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她就是活着的你 ───記南京大屠殺的最新受難者_風聞

「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

這是一位36歲的美國華裔女孩於2004年11月9日吞槍自盡前寫下的一段遺言。她的離去震驚了所有的人。兩百多家美國媒體極為罕見地向她哀悼致敬。

「我們並沒有想到過她會自殺。」她父親張紹進悲傷地説。這位女孩就是以《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被遺忘的大屠殺》）引起英語世界注目的張純如。

「純如去世兩年多來，每一天我們都會問自己，究竟她為什麼要自殺？不知道問了多少遍。答案是，沒有答案。」她母親張盈盈始終難以釋懷。

拍攝紀錄片《張純如》的加拿大女導演安妮‧匹克説：「我回答不了她為什麼會在做了母親之後，依然選擇了自殺的方式，我只能説，沒有答案。」在該片中飾演張純如的鄭啓蕙也稱：「所有人都覺得她那麼堅強，人生很完美。如果我是她，我不會自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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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聽説南京大屠殺的時候還是個小女孩，父母親告訴我這個故事。」她的父母生於動亂的中國，台大畢業後轉赴美國從事學術研究。「他們不曾稍忘恐怖的中日戰爭，也不希望我忘記這一切，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我知道日本人不僅把嬰兒剁成一半，還切成三四段；他們還説在好幾天內，長江就被血水染紅。父母的聲音因憤恨而顫抖。」「在整個童年中，南京大屠殺一直深藏在我心深處，隱喻着一種難以言説的邪惡。」「讀小學時，我遍尋市內圖書館，看看是否可以查到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內容，但是毫無所獲。」

二十年後，她成為專業作家。在一場紀念南京大屠殺罹難者的會議中，真實場景逼視而來。她看到了「一生當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在「頭昏目眩」中，那「頭斬顱斷，肚破腸開」的影像，衝擊她決定把筆尖對準深藏內心的隱喻邪惡。她筆下的野蠻罪惡，連當時在南京城內的德國納粹黨人都要以「獸性機器」的傑作名之。

「中國人被日軍拿來當肉靶，練習刺刀，並進行斬首比賽。約有兩萬到八萬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許多日軍不僅強暴婦女，還取出她們的內臟，切下她們的胸部，將她們活活釘在牆上。父親被迫強暴女兒，兒子強暴母親，其它家人則被迫在一旁觀看。日軍不只把人活埋、去勢、割掉器官，燒烤人民變成日常便飯。他們更實行窮兇惡極的虐待，象是用鐵鈎鈎住民眾的舌頭，把人吊起來；或是用土把民眾埋到腰部，然後眼睜睜看德國牧羊犬將他們撕裂。殘暴景象着實觸目驚心，令人作嘔。」

誰想到有種切腹自盡的日本人卻以咎由自取的廣島長、崎原子彈之炸，將自己裝扮成無辜犧牲者。面對滔天的邪惡獸行，他們都峱種成了集體失憶症患者。所以她感嘆「最讓我困惑、難過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終拒絕承認過去這段歷史。與德國相較，日本付出的戰爭賠償，還不及德國賠償給戰爭受難者總額的百分之一；大多數納粹雖不受監禁，但至少不能太拋頭露面，而許多日本戰犯在戰後仍位居要津；德國人一再向戰爭受難者道歉，日本卻把戰犯奉祀在東京。」

「強烈激勵我完成這個冗長艱困工作的動力，是許多日本着名政客、學界與企業界領袖，即使面對如山鐵證，仍頑強地拒絕承認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教材裏刪除大屠殺的話，就屬違法；日本正好相反，數十年來，日本有計畫地從教科書中剔除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他們撤消了博物館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竄改原始資料素材，將大眾文化中，所有提及南京大屠殺的部分都砍掉。甚至那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歷史學者也加入右翼勢力，去為他們國家『盡本分』︰拒絕相信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在『奉天皇之命』的紀錄片中，一位日本歷史學家以幾句話駁斥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即使有二、三十個人被殺了，對日本而言都是個大震撼。在那個時代，日本軍隊一向都足堪典範。』就是因為這些日本人刻意扭曲歷史，讓我更堅定這本書有其存在的必要。」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正逐年遞減之中，我寫這本書最大的願望是鼓舞其它作家與史家，在過去之聲完全湮滅之前，去調查他們的故事。或許，更重要的目的是，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激發日本人的良知，坦承他們要對大屠殺負責。」

她高估了日本人的良知。在過去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高聲抗議警告中，其首相從2001年起連續六年參拜奉祀東條英機等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希望日本人坦承對大屠殺負責的張純如在出書後，收到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兩顆子彈，但她一無所懼，「變得越來越有自信。」她父親説。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回憶2001年在美國舊金山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張純如「敏鋭而堅毅」的印象：「她的演講題目是『強姦南京』，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她發難，張純如立即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最後只有夾着包灰熘熘地逃離會場。」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然汙衊《被遺忘的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立即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及各華僑團體的一致抗議，並敦促日本政府將其撤換。張純如與該大使一同接受「吉姆裏勒爾新聞節目」的訪談，對方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她當場指斥﹐正是日本使用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她母親對她的表現很是驕傲：「她非常強硬，非常正面的回擊，她的英語又好又流利，結果那個日本人當場道歉。」論戰成功後，柯林頓總統接見了她。

雖然生在美國，她的文化認同是很明顯的。童年時她總是纏着父母問，為什麼要到美國來，為什麼不待在台灣或大陸。這也是她父母向其講述那段悲慘歷史的原由。「她的華人意識很強。可能是我們影響她的。」她母親不解，為什麼有些中國人硬要否定自己的文化血緣，「那是身分認同有問題。」「我們從小就教育純如和她弟弟，作為中國人是很驕傲的，因為我父親是學儒家的。別人一講中國的壞話，我就很氣。」「她不信基督教。」

她的寫作主軸説明了家教之功。她的第一本書《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Silkworm）又名《蠶絲》；描寫華人科學家錢學森為美國火箭科技作出貢獻，卻不幸成為麥卡錫主義犧牲品，後來回國為推動中國飛彈、航太科技全心以赴的故事。繼《被遺忘的大屠殺》之後寫的《美國華裔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進一步擴大關心層面；以四百頁的煌煌鉅着，為百年來炎黃子孫在美國所受歧視抱不平。

「她聽人説話，會跟人家有共鳴。」 她母親道出她有一顆易感的同情心。一般美國記者報導社會陰暗面，會理性地給自己設置一道「過濾程序」。然而，「純如沒有這個訓練，她總是把自己給裹進去，投入得過深。」這解釋了她在揮筆《被遺忘的大屠殺》期間，為何為失眠和憂鬱所苦，並掉了很多頭髮。每天映入眼簾的大量日軍惡行，給她的精神帶來很大刺激，結果成書時體重鋭減。

「純如是一個非常執着的人﹐只要是她認定的事情﹐她一定會把它做好。她的中文不怎麼好﹐要了解南京大屠殺歷史﹐必須閲讀大量中文資料。為此﹐她經常熬到半夜。自己實在解決不了﹐就打電話給我們﹐經常是深更半夜或一大早把我們吵醒﹐電話一打就是好久。」

曾為張純如提供大量幫助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衞星的回憶印證了她父母的看法:「她不僅重視文字材料，也注重到現場實地體驗和感受當年所發生的事情。在當年南京大屠殺所有重要屠殺現場和叢葬地，她都拍攝、攝像或是陷入沉思中。從她向倖存者所提的問題也可以看出，她儘量想讓自己置身於當年南京的環境中。她的問題常常具體到幾時起牀，早餐吃什麼，穿什麼樣的鞋，走路的模樣，以及當時的天氣等。」

幫她做翻譯的江蘇省行政學院楊夏鳴老師也透露﹕「讓我深受感動的是﹐採訪完夏淑琴老人後﹐張純如鄭重表示﹐等書寫完出版後﹐她要改學法律﹐將來代表這些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與日本打官司。雖然這個願望沒能實現﹐但這份情感彌足珍貴。」

她的認真執着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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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體不好，晚上睡不着覺，一週去看兩次心理醫生，但是沒有用。我們覺得他們給她吃的藥都是錯的。」「她從前總是夜裏工作，白天睡覺。但是有了孩子以後，她要帶孩子，又要做工作，不能再這樣做，很辛苦。」她的父母憐惜她自殺前的身心狀況。

《論語》説「從之，純如也」， 意為和諧美好。

「這是我真正不得不寫的一本書。我寫，是出自義憤。即使拿不到一分錢，我也不在乎。讓世界知道1937年在南京發生了什麼事，對我來講，這才是重要的。」

當追求真相和正義的弓弦繃得太緊，最終折斷了繼續飛向和諧美好的翅膀。

前述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痛惜説：「對於純如的父母和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説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她的墓誌銘是：「Iris Chang，摰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家，人權鬥士。」

這位36歲的歷史鬥士用文字為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申張千古正義於先，繼之以自己生命加入三十萬人的行列﹔也許這樣，她的生命與作品才真正昇華到一個更高、更完整的境界。

唐寅在《伯虎自贊》中説：

「我問你是誰?

你原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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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百年後，

有你沒了我。」

如今真誠奉獻者已經百年。不問你是誰，從之，純如也。死去的她就是活着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