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嶽：時代的轉向往往需要一個極端事件_風聞

作者：連嶽

傅抱石 關山月

武漢大學楊景媛誣告事件非常極端。

極端事件需要一個極端的受害者，大一男生肖同學就是如此：軟弱，毫無鬥爭精神與能力，可輕易承認對自己極為不利的誣告，受害代價慘重，被學校處分、精神出現問題，家人被人肉、被網暴，有長輩在這氣氛中離世。

極端事件需要一個極端的施害者，楊景媛就是如此，她是肖同學的反面：強悍，極具鬥爭精神與能力，絕不承認一切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包括法院的最終判決。她施害的獲利極大，不僅操控了武漢大學與輿論，不學無術的她（體現為論文錯漏百出）還一路保送，要讀博士了。

楊景媛誣告肖同學的證據，就是其在圖書館對肖同學長時間的襠部偷拍，聲稱其自慰（法院最終不認定這個事實）。其實她的偷拍才是變態下流。哪一個正常人、哪一個有廉恥、有尊嚴的人，會在公共場所長時間偷拍一個陌生人的襠部？普通流氓也做不出來，只有極端偏執、變態的流氓才做得出來。

極端事件有好處，能夠喚醒社會。法院的判決一出，絕大多數人才會反思：為什麼我們會被一個極端偏執變態的女流氓控制呢？這不是為誣告大開方便之門嗎？楊景媛的誣告術，只要你是女流氓，就可以輕易複製：長時間拍一個男性的襠部，指控其某個動作是自慰，就行了。然後被輿論支持，被學校保送。就是法院還肖同學清白後，武漢大學也是遲遲不修正錯誤，與當時迅速處分肖同學形成鮮明對比。她的誣告，獲利快且容易，受罰慢且艱難，這將極大地鼓勵同類。

時代的轉向往往需要一個極端事件。武漢大學楊景媛誣告事件就是這樣一個極端事件。一些自由派媒體與大V，也批判武漢大學及楊景媛，就是風向。他們往往是保護惡人作惡的自由的（號稱不違法都可行），基本都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反對公序良俗。這次，也不敢站隊楊景媛。

武漢大學楊景媛誣告事件，就是極端女權走得最極端的一次。它讓人知道什麼是極端女權（也就是網友戲稱的“女拳”），就是女流氓為所欲為的特權。它綁架了女性追求正當權利的訴求，不停將其推向極端，最後將全體中國男性視為仇敵。

極端女權發展到了武漢大學楊景媛誣告事件，僅憑其個人惡意與能力，是無法調動那麼大的社會資源的，她甚至綁架了武漢大學。楊景媛有其社會基礎。

一是反體制的力量。有人想推翻共產黨，改變中國的體制，只要國家還存在，這些人就會存在。這些力量會動員一切可動員的議題去衝擊體制。安全的議題可操作空間最大，環保、動保、女權，這些議題安全、受眾廣、動員能力強、可緩慢向體制內滲透，政府找不到由頭反擊與下決心治理，似乎非得等到極端事件發生不可，而等到了極端事件，反體制的力量就有了勝算。試想一下，如果這次法院站楊景媛，那整個社會的崩塌就會加速。

二是女性的生活確有其獨特的難處。在市場化的自由競爭條件下，女性的戀愛、婚姻與生育，與其工作處於衝突之中。完成大學教育再戀愛，年紀大了，更難了。生育孩子，必然要花一大段時間，對其找工作、保有工作又帶來不利。為了保有學歷與工作上的競爭力，不少女性付出喪失了戀愛權、婚姻權與生育權的慘重代價。這為極端化女權提供了潛在支持。一個人想愛而得不到愛，想要關懷卻不得不孤單，則走向極端的可能性大增，完全不能排除一些極端的女權者是因為得不到想得到的，則索性拉女性與世界一起毀滅。

為了消除極端女權，只有一條路，就是避免女性原子化，從而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整個社會都要去幫助女性，讓她們更容易工作、戀愛、成家、生娃、享受愛與被愛的温暖。工、青、婦要活躍起來，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要把原子化的個人們重新組織起來。也就是説，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戰勝極端女權。而我們，恰好有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