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張俊墓的研究系列1 ——無錫地方誌中的一些疑問_風聞

撰寫/吳韻長歌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南宋歷史的長河中，張俊作為中興四將之一，其生平經歷與身後之事一直備受關注。張俊生前備受高宗寵遇，進封清河郡王，死後贈封循王，其喪葬規格等同於異姓親王 ，在南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關於張俊墓的記載，在無錫地方誌中卻存在諸多疑問與爭議。這些疑問不僅涉及到對歷史人物墓葬地點的準確認定，更反映出歷史文獻在傳承過程中的複雜性。

本研究旨在通過對無錫地方誌中張俊墓相關記載的深入剖析，結合正史資料以及其他相關文獻，梳理出張俊墓記載中存在的問題，還原歷史的真相。期望通過這一研究，能夠更加準確地瞭解張俊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同時也為南宋歷史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爵位諡號中的儒家理念體現

在封建時代，王朝授予某人的爵位諡號，藴含着深刻的儒家理念，是對一個人一生功績、品德的高度概括與評價。

以康熙帝的尊號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為例，其中 “聖祖” 為廟號，因康熙功績卓著而獲此殊榮。“合天弘運” 體現了順應天命、弘揚國運的儒家天命觀；“文武睿哲” 彰顯了文治武功、睿智明哲的治國才能；“恭儉寬裕” 展現了恭敬節儉、寬厚仁愛的品德；“孝敬誠信” 突出了恪守孝道、誠實守信的道德準則；“中和功德” 體現了持守中庸、德澤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成仁” 則表明康熙是集大成之仁德君主。整個尊號全面而深刻地體現了儒家對君主的理想要求，“仁” 作為核心評價，也符合清代對康熙 “萬民康樂安寧，天下興盛” 的歷史定位 。

岳飛的封號同樣體現了儒家理念。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十二日，孝宗賜岳飛 “武穆” 諡號，“折衝禦侮曰武，佈德執義曰穆”，這一諡號高度讚揚了岳飛在軍事上抵禦外敵、保衞國家的功績，以及在品德上秉持正義、施行仁德的高尚品質。嘉泰四年（1204）五月二十日，宋寧宗封岳飛為鄂王，這一封號不僅是對岳飛忠義殉國精神的褒揚，更是對他為國家和民族所做出巨大貢獻的肯定，體現了儒家所倡導的忠誠、愛國等價值觀。

而南宋中興四將之一張俊的封號，大部分正史中也寫得清清楚楚。張俊（1086年-1154年），字伯英，秦州成紀（今甘肅省天水市）人。中國南宋將領。生前進封清河郡王，備受高宗寵遇，死後贈封循王。古代對逝去的人是非常尊重的，諾非犯大罪，則是必死後贈封的爵位定上升一級，所以張俊生前已是郡王的級別，循王應該是高於郡王的待遇，故張俊喪葬時朝廷是以等同於異姓親王的禮儀。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傳第一百二十八·張俊等，二段原文如下：“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斂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正子仁。”

(三)****《常州府志》中 “循郡王” 的錯誤

在對無錫地方誌中張俊墓相關記載的研究中，《常州府志》無錫縣部分的記載出現了明顯錯誤。其中關於張俊的封號，記載為 “循郡王” ，然而，在大部分正史中，張俊生前進封清河郡王，死後贈封循王，並無 “循郡王” 這一説法。

這一錯誤的出現，極有可能是由於府縣誌編寫人員信息匱乏，對歷史知識掌握不足。在封建時代，爵位諡號有着嚴格的規定和明確的含義，一字之差，釋義便可能相差千里。“循王” 與 “循郡王” 所代表的等級和意義截然不同，這種錯誤嚴重影響了文獻記載的準確性和可信度。

這一失誤也反映出，即使是年代久遠的史志，也並非完全準確無誤。在研究歷史時，不能盲目依賴單一的文獻資料，而應廣泛查閲各種正史、野史以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相互印證和比對，以去偽存真，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 。例如，在研究張俊的生平與封號時，除了參考《常州府志》，還需結合《宋史》等正史資料，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

(四)****《錫山景物略》的問題剖析

1****名人墓葬記載錯誤

《錫山景物略》作者王永積明代崇禎時期人，此書中存在諸多疑點，尤其在名人墓葬記載方面，出現了嚴重錯誤。文中稱張俊葬在無錫青山（即今馬山街道華藏山），同時還説岳飛墳也在無錫青山並被祭祀 。然而，眾所周知，岳飛的真身墓位於杭州市西湖邊上，這是被世人公認的事實。

這種錯誤記載的出現，背後可能存在多種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於當時的信息傳播有限，作者獲取的信息不準確，從而導致了錯誤的記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存在地方文化競爭的因素，某些地方可能希望通過將名人與本地聯繫起來，來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文化影響力，但這種做法卻違背了歷史事實 。

以岳飛墓為例，其位於杭州西湖畔棲霞嶺下，有着明確的歷史記載和考古證據。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 年），岳飛的孫子岳珂勘定北山的下智果寺與岳墳 “委是毗近”，願自行創建，買田供瞻，請僧焚修，於是南宋朝廷下詔改賜緊鄰岳飛墓的下智果寺充岳飛功德寺，並賜額 “褒忠衍福禪寺” ，這便是今天杭州嶽王廟的始基。而《錫山景物略》中關於岳飛墳在無錫青山的記載，與這些確鑿的歷史資料相悖，顯然是不可信的。

 2華藏寺修建記載錯誤

《錫山景物略》中還記載華藏寺是南宋紹熙年（1190 年 - 1194 年，宋光宗趙惇的年號）為祭祀張俊而建的祭祠，這一記載與史實嚴重相悖。

南宋王朝為岳飛平反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在秦檜死前夕，高宗就命秦檜與其子、孫同時致仕，並不斷清除其黨羽，起用被秦檜排擠的人上台。宋孝宗時期，秦檜病逝，主戰派捲土重來，全國上下都期盼着審判秦檜、為岳飛平反。雖然由於宋高宗趙構還在世，此次平反並不徹底，但追復了岳飛原來的官職，並尋得遺骸以禮安葬，還宣佈尋找岳飛後人並給予官職，邁出了為岳飛平反的第一步 。

到了宋光宗、宋寧宗時期，蒙古族崛起，金朝國力下滑，南宋朝廷政治風向發生根本性變化，朝野武力北伐的氣勢高漲。最終，南宋下定決心為岳飛徹底平反，認定岳飛是被秦檜害死的，追封岳飛為鄂王，追奪秦檜的 “申王” 爵位和 “忠獻” 諡號，將其改諡為 “謬醜” ，明確指出秦檜 “縱敵” 的罪行，至此岳飛冤案才完全得到平反，秦檜等人在南宋官方被正式定性為奸臣。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錫山景物略》中所説的華藏寺在宋光宗紹熙年為祭祀張俊而建是完全講不通的。即便當時朝廷為岳飛平反還未達到高潮，秦檜、張俊仍有殘存餘黨，但此時秦張勢力已大為減弱，風向對他們不利，其餘黨為求自保，也不敢做出為張俊建祭祀寺廟這種對自身無益的事情 。這就如同在現代社會，對於那些被歷史定論為負面的人物，很少會有人公開為其立碑紀念一樣。例如文革時期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那四個人，現在哪個地方敢公開地搞紀念他們的話動？所以，《錫山景物略》中關於華藏寺是為祭祀張俊而修建的記載是錯誤的，與當時的的政治局勢和歷史發展不符。更見自相矛盾之態，文中前句稱此寺為宋循王張俊勅建一事，沒有傳記記載，後文卻又言其是為祭祀張俊而建，恰似左臉所言，被右臉自行否定，前後齟齬，令人費解。

**(五)**神道碑的存疑之處

我查閲不少無錫地方誌分析，無錫市有張俊墓之説，最早依據是後被編入《四庫全書，海陵集卷二十三》中，宋代人周麟之撰寫的“張循王神道碑”。全書中説這個碑文中講到張俊死後；是年九月十一日葬於常州無錫縣塘灣山。這揚揚灑灑三千四百多個文字的神道碑文。

關於該神道碑是否存在於無錫馬山街道華藏寺，至今尚無確鑿證據。有人聲稱在某年華藏寺附近曾挖出一個無字石碑，有人説可能是歷經六七百年後，石碑上的字跡因自然侵蝕而消失。然而，這種推測缺乏合理性。一般來説，石碑在自然條件的浸蝕下，表面腐蝕程度是深淺不一的，只會出現局部字跡消失的情況 。而周麟之撰寫的神道碑有三千四百多個字，要使所有字跡全部消失得一乾二淨，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僅憑這個無字石碑，難以認定它就是周麟之撰寫的 “張循王神道碑”。

更為蹊蹺的是，特別是古代高官的喪葬中神道碑，是封建禮制中最為重要的物件，它必須是由皇帝命令大臣名朝廷的名義，撰寫總結大臣一生的功過和朝廷的恩德，這東西是封建制度的臉面，中央官方正史心定重墨記錄。可“張循王神道碑”雖受到了歷代文人的學習和臨摹很有名氣，此神道碑文卻在元人編的《宋史》上也沒有，僅是原記錄在周麟之私人的文學作品專集《海陵集》中，後直到清代才連同《海陵集》一起被摘錄《四庫全書》中。

甚至 在無錫縣誌上卻並未被記載。無錫縣誌中記錄了許多古代碑文及墓誌銘，其中不乏比張俊地位低的人的碑文 。張俊在歷史上頗具名氣，其神道碑文卻未被無錫縣誌收錄，這一現象顯然有悖常理。按照常理，像張俊這樣在南宋朝廷中地位顯赫的人物，其神道碑理應受到重視並被縣誌記載。這種異常情況進一步加深了對無錫張俊墓相關記載的懷疑，也讓我們對無錫地方誌中關於張俊墓的記載準確性產生了更多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