改變領導層紅軍才能找到出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員、張聞天、王稼祥等人開始公開批評博古和李德，不再有絲毫隱晦，而他們三人的公開批評，又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直接促成四次重要會議——
1934年12月12日，即湘江戰役後不到半個月，中央領導同志在湖南通道縣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李德堅持到湖南西部和紅二、六軍團會師，教員則主張向貴州進軍。
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都支持教員的主張，成為會議的多數，紅軍正式轉向貴州。
此為通道會議，博古和李德第一次敗下陣來。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擊敗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攻克黎平縣。3天后，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再次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博古和李德仍然堅持到湖南西部和紅二、六軍團會師，教員繼續主張向貴州西北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經過激烈的討論，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支持教員的意見。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決定採納教員的意見，命令紅軍渡過烏江北上，並在攻克遵義以後，召開一次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方面的經驗教訓。
此為黎平會議，博古和李德又輸一陣，而且在軍事方面清算他們兩人，已是勢在必行。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重申教員提出的“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主張，並命令中革軍委的同志，要特別注意研究敵情、偵察道路，抓住有利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
為了改變李德包攬軍權的現狀，會議還規定，中革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作戰的方針、時間和地點。
此為猴場會議，事實上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權，放棄了效仿歐洲軍隊的呆板戰術，重新取回了教員提倡的游擊戰和運動戰。
1935年1月7日，紅一軍團攻佔遵義，1月15日，政治局便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開始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
這次會議，便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因為博古和李德的威信已降至谷底，又有前三次會議做鋪墊，教員的主張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所以遵義會議其實是最後做決定的會議，並沒有爆發太激烈的爭論。
博古做為會議的主持人，首先作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報告。
儘管他對軍事問題做了一些檢討，但更多的是強調敵強我弱、裝備落後、兵力不足等客觀原因，事實上是為自己開脱。
這樣的報告，當然不能讓大家滿意。
緊接着，周恩來作了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有錯誤，並誠懇的做了自我批評，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遵義會議，自此開始漸入佳境。
張聞天緊隨其後，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路線的報告，指名道姓的批評博古和李德，絲毫不留顏面。
等他們都説完，教員才站起來，長篇大論的講了一個多小時，不僅用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的“客觀原因導致失敗”的觀點，還批評李德指揮軍事是紙上談兵，既不考慮戰士要吃飯、睡覺、走路，也不考慮地形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當然打不贏。
相比前三人來説，教員其實是做了總結性發言。
輪到王稼祥發言時，他明確支持教員的意見，並提議教員出來指揮紅軍。朱德和周恩來聞言，立即表態支持，朱德甚至説：“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那李德在做什麼呢？
他在會議室門口坐着，垂頭喪氣的抽煙。
遵義會議開到這一步，完全是一邊倒的局面，沒有任何懸念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會議決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指揮軍事，教員則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不久以後，又成立了以教員為首、周恩來和王稼祥為副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做為最高統帥部，和中革軍委一起指揮全體紅軍。
教員，成為紅軍的核心靈魂人物。
而在黨內，張聞天取代博古，出任中央的總負責人。
至此，博古和李德徹底退出歷史舞台，教員如一輪朝日冉冉升起，勢不可擋。
4
回顧遵義會議的全過程，大家可能也發現了，遵義會議有兩個特點。
其一，遵義會議不是疾風驟雨式的開一次會議，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而是經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鋪墊，逐步打擊博古和李德的地位、改變他們的軍事路線、取消他們的軍事指揮權。
在事實上掀翻博古和李德之後，才在遵義召開會議，做最後的收尾性工作。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鬥爭方式，可以確保遵義會議能夠按照預設流程進行，不至於出現反覆。
其二，遵義會議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軍事層面，並沒有涉及政治和王明的左傾路線。會議結束以後，教員也沒有立即出任黨的總負責人，而是推舉張聞天出任這一重要職務。
這又是教員政治智慧的體現。
因為只有這麼做，才能把鬥爭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只解決博古、李德、軍事等關鍵性問題，然後團結絕大多數人，一起渡過難關。
可以説，這是“團結大多數”、“抓主要矛盾”在鬥爭方面的運用。
那王明的左傾路線是什麼時候解決的呢？
答案是，抗戰時期。
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教員相繼寫出《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三篇文章，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正式開啓了“整風運動”。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依賴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失去靠山。
年底，《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發佈，開始集中火力整頓王明等人的遺留問題。
經過數年努力，整風運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真正讓實事求是、辯證唯物主義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徹底清理了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實現了全黨的大團結。
到了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宣告整風運動結束，中國共產黨自此成為一個成熟的政黨，中國革命也開始進入新階段。
這個時候，遵義會議才算正式結束了，算算時間，十幾年過去了。
1934年到1935年間，教員在長征路上填了三首《十六字令》，無論詞義還是文采都是上佳之作——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那個時間點，正是遵義會議前後。
那麼，教員的詞，到底是實景描述，還是以景喻人？
誰又能説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