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日本侵華五十年（1894-1945）之二_風聞

原創：桅杆 ,發佈於“走進歷史的深處”微信公眾號 

重發説明：本文已經修改重發之一。期間有朋友問：中國抗日戰爭有14年、8年之説，你怎麼冒出個《日本侵華五十年》？在此做個解答：其一：日本自1894年開始侵華，中國從此也開始抗日，直到日本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幾乎沒有中斷，日本只有2年沒在中國大陸駐軍，更別説一直佔領着中國寶島台灣了。其二：無論是九一八事變，還是七七事變，都是日本明治時期確定的侵華政策的延續和步驟。其三：兩國戰爭一般從邊境爆發，可九一八事變的瀋陽，七七事變的盧溝橋，都是中國腹地。中日戰爭為何在中國腹地爆發？如果不從頭説起，就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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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北淪陷：不抵抗政策下的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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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摺:1929年2月，南京《時事月報》刊出一條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其內容據稱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天皇的秘密奏章，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奏摺全文6706字，共有5個章節和1個附件，從政治、軍事、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系統闡述了日本大陸政策的計劃步驟，其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之侵犯”等內容，讓世界一片譁然。新聞發表後，日本當局立即否認有此奏摺，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聲稱《田中奏摺》系偽造，旨在“污衊大日本帝國”。從這之後，史學界對其真假一直爭論不休，至今仍無定論。由於戰後沒有找到奏摺原件，大多數日本歷史學者極力否認奏摺的存在。但蹊蹺的是：一來奏摺的內容相當專業和系統，不是一般人能偽造的；二來日本在1927年以後的侵略步驟和事實，與奏摺中的戰略規劃如出一輒。世上竟有這樣的巧合？其實，日本在戰敗投降前後，為掩蓋其侵略罪行，曾銷燬了大量檔案資料。例如曾任日本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的林三郎，主管對蘇情報工作，在其編著的《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序言中，就直言“戰敗時，參謀本部把這些有關蘇軍的資料全部焚燬了”。由此可見：連蘇軍情報這類資料都“全部焚燬”，類似《田中奏摺》這種等級更高、也更為重要的絕密文件，日本在戰敗時將其焚燬實屬正常。問題是：誰有那麼高的水平或戰略眼光，能夠“偽造”出如此係統、完整、具體並與日後行動高度吻合的日本侵略規劃？筆者判斷：《田中奏摺》肯定不是空穴來風，其所披露的奏摺時間是在東方會議結束的當月（1927年7月）。這就不是巧合了：這樣重大的國策會議，除了公開的《對華政策綱領》外，肯定還有不便公開的會議紀要或其他綱領性文件，上報天皇並以策執行。因此，會議即便沒有正式形成上報天皇的奏摺，也肯定形成了相同內容的絕密文件。因此，爭論奏摺本身是否存在或真假沒有任何意義，重要的是奏摺所描述的日本侵略國策和計劃是確定無疑的，並在當時已經確定並有計劃地實施。很快，奏摺上的“先征服滿蒙”計劃就開始實施了。

九一八事變：東北易幟後，心懷國仇家恨的張學良對日本採取不友好、不配合的態度。這進一步招致日本人的不滿，頻頻挑起事端。本來，張學良年輕氣盛，也有些狂妄自大，什麼事都敢幹。1929年，他認為蘇聯遠東紅軍不是東北軍的對手，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以武力強行收回蘇聯擁有的中東鐵路管理權。結果被蘇聯紅軍打得慘不忍睹。此即中東路事件。也許是中東路事件被打怕了，心理上蒙受了陰影，張學良在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面前，“忍”字當頭，死不反抗。1931年9月6日（魚日），張學良在致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和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的電報（即魚電）中，明確“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但在侵略者面前，忍讓就是軟弱，就是可欺。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本已經極度瞧不起中國，而中東路事件又暴露出東北軍的外強中乾。因此，日本人在東北肆無忌憚，屢屢生事，最終搞出了一個重大事件。1931年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率領數人，在距瀋陽北大營（東北軍第7旅駐地）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產權屬於日本）一段路軌炸燬。日軍在現場擺放了3具身穿東北軍軍服的屍體，以此反誣東北軍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立即向編到北大營的東北軍發動進攻。事變當夜，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奉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着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真是令人慾哭無淚。東北軍嚴格執行“不抵抗”命令，駐北大營第7旅8000名官兵被300日軍繳械，日軍順利佔領北大營。隨後，面對20多萬裝備精良的東北軍，僅15000人的日本關東軍四處出擊，奪佔要點。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自9月下旬開始，在“不擴大”的煙幕下，從本土抽調混成第8旅團、從朝鮮抽調第20師團及混成第38旅團，共約3.6萬人增援關東軍。至1932年2月，不到半年時間，20多萬東北軍除一部分投敵外，被5萬日軍趕出東北全境。此後在東北，只有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堅持戰鬥到1940年，後被迫退到蘇聯境內。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在大陸政策和侵略中國上邁出重要一步。

既定國策：九一八事變是如何發生的？對此歷來有各種説法。有個比較流行的版本，説是關東軍2個參謀（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揹着日軍高層私下策劃的，一些資料還詳細介紹了2人的策劃過程以及日本內部在事變問題上的分歧等等。其實，這種説法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首先，侵佔東北是1927年東方會議和《對華政策綱領》明確的既定國策，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重要步驟，是在已經實現第一步（吞併台灣）和第二步（吞併朝鮮）目標的背景下，準備實施的第三步計劃（佔領東北）。為了實施這個計劃，日本不是在等待或尋找機會，而是一直在創造機會，在東北不斷挑釁生事，就是這個目的。其次，日本從政府到軍部，在佔領東北這個問題上，大目標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操作層面有所分歧，如時間上的早與遲、方式上的激進與温和等。第三，日本政府和軍方也是派系林立，各派系都想爭功，尤其是佔領東北這樣一件大事，所以才會有對事變的不同態度。第四，在對待事變問題上的所謂“分歧”，不排除是日本內部在演“雙簧”或者表演給國際社會看。最好的例證有二：一是事變發生後，關東軍反應迅速，立即出動，四處進攻，第一個星期就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30多座城市，不到半年就佔領全東北，如此迅速、有力的行動，難道只是兩個參謀所為？二是日本內閣在1931年9月24日的會議上，公開宣佈“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但同時又緊急從本土和朝鮮調兵增援東北，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説。日本放出“關東軍2個參謀私下策劃”的説辭，無非兩個目的：一是混淆視聽，欺騙世界輿論；二是需要的話，可以為甩鍋做準備。日本人做事向來周密。

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變不到半年，整個東北即告淪陷。當時的兵力對比是：關東軍15000人對東北軍20多萬，另有在關內的10多萬東北軍隨時可以出關增援。當時東北軍的裝備也不比日軍差。即便日本緊急增兵後，在東北的日軍也就5萬人左右。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除了少數自發的抵抗外，基本上沒放一槍就退入關內，將整個東北拱手讓給了日本人。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政策。關於九一八事變後，到底是誰命令不抵抗，在歷史上形成一樁公案：一説是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過不抵抗命令，主要論據是説1931年8月16日（銑日），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對日不抵抗”的電報（即銑電）；一説是張學良自作主張不抵抗，主要論據是根本不存在“銑電”，而前述的19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臧式毅和榮臻“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的魚電以及事變當夜的“不準抵抗”命令卻真實存在。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90多年，真相應該水落石出：不抵抗確實是張學良自作主張並下達的命令，與蔣介石無直接相關。經過數十年的考證，所謂的“對日不抵抗”銑電，只是個別人的回憶，空口無憑，查無實據。90多年過去了，親歷者也已作古數十年，研究者始終沒有查找到這份電文。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的日記中，19日寫到“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經佔領我瀋陽與長春”；20日在日記中寫到“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隨後幾天，沒有與東北軍或張學良聯繫或處理事變的任何記載，只是在21日“約會幹部，餘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衞最後之行動”。由此可見，蔣介石當時也主張對日“忍耐”，寄希望於“國際仲裁”。但應該不存在蔣介石下達“不抵抗”命令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説？

誰的命令：讀者可能奇怪，東北發生這麼大的事，身為國民政府一號人物的蔣介石，除了接報情況外，為什麼沒有任何處置行動？其實，當時國民政府雖然形式上統一了，但對於地方軍閥，蔣根本就指揮不動。對於張學良，蔣甚至還有求於他：就在1年前（1930年9月），中原大戰打得難解能分之際，因為張學良通電擁蔣並率東北軍進關，閻馮聯軍立馬全線潰敗。那個時候的實力軍閥，動不動就反叛，那會服從蔣或中央？張學良後來在西安事變中還把蔣給抓了起來。清楚那個時候蔣與地方軍閥的關係，就可以明白在九一八事變前後，蔣是不可能給張下達任何指令的；因為即使下達指令，張也不一定會聽。可以佐證的是：後來在七七事變中，29軍軍長宋哲元對蔣的指令，蔣在日記中説是“始終不悟，猶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反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也乎”。宋哲元的地位和實力，可遠低於比九一八時的張學良低啊。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後，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問題，反覆説明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而不是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解釋：之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是“過去對日本人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導致其對日本挑起事變的目的嚴重誤判，一廂情願地認為這次事件同以往一樣，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有人提問説“蔣介石曾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張學良立即回答，説“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結合那時國民政府與地方軍閥的關係，張的這個説法應該是可信的。這一方面澄清了不抵抗政策的由來；同時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説明，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更不只是“2個參謀策劃的”這麼簡單，而是日本政府早有預謀的侵華計劃的一部分。丟失東北是張學良一生中最大的污點和痛點，如果真有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銑電或手諭，他沒有必要在晚年還去背“不抵抗”這個大鍋。張學良期望“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但沒有藉口可以製造藉口，九一八事變不就是日本製造出來的藉口嗎？從東北易幟、中東路事件到西安事變，可以看出張學良敢作敢為的性格。可在九一八事變中，為什麼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原因可能很複雜，但中東路事件慘敗的心理陰影，怕打不贏、怕打光東北軍家底，不能不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成功佔領全東北後，下步計劃就是如何控制並最終吞併東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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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滿洲建國：建設日本戰略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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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蒙問題：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4天，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就提出一份“解決滿蒙問題方案”，真可謂神速。這份方案經修改補充後，由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批准，形成《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策》。其主要內容是：在東北四省（東三省加熱河）和蒙古（今內蒙東部地區）建立受日本支持、以溥儀為元首的新國家，並明確新國家“與中國內地決裂，表面上由中國人主持，而實權則操在我方手中為目的；國防、交通實權由我方掌握”。關東軍在當天就通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設在天津），要求把在天津日租界做寓公的溥儀“保護”起來。這個根本方策出台的時間和內容充分説明：一是九一八事變早有預謀，二是所謂的新政權完全是日本人手上的玩偶。其實早在1931年3月，日軍參謀本部在《昭和六年（1931年）形勢判斷》中，就明確要“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並提出分三步實施：第一步“建立一個親日的新政權，以替代張學良政權”；第二步“滿蒙獨立”；第三步“佔領滿蒙，使之成為日本領土”。這年6月，參謀本部在《昭和六年形勢判斷》基礎上，制定出具體實施方案，形成《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並下達給關東軍，明確“約以一年為期（在滿洲）採取軍事行動”，隨即在軍事、外交等方面開始部署。這些事實表明：對於在東北採取軍事行動，日本早已謀定，剩下的只是時機選擇了。此後，關東軍開始在東北製造一系列事端，如7月的萬寶山事件、8月中村間諜事件等，準備藉以動手。但這些事端都被張學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直到九一八事件爆發。在日軍基本上佔領全東北後，1932年1月，日本內閣和軍部以《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策》為基礎，出台了《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提出“鑑於滿蒙已從中國本土獨立的現狀，今後應誘導它具備一個國家的實質；目前滿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國來維持；滿蒙作為帝國對華對俄國防的第一線，絕不允許外部擾亂；為確保上述目的的實現，可適當增加帝國駐滿陸軍之兵力，擴充日本在滿蒙權益”。這個綱要的核心意思，一是要把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使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二是由日本全面控制這個“國家”；三是把東北作為進攻中國內地和蘇聯前進基地；四是增加在東北的駐軍，擴大在東北的利益。為了應付國際社會干預，綱要還特地強調“在努力實行上述措施時，應儘量避免與國際法乃至國際條約的牴觸，應儘可能採取由新國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進行”。與此同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一直幻想復辟的前清貴族以為時機到來，蠢蠢欲動，積極投靠日本，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儀至東北、建立君主制國家的虛幻設想，與日本人一拍即合。

滿洲國：筆者寫歷史類文章，儘量多擺事件、少談觀點。但對於日本在九一八事件前後的表演，實在忍不住要議論幾句：日本內閣在事變後的第6天（9月24日）發表聲明，稱“已經決定不擴大事態，並逐漸撤兵”。此舉純屬為了糊弄國際輿論。那邊聲明“不擴大事態”，這邊是關東軍在四處出擊、軍部還繼續向東北增兵。1932年1月8日，日軍剛佔領錦州，日本天皇即頒佈“敕語”嘉獎關東軍，稱此次“滿洲事變勃發，關東軍將士基於自衞之必要，果斷神速，以寡克眾，迅速完成芟伐”。在中國的土地上進攻中國軍隊，是“基於自衞之必要”；聲明“不擴大事態並逐漸撤兵”，行動上卻“果斷神速”，4個多月就佔領全東北。侵略者從來都是謊言連篇、毫無信義！後來在七七事變中，日本還是這個套路。到1932年2月，日軍攻佔了全東北，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關東軍司令部認為局勢趨於穩定，便出面指示一些親日人士召開“建國會議”。2月16日，日本關東軍召集張景惠等一幫親日人士，在瀋陽大和旅館召開“東北政務會議”。會議由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主持，決定迎接溥儀為“滿洲國”執政，並對親日人士在政府中的任職做了安排。板垣徵四郎任奉天特務機關長兼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成為溥儀的“太上皇”。2月18日，新成立的東北行政委員會發布《獨立宣言》，宣佈“從即日起，滿蒙地區同中國中央政府脱離關係，根據滿蒙居民的自由選擇與呼籲，滿蒙地區從此實行完全獨立”。2月23日，板垣徵四郎在撫順與溥儀會面，告知溥儀出任滿洲國執政。原本以為能夠重新登基做皇帝的溥儀，對於“執政”一職甚為失望。但這個時候，除了接受，還能怎樣？1932年3月8日，溥儀在新京（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同時任命了各部、各地官員，滿洲國正式成立，建年號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國號為“大滿洲帝國”，執政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德”。溥儀如願以償，終於再次登基為皇帝。一幫前清遺老遺少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可好夢不長，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開戰，蘇軍攻入中國東北，關東軍迅即崩潰。日本宣佈投降後，逃到通化的溥儀於8月17日發佈《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宣佈滿洲國政府解散，存續13年的滿洲國鬧劇散場。2天后（19日），準備逃往日本的溥儀在瀋陽機場被蘇軍逮捕，先後被拘押在蘇聯遠東多地特別監獄。1950年8月1日被引渡回中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和勞動改造。1959年9月17日，溥儀被第一批特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後話。

強權與公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成功將其“利益線”推進到中國東北，其大陸政策的第二步目標初步實現。1932年3月10日，日本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與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在新京簽定《日滿協議書》。日本政府同日發表聲明，宣佈承認滿洲國。除了日本之外，滿洲國成立之初，根本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國際聯盟（簡稱國聯，類似二戰後的聯合國）應中國的要求，成立九一八事變調查團並提出調查報告。國聯大會據此報告，通過了一項聲明：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違反國際公約，否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要求日本將滿洲交還給中國。但強權面前無公理：日本作為國聯行政院（類似現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帶頭違反《國聯盟約》及宗旨，侵略中國東北；在受到國聯干預時，日本乾脆在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今天的聯合國，似乎在走國聯的老路）。美國在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希望各國不要承認滿洲國。英國在1934年3月13日宣佈永不承認滿洲國。二戰前夕的1936年，意大利率先承認滿洲國；1938年，德國等日本的軸心國盟友也相繼承認滿洲國。滿洲國存續期間，先後得到23個國家或政權的承認，其中有19個是軸心國成員或其佔領國的傀儡政權，2個是同盟國成員（蘇聯和外蒙古），2個是南美洲小國（薩爾瓦多和多米尼加，有點莫名其妙）。最令人可氣的是：作為同盟國的蘇聯，基於自身利益，在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日蘇中立條約》，載明“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作為交換，日本同時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當時的情況與滿洲國相似）的獨立地位及領土完整”。外蒙古也跟從蘇聯承認滿洲國。在法理上，無論東北還是外蒙古，當時都是中華民國領土。分屬不同陣營的日蘇兩國，不顧公理，私下苟且，狼狽為奸，只顧利益，不問道義，公然以條約形式瓜分中國領土，赤裸裸的強盜行徑。

移民東北：日本大陸政策對目標地的吞併步驟是：先出兵佔領、再扶持傀儡政權，最後合併納入版圖。之前在朝鮮就是這個步驟，對東北也準備按同樣的套路。東北是滿清的龍興之地。清兵入關後，嚴禁內地人進入東北，並修築了千餘公里的“柳條邊”實施封禁。結果導致東北地廣人稀。即便19世紀中葉放開封禁、內地人可以闖關東後，人口密度遠低於內地。到1931年，全東北人口不到3000萬，不及江蘇省人口數量（3400多萬），而面積是江蘇省的14倍。因此，東北有大量待開發的土地，並且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在日本人眼裏，東北國土面積是日本的3倍，生存條件遠強於本土，也強於朝鮮，更適合殖民。所以在二戰末期，日本內部曾有“寧棄本土,不失滿洲”一説。所以，日本佔領全東北後，一方面扶持傀儡政權，一方面着手實施移民東北計劃。1932年2月，關東軍剛完成對全東北的佔領，即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綱》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綱》三個文件。1932年9月，關東軍又制訂了《關於向滿洲移民要綱案》，同年10月又出台《佳木斯移民實施要領案》。1934年11月，日本關東軍在新京召開了第一次移民會議，擬定了向東北移民的具體實施方案。1936年5月，關東軍在新京召開第二次移民會議，制定了《二十年百萬移民計劃》，計劃在20年之內，向中國東北移民100萬户、500萬人。日本政府把大批的貧民和退伍軍人組成“日本開拓團”，有計劃、有組織地開進中國東北。這些開拓團是半軍事化的性質，組織嚴密並配有武器。這些人到東北後，不是開拓荒地，而是在日軍的“保護”下，強佔當地中國人的土地、房產和財物，東北原居民大批被趕出家園。至1945年戰敗前，日本先後向東北派出860多個開拓團，完成移民33萬多人。應該説，這個數量是沒有達成1936年確定的移民目標的。其原因，是日本侵華戰爭擴大及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規模急劇擴大，大量適齡男子被送上前線，能夠用於開拓團的人數大為減少。這一點，僅從日本陸軍規模變化可以看出：1931年只有30餘萬人；1942年達到峯值540萬人，1945年還有470萬人。在戰爭末期，由於兵員緊缺，日本甚至把東北開拓團的適齡男子編入關東軍。大家試想：如果日本不擴大戰爭，真給日本20年甚至更長時間，有多少日本人會移民到東北？東北還能為我所有嗎？當然，這只是假設一下，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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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移兵淞滬：轉移國際社會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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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視線：日本武力佔領全東北及隨後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損害了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當時就引發美、英等國的強烈不滿。南京國民政府也向國聯和非戰公約國提出申訴，尋求列強幹預。隨順説一句：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採取的唯一行動，就是向國聯和非戰公約國提出申訴，“以求公理之戰勝”強權。國聯及美、英等國基於自身利益，或許也基於道義，強烈反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利用外交手段聯手向日本施壓。對於日本蓄意挑起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的行徑，西方列強據以干涉的國際法依據，是《九國公約》和華盛頓體系。一戰結束後，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日本拒絕歸還其強佔的山東權益，導致國內爆發“五四運動”，北洋政府代表因此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為解決這個遺留問題，進而就遠東國際關係及中國問題做出安排，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中、比、荷、葡等9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研究限制海軍軍備和遠東及太平洋問題。會議簽訂的《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九國公約）等3個條約，構建了一戰後的華盛頓體系。其主要內容有下列四點：一是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是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原則；三是各國不得在中國謀取特殊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的權利，不得鼓勵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四是除中國外，各國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求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專利或優越權。讀者一看應該就能明白，這些條款明顯是針對日本的，欲以制約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關於《九國公約》，因為其中的“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原則”條款，有學者認為這“使中國再次成為列強共同宰割的對象”。筆者認為：對當時積弱的中國來説，《九國公約》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九國公約》屬於國際條約，具有國際法性質，主要目的是要排除日本獨佔中國，各國“利益均沾”。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多次重申並援引《九國公約》，要求列強依此進行干預或調停。雖然效果都十分有限，但畢竟表明是日本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公理在中國一邊。實際上，日本充分吸取了“三國干涉還遼”的歷史教訓，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後，一方面採取軍事行動，一方面在外交上研究應對策略。1932年1月5日，在佔領全東北已無懸念（此時仍有抵抗）的情況下，板垣徵四郎（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具體策劃者之一）回東京向日本內閣和軍部報告東北局勢。此次報告會上，還重點研究了列強援引《九國公約》的干涉問題，認為：在完全征服中國東北之前，需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應付國內外諸多問題，消化佔領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設法排除列強幹涉。日本政府最終決定在列強利益比較集中的上海製造事端，發動一場戰爭行動，以轉移國際視線，同時給西方列強施加壓力。日軍參謀本部立即制訂了進攻上海的作戰計劃，並向日本駐滬公使館發出指示電，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擬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製造事端：日本駐滬公使館接電後，由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策劃和組織。1932年1月18日下午，田中隆吉僱傭的2名日本僧人和3名信徒及扮成工人模樣的打手，到楊樹浦馬玉山路（今雙陽路至營口路一帶）三友實業社總廠附近生事挑釁。當時正值日本侵佔東北期間，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高漲。面對日本人的挑釁，中國工人的情緒可想而知。在雙方的衝突中，日本僧徒1死1傷。這就是所謂的“日僧事件”。田中隆吉戰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供認：板垣徵四郎交給他2萬日元，説“上海有一個叫三友實業公司，這個公司是非常共產主義的，是排日的根據地。就託她（川島芳子）巧妙地利用這個公司的名義來殺死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後來果然這樣幹了。事件發生後，一手導演此事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立即指控是中國工人所為，於20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嚴重抗議及4項強硬要求：上海市長公開道歉；逮捕和處罰作案者；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田中隆吉乘機擴大事態，組織指使30多名日本浪人到三友實業社總廠縱火傷人（打死1人，傷2人）。在日本近代史上，其陸軍與海軍一直“不對付”。海軍見陸軍在東北立下“不世奇功”，也躍躍欲試。針對日僧事件，日本駐上海的第1外遣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於1月22日發表聲明：上海市長如果對松井倉松所提的4點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滿意的答覆，日本海軍將採取“適當行動”。同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實際上是授權海軍在上海發動戰爭。日本海軍從21日開始向上海增派軍艦和海軍陸戰隊，展開進攻上海的作戰準備，戰爭機器高速運轉起來。就日僧事件本身而言，充其量也就是個雙方鬥毆所引起的刑事案件。日本先從幕後挑起，再將事件升級，且從事件發生到做出戰爭決定僅4天時間，可見其早有預謀和迫不及待。26日，日軍參謀總長閒院宮訓令在上海的鹽澤幸一“行使自衞權利”，正式下達了作戰命令。至戰爭爆發的1月28日，日軍在上海已經集結軍艦24艘、飛機40餘架，但海軍陸戰隊僅1800餘人。在日本侵華史上，經常是日軍少量兵力，就敢挑戰數倍甚至幾十倍的中國軍隊，並屢屢得手，令人悲嘆。

徒勞的忍讓：日本準備在上海發起戰爭行動，目的很明確，就是轉移國際社會視線，給列強施加壓力，進而排除列強幹預東北問題。南京國民政府則誤判為日軍要擴大侵華戰爭。基於當時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据等多種因素，國民政府深感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決定極力避免衝突，主張對日忍讓。1932年1月2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急電吳鐵城，稱“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説，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下令駐防上海的第19路軍在5天內從閘北後撤至南翔以西。由於閘北是雙方對峙的“熱點”地區，軍政部特地調憲兵第6團到上海，接替抗日情緒較高的第19路軍在閘北地區防務，以期避免衝突。1月27日，村井倉松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限28日18時前對4項要求給予“滿意”答覆，否則採取必要行動。根據國民政府電令，吳鐵城於28日13時45分答覆村井倉松，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4項無理要求，並在當天上午就封閉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等抗日場所。1月28日夜11時許，村井給吳鐵城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4項要求表示“滿意”。可夜11時30分，駐滬公使館又轉來鹽澤幸一的最後通諜，稱“帝國海軍鑑於日僑多數居住閘北，特決定在該地區配備兵力，中國軍隊務必從速撤離閘北”。沒等中方回覆，20分鐘後（約11時50分），日軍即向駐閘北的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此時日僧事件才過去10天時間，日軍戰前準備的效率“實在是高”。與九一八事變一樣：日本欲發動戰爭，沒有藉口就製造藉口；不忍讓會打，忍讓也會打，無論你如何忍讓都是徒勞的。但與九一八事變不一樣的是：這一次,中國軍隊激於義憤，尚未撤離閘北的第19路軍奮起抵抗，為避免衝突前來接防的憲兵6團隨後也加入戰鬥。

一二八抗戰：當時駐防上海的中國軍隊是第19路軍，轄第60、61、78師，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全軍約33000人。第19路軍屬於粵軍系統，由北伐時期著名的鐵軍、即國民革命軍第4軍的第10師擴編而來。旁白一句：該師與中央紅軍同源，都出自北伐時期的第4軍，還曾參加南昌起義。但在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師長蔡廷鍇率全師脱離起義隊伍。面對日方的頻頻挑釁和軍事調動，第19路軍判斷日軍發動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於是進行臨戰部署，加強戰備，決心保衞大上海，並向全軍發出密令“我軍以守衞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備戰；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鹽澤幸一少將的指揮下，向北四川路西側的中國駐軍發動突然襲擊，守軍第19路軍78師156旅6團當即還擊，第一次淞滬抗戰（一二八抗戰）爆發。第19路軍總部接到日軍進攻的報告後，蔣光鼐、蔡廷鍇等立即趕到真如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並命令後方部隊迅速向前線推進。29日天亮以後，日本海軍陸戰隊1000多人在20多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兵分五路，連續向閘北各路口中國守軍發動猛攻。從航空母艦起飛的日機也對閘北、南市一帶狂轟濫炸，戰火迅速擴大。中國守軍頑強抵抗，戰鬥極為激烈。第19路軍一線官兵雖傷亡慘重，但堅守陣地，死戰不退。戰至下午17時，第156旅主力投入戰鬥，實施陣前反擊。鹽澤幸一戰前曾狂言“只要4個小時即可了事”。可打了18個小時之後，日軍第一次進攻卻以失敗告終。對比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後的表現，第19路軍令人敬佩，不愧鐵軍傳人。由於西方列強在上海利益巨大，當天下午，英、美兩國訓令其駐滬領事緊急出面調停。日本海軍沒想到第19路軍抵抗如此頑強，頓感兵力不足。29日夜8時，中日兩軍達成停止戰鬥3天的協定。第19路軍十分清楚：這只是日軍的緩兵待援之計，大戰還在後頭，遂抓緊調兵遣將，準備更大規模、更加殘酷的作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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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真打假戰：一次成功的“圍魏救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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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換帥：前文説了，日本在上海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國際社會轉移視線，把列強的注意力從東北吸引到上海。要實現這個目的，只虛張聲勢不行，必須要真打，而且還必須打贏。日軍原以為在上海的中國軍隊不過是又一支東北軍，一打就逃。但日軍這次的對手，戰鬥意志異常堅定，戰鬥力也十分強悍。日本海軍陸戰隊第一次進攻失敗後，立即從國內向上海增派大批海軍軍艦、戰機和陸戰隊。援軍抵達上海後，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力達到5000多人。3天的停戰期限一過，日軍從2月3日開始，發動第二次進攻，再度向閘北、江灣、吳淞一線的中國守軍猛攻。但仍被中國守軍擊退。此次進攻被粉碎後，鹽澤幸一被撤職調回國內，由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接替指揮。同時日軍從本土增調陸軍第24混成旅團急赴參戰。至2月7日，日軍投入的地面作戰兵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已增至1萬人以上。8日拂曉，日軍發動第三次進攻，分3路向吳淞鎮、張華浜、藴藻浜猛攻，再次被中國守軍擊退並遭受重創。日本被迫第3次增兵，火速從國內增調陸軍第9師團增援上海，並由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接替野村吉三郎的指揮。此時，日軍地面進攻兵力已達3萬餘人。與此同時，經過10多天的激戰，裝備劣勢的第19路軍已傷亡慘重，一再電請國民政府增兵。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於15日派張治中率第5軍增援上海。18日，植田謙吉向蔡廷鍇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19路軍“立即停止戰鬥行為；並在2月20日午後5時前從所列地區撤走；同時撤除駐防區內的炮台等其他軍事設施，並不得再設置；以上各條如不見實行，日軍不得已將對貴軍採取自由行動，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應由貴軍負責”。蔡廷鍇接到最後通牒後，下令前線部隊向日軍陣地猛烈開炮，作為對植田謙吉最後通牒的回答。2月20日晨，日軍發動第四次進攻，採取中央突破，兩翼側擊的戰法。此時，國軍精鋭第5軍趕到戰場並立即投入戰鬥。戰至25日，植田謙吉的進攻行動又被擊退，國軍取得廟行大捷，斃傷日軍500餘人。由於戰事久拖不決，日本內閣決定第4次增兵，增調陸軍第11、14師團和大批海空軍增援上海，併成立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由白川義則大將接替植田謙吉的指揮位置。至此，日軍已經三次換帥，指揮官軍銜由少將、中將上升到大將。

被迫應戰：日僧事件後，國民政府雖然屈辱忍讓，答應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但日軍還是發動了進攻。被逼無奈，蔣介石在1月30日發表告全國將士電，稱“我19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衞，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決心奮起一戰，並表示他本人“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當時日本正在侵佔中國東北，國內民眾抗日情緒高漲。此電發佈後，影響甚大，軍心士氣，為之一振。同日，國民政府發佈《遷都洛陽宣言》，以示絕不屈服之決心。2月5日，國民政府將中央軍精鋭第87、88師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合編的第5軍，於10天后開往淞滬戰場。此外，國民政府計劃動用10多箇中央軍的精鋭師作為二線部隊，待命開往上海周邊地區。此次日軍進攻的是國民政府統治的核心區域，國民政府明顯處於矛盾心理：不想打，又不得不打；所以向前線增派中央軍精鋭，但只派一個第5軍，其他部隊只在上海附近待命，預防戰事擴大。這種矛盾心態，蔣介石在1月29日日記中明顯表露：“昨日對上海日領（日本領事）要求已承認，彼亦滿足，旁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軍司令忽提要我方讓出閘北，乃即衝突……餘決心遷政府於洛陽，與之決戰。”令人振奮的是：此次抗戰，前線將士抱定決心，團結一致，不畏強敵，敢於犧牲。這與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的不抵抗形成鮮明對比。淞滬抗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正面抗戰。日軍在戰前曾揚言“3小時佔領閘北、12小時搞定上海”，結果打了1個多月也沒有搞定上海。日軍經4次增兵，到2月下旬，在上海的兵力已達9萬餘人，軍艦80艘，飛機300架。當時中國守軍，即19路軍和第5軍總兵力相加已不足4萬，人員和裝備消耗無法及時得到補充。尤其是第19路軍，經1個月苦戰，已成疲憊之師。除第5軍外，國民政府未再向前線增派兵力。

恢復原狀：到這個時候，中國軍隊無論在數量還是裝備上，已經明顯處於劣勢。日本方面，在增援的2個師團抵達後，白川義則吸取前3任指揮官正面進攻失利的教訓，採取從翼側登陸、兩面夾擊淞滬守軍的戰術。3月1日，日軍發動規模最大的第五次進攻，在鬧北、江灣、廟行方向發動進攻的同時，並派第11師團在瀏河口突然登陸，直接威脅中國守軍側後。迫不得已，中國軍隊於當晚全部退守二線陣地。日軍於3月2日攻佔上海，3月3日佔領真如至南翔一線。因作戰目的已經達到，日本軍部下令停戰。白川義則當日發表停戰聲明並下達停戰令，雙方就地停戰。淞滬戰事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策略，在鼓勵前線部隊抵抗的同時，照會歐美各國和國聯，要求依據《九國公約》介入調停。由於列強在滬利益巨大，英、美、法等國在戰事過程中一直“積極”調停，其態度也比九一八事變時強硬，美國政府甚至多次公開警告日本。3月24日，中日兩國代表及英、美、法、意公使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正式舉行停戰會議。經過1個多月的艱難談判，雙方於5月5日簽訂《中日停戰協定》。協定內容只涉及停戰及駐軍等，規定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得在上海至蘇州一帶駐紮，日軍則恢復到1月28日之前的狀態，即日軍仍可在上海市區的日租界駐紮。這為1937年8月13日爆發淞滬戰事埋下了引子。這次，日軍是在戰勝的情況下主動停戰，既沒要求割地，也沒要求賠款。這不符合日本的一貫做法。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國軍隊抵抗堅決，增援兵力陸續到達前線附近，再打下去對日本不見得有利；其次，是國際社會的調停和施壓，且態度比較強硬；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是日本也沒準備真打，其“轉移視線”的戰爭目的已經達到。從停戰協定簽訂至7月17日，日軍從所佔地區全部撤走，恢復其戰前的駐軍狀態。此戰，日軍雖然取勝，但贏得很不輕鬆，四次增兵、三次換帥，且死傷逾萬（日本資料為3000多人），但“掩護其侵佔東北”的目的成功達到，用軍事手段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外交上的“圍魏救趙”。在此期間，偽滿洲國宣告成立，九一八事變從此被國際社會忽視和淡忘。經淞滬一戰，日本排除了列強對東北問題的的干涉，可以放膽經營東北，並逐步進逼平津。華北地區從此無寧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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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進逼華北：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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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東北：自民國建立之後，東北局勢相對穩定，少有戰亂，不似關內軍閥混戰不停。張作霖掌控東北時期，大力推行新經濟政策，經濟快速發展，建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以鐵路里程為例：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鐵路里程約6300多公里，佔全國鐵路總里程的41%，而東北只佔國土面積15%。日本佔領東北後，基於其既定的大陸政策，從一開始就把東北當作“自己的家園”來建設，大規模投資東北，重點發展鋼鐵、煤炭、農產品等產業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從1937年開始，日本還在東北實施其《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憑藉東北原有的工業基礎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日本的大規模投資，滿洲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有資料説，滿洲國工業規模在1944年超越日本，為亞洲第一。筆者沒有查到確切資料，在此存疑。但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東北工業總產值佔到全國的85%，證明當時東北的工業基礎是不錯的。仍以鐵路為例：此時東北鐵路里程已經達到11500公里，佔全國鐵路總里程的52%。不可否認，日本大規模投資和開發東北，客觀上促進了東北的經濟發展。但其目的，是為侵華戰爭做物質準備，同時也壟斷和控制了東北經濟。需要特別説明的是：這些經濟發展成就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人和少數上層中國人，東北普通民眾仍是極其貧困。我們不能為這些光鮮的數據所迷惑。當時滿洲國的税目繁多，衣食住行甚至生孩子、家裏死人都要交税，農民種地税費也很高。為限制老百姓資助抗日聯軍，日本人還在東北推行所謂的“集團部落”，即集家並村、高築圍牆的“人圈”政策，以達到“匪民分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生命安全絲毫得不到保障，日軍和偽滿軍警隨意殺害中國人，平民百姓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人的尊嚴也橫遭踐踏。當年在東北，日本人是一等人，朝鮮人是二等人，中國人是三等人。普通百姓只能吃高粱等雜糧，吃大米屬於經濟犯罪。總之，亡國奴肯定是沒有尊嚴、地位和安全保障的。經常有人曬日本佔領東北期間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比如説那個時候長春等大城市已經用上了抽水馬桶等。但這些與東北普通老百姓幾無半點關係。日本之所以大力建設東北，一是已經把東北視為自己國家的一部分，二是利用良好的工業基礎和豐富資源，計劃將東北建成侵略中國或進攻蘇聯的戰略後方和前進基地。在日本人的計劃中，東北穩定之後，就該向華北伸手了。

軍部內閣：1932年5月15日，古賀清志等11名日本海軍少壯派軍人（中尉以下軍官及士官學校學生），在軍部的暗中縱容下，襲殺當時的首相犬養毅等。史稱五一五事件。在侵華問題上，犬養毅屬於緩進派，不贊成九一八事變擴大化，反對滿洲國完全獨立，主張承認中國對東北的“宗主權”，從事實上、漸進地達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標；還派出密使前往上海，同國民政府交涉。犬養毅並不是出於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考慮，而是在侵略中國的進程上，與激進派意見不一致。在日本歷史上，五一五事件規模不大，但影響巨大，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政黨內閣終結的標誌性事件。為什麼這樣説？就因犬養毅在中國東北問題上不夠激進，與軍部意見不一致，就遭到冷血刺殺。不僅如此，行刺者被起訴後，1份由35萬多人用血簽名的請願書被送到軍事法庭，請求從寬處理兇手。數十幾萬人在東京組織集會，很多民眾甚至日夜守在法庭門口，要求釋放兇手。法庭還收到另1份求情書，是新潟縣11位青年寄來的，請求代替11兇手去死，還附上11根剁下的小手指以表決心。可以想像當時被軍國主義洗腦的日本民眾有多麼狂熱。當時在日本國內，對外侵略和擴張是“民心所向”。最後法庭迫於壓力，全部“從寬發落”，沒有1個被判處死刑。首相是日本政府最高首腦，殺了就殺了。這實際上是對日本少壯派軍人以下犯上的縱容。後來（1936年）發生的規模和性質更為嚴重的二二六事件，不能不説與這種縱容有相當大的關係。大家想想：在這種狂熱氛圍下，誰還敢“緩進”？誰還敢與軍部意見不一致？五一五事件後，日本組成由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相的內閣，一切唯軍部馬首是瞻，成為事實上的“軍部內閣”。日本從此確立了“國防國家體制”，軍國一體，政府及整個國家被置於軍部控制之下。日本這輛軍國主義戰車，從此撤掉了剎車，開始在侵略戰爭的道路上狂奔。不少人評論日本在二戰期間“沒有一個戰略家”。實際上，日本明治維新早期的重臣，如山縣有朋等，還是頗有戰略思維的。但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就逐漸喪失了產生戰略家的土壤：屢次以國運相賭，發動對外戰爭並僥倖成功，且從無敗績，又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軍部的地位也因此日益上升，最終凌駕於政府之上，形成軍國體制。日本政壇長期內鬥不斷，首相走馬燈似地更替；政府與軍部之間矛盾重重；在軍部內部，也是派系林立，狂熱派與清醒派、陸軍與海軍各不相讓，甚至是你死我活地爭鬥。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產生具有長遠思維、也能長期掌控大局的戰略家？有的是在大陸政策引領下，賭性十足，幹了再説，走一步看一步。九一八事變成功後，日本國內在侵略中國問題上更是急不可待，軍部激進派佔據上風。

進攻山海關：在這個背景下，日本關東軍認為東北局勢趨於穩定，開始把戰爭指向華北。山海關位於萬里長城的東端，扼關內外之咽喉，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控制山海關，進可以攻佔華北，退可以守護東北。因此，山海關成為日本佔領東北後的第一個進攻目標。日軍依《辛丑條約》，在山海關和秦皇島駐有守備隊，共200餘人。這時，關東軍第8師團已經佔據北寧線山海關至錦州段，與山海關日本守備隊相呼應。當時中國駐守山海關的部隊為東北軍第9旅（旅長何柱國）所屬2個營。1933年1月1日晚，日軍山海關守備隊先是在自己營房內鳴槍並投擲手榴彈，再反誣是中國守軍所為（先搞事、再反誣，日本人的慣用伎倆，屢試不爽），並以此為藉口，要求中國守軍“撤出山海關南關及南門”。這一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就這200多人的日軍守備隊，在次日一早強佔南關車站，隨即開始攻城，被東北軍守軍擊退。駐關外的日軍第8師團很快向東北軍第9旅送來最後通牒，要求中國軍隊立即撤出山海關。上午10時，日軍第8師團派出援兵乘4輛列車抵達山海關，立即與日本守備隊聯手發起進攻。戰至17時許，日軍受挫退去。3日晨，日軍第8師團1個旅團在15架飛機的支援下，對山海關展開猛烈進攻，東北軍2個營守軍傷亡殆盡，關城及五里台、九門口等要點陷落。日軍攻佔山海關，等於是打開了進入華北的大門。其目的，一是形成威逼華北之勢，二是為進攻熱河創造條件。因為山海關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國民政府對此不能不有所行動。但唯一的行動，又是向國聯聲訴，讓人哭笑不得。國聯拖到2月24日才通過一項譴責日本的決議。日本政府對此不屑一顧。當年明朝對付關外的滿清，還知道死守寧錦防線。可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攻佔山海關、威逼華北的軍事行動，幾無作為，令人費解。實際上，日軍進攻山海關，拉開了日本侵華又一次重大行動的序幕。

進攻熱河：熱河省（1956年撤省）位於長城以北，是連接東北、華北和內蒙的樞紐。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件不久出籠的《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策》中，就將熱河納入計劃建立的滿洲國範圍。1932年2月，由關東軍主導的東北行政委員會在其《獨立宣言》中，稱“熱河省與舊東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關係”。1932年4月4日，日本關東軍制定了《對熱河政策》，其方針是兩手準備：一是利誘湯玉麟（熱河省主席，屬東北軍），“暫時以支持湯玉麟，使之從速服從滿洲國的統治為首要措施”；二是從國內調來第8師團，充實關東軍力量，為武力侵佔熱河做準備。1933年1月，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議會發表演講時，説“滿蒙與中國系以長城為境界者，由歷史而言，亦無議論之餘地。尤以熱河省之屬於滿洲國之一部者，徵諸該國建國之經緯，當可明瞭”。侵略者可以隨意給他國劃界？日軍如進佔熱河，向南可進攻華北，向西可進攻察哈爾省（1952年撤省）等內蒙地區，還可切斷關內和東北義勇軍之間的聯繫。在東北局勢稍稍穩定之後，日本“軍部內閣”準備實施大陸政策的第三步計劃，即侵略中國內地，並矛頭首先指向熱河。由於日本誘降湯玉麟未果，1933年2月10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經略熱河計劃》，決定當月下旬開始進攻熱河，稱“進攻熱河的目的，在於使熱河省真正成為滿洲國的領域，併為消滅擾亂滿洲國的禍根（指東北軍）創造條件，進而確立滿洲的基礎”。日軍共動用2個師團又2個混成旅團及空軍部隊共約3.5萬人，並配屬部分偽滿洲國軍隊進攻熱河。面對日軍迫在眉睫的進攻，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於2月11日趕到北平，與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張學良視察熱河部隊。宋子文在北平和承德先後發表講話，稱“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決無人肯作城下之盟”。2月18日，張學良與宋哲元等20多名將領發出通電，內稱“時至今日，我實忍無可忍，惟有武力自衞，捨身奮鬥，以為救亡圖存之計”。同時張學良與何應欽等研究制定了保衞熱河的計劃，將防守熱河的約10萬人部隊編組為兩個集團軍。2月17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正式下達命令，定於23日發起進攻熱河的作戰行動。日軍兵鋒所向，熱河及整個華北即將處於危急之中。而在此期間，蔣介石安排黃郛（即將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向日本方面試探在熱河“互不採取敵對行動”的方案。之所以如此，當時國民政府的大政方針是“攘外必先安內”，國軍主力正在南方“剿赤”。

（未完待續）

主要參考書目：

《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

《國民政府抗戰時期軍事檔案選輯》，章開沅總編

《蔣介石日記》，蔣介石著

《陳誠回憶錄》，陳誠著

《張治中回憶錄》，張治中著

《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沈予著

《中國與日本》，傅高義（美）著

《明治維新》，田中彰（日）著

《日俄戰爭》，橫手慎二（日）著

《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林三郎（日）編著

《華北治安戰》，日本防衞廳戰史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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