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付存在危機的三個“解放”與三個“迴歸”_風聞

第30錄 編者按

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早已超越存在主義哲學誕生時的歷史語境，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生存危機。當加繆筆下的“荒誕”從哲學命題化為日常體驗，人們在算法推送的碎片中迷失自我，在社交媒體的擬像裏耗盡情感，在AI的“去能”威脅下喪失主體性。我們不得不追問——物質豐盛的時代，為何精神反而陷入更深的貧困？

**這場危機的本質，是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全面碾壓。**當韋伯所預言的“現代性鐵籠”與海德格爾批判的“技術座架”相互疊加，人的異化已從勞動領域滲透至存在的根基。個體在技術的洪流中被裹挾前行，逐漸失去了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感，甚至在無意識中放棄了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解放不僅是批判，更是建構。作者呼籲，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既是真實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這種危機不是物質意義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如何擺脱精神危機？本文指出，**我們應當在知識中重獲創造力，擺脱“心靈雞湯”式的教育模式，賦予個體創造新知識的能力；在自然中找回生命力，掙脱温室與圈養的束縛，重拾原始的生存意志；在羣體中重建歸屬感，走出社交媒體的虛擬世界，迴歸真實的人際交往與社羣聯繫。

“存在危機”，或者説“存在主義危機”（existential crisis）本來屬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術語，但這裏不妨借用一下來直面我們當代人所面臨的“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如果再借用另一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存在主義源自人類的危機經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社會經歷了長達三十來的全球化，科技進步、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幾乎所有方面的變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毀滅也隨之而來。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在經濟自由主義指引下，國家會專注於收割由貿易和商業的自由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而最終去除人類根深蒂固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殘留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概念），但是一戰還是發生了。15億人口被捲入這場戰爭，導致850萬士兵和1300萬平民死亡，21000萬人受傷。更為深層次的變化發生在人類心靈深處。**隨着現代性的到來，人類心理進入了歷史中的非宗教階段，**即德國哲學家尼采在早些時候所説的“上帝死了”。儘管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權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時發現人類越來越沒有能力掌控一個被自己改變的世界，並且自己從富裕到死亡是一轉眼的事情。隨着宗教這一“包容萬物”的框架消逝，人不但變得一無所有，而且變成一個支離破碎的存在物。作為個體的人沒有了歸宿感，認為自己是這個人類社會中的“外人”，自己將自己異化了。在個體迫切需要一種理論來化解自己的異化感覺時，存在主義就應運而生了。

01****當代存在主義危機

**存在主義產生於歐洲，流行於歐洲的知識界。它是歐洲富裕和死亡的產物。**在亞洲知識界，存在主義流行於二戰後的經濟騰飛之後，也和二戰與其它形式的暴力和經濟增長有關。當人們意識到人類刻意追求的富裕最終導致了毀滅（暴力與戰爭）的時候，他們覺得生命失去了任何的意義，空虛感油然而生。存在主義也因此被普遍批評為虛無主義。

存在主義危機是否能夠解釋當代的生存危機則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畢竟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一些方面，這兩個時代是具有可比性的。**今天，主要國家內部都面臨着科技進步、經濟增長、收入不公和社會貧富分化等現象，在國際面則面臨包括安全、經濟和文明在內的全方位競爭。**在另外一些方面，現在的情況則更為嚴重，而且並非處於同一等級或具有相同性質。**存在主義危機主要是精神和心理層面的“空虛”，因此存在主義強調的是個體的生活和生命體驗。但現代人不僅面臨着這個層面的“空虛”，更是面臨着真實的威脅，不僅僅是戰爭的威脅，還有其它方方面面的威脅。**儘管人類在以最大的努力發展人工智能技術，但很多人還在假裝這一技術不會替代和取代人類。儘管技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人類不僅沒有得到解放，反而變得越來越內卷。儘管人類物質現代化層面的成就前所未有，但人類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寄託。概括而言，人類的確用自己的能力征服了這個世界，但這個世界已經脱離了人類的控制並朝着一個人類所不知道的方向運行，**人類本身則被自己所征服的世界困住。**今天越來越多的社會現象，無論是個體層面的還是集體層面的，甚至是國際層面的，都是這些深刻矛盾的反映。焦慮、乏力、憂鬱、啃老、無能、空虛、佛系、躺平、暴躁、自殘、表現欲等現象，不僅體現在個體層面，也體現在集體層面，並且這些現象具有全球普遍性，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

世界衞生組織的報告顯示，抑鬱症是一種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更為普遍的精神疾患，其中，東南亞地區的抑鬱症案例佔比最高（圖源：世界衞生組織）

危機是實在的。因此，問題是如何從存在危機中解放出來。用中國人的語言來説，**所謂的“解放”就是要解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要回答為什麼物質文明變得如此發達了，但精神文明反而出現那麼大的問題？這就需要人們從影響人精神層面的因素出發來尋找問題，進一步在此基礎之上尋找問題的解決。

儘管一個社會的文化可以體現為物質領域的，也可以是精神領域的，但因為人是文化的最終載體，或者説，人是文化，文化最終必須是精神的。只有人是有精神的，離開了人，文化並無意義。因此，人們應當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是：當代人是如何塑造自己或者被塑造的？

02****三個“解放”：打破認知牢籠

人是根據自己的認知體驗世界的，不同的認知導向不同的體驗。**因此，理解當代人的問題就需要理解人所接受的教育、所交往的對象和所使用的交往工具。**這無疑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但要逃離或者脱離認知困境，有幾個方面的解放問題可能是必須回答的。

1

如何從現代“心靈雞湯”中獲得解放？

“心靈雞湯”是現代教育系統的主要產品。幾乎從幼兒園到大學，一路走來，學生獲得最多的差不多就是心靈雞湯了。心靈雞湯是全方位的，有道德的、倫理的、形而上神學的、形而下世俗意識形態的、軟力量式的。很多被稱之為“教育工作者”羣體的人們扮演着“世俗牧師”的角色。任何社會都需要心靈雞湯，因為其主要功用便是驅使人去主動或者被動地去適應這個現實社會。**它是任何社會的生存和穩定所需要的。**朱熹的“滅人慾存天理”之説概括了心靈雞湯的這一功能。

對任何一個個體來説，心靈雞湯可以有一點，或者必須有一點，但如果被過度地灌輸，那麼就會物極必反，與人性相悖。經驗地看，越來越多的個體出自原始本能的“野心”已經消失貽盡，被文明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表現為對環境的絕對順從，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無奈。**但實際上，這種文明是虛偽的，因為人的本能被心靈雞湯驅逐到心理的最深層次。潛伏在最深層次的人的本性不時通過各種形式表述出來，尤其是暴力形式，最極端的便是對自己的暴力或者對他人的暴力。**因此，現代人變得越來越不自然，人的行為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即使是個體本身也不知道今天自己會如何行為，會發生自己不可測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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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社交媒體解放出來？

社交媒體是當代人的主要交往對象。需要強調的是，社交媒體已經不再是人們所説的交往工具，而成為人們的交往對象。**社交媒體的普及是當代技術進步的象徵，但這一技術已經有效深度捆綁了個體的時間。**很多人已經開始在討論所謂的“注意力”問題，因為現代人每天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社交媒體上。不僅如此，一旦離開了社交媒體，個體就開始感覺心理的不適，甚至生理的不適。

**社交媒體剝奪了個體“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時間和權利。****在社交媒體中，人是絕對孤獨的。漢娜·阿倫特曾經論述個體是如何被“原子化”的（她那個時代的人），她把“原子化”的原因歸諸於政治，認為是政治上的專制或者集權導致了個體的“原子化”。但現在看來，另外一個極端也是可能的，即“民主”或者“極端的民主”也會同樣導向個體的“原子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社交媒體是民主的有效工具；亦有很多人説，社交媒體本身就是“民主”。**很顯然，社交媒體是高度“分散”和“分權”的，人人都有話筒，人人都可以發言，並且從理論上説，人人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的。**但從本質上説，社交媒體並非人們所理解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儘管個體身處社交媒體龐大的“人羣”之中，但這些個體毫無有機關聯，是互為孤立的。實際上，這種孤立較之阿倫特所説的“原子化”更甚。在阿倫特所説的環境中，個體依然有交往的願望和衝動，只不過是環境不被許可這樣做，但在今天的社交媒體環境下，個體自以為或者假裝在交往，並且是自願的。也就是説，這種社交媒體的假性交往完全替代了真實的交往，並且有效地扼殺了人的交往的意願和能力。

儘管不自知，但當代年輕人是悲哀的。今天的經濟學家或者經濟實踐者熱衷於所謂的**“注意力經濟”（the Economy of Attention）****，即通過社交媒體剝奪甚至掠奪個體的“注意力”，藉此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人性的提升和昇華是需要刻意努力的。在以往，社會的精英羣體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羣體（主要是前述“教育工作者”羣體）扮演了核心角色。這一角色在儒家文化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在中國文化中，人的分類極其簡單，即“文明的”和“野蠻的”。孔子提倡“有教無類”，即人人都是可以通過教育而得到文明。但是，**在社交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所謂的精英毫無保留地使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資源優勢，在社交媒體上，通過迎合人性惡劣面來獲取經濟利益，並且這種迎合似乎表現為人性的需要，是順其自然的事情。這方面，**知識界和商界趨於合一，對社會個體的掠奪性和剝奪性越來越甚，也越來越有效。

“注意力經濟”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一項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提出了當社會信息不斷豐富就會導致注意力資源短缺的思想。它基於一個基本事實：在農業社會中最為短缺的核心資源是土地；在工業社會中最為短缺的核心資源則是能源；信息社會最為短缺的核心資源就是是注意力（圖源：centuryfinances.com）

3

如何從人工智能解放出來？

社會形態是人最大的環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塑造着不同的個體。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時代。很多年來，人們不斷在討論人工智能對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響。但這種討論已經不足以敍事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因為今天的社會已經是人工智能社會了。迄今，人們關切着人工智能的倫理、隱私和各種風險等問題，尤其是人工智能對就業甚至取代人類更多的活動的現實性。這些當然是真實的。馬斯克預測未來人形機器人數量將遠超人類，數量可能是人類的5倍，甚至10倍；AI驅動的經濟規模將是當前的數千倍甚至數百萬倍，推動文明邁向卡爾達肖夫II型（恆星能源級），人類智能佔比可能降至1%以下。他警告數字超級智能可能很快會到來，並且將比人類更聰明。馬斯克因此把AI稱之為“千英尺高的海嘯”。當這場“海嘯”到來之時，人類也就終結了。

就此而言，今天人們對AI的一些研究會馬上變得毫不相關和毫無用處。人們應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人類本身如何在與人類本身創造出來的人工智能競爭中保持優勢，依然有能力主導和控制人類自己的創造物，而避免被人工智能所創造？

**這方面人類的未來是悲觀的，****因為人工智能“賦能”人類的功能遠不如其“去能”的功能。**對一些人來説，人工智能是“賦能”，但對更多的人來説，人工智能是“去能”；對一些領域來説，人工智能是“賦能”，但對更多的領域來説，人工智能是“去能”。儘管人工智能賦予人類海量的知識，但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的知識不僅沒有使得人類變得更加聰明與智慧，恰恰相反，它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殘”。儘管人工智能的“海嘯”正在到來，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正在證實人類的“智殘”現象。很現實地説，如果“腦殘”趨勢不能得到扭轉，那麼未來社會必然很快演變成“牧民社會”，即人類被AI所奴役（參見《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秩序》一文）。

03****三個“迴歸”：

擺脱精神危機

在意識到了現代個體文化是如何塑造和被塑造之後，人們就要回答如何解放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也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

1

迴歸知識

從初等到高等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少點心靈雞湯，多點真實的知識。**形而上的知識有一點即可，大量的知識必須和社會的現實是相關的和契合的。個體所獲得的知識規定了個體成長的方向、路徑、工具和手段。個體所擁有的知識決定其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及其如何成為。**教育的本質並非僅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賦能個體在接受現存知識的基礎上去創造新知識或者其它東西。**人的意義不在生存，而是在存在這一過程中有所創造。教育系統如果不改革，不僅僅是自身的危機，更是為社會個體制造危機。

2

迴歸自然

**迴歸自然就是迴歸真實。**現代人在温室中長大，在圈養中長大，沒有一點自然屬性。從前人們痛恨“狼性”，那是因為不夠文明；但如果現代個體一點點“狼性”都沒有了，那麼也就失去了最為原始的“生存意志”（如果借用哲學家尼采的話）。在温室中，在“羊圈”中，人不是真實的自己，人們所擁有的“自己”都是被“異物”所定義的，人們的價值也是用“異物”所定義的。在當代，不同羣體的個體不僅活在算法中，而且其價值被算法所定義。在很大程度上，人類已經失去了自我評估的能力（就此而言，人們需要擔心，人類社會是否在告別“存在主義”時代，因為存在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自我評估能力）。

數字平台的算法放大了“信息繭房”效應，越來越多的兒童早早接觸數字平台上海量的信息（圖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3

迴歸羣體

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人工智能，都不構成社會羣體，因為如前所述，這些不僅具有極度個體化和原子化的性質，而且提供給人們的都是迎合“人性惡”的假性知識。因此，需要回到面對面的真實社羣，課堂、工廠、村莊、社區等等。對在社交媒體生活已久的人們來説，“回到羣體”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在一些社會，人們已經開始用強行的方法把個體從“社交媒體”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例如一些學校開始不準學生把手機帶入課堂。但就人類整體而已，人們還看不到如何解決“促成更多的人迴歸羣體”這個問題。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説，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既是真實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這種危機不是物質意義上的（因為人類的大多數已經解決了温飽問題），而是精神上的。但正因為是精神上的，才是最具有本質性的問題。正是精神才定義了我們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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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吳雨彤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王希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