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自取其禍的民族政策，是怎樣來的？_風聞

1897年，羅曼諾夫王朝組織了俄羅斯帝國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人口普查。按照統計規則，“説小俄羅斯方言”的人（烏克蘭人）和“説白俄羅斯方言”的人（白俄羅斯人）併入俄羅斯族一併統計。

這是俄國第一次明確以國民常用語言作參考，確定民族身份進行人口統計。沙皇政府不會想到，普查結果後來經過各種渠道流入社會，間接喚起公民意識和民族意識覺醒，讓帝俄底層俄羅斯人意識到，“這國”是沙皇和異族貴族的國，不是“我的國”。

兩年後，人口普查結果出爐。據統計，該國（不含芬蘭大公國）總人口125680682人，約1.257億人。統計結果還顯示，俄國有119.3萬名世襲貴族。其比例如下：

排名第一的是俄羅斯貴族（含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佔貴族人口比例的53%。與之對應的是，“俄羅斯人”83933567人，佔總人口2/3；

排名第二的是波蘭貴族，佔貴族人口比例的28.6%。與之對應的是，波蘭人790萬，佔總人口6.3%；

排名第三的是格魯吉亞貴族，佔貴族人口比例的5.9%。與之對應的是，格魯吉亞人130萬，佔總人口1%；

排名第四的是韃靼貴族（韃靼語系和突厥語系），佔貴族人口比例的5.3%。與之對應的是，韃靼人584萬，佔總人口4.6%；

排名第五的是立陶宛貴族（立陶宛語和拉脱維亞語），佔貴族人口比例的3.4%。與之對應的是，立陶宛人260萬，佔總人口2%；

排名第六的是日耳曼貴族，佔貴族人口比例的2%。與之對應的是，日耳曼人170萬，佔總人口1.4%；

其他民族的貴族比例為1.8%，對應人口比例12%。其中，猶太人500萬，佔總人口比例4%。

巧合的是，在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俄羅斯人佔比不大，領導成員民族比例與帝俄貴族的民族比例大致相稱。畢竟，能進入革命黨領導層的大部分人來自知識階層，至少是受過基礎教育的人，而貴族階層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唯獨與帝俄貴族比例不相稱的，是猶太人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佔比。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有人調侃蘇聯是“異族王朝”。列寧時代是“韃靼王朝”，因為列寧出生於喀山汗國故地辛比爾斯克。斯大林時代是“格魯吉亞王朝”。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時代是“烏克蘭王朝”。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的時代是“哥薩克王朝”，因為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出生於斯塔夫羅波爾，是“捷列克哥薩克”故地，契爾年科出生於帝俄葉尼塞省的“葉尼塞哥薩克”故地（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河畔）。

談到蘇聯解體的表現形式和表面原因，都繞不開民族問題。樸素的歷史觀點認為，列寧的民族政策是寬鬆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殘暴的，赫魯曉夫的民族政策是放鬆的，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是收緊的，戈爾巴喬夫的民族政策是民主的。他們各自的民族政策看上去表現形式不同，其實貫穿的是同一種思維：“後媽思維”。

所謂“後媽思維”，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情操高尚、道德完美的“好後媽”，對不同的孩子加以區別對待。如果別人説這孩子是她親生的，那她一定會嚴厲管束，如果別人説那孩子不是她親生的，那她必百般縱慣安撫。

後媽思維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家庭的和睦，而是為了向世人展示她自己那變態的美德，以求世人的讚美和表揚。為了吸引別人贊其高尚，所謂的“好後媽”不惜將她人為製造的差別待遇昭示天下。

後媽思維的惡果有三個：第一，過於嚴厲或者過於縱慣，都會給孩子造成人性的扭曲，使他們對家長和家庭始終懷有不滿情緒；第二，把不同孩子分成三六九等，人為製造了家庭矛盾，讓家裏後患無窮；第三，“好後媽”片面在意別人怎麼看，無意中把某些對這個家不懷好意的人推上了道德法官的位置，反將自己置於受審者的被動地位。

那麼，蘇共這個“好後媽”想證明什麼呢？他們想證明，自己優於沙皇政府、優於臨時政府。

在沙俄統治者的君父思維中，各民族都是這個家的兒子。有所區別的是：俄羅斯是“嫡親長子”，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基輔羅斯公國留下的東斯拉夫民族“嫡親次子”，其他非斯拉夫民族是“庶子”。

歷代沙皇視東斯拉夫民族為國家主體，視俄羅斯族為主體的主體，視其他民族為非主體民族。後來，斯大林也多少繼承了這種君父思維。聯合國成立時，斯大林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爭取了聯合國成員國席位。

十月革命後，驅散“全俄立憲會議”、簽訂《佈列斯特和約》先後發生，布爾什維克因為這兩件大事四面樹敵，引發內戰。想打贏內戰，就需要拉攏非俄羅斯民族。布爾什維克為了顯示與白衞軍的不同，進而顯示出與沙皇政府、臨時政府的不同，一直在與“大俄羅斯主義”作鬥爭，堅決杜絕“虧待”非俄羅斯民族，無意中形成了類似後媽思維的政治思維。

在奇葩的後媽思維影響下，1922年蘇聯成立後製定了奇葩的民族政策，人為地製造出民族隔閡，發展成政治、經濟、語言、教育、社會福利甚至法律等領域的各種不平等。在此基礎上，蘇共陸續劃分出以民族名稱命名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和二十個自治共和國，並承諾各民族共和國有退出蘇聯的自由，寫入憲法。

後媽思維自列寧時代起，一直根植於蘇聯歷代領導人的頭腦之中。他們在民族政策領域形成思維慣性後，一邊自我褒揚地歌頌徒有其表的“民族和睦”，一邊把被他們人為製造出的民族隔閡歸咎於“少數民族資產階級”。始終無人能跳出這個狹隘思維圈子，想出新辦法解決問題。

很快，蘇共就落得兩邊不討好。在俄羅斯看來，自己的勞動果實和資源稟賦經常被貼補其他加盟國，還要被迫接受現實中“弟弟們”的各種特權；在其他民族看來，俄羅斯人在歷史上欺負過自己，現在付出是應該的，自己的資源被俄羅斯人主導的聯盟中央肆意調配，本就存在剝削，而蘇聯各級幹部又以俄羅斯人為主，自己在話語權方面本就吃虧。

蘇共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出現的後媽思維，源於他們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學説，主觀盲目地用階級鬥爭的歷史觀來闡釋民族問題。他們把俄國和蘇聯的民族矛盾概括為兩個層面。

在第一個層面，也就是國家層面，劃分出統治階級民族和被統治階級民族，把俄羅斯的擴張判定為追求對周邊民族的統治，動輒以“大俄羅斯主義”給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扣帽子，後來又發展成援引列寧原話，批判斯大林是“大俄羅斯主義”。

在第二個層面，也就是各民族內部，劃分出剝削、壓迫階級和被剝削、被壓迫階級，把民族矛盾歸罪於各民族內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並解釋成“階級異己”在思想領域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帶入蘇聯時期，隨時揪出一些人，予以肅反鎮壓或政治批判。

可問題是，民族矛盾只是政治概念，人們生活中具體的民族矛盾都是源於民族歧視。

這個世界從來只有發達對落後的歧視、強大對弱小的歧視、富裕對貧窮的歧視，從來就沒有民族對民族的歧視。即使有民族對民族的歧視，也是那些發達、強大、富裕的民族對落後、弱小、貧窮的民族的歧視，而不是人口多數民族對人口少數民族的歧視。

歐美列強那幾個國家的主體民族人口少吧，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大陸、中東板塊的某些民族人口多吧？那麼，自殖民地時代以來，是誰歧視誰呢？

蘇聯的民族政策緣木求魚，為內外敵人聯合搞垮蘇聯創造了機會。他們共同制定了看似自相矛盾的宣傳招數：一方面，大肆宣揚俄羅斯族在蘇聯體制下吃了大虧，另一方面，大肆宣揚非俄羅斯民族在蘇聯體制下飽受壓迫和剝削，沒有獲得蘇共承諾的獨立與自治權利。

神奇的是，這種看似對立的理念居然同時得到了俄羅斯族和其他民族的贊同，成為蘇聯各族人民共同解體蘇聯的心聲。1989年，一位名叫瓦連京·格里戈裏耶維奇·拉斯普京的俄羅斯族作家看透了他們煽動民族問題的反蘇目的。

1989年5月，蘇聯首屆人代會召開，當選大會代表的這位作家發言時説道：“自二戰以來，我國強大而牢固的根基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受到如此強烈的動搖與威脅。我們俄羅斯族人一貫尊重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樣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親愛的兄弟們，那些指責俄羅斯族人具有沙文主義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説法，純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佈的謠言。可以説，他們玩弄的手段相當巧妙，仇俄思想不僅在波羅的海和格魯吉亞蔓延，而且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雖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卻遍及全國，他們將反蘇和反俄的口號混為一談。”

緊接着，這位作家提出瞭解決問題的建議：“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波羅的海國家的代表表現得很活躍，他們企圖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以便使他們能夠從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對此我無權提出異議，你們當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運。俄羅斯族人一貫樂於助人，既然你們認為，你們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羅斯造成的，是俄羅斯的落後和貧窮拖了你們的後腿，那麼我想，還不如讓俄羅斯從蘇聯脱離出去？這樣豈不是更好？如此一來，也可以幫助俄羅斯解決許多現有的和今後出現的問題。”

人民投票選出的代表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發言，居然針對民族問題説出這樣的話，這個國家也真是沒救了。

可是，多民族國家就一定會有民族問題嗎？

所謂民族問題，基本屬於文化（文字、歷史）領域和生活（習俗、傳統）領域範疇，即由於精神生活方式差異和物質生活方式存在差異，不同民族之間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誤會”。這種“誤會”以及由“誤會”產生的衝突，完全可以通過豐富不同民族交流、鼓勵不同民族溝通、加深不同民族瞭解予以解決。

一句話，外化共同點，內化不同點，努力營造共識，自覺尊重私權。

蘇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但不設法淡化民族界限，反而固化民族界限，用聯邦制匹配出“你有你的國、我有我的國、你我可以自由退出我們的國”的制度觀念，把本屬於文化和生活領域的問題引入經濟和政治領域。

蘇共的經濟制度要求，不同加盟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內低價售出自己的產出，以表面上的相互補貼，用以顯示民族團結，實際的效果卻是，大家都感覺自己在吃虧；蘇共的政治制度稍好，但也人為製造出若干“民族優越感”，以表面上的尊重少數，來彰顯民族和睦，實際的效果卻是，衍生了新的不平等。更加愚蠢的是，蘇共把這些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法律體系，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後來的改革者投鼠忌器。

蘇共民族政策的最大誤區是，把民族平等片面理解為“族與族的平等”，而不是“人與人的平等”。蘇共不應將民族問題等同於民族矛盾，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而應該實事求是，將民族問題的含義限定在社會生活層面，限定在具體的人與人之間，運用法律手段，不偏不倚地解決不同民族公民之間的誤會與衝突。

倘使蘇聯的民族政策能夠崇尚法治、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不同民族的每位公民予以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那麼，所有人就都會明白：

自己在享受自己民族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尊重他人民族權利的義務；自己之所以受人尊重，不是因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因為自己同樣尊重他人；自己不僅有本民族的同胞，還有這個國家的同胞；國家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的生活和發展機會，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不僅僅是本民族的一份子。

只有形成這種共識，不同民族的人們才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和歸屬感，進而堅信：一個統一而強大的、能夠保護他們權利、值得他們履行義務的多民族國家是正義的，是遠勝於帝國主義國家的。

對於民族問題，蘇共愚蠢地自視為後媽，還讓蘇聯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也把蘇共作為後媽來審視、來批評。最後，蘇聯在內外夾攻中土崩瓦解。

永遠不要給對手和旁人審判你、質問你的機會，永遠不要因為爭面子，就着急忙慌的去自證。一旦陷入自證的執念，就是失敗的開始。

人要爭的是裏子，裏子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有力支撐。要想不給對手和旁人審判你、質問你的機會，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輕易立人設，尤其不要立那種白璧無瑕而又一碰就碎的人設。要立就立那種隨時可以一分為二、遇事正反皆可解釋的人設。

人設是弱者在實力不足時才會打造的招牌，強者不需要人設，因為所有的弱者都期待與強者交好，他們自己就會替強者編造人設。

所以，抓緊一切時間修煉內功才是王道。有了深厚的內功，就有了足夠撐起自信的實力，就無需恐懼別人的目光。（作者：園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