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日本侵華五十年（1894-1945）之三_風聞

原創：桅杆 ,首發於“走進歷史的深處”微信公眾號 

重發説明：本文發佈後，有朋友問：中國抗日戰爭有14年、8年之説，你怎麼冒出個《日本侵華五十年》？在此做個解答：其一：日本自1894年開始侵華，中國從此也開始抗日，直到日本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幾乎沒有中斷，日本只有2年沒在中國大陸駐軍，更別説一直佔領着中國寶島台灣了。其二：無論是九一八事變，還是七七事變，都是日本明治時期確定的侵華政策的延續和步驟。其三：兩國戰爭一般從邊境爆發，可九一八事變的瀋陽，七七事變的盧溝橋，都是中國腹地。中日戰爭為何在中國腹地爆發？如果不從頭説起，就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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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越過長城：清除進軍華北的地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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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河淪陷：針對國民政府的試探，日本外務省與陸軍部協商後，答覆稱“張學良軍隊必須撤出熱河，然後日中軍隊才可在長城一線停止敵對行動”。意思是中國必須讓出熱河，才可以考慮“停止敵對行動”。實際上是確拒絕了蔣的要求。湯玉麟早年是張作霖的拜把兄弟。面對日本人的誘降，尚能守住底紅線：拒收偽滿洲國送來的委任狀，並説“吾乃國家疆吏，守土有責，誓死抗戰，決不喪國家之地”。這時説得挺好，但後來跑得挺快。1933年2月23日，日本駐華使館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交備忘錄（實際就是最後通諜），內稱“熱河不是中國領土，中國軍隊必須在24小時內離開熱河”；同時威脅“張學良軍隊如果採取積極行動，難保戰局不及於華北方面”。赤裸裸的強盜邏輯。而就在日本駐華使館送交備忘錄之時，日本關東軍已經分3路向熱河發起了進攻（又是偷襲）。日軍日軍以錦州為前進基地，分北、中、南三個方向同時進攻，其中中線為主攻方向，目標直指省會承德。面對日軍的進攻，熱河中國守軍除少數抵抗外，大多一觸即潰。3月3日晚，日軍逼近承德以東，準備“誓死抗戰”的湯玉麟下令撤退。次日中午，日軍先頭分隊128名騎兵不費一槍一彈即佔領承德。至3月10日前後，日軍前峯抵達喜峯口、冷口、界嶺口、義院口等長城沿線，熱河全省淪陷。不到半個月時間，熱河10萬守軍或逃或降，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其佔領熱河的軍事行動，不是進攻，而是行軍。熱河失守如此之快，全國大譁。前丟東北，今丟熱河。作為東北和華北最高軍政長官的張學良，在蔣介石的“建議”之下，不甚情願地“引咎辭職”。3月12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批准張學良辭去本兼各職，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為阻止日軍繼續向南進攻華北，何應欽將集結到長城沿線的國軍14個軍重新進行部署，準備防守長城諸口。

長城抗戰：侵佔熱河的日軍（第6、第8師團及混成第14、第33旅團、騎兵第4旅團，約4萬人）及偽滿軍隊（約3萬人）抵達長城沿線後，即向中國守軍展開進攻，其中最早的進攻在3月5日就已經開始。從古北口到山海關400公里的戰線上，防守長城諸口的中國軍隊共14個軍、約25萬人，分屬於中央軍、東北軍及第29軍系統。面對日本進攻，中國守軍頑強抗擊，尤其是古北口、南天門方向和喜峯口、羅文峪方向，戰鬥最為激烈，也使日軍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其中古北口、南天門方向是長城抗戰中歷時最長（約80天）、雙方投入兵力最多的區域，中國守軍主力是中央軍系統的第17軍（軍長徐庭瑤）。雖然第17軍官兵浴血奮戰，不惜犧牲，但由於裝備和戰術素養不及日軍，所屬3個師（第2、25、83師）傷亡慘重。戰至4月底，第17軍陣地大部均告失守。防守喜峯口、羅文峪方向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作戰積極，多次派夜襲隊主動出擊，手持大刀，與敵人展開肉搏，多次奪取日軍據點並重創日軍，最終成功守住陣地。在冷口、義院口方向，日軍在4月10日前後突破東北軍53軍的防守陣地，越長城向南展開追擊，進入冀東地區，先後攻佔盧龍、撫寧、昌黎等縣。長城以南、灤河以東地區全部被日軍佔領，平津危急，華北危急。1933年2月24日，因國聯大會通過關於東北問題的《中日紛爭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及聲明，否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要求日本交還滿洲給中國。日本乾脆於3月27日宣佈退出國聯。但蔣介石仍向國聯尋求支持，希望西方列強依據《九國公約》出面干預，制止日本侵略。長城沿線列強利益有限，不願意捲入中日衝突。但日軍佔領灤東之後，國際形勢就起了變化：日軍進攻不屬於其傳統勢力範圍的華北地區，直接觸犯了列強利益，西方列強遂出面調停。英美兩國海軍甚至以保護僑民為由，在唐山和秦皇島擺出了登陸的姿態。面對英美的強硬姿態，日本不得不有所顧忌。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軍方停止在灤河以東的攻擊行動，關東軍在21日將軍隊撤回長城以北。客觀地説，對於長城抗戰，蔣介石也十分關注，3月8-25日還專程到河北的石家莊、保定及北平，部署長城抗戰事宜。但閲讀這期間蔣的日記，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不在抗日，而在“剿赤”。例如蔣3月24日在北平“與敬之（何應欽）、季寬（黃紹竑）談：一、江西剿赤；二、勸汪復職；三、開全國大會；四、華北佈置”。

停戰談判：更能證明上述觀點的，是4月5日，也即長城抗戰激烈之時，蔣介石趕至南昌，佈置和指揮“剿赤（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直到這年10月28日才回到南京，在江西的時間長達半年多（期間曾往返廬山等地）。期間對於長城抗戰及後續日本人在華北挑事，認為“不必介意，惟有強忍，勿使牽動江西剿匪計劃也”。到4月底，日軍攻佔熱河的目的已經全部達到，且戰線拉長，兵力不足，進攻已顯疲態。此時英美出面調停，日本正好借坡下驢，準備結束作戰。早在1932年8月27日，日本史上的第一個“軍部內閣”，即齋藤內閣制定了《從國際關係出發處理時局方針》，內稱“近來中國本部（指關內）的地方政權分立狀態日趨明顯”，日本應注意山東地區和華北“如果萬一治安發生顯著混亂而帝國臣民生命及其他重要權益絕對需要保護時，就應當出兵”。這與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對華政策綱領》中的武力侵華方針一脈相承。同時，自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後，激起東北人民極大憤慨，東北義勇軍迅速發展，高峯時達到30萬人，在東北全境襲擊日偽據點以及交通、兵工廠等設施。這裏多説幾句：東北抗日義勇軍及抗日聯軍，在最為艱苦的環境下，忍受巨大犧牲，一直堅持抗戰到1944年。長城抗戰期間，關東軍主力調往前線，留守部隊疲於奔命，急需兵力回援。此時要佔領華北，關東軍是有心無力。為此，日本軍部認為：一方面要打擊“擾亂滿洲國治安的華北根據地”，一方面要分化華北的各方勢力，實現“華北親日化”策略。在這一政策主導下，從4月19日開始，中日雙方在上海進行秘密談判，日本提出4項停戰條件，並堅持中方先從長城沿線撤軍，否則不予停戰，使談判陷入僵局。實力及戰場態勢居優勢的日軍為迫使中國屈服，確立了“以戰爭逼近停戰為主、策動華北內變為從”的策略，陸軍省制定了第二階段“沿長城線作戰計劃”。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增調大批兵力到長城一線，並於5月3日下達作戰命令，稱“決續予敵以鐵錘的打擊，以挫其挑戰的意志”。參加長城抗戰的中國軍隊已經堅持近3個月，人員物資消耗巨大，急需補充和增援。但前面説了，國民政府此時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工作重心不在抗日，而在“剿赤”，能夠動用的機動兵力都在向江西集結，無從調兵增援華北。5月6日，日本軍部向關東軍下達《華北方面應急處理方案》，明確“繼續經關東軍的威壓為基本方針、以與此相呼應的華北謀略為手段，使目前華北官憲實際上屈服或瓦解”。日本在次日中斷了中日秘密談判，關東軍在西起古北口、東至山海關的長城全線，向中國守軍發動了開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進攻。日軍在東線迅速突入關內，灤河以東再次淪入敵手，隨即強渡灤河向西進攻，於16日佔領豐潤、遵化，19日進佔密雲，威逼平津。

《塘沽協定》：這時，新上任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在蔣的授意下，派出密使與日方人員接觸。日方獲悉中方準備屈服，為了在停戰談判中佔據更為有利的地位，關東軍命令所屬各部繼續進攻，搶佔更多的地盤。到22日，日軍又相繼佔領了玉田、平谷、薊縣、三河等地，兵臨平津城下。為了讓日軍同意停戰，在日軍進攻時，何應欽命令軍隊“敵進我退”。因此，日軍進攻灤西的行動如同旅次行軍，未遇到任何抵抗。5月23日，黃郛與日方代表達成初步意見：雙方在順義、通縣、香河、寶坻、寧河、蘆台一線全線停火。5月26日，北平軍分會派參謀徐燕謀前往密雲，與日軍第8師團長西義一面洽停戰。日方提出除了之前的4項條件外，又增加“隨時派飛機等方法，偵察中國軍之撤退狀況”。5月31日，北平軍分會中將總參議熊斌等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作為雙方代表，在塘沽進行談判停戰。岡村寧次提出停戰協定草案，並稱“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方案，一字不容變更，中國代表應在1個半小時內做出承諾與否的答覆”，極為霸道。熊斌迫於無奈，只得《塘沽停戰協定》上簽字。其核心內容：一是中國軍隊撤出長城沿線並冀東地區，且“不得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二是日軍為確悉中國軍隊撤退“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實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三是確信中國軍隊撤至“協定之線時”，日軍退回長城之線；四是長城以南“協定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塘沽協定》事實上默認了日本對東北和熱河的侵佔，承認冀東22縣為“非武裝區”。在整個長城抗戰，中方傷亡4萬多人，日方公佈死傷2400人（日軍公佈的傷亡人數向來縮水，實際損失應在5000人以上）。中國軍隊戰績遠不如稍早前的淞滬抗戰。此戰之後，日軍佔據了長城諸口，越過了關內外的要隘長城防線，華北已經門户洞開。日軍此次作戰，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佔領了熱河全省；二是兵臨華北。前後5個多月的長城抗戰，最終以中國被迫屈服落下帷幕。日本的大陸政策又進一步，將“利益線”推進到華北地區，為實施大陸政策的第三步、即侵佔中國內地掃清了地理障礙。

繼續挑事：《塘沽協定》對中國極為不利：失去長城防線，且中國軍隊不得進入“非武裝區”，而日軍卻可以自由出入。這等於為日軍入侵華北打開了大門。此外，對於“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表述十分模糊，可以隨意解釋，為日本將來搞事端、找藉口、然後栽贓中國埋下了伏筆。按照大陸政策既定步驟，日本佔領東北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內地。日本大陸政策對計劃吞併的地方，其基本策略和步驟都是一樣的：第一步是全面控制，第二步是扶持傀儡政權，第三步是擇機合併。日本吞併朝鮮就是這個吞併三步曲的“標準”版本，在東北已經完成了前兩步。在華北，日本仍然沿用這個基本策略。在朝鮮和東北，日本實現第一步（全面控制）的方式是出兵佔領。但華北畢竟是中國內地，如果直接出兵佔領，必然引起全面對華戰爭。因此，日本全面控制華北的方式不得不有所調整，其策略改為“地方自治”，通過培植親日政權加以控制。《塘沽協定》將冀東22個縣劃定為“非武裝區”，相當於日本一隻腳已經伸進了華北。加上依據《辛丑條約》，日本在京津地區還駐有華北駐屯軍。這些為日本推行“華北自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塘沽協定》的簽訂，可以説是國民政府“委曲求全”對日政策的產物。蔣介石當年9月6日在廬山的談話會上，認為“現在國勢阽危，興亡之機，間不容髮，對外對內皆應委曲求全”；對日本“除割讓東省、熱河、承認偽國，為絕對不可能外，對其他次要問題……謀適宜之處置，並極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動及言論”。當時及今天很多人罵蔣不抗日。客觀地説：當年蔣名為國家統率，實為軍閥共主；國家只形式上統一，國民政府的統治範圍僅及江浙地區，派中央軍到華北抗日，還要徵得張學良、宋哲元等人同意。各路軍閥還動不動就舉兵反蔣。加之工業基礎孱弱，抗日毫無勝算。蔣之“安內”，不僅僅是“剿赤”，也是要設法搞定各地軍閥。《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戰爭是停了，但日本吞併華北的行動才剛剛開始。這之後，日本人開始在華北製造各種事端。僅1935年1-5月就有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等等。這些上升到兩國關係的所謂“事件”，其實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日本卻緊緊抓住不放，並極力放大，最終逼迫國民政府妥協，達成三個協定：一個口頭的，即察東約定；兩個書面的，即《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日本頻頻挑起事端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宏大的計劃正在實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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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蠶食華北：全面侵華的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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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事件：由於中國太大，日本的“胃口”有限，在東北尚未完成消化的情況下，對華北採取“自治”策略，準備長期蠶食。1934年12月7日，日本陸軍、海軍、外務三省共同制定出《關於對華政策之件》，其要點有三：一是“使中國追隨帝國之方針，即通過以帝國為中心的日滿華三國提攜互助，確保東亞和平”，並要“全力排擊外國方面對中國的援助”；二是“對華北的策略基調，希望在華北地區出現南京政權政令不達的情勢”，即華北分離政策；三是促使國民政府“與各地方政權對立，牽制南京政府的對日態度。我方要與之呼應，保持聯絡”。不能不説，日本對當時中國國情研究得很透。日本在華北挑起一系列事端，就是落實上述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在華北排除中央勢力，扶持親日政權，達到全面控制華北的目的。1935年3月30日，關東軍參謀部據此制定《關東軍對華政策》，明確要“引導華北政權絕對服從，努力把經濟實力打進華北”；還要“秘密援助西南派，使之與中央抗衡，作為親日的地方政權存在下去”。日本在華北挑起的每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服務於既定政策的。不能不説，在侵略中國方面，日本可謂計劃周密。這裏重點解剖一下導致“何梅協定”的所謂河北事件。1935年5月2日夜及3日凌晨，天津親日的《國權報》社長鬍恩溥和《振報》社長白逾桓，在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相繼被殺。租界日本巡捕第一時間趕到事發現場，但未抓獲兇手。此案非常蹊蹺，當時就風傳是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暗中策劃的。時任華北駐屯軍參謀的石井嘉穗，在戰後透露説“白逾桓之暗殺，實即出酒井隆之唆使”。案發後，日軍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聲稱此案“系中國排外之舉動，若中國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則日方將採取自衞行動”。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小題大做，調集裝甲車、小炮及機關槍隊等，在河北省政府辦公樓（在天津）前武裝遊行。5月25日，華北駐屯軍向日本軍部報告了處理方案，決定利用這一事件，“貫徹對華北工作的既定方針，逐步從根本上驅逐舊東北系及中央系勢力”，以實現分離華北的目的。6月9日上午，酒井隆和日本駐北平武官高橋坦在第3次會見何應欽時，以書面形式提出最後通牒，共有4點要求：一是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完全取消；二是第51軍（屬東北軍）撤退，並將全部離開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是第2師、第25師（中央軍）他調；四是禁止排日行為。限中國於12日中午前答覆，並一再聲稱這是“日本軍部決議，絕無讓步可言”。同時日本關東軍全力配合，高調向山海關和長城諸口增派大批兵力，華北駐屯軍從天津、唐山各抽調1箇中隊向北平推進。

“何梅協定”：在日本的步步緊逼之下，南京政府於10日發佈《申儆國民對友邦務敦睦誼令》，內稱“凡我國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此即通稱的“禁止排日令”，語言雖然艱澀，婢膝之態卻躍然紙上。同日下午6時，何應欽第4次會見酒井隆，以口頭形式答應了日方的全部要求。11日，高橋坦攜帶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簽署的《覺書》、即稱梅津致何應欽備忘錄，交到北平軍分會。其內容是何應欽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覆內容全部記錄，還新增了3個未承諾過的附帶事項。高橋坦要求中國方面照抄一份，並由何應欽簽章後送交梅津美治郎。其目的，是希望以這種形式，把日方要求上升到條約性質。由於內容太傷顏面，當時又正在召開政治和國防會議，南京政府決定不讓何應欽簽字。高橋坦14日威脅稱“日軍對於如果中國方面拒絕簽署，因而發生嚴重情勢已有所準備”。同時表示，中國方面至少出具表示承諾的書面通知。15日，何應欽抵達南京，向國防會議彙報了交涉經過。國防會議研究後最後決定，謂“此事始終口頭交涉，且酒井隆參謀長、高橋坦武官一再聲明，由中國自動辦理。現中國均已自動辦理，且必能如期辦妥，日方意見已完全達到，實無文字規定之必要。我方難以照辦，應請日方原諒”。也即拒絕在《覺書》上簽字，並即電令北平軍分會照此答覆高橋坦。收到答覆之後，日本方面不再堅持何應欽在《覺書》上簽字，但要求中方給出一個書面通知。6月21日和7月1日，高橋坦兩次到何應欽住所，將擬好的通知交給何應欽，要求其具名。幾經交涉，何應欽在得到汪精衞同意並在次日電告蔣介石後，於6日正式簽署致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並送達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即《何應欽覆函》，內稱“逕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這就是由《覺書》和《何應欽覆函》所共同構成的“何梅協定”。長期以來，中國和日本史學界對是否有“何梅協定”一直存在爭議。雙方當時確實沒有正式簽訂一個“何梅協定”，但事實是：日方以備忘錄形式提出要求、中方以覆函方式予以承諾。這實質就是法律上的要約與承諾，完全符合協定生效的要件，且中方也履行了日方備忘錄中的全部要求。

目的明確：應當説，“何梅協定”在法律上和事實上是成立的，不能以沒有簽訂形式上的協定而否定其存在。只能説是日本人在達到實質目的的前提下，適當照顧中方顏面的一種形式“創新”吧。協定的主要內容有四點：罷免於學忠（河北省主席）和張廷諤（天津市長）一派及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等；解散北平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及北平軍事雜誌社，取締藍衣社、復興社等秘密機關，撤廢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和勵志社北平支部；東北軍第51軍、中央軍第2、第25師和憲兵第3團撤出河北省；禁止排外排日活動。協定還有3個附帶事項：約定之事項，完全須在約定之期限內實行；不利於中日關係的人員及機關不得重新進入河北，任命省市等職員應得到日本方面的認可；對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這樣一來，前述日本1934年底《關於對華政策之件》中對華北的策略基調，即“在華北地區出現南京政權政令不達的情勢”這一目的，通過“何梅協定”基本實現。日本挑起一系列事端的目的，這時就非常清楚了：就是要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勢力從河北排除出去。同一時期，手段和內容極相似的《秦土協定》，已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勢力逐出察哈爾。這為下一步在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地區扶持親日傀儡政權、推行所謂的“華北自治”掃清了障礙。國民政府執行兩份協定後，在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只剩下非中央系的第29軍。日本人不僅要擠走中央軍，連不抵抗的東北軍都要擠走，可為什麼獨獨留下第29軍？這與第29軍特殊的背景有關（後面會專門解讀）。在那個時代，非中央系實力派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比較微妙，彼此長期心存猜忌。日本人正是利用這一點，根據培植親日派的需要，拉一派、擠一派。在日本人眼裏，非中央系實力派都是可以爭取併為其所用的，長期不受蔣介石待見的第29軍，是可以合作的對象；軍長宋哲元是推行“華北自治”的最佳人選，成為日本人重點拉攏和爭取的對象。在華北，日本吞併三步曲的第一步即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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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山雨欲來：日本期望的華北自治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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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軍：第29軍源自馮玉祥的西北軍。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的中央軍對陣馮玉祥和閻錫山反蔣聯軍。雙方140萬大軍在中原地區擺開戰場，殺得天昏地暗。戰至9月，交戰雙方均成疲態之時，一直坐山觀虎鬥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通電擁蔣，揮師入關，反蔣聯軍頓時兵敗如山倒，30多萬西北軍大部被策反或投降，餘部6萬多人在宋哲元等人的帶領下退入山西。1931年1月，經奔走賄賂，該部被張學良收編，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3軍，同年6月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劉汝明任副軍長，轄馮治安的37師和張自忠的38師。張學良收編，實際只是給了一個番號和名份，也不管其糧餉。第29軍寄食山西，軍費無着，窮困潦倒，士兵衣衫襤褸，移防中都不敢白天行軍，怕被當作土匪。1932年8月，經張學良推薦，宋哲元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察哈爾雖地貧人稀，但第29軍從此有了落腳之地。到1937年時，第29軍已經擴編為4個師，新編的2個師為趙登禹的132師和劉汝明的143師，總兵力達到10萬多人。由此可見，宋哲元等人的帶兵能力是很強的。第29軍參加了長城抗戰，在喜峯口、羅文峪方向，面對日軍混成第14旅團的進攻，第29軍作戰積極，主動反擊和夜襲，多次重創日軍。後來日軍派兵增援，步炮聯合，並以20餘架飛機助攻。激戰多日，第29軍防線和陣地始終屹立不倒，並殲敵數千。長城抗戰中，第29軍傷亡逾萬，是長城抗戰中唯一守住陣地的部隊。日本《朝日新聞》評論稱“明治大帝造兵以來，日軍名譽盡喪於喜峯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尤其是第29軍大刀隊，更因長城抗戰而名揚天下，《大刀進行曲》至今仍在傳唱。應該説，第29軍上下有着比較強烈的反日情緒。讀者可能奇怪：這樣一支曾經與日軍死戰的部隊，怎麼會被日本人看中，準備將其培養成華北地區的代理人？筆者分析，除了駐軍華北以及不受蔣介石待見外，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第29軍10萬之眾，規模正合適，太大日本人不容易搞定，太小又控制不了華北局面；二是宋哲元和第29軍出自西北軍系統，歷史上反蔣，中原大戰後名義上被東北軍收編，實際上自成體系；三是第29軍當時只能算個小軍閥，不像桂系、粵系、晉系那樣有實力反抗中央，始終面臨生存危機，需要尋找靠山。

華北自治：日軍迫使國民政府勢力退出華北後，隨即動手推動“華北自治”。其工作重點就是華北最大的地方實力派，即第29軍和宋哲元。日本人又打又拉，一方面挑起豐台、香河、冀東等事件和衝突，不斷施加軍事壓力；一方面頻頻拋出誘餌，拉攏爭取29軍高層。日軍同時還採取種種手段，對南京政府施加壓力，並策動閻錫山（山西省主席）、韓復榘（山東省主席）等，籌劃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自治運動。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賢二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哲元20日前宣佈。其要點：一是在華北五省成立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宋出任委員長，土肥原賢二為總顧問；二是最高委員會主持軍事；三是截留中央税收，開發華北礦產，並脱離法幣體系，建立與日幣相聯繫的五省貨幣；四是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權等。宋哲元無力抵抗日本，國民政府靠不住，孤立無援，又不想當漢奸。所以態度曖昧，猶豫不決，只好拖延。見宋哲元沒有動靜，日本人多項措施並舉：策動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佈脱離南京國民政府；調集1個師團到長城一線，施加軍事壓力；策動各方説客，輪番向宋哲元施壓……等等。其目的只有一個：逼宋哲元宣佈自治。12月18日，國民政府在日軍的壓力下妥協，撤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中有很多親日分子。這個得到日本人“大致同意”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是日本所希望的半獨立的地方自治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次日（12月9日），北平學生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示威，反對華北自治，並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日本人一方面認為華北自治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一方面從一二九運動中看到了中國民間反日情緒和力量，在華北政策上有所收斂：暫停了軍事行動，不再製造事端，而是着力從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控制冀察當局。也就是説，日本在表面上暫時放下“打”的一手，採取“拉”的一手。本就不甘當漢奸傀儡的宋哲元，藉助民眾抗日情緒，也逐步採取一些措施，對日本人的行徑進行抵制。這樣一來，日本變華北為“張作霖時代東北”的企圖一時難以得逞。

百般周旋：長城抗戰後，宋哲元處在日本人和國民政府的夾縫中，忍氣吞聲，委曲求全。1935年6月6日，4名日本特務潛入察哈爾省境內偷繪地圖，在張北縣被第29軍扣留，8小時後放行。此即所謂的察東事件（又稱張北事件）。日本立即以其國民受到“非法拘禁”為由，同時向第29軍和國民政府施壓，提抗議、要道歉、處罰責任者，保證今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聲言“5日得不到答覆，日軍將採取自由行動”。隨後土肥原賢二出面，要求國民政府憲兵、黨政機構及第29軍撤出察哈爾等。國民政府和第29軍迫於壓力，由秦德純出面談判，書面同意了日軍的無理要求，即《秦土協定》。國民政府迫於壓力，於6月19日以“屢生事端”為由，免去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宋哲元離開張家口（察哈爾省會）去天津休養，臨行在張家口火車站公開説“誰再相信蔣介石抗戰，誰就是傻瓜”。在天津期間，有傳言説國民政府要調第29軍南下“剿赤”。這使宋哲元更加相信蔣介石要對第29軍開刀。日本人對這種微妙關係洞若觀火，認為有機可乘，派出大批説客登門拜訪，勸説其投靠日本。宋哲元此時身處兩難，有所動搖，派人與土肥原賢二秘密接觸，靜觀形勢，做兩手準備。當時風傳：只要徵調第29軍南下的命令下達，宋哲元就準備公開投日。沒想到7月6日“何梅協定”達成。這樣，中央軍和東北軍被擠出河北，平津及周邊地區的中國軍隊只剩下第29軍。南調傳言自然平息，投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也説明：宋哲元雖然也有民族氣節，在長城抗戰中也毫不含糊。但畢竟是軍閥本性，在團體利益（實質是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時，首先考慮的是保全小團體利益。歷史有時候真的讓人匪夷所思：日本人制造事端，千方百計排擠中央勢力。其本意是想培植宋哲元為其代理人，結果卻挽救了宋哲元和第29軍名節。進入1937年，日本林銑十郎內閣上台，宣揚“不尚武”政策，提出對華新策略，做出“友好”姿態，華北局勢相對穩定。華北駐屯軍也一反常態，主動改善關係，還破天荒地贈送第29軍10多門山炮，邀請宋哲元和張自忠等訪問日本，參觀陸海空聯合演習。宋哲元自己不想去，便安排張自忠率團訪日。宋周旋於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甚至在多種場合公開談論中日友好，遭到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這種周旋於兩端、左右不討好的境況，讓宋哲元也苦惱萬分，心生厭倦，於是離開北平回山東樂陵老家休養去了。就在宋哲元在家鄉享受短暫的清靜之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

山雨欲來：實際上，前述的日本對華“友好”是暫時的、虛假的。隨着林銑十郎內閣在1937年5月垮台，日本對華政策又發生了重大轉變。新首相近衞文麿一上台，就對大陸政策做最新闡釋，提出“國際正義論”。他在6月4日的記者會上，宣稱“日本屬於沒有資源的國家，我們不能不保障民族的生存權。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基於保障這一生存權的必要而制定的。現在國際正義尚未實現，這就是為我國提供實行大陸政策屬於正當的依據 ”。沒有資源竟然成為對外侵略的理由。這是繼1890年山縣有朋“利益線論”、1927年田中義一“滿蒙特殊論”之後，大陸政策的又一個重大理論綱領。1937年初，日本軍部內部在對華政策上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對蘇備戰論”，以石原莞爾（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為代表，主張日本應改變對華高壓態度，只要南京政府承認滿洲國，就應歸還冀東，停止華北分離工作，加強對蘇備戰。這種意見曾一度在日本軍部佔上風，林銑內閣在4月曾決定停止分離華北工作。一種是“對華一擊論”，以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為代表，其在6月9日《關東軍對蘇、對華戰略意見書》中指出：如果日本“武力所允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方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近衞內閣上台後，“對華一擊論”很快壓倒“對蘇備戰論”。1937年春夏之交，日本關東軍大批調入關內，平津地區日軍增加到3萬多人。華北駐屯軍開始頻繁舉行戰鬥演習。當時，北平已成孤島，北、東、南三面均被日軍控制，西邊的宛平城和盧溝橋方向成了北平唯一的對外通道。日軍如果佔領宛平城，唯一通道被截斷，冀察當局和第29軍將被牢牢困住。而日軍頻頻展開演習的進攻目標，就是盧溝橋和宛平城。種種跡象表明，日軍正在為一場重大行動做準備。在平津地區，第29軍與日軍對峙數年，雖然雙方衝突不斷，但最終都得以化解，與九一八之前的東北情況非常相似。第29軍有10萬之眾，在長城抗戰中與日軍精鋭交過手，官兵有些高估自己，沒把平津地區3萬多日軍放在眼裏。應當説，第29軍高層患得患失，又輕敵麻痹，忽視日軍的備戰行動。根據《辛丑條約》和《塘沽協定》，日軍在平津地區佔據了很多要地，雙方陣地犬牙交錯。第29軍眼睜睜地看着日軍頻繁調動，佔據有利攻擊位置。此時，華北上空黑雲壓城，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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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戰爭在京畿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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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宛平城：前文説過，在日本既定的戰爭計劃面前，沒有藉口就製造藉口，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可以無限放大，而且無論你如何忍讓都無濟於事。九一八事變如此，引發第一次淞滬戰爭的日僧事件如此，七七事變（日本稱華北事變）的起因及其演化過程也是如此。1937年7月7日夜7時半，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的率領下，在盧溝橋以北的龍王廟一帶，舉行以攻取盧溝橋為目標的夜間軍事演習。約10時40分，第一階段演習結束。清水節郎接報1名士兵失蹤。對此，他一方面就地搜索，一面派傳令兵向第3大隊報告，隨後逐級報告到第1聯隊、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據《清水節郎手記》載：那個“失蹤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他離隊大便去了，在20分鐘後被發現了，無事歸隊”。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立即下令“駐豐台部隊馬上佔領一文字山（宛平城城外中方陣地），天亮後與中國方面交涉”。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接報士兵失蹤（此時已經找到）後，認為“機不可失”，立即派員與中方交涉，下令“佔領宛平城東門，俾軍使交涉順利”。8日凌晨1時許，在明知失蹤士兵已經找到的情況下，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朗打電話給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要求日軍進宛平城搜查。秦德純為防止事態擴大，派人與日方交涉，決定雙方派人前往宛平城調查。在雙方交涉過程中，華北駐屯軍在8日凌晨3時即制定了佔領盧溝橋和宛平城為目標的《宣傳計劃》，並準備“監禁”秦德純、馮治安、宋哲元等冀察要人。日軍要求中國駐軍讓出宛平城東門，由日軍進駐，被中國守軍拒絕。凌晨約4時23分，日軍突然攻佔城外的中國守軍陣地，並在4時50分左右進攻宛平城。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團長吉星文）奮起應戰，七七事變爆發。這個過程，當年在宛平城直接處理此事的日軍第8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稱“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如果就這樣的話，對日本來説是一件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佔領一文字山，然後再進行交涉”。一木清直的描述與上述過程完全相符。也就是説，雖然此時失蹤的士兵早已歸隊，但為了“日本的臉面”，日軍還是發動了進攻。前文説到：日本近衞內閣在1937年6月上台後，“對華一擊論”已經成為既定政策，大批關東軍調入關內或長城沿線，華北駐屯軍頻繁舉行戰鬥演習。日本戰車再次啓動，只在等一個藉口。士兵失蹤就是這個藉口。日軍當天3次進攻宛平城，均被中國守軍擊退。在隨後幾天裏，戰事規模不大，時斷時續，各方在緊急應對和交涉。七七事變，日軍以1個士兵失蹤這樣一件無中生有的小事，不是藉口的藉口，發動以吞併華北為目標的“對華一擊”，最終引爆了中日全面戰爭。

各方應對：事變爆發後，宋哲元7月8日即致電蔣介石，報告七七事變真相。蔣介石當天即回電，“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國民政府外交部當天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口頭抗議。中共中央當天通電全國，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同一天，日本內閣會議做出“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但這個“不擴大方針”，很快就被緊急開赴平津地區的日本戰車所碾碎。此時的蘆溝橋，成了中日兩國及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九一八事變及以後的很多事件，日本也對外宣稱“不擴大”。這一方面是日本內部不同派系爭鬥，對事變處理出現不同意見；更主要的，這是日本人的慣用伎倆：內閣和軍部演雙簧、放煙幕，欺騙世界輿論，麻痹中國方面，為增派兵力爭取時間。後一點很快就得到印證：3天后（11日），日本召開五相（首、外、陸、海、藏）會議，討論事變應對，決定對事變採“不擴大”方針，同時決定增兵華北並在國內實施軍事動員。會後還立即會見兩院和財界代表，“請求協力，以形成舉國一致的臨戰體制”。五相會議是日本討論和決策對外軍事、外交等重大事項的前置機制。此時，然盧溝橋戰事激烈，北平城內的交涉也一刻沒停。9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要“積極準備，談判須不喪絲毫主權”。同一天，冀察當局與日軍達成以下協議：雙方立即停止射擊；日軍和中國軍隊分別撤至永定河東岸和西岸；盧溝橋守備由河北保安隊石友三部擔任。10日，中國軍隊按約定撤至永定河西岸，但日軍不僅不撤退，反而從天津、古北口、山海關等地向盧溝橋一線大批增兵。11日，冀察當局與日軍再次達成以下協議：第29軍聲明向日軍表示道歉，懲辦此次事變責任者（不明白做錯了什麼？），取締共產黨和藍衣社及其他團體的抗日活動，中國軍隊不得在永定河以東駐紮等。這種屈辱的忍讓，實際上毫無意義。因為就在這一天，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派4個師團又2個旅團，並公開發表《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稱“這次事變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方為使中國方面進行道歉，併為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為做出適當的保證。由此，在日本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派兵華北”。日本可以侵華，中國不可以抗日。侵略者奉行的就是這種邏輯。自11日起，日軍不僅炮轟宛平城及附近地帶，還四處出擊，將戰火擴大到長辛店、廊坊、楊村等地。由於增援的日軍尚未集結到位，此時的戰鬥規模仍不大。

不擴大方針：這裏有必要説一説日本“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方針及其演變。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軍部本就派系對立，在如何處理事變上，立即形成了兩派：以參謀總長閒院宮等為首（實際主導者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的不擴大派，以陸相杉山元為首的擴大派。其實，不擴大派或擴大派，在侵略中國這個大目標上完全一致，差異只是緩與急的不同。為什麼這樣説？石原莞爾1936年6月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其核心思想是“日本的國策是成為東亞的指導者，為此一定要具備能夠排除蘇美英壓迫的實力。在充實能夠對抗蘇美英的軍備、特別是航空兵力的同時，做好穩固日滿和北支（即華北），完成進行持久戰準備的各種基礎工作。當完成了軍備的充實和持久戰的準備後，首先開始積極工作，以儘快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在此期間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蘇聯屈服後與其建立親善關係，將英國勢力驅逐出東亞，解放東亞各民族。蘇聯和英國屈服後，領導東亞各國合作使其實力得到飛躍發展，準備和美國的大決戰”。同月，日本第三次修改《帝國國防方針》和《帝國軍隊的用兵綱領》，並得到天皇批准。其中用兵綱領稱“以中國為敵對，其作戰要綱如下：初期的目標是佔領華北要地和上海附近……為此，陸軍在擊潰華北方面之敵、佔領京津地區的同時，應協同海軍攻佔青島，並佔領上海附近”。日軍參謀本部於當年8月制定的《1937年對華作戰計劃》中，規定“以中國為敵時，依下列要領進行作戰，根據華北、華中以及華南地區形勢，以擊潰必要方面的敵人並佔領各要地為目的”；並明確：1、以8個師團“在華北5省作戰，佔領北平、天津、青島、濟南等地”；2、對華中方面，以3個師團佔領上海附近，另調2個師團從杭州灣登陸，5個師團應向南京作戰，佔領和確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3、以1個師團在華南作戰佔領福州、汕頭、廈門。由此可見，日本侵華目標已經明確，作戰計劃也已制定。七七事變後日軍的作戰行動，與這個計劃基本吻合。不擴大派之所以主張“不擴大”，是認為當時“持久戰準備的各種基礎工作”尚未完成，應當先“穩固（即佔領）”華北，不急於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如果不是七七事變，就不會有日本的戰敗投降，並一直在事變發生的細節上糾纏。這其實毫無意義。當時在日本，上有既定的侵華政策和計劃，下有立功心切的中下級軍官，類似事變的發生，只是遲早問題。圍繞對事變的處理，日本軍部不擴大派和擴大派展開激烈爭鬥，派系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使局勢逐漸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