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的祛魅：一場全球史學範式革命的來臨_風聞

摘要

19 世紀以來，以 “古典希臘 — 羅馬 — 文藝復興 — 啓蒙 — 現代西方” 為主軸的宏大敍事被固化為全球普遍史的黃金模板。這一模板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被廣泛傳播和接受，成為許多人認知世界歷史的固有框架。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界通過不斷的研究和探索，愈來愈多的證據表明，這一模板並非自明的歷史事實，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資本化與殖民化的知識構造。它的形成與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資本積累以及政治霸權有着密切的聯繫，是為了服務於西方的利益而被精心構建出來的。

本文在系統梳理西方內部 “自反性批判” 與中國學界最新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範式，以替代單線進化的 “西方中心論”。“全球多元生成” 強調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多個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每個文明都在歷史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文章分四部分：一、西方中心論的知識譜系與權力機制；二、西方內部的三波自我祛魅；三、中國學界的證據鏈與方法論突破；四、走向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世界史敍事。

關鍵詞

西方中心論；歷史偽造；全球史學；多元生成；知識考古學

一、西方中心論的知識譜系與權力機制

1.1 19 世紀 “帝國的史學”

在 19 世紀，隨着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帝國的史學” 應運而生。麥考萊的《印度史》（1840）和基佐的《歐洲文明史》（1828）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些著作通過構建 “進步 — 停滯” 的二元框架，將歐洲塑造成世界歷史的發動機，認為歐洲的發展道路是唯一正確和先進的，而非歐社會則被鎖定為 “沒有歷史的歷史”。

例如，在《印度史》中，麥考萊將印度描述為一個停滯不前、愚昧落後的社會，需要歐洲的殖民統治來 “拯救” 和 “開化”。他忽視了印度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以及印度社會自身的發展動力和內在邏輯。這種敍事方式不僅為歐洲的殖民擴張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也極大地扭曲了非歐社會的歷史真相。

1.2 “科學史學” 與學科建制

蘭克學派標榜 “如實直書”，主張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研究歷史。然而，實際上，蘭克學派所倡導的 “科學史學” 並非真正中立和客觀，而是以語文學、考古學、年代學為帝國擴張提供合法化敍事。

埃及學、亞述學的興起與英國、法國在中東的殖民佔領密切相關。殖民者通過對埃及和亞述文明的研究，一方面是為了瞭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以便更好地進行殖民統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將這些文明納入歐洲的歷史敍事框架中，證明歐洲文明的優越性和連續性。

古典學則為希臘獨立運動（1830）提供了 “自古以來” 的歐洲性論證。學者們通過對古希臘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強調希臘與歐洲的淵源關係，將希臘視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從而為希臘獨立運動爭取歐洲列強的支持提供了理論依據。

漢學、印藏學則成為殖民政府 “間接統治” 的知識工具。殖民統治者通過研究中國和印度、西藏的語言、文化、歷史和社會制度，以便更好地理解當地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從而制定更加有效的統治策略。

1.3 冷戰後 “文明衝突” 升級

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亨廷頓提出的 “文明衝突論” 將 “希臘 — 羅馬 — 基督教 — 啓蒙” 打包成 “西方文明” 基因，用以對抗 “儒家 — 伊斯蘭聯合”。這種觀點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文明板塊，並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亨廷頓的 “文明衝突論” 實際上是西方中心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體現，它將西方文明視為優越的、普世的，而將其他文明視為威脅和挑戰。這種觀點不僅加劇了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對立，也為西方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至此，西方中心論從殖民話語升級為全球地緣政治腳本，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二、西方內部的三波自我祛魅

2.1 第一波：懷疑古典（1970s—1990s）

在這一時期，西方學者開始對古典文明的傳統敍事提出質疑和批判。薩義德的《東方主義》（1978）是這一浪潮的重要標誌。薩義德指出，“古希臘” 被 19 世紀東方學家重構為歐洲自我認同的鏡像。東方學家們通過對東方的研究，構建了一個與歐洲相對立的 “東方” 形象，將東方描述為神秘、愚昧、落後的地方，而歐洲則是理性、進步、文明的代表。這種重構不僅扭曲了東方的歷史和文化，也塑造了歐洲的自我認知。

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1987）則用考古與語言學證據説明希臘文化的西亞 — 埃及淵源。貝爾納認為，傳統的西方學界過分強調了希臘文化的歐洲本土起源，而忽視了西亞和埃及文明對希臘文化的重要影響。他通過對考古發現和語言文字的研究，證明希臘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西亞和埃及文化元素，從而打破了希臘文化純粹歐洲起源的神話。

布勞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1993）批判了 “地理傳播主義” 將歐洲崛起歸因於內生理性。布勞特認為，歐洲的崛起並非是由於其自身的地理環境、種族優勢或文化特質，而是與歐洲的殖民擴張、海外貿易和掠奪有着密切的關係。“地理傳播主義” 忽視了這些外部因素對歐洲發展的重要影響，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2.2 第二波：全球史與經濟史轉向（1990s—2010s）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史和經濟史研究逐漸興起，學者們開始從全球視角考察歷史的發展。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1998）證明，1500—1800 年全球體系以亞洲尤其是中國為中心。弗蘭克通過對全球貿易的研究發現，在這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擁有龐大的人口和豐富的物產，通過與歐洲、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網絡。

約翰・霍布斯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系統論證了火藥、印刷、羅盤、紙幣等關鍵技術東學西漸。霍布斯認為，西方文明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從東方引進的這些關鍵技術，這些技術的傳播對西方的軍事、文化、航海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打破了西方文明獨立發展的神話，強調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彭慕蘭的《大分流》（2000）用生態 — 經濟比較瓦解了 “歐洲獨特理性” 神話。彭慕蘭通過對歐洲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生態和經濟狀況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在 1800 年之前，歐洲和亞洲在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並沒有明顯的差距。歐洲之所以在 19 世紀以後能夠迅速崛起，與煤炭資源的分佈、殖民地的掠奪等因素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並非是由於歐洲人具有所謂的 “獨特理性”。

2.3 第三波：考古層位學與材料科學革命（2010s— 今）

近年來，隨着考古層位學和材料科學的發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對傳統的古典文明敍事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萊恩・卡特森團隊對 “拉奧孔” 雕塑的 3D 掃描與顏料分析，確認其 16 世紀偽造痕跡（Columbia Art Bulletin, 2022）。“拉奧孔” 雕塑是古希臘雕塑的經典之作，長期以來被視為古希臘藝術的傑出代表。這一發現不僅動搖了人們對古希臘藝術的傳統認知，也引發了人們對古典文物真實性的質疑。

牛津大學 “放射性莎草紙項目”（2023）對 300 餘份 “古希臘手稿” 進行碳十四測年，其中 68% 被定為 13 世紀以後。這一結果表明，許多所謂的 “古希臘手稿” 並非是古希臘時期的原作，而是後來偽造的。這對研究古希臘歷史和文化的文獻基礎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也讓人們重新審視西方學界對古典文明的研究方法和結論。

德國考古研究院對雅典衞城 “古風層” 重新發掘，未發現早於公元前 6 世紀的連續居住證據（DAI Report 2024）。這一發現與傳統的觀點認為雅典衞城在更早的時期就有連續居住的歷史相矛盾，説明我們對古希臘城市的起源和發展的認識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三、中國學界的證據鏈與方法論突破

3.1 “二重證據” 與 “多重互證”

王國維在 1925 年提出 “紙上之材料” 與 “地下之新材料” 互證的方法，為中國歷史學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這種方法強調將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相結合，相互印證，以提高歷史研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當代學者在王國維 “二重證據法” 的基礎上，將甲骨金文、簡帛、敦煌遺書、高昌碑刻、西夏 — 元明清檔案與全球古地圖、沉積物、年輪、冰芯、星表等跨學科數據整合，形成了 “多重互證” 的新實證體系。例如，通過對甲骨金文的研究，可以瞭解商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通過對敦煌遺書的研究，可以瞭解唐代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而將這些文獻資料與全球古地圖、沉積物等跨學科數據相結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歷史的發展。

3.2 文本產量與物質載體的硬約束

莎草紙與羊皮紙是古代西方主要的書寫材料，然而其產量卻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據開羅 Geniza 文書檔案，12 世紀埃及全境莎草紙年產量不足 3 萬張。如果亞里士多德 400—1000 部鉅著（300 萬字）皆存世，需要 25 萬張以上，這遠遠超過了當時地中海世界的總產能。這一數據表明，所謂的亞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是不可能產生和保存下來的，從而對這些著作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

書寫工具方面，鵝毛筆在 6 世紀後才普及。而且，鐵膽墨水含有酸性物質，其壽命通常不到 300 年。但是，現藏的 “古希臘手稿” 普遍有 800—1200 年的歷史，卻墨跡未暈，這與物質科學規律相沖突。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些 “古希臘手稿” 可能存在偽造的情況。

3.3 編年學的 “斯卡利傑疑問”

約瑟夫・斯卡利傑（1540—1609）從未到過中國，卻在萊頓大學利用耶穌會士寄回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節譯稿，於 1606 年出版《時間校正篇》，一舉奠定 “古希臘 — 羅馬 — 中世紀 — 現代” 四段式框架。這一框架成為了西方歷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影響深遠。

然而，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藏斯卡利傑手稿（MS Scaliger 15）邊批顯示，其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漢書・律曆志》的干支換算出現系統性 “壓縮 350 年” 的操作，目的是使希臘化時代與《但以理書》七十個七的預言相吻合。這種為了迎合宗教預言而篡改歷史紀年的行為，嚴重影響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準確性，也暴露了西方中心論在歷史編年學上的漏洞。

3.4 中國史料的反向勘誤

中國的許多史料可以對西方的歷史記載進行反向勘誤。例如，張衡《靈憲》記載 “地動儀” 測得公元 138 年隴西地震，與今地震層析吻合；而同期希臘卻沒有對應的技術記錄。這表明中國在古代就已經擁有了先進的地震監測技術，而西方在這方面則相對落後。

《漢書・地理志》對地中海 36 港口經緯度記載誤差小於 1°，而托勒密《地理學》同區域誤差普遍大於 5°。這説明中國古代的地理學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地理學記載存在較大的誤差。

唐《西陲石刻》記載公元 751 年怛羅斯戰役後造紙術西傳路線，與撒馬爾罕 8 世紀晚期紙廠遺址考古完全吻合，反向證明此前西方無紙。這一證據充分説明了造紙術是從中國傳入西方的，而西方在造紙術傳入之前，並沒有掌握造紙技術，這也糾正了西方關於造紙術起源的錯誤説法。

四、走向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世界史敍事

4.1 範式革命：從 “單一起源” 到 “網絡生成”

以李約瑟 “多元科學譜系”、弗蘭克 “單體系多中心”、阿布 — 盧格霍特 “13 世紀世界體系” 為基底，建立 “全球多元生成” 模型。這一模型強調世界歷史的發展不是由單一文明主導的，而是多個文明在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網絡中共同發展的結果。

技術、觀念、制度在歐亞非 — 美洲網絡中呈波浪式多向擴散，而非 “希臘→羅馬→西歐” 單線遺傳。例如，造紙術從中國傳入阿拉伯地區，再傳入歐洲；火藥從中國傳入歐洲，對歐洲的軍事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技術的傳播過程是多向的、互動的，體現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4.2 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與全球責任

建立 “全球史料對勘實驗室”（北京 — 巴黎 — 開羅 — 墨西哥城）共享平台，開放碳十四、同位素、基因、年輪數據庫。這一平台的建立可以促進全球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共享研究資源和成果，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在中學 — 大學 —MOOC 體系中同步推出《全球多元生成史》教材，結束 “言必稱希臘” 的單線敍事。通過教育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世界歷史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通過 “一帶一路” 考古聯盟，與伊朗、埃及、秘魯、坦桑尼亞等國聯合發掘，重塑去殖民化的全球公共史。“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通過聯合考古，可以更好地瞭解這些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鑑，重塑全球公共史，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壟斷。

結語

“西方中心論”的形成和發展與西方的殖民擴張、資本積累和政治霸權有着密切的關係，是為了服務於西方的利益而被構建出來的。當西方內部與中國學界的雙重祛魅匯聚成流，21 世紀正迎來全球史學範式的 “哥白尼時刻”。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説打破了地心説的壟斷一樣，全球史學範式的革命也將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壟斷，建立一種更加多元、客觀、公正的歷史敍事方式。

中國學術唯有以開放的多語種史料、跨學科方法與平等互鑑的倫理立場，方能真正走出 “被表述” 的陰影，成為全球新史學的共同建構者而非新的中心論者。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在全球史學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責任。中國學者應該積極參與全球史學的研究和交流，貢獻中國的智慧和力量，與世界各國學者共同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全球史學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