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迴歸自身”到“轉向東方”：俄羅斯文明觀與外交現實的錯位與互動_風聞

Club****提要：俄羅斯的“轉向東方”戰略是當前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議題，在俄烏衝突後更趨迫切。近日，北京對話特約專家、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趙華勝在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IAC）官網發文，分析了“東方”概念的演變、“轉向東方”的歷史實踐與現實動因，指出其本質是地緣政治與國家發展需求的產物，而非文明身份的重構。

**趙華勝亦探討了“轉向東方”中的中俄關系邏輯：“**轉向東方”並不完全意味着“轉向中國”，但是基於雙方的國家利益和在能源、基建、科技等領域的合作，中國在俄羅斯的“轉向東方”中處於中心地位。但俄國內也存在對“過度依賴中國”與“不對稱結構”的擔憂。

Club Briefing: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strategy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gend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Zhao Huasheng, a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Eas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pivot, and its underlying drivers. He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strategy lies in geo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 rather than a redefinition of Russia’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Zhao also explores the logic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within the broader “Turn to the East,” noting that while the pivot does not equate to a full “Turn to China,” China nonetheless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Russia’s eastward strategy—driven by share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operation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till, concerns remain within Russia about “overreliance on China” and the risks of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趙華勝在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官網發文

哪裏是俄羅斯的東方？這是轉向東方的首要問題。在俄羅斯歷史上，關於東方和西方的爭論經久不息，而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曾是它們的化身，前者代表着西方，後者代表着東方，它們的爭論通常也以“東方-西方”為框架。

不過，如果將“轉向東方”理解為今天所説的“東方—西方”對立，即亞洲對歐美的格局，那恐怕是誤解。如今所稱的“東方”通常指亞太地區，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儒家文化圈；而俄羅斯歷史上斯拉夫派所理解的“東方”，無論從地理還是文化上，並不等同於這一語境中的亞洲。儘管斯拉夫派有時也提出“迴歸亞洲”，但他們所謂的“亞洲”其實是相對於歐洲而言的俄羅斯自身——一種區別於西歐的斯拉夫文明傳統，而非走向東亞文明。

在斯拉夫派看來，俄羅斯擁有獨特的歷史與傳統，應走一條自成體系的“俄羅斯道路”。這條道路雖然不同於西方，但也不是“亞洲道路”，因為無論是斯拉夫派還是親西方的“西方派”，都不認為俄羅斯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亞洲文明。因此，二者爭論的核心，其實不是俄羅斯應歸屬亞洲還是歐洲，而是俄羅斯是否應完全融入歐洲文明。這種語境下的“東方”，本質上是“俄羅斯的東方”——一個對立於西歐、但仍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文化與地緣構想。

20世紀20年代，俄羅斯的歐亞主義萌生，它認為俄羅斯既有歐洲的屬性，也有亞洲的屬性，但它既不是歐洲，也不是亞洲，而是一個“封閉、完整的地理、經濟和種族的統一體”。也就是説，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是獨立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它與斯拉夫主義殊途同歸。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了新歐亞主義之説，其中又有多種流派。新歐亞主義不滿足於坐而論道，它有很強的實踐性。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已成為獨立國家的背景下，它也有特定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含義，但在歐亞自成一體的核心思想上，新歐亞主義與歐亞主義一脈相承。由此可見，不管是西方派、斯拉夫派、還是歐亞主義，它們都不是要走向亞洲。西方派具有外向性質，主張融入歐洲；斯拉夫派和歐亞主義具有內向特點，主張迴歸自身。

既然包括西方派、斯拉夫派和歐亞主義在內的俄羅斯主要思想潮流都沒有走向亞洲的追求，那轉向東方又是如何產生的？這是不是矛盾呢？

其實並不矛盾。俄羅斯思想流派之爭的核心是關於國家文明的屬性及其發展道路，而轉向東方主要是涉及到對外關係和外交政策。它們一個所説的是精神上的東方和西方，或者説是文明文化上的東方和西方；而一個是外交上的東方和西方，它是指具體的國家和地區，而不是它們所代表的文明。它們之間沒有衝突，一個是對國家的文明定位，而另一個是關於國家的外交方向。

文明定位與外交定位不是相同的概念，文明定位反映了國家的價值體系屬性和精神取向，而外交定位反應了國家某一時期外交的重點。文明定位對外交有深層次的影響，但文明定位不表明外交重點方向的不可改變。國家外交不僅受文明定位的塑造，它還受到現實的政治、經濟、外交、安全利益的驅動。在錯綜複雜的外交環境中，後一因素的作用往往更為直接。文明定位也不必然與國家關係的親疏對稱，儘管俄羅斯屬於歐洲文明，但這不意味着它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定會更好，也不意味着它與非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定會更差。事實上，俄羅斯的朋友多是非西方國家，而它在西方國家中的好友寥寥無幾。

簡而言之，俄羅斯轉向東方是外交和經濟上的向東發展，而不是對國家文明定位重新設置。它轉向的東方是亞太國家和地區，而不是精神和文化上的亞洲家園。

俄羅斯歷史上的轉向東方

轉向東方在俄羅斯外交歷史中不是新思想，也不是新實踐。俄羅斯早已在亞洲存在，所謂轉向東方只是一種形象的説法，它不是俄羅斯“發現亞洲”，也不是俄羅斯初登亞洲舞台，它的基本含義應是加強向東方發展。

早在沙俄時期，東方就已是俄羅斯外交的重要方向。在俄羅斯外交史中，奧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東方外交的組成部分。自16世紀之後的幾百年裏，俄羅斯不斷轉向東方，把目光投向奧斯曼帝國、大清帝國、中亞諸汗國等。彼得大帝以崇尚歐洲知名，但他也有意開拓東方。1716年，彼得大帝曾派遣探險隊前往希瓦和布哈拉，結果全軍覆滅。

第七次俄土戰爭，波蘭畫家亞努阿雷·蘇霍多爾斯基繪。

作為國家政策，現在俄羅斯的轉向東方並不是第一次。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羅斯外交的歷史上，東方的含義在不同時代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東方是指與歐洲在地理上相隔、在文化上相異的亞洲。但在不同的語境下，東方的含義有明顯差異。它通常是泛指俄羅斯周邊的亞洲地區，而不一定是在地理上位於俄羅斯的東面，也不僅僅是指中國和東亞。東方在文化上大多也是非基督教地區，奧斯曼帝國、高加索、大清帝國、中亞汗國都不在基督教文化圈內。在俄羅斯外交史中，奧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東方外交的組成部分。俄語中有一句流行語：“東方的事精細微妙”(Восток-дело тонкое)。這句話出自蘇聯影片《沙漠上的白太陽》，它成了俄羅斯人形容東方的警句名言。這裏的東方説的是中亞，可見，儘管中亞位於俄羅斯的南面，但在當時俄羅斯人的意識裏中亞也是東方，但在現在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概念裏，中亞已不在其中。

雖然對俄羅斯曾多次轉向東方有共同看法，但對它什麼時候第一次轉向東方卻眾説紛紜。自17世紀後期開始，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在200多年裏打了十次戰爭，雖然奧斯曼土耳其也被歸於東方，但兩國相爭的地區基本是在現在的“西方”地區，包括高加索、伏爾加河下游、克里米亞、烏克蘭西部、摩爾達維亞和比薩拉比亞、伊斯坦布爾、巴爾幹地區。這些温暖、富饒、靠近歐洲的地區還不能説是真正意義上的東方。事實上，這也是俄羅斯外交的一次重要轉向，不過它不是轉向東方，而是從北方轉向南方。自中世紀起，莫斯科大公國就在北方通過波羅的海出口皮毛和木材，但這是不夠的，俄羅斯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強國，必須轉向南方，在南方獲得出海口。這一轉向在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達到高峯，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期克里米亞戰爭。

一些看法認為俄羅斯第一次轉向東方始於19世紀末期, 這次轉向東方與S.維特伯爵的名字緊密相連。維特在亞歷山大三世（1881-1894在位）和尼古拉二世（1894-1917在位）期間在沙俄政府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包括鐵道部長、財政部長、國務委員會主席等。他努力推動俄羅斯在經濟、貿易、投資、運輸和物流轉向東方的戰略。他支持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籌劃和完成了經中國東北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東鐵路，為此成立了華俄道勝銀行。儘管他轉向東方的計劃未得到全面實現，但他卻是設想這一戰略的第一人。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直到19世紀末俄羅斯並沒有成型的亞洲戰略，俄羅斯在東方的許多重大行動都不是出於高層的預先謀劃，而是當地俄羅斯指揮官的即興之作，不管在中亞還是遠東地區都是如此。但在擴張行動得手之後，沙俄政府都不僅予以承認，而且絕不撤回。例如，按照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黑龍江流域屬於中國。但還在克里米亞戰爭發生之前，俄羅斯軍人已經深入到了黑龍江流域，佔據居民點，建立哨所。儘管沙俄政府知道這違反了兩國的條約，是對中國領土的非法侵佔，但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對此的回答是：“俄羅斯國旗一旦在那裏升起，就不應降下。”另外，也有人提出俄羅斯第一次轉向東方是在蘇聯初期，以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東方政策為代表。

本文作者認為，俄羅斯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轉向東方是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從1850年代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的俄日戰爭，維特所推動的轉向東方也在這個過程中。

第一次“轉向東方”的基本內容和性質是向東方的領土擴張和殖民，經濟利益還在其次，更沒有傳播文明的使命。中亞、遠東、高加索地區都是這次俄羅斯轉向東方的主要方向。在這波轉向東方的過程中，俄羅斯向西控制了高加索，向南征服了整個中亞，向東擴張到了太平洋海岸。

俄羅斯在18世紀初就已在中亞存在，到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已經深入到中亞腹地，如維爾內要塞也就是現在的阿拉木圖就是在1854年建立的。克里米亞戰爭後，為應對可能與英國再次發生戰爭，以便屆時從中亞對英國進行牽制，俄羅斯提出了南進戰略，探索中亞“尚未被發現”的地區，征服突厥斯坦和中亞草原，逼近阿富汗邊境。受沙皇委託制訂這一戰略的是年輕軍官尼.伊格納季耶夫。

尼.伊格納季耶夫畫像。

在向中亞發展的這個過程中，擴張和殖民已經成了目的本身，針對英國的安全功能減弱。從1858年開始，被稱為“19世紀的葉爾馬克”的米·切爾尼亞耶夫率軍吞併了突厥斯坦，佔領了奇姆肯特、塞米巴拉金斯克、塔什干等地。1867年俄羅斯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由曾經擔任俄軍住波蘭總督的K.考夫曼擔任總督。在隨後的幾年裏，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和浩罕汗國相繼落入考夫曼之手，俄羅斯對中亞的征服和殖民基本完成。

中國是俄羅斯這波“轉向東方”更主要的方向。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短短幾年裏，俄羅斯利用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和中國國內動亂的形勢，脅迫中國清朝政府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共割去了中國在東北和西北15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脅迫清朝政府簽署《北京條約》的也是當時作為俄羅斯駐華公使的尼.伊格納季耶夫。

沙俄的東進步伐並未停止於此，它接着越過黑龍江，繼續向中國東北深入，並企圖吞併整個中國東北地區，建立“黃色俄羅斯”，把中國東北變為第二個“布哈拉”。這一想法之所以沒有實現，主要是由於列強為分配在華利益的矛盾和衝突，相互牽制。1896年，清朝政府與俄羅斯簽署結盟條約，目的是共同防禦日本，俄羅斯藉此獲得修建東清鐵路的特權，名義上是為戰時運兵所用，但實際上成為俄羅斯實現“黃色俄羅斯”的工具。1897年，德國佔領青島，清政府向俄羅斯求援，俄羅斯以聯盟防禦的對象國只是日本為由拒絕援助，並藉機強迫清政府同意，出兵強佔了中國的旅順港。1900年，俄羅斯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與清朝發生戰爭，佔領了整個中國東北，發生了對江東六十四屯大量中國平民的殘酷屠殺事件。因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1904-1905年俄羅斯與日本爆發戰爭，中國東北是主戰場。俄日戰爭之後，俄羅斯又策動和支持外蒙古獨立，並最終導致中國失去外蒙古。

在《中俄北京條約》中，中國完全失去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圖源：美國中央情報局）

不能不看到的是，對於中俄關系的這段歷史和其中的歷史人物，中俄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感受和認知。在中國民眾的歷史認識和心理感受中，中俄關系的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百年屈辱的組成部分，它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屈辱，在中國民眾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當然，在中俄關系複雜的歷史中，有暗淡的一頁，也有友好和互助的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支持和新中國成立後蘇聯對中國的幫助，同樣留在中國的歷史記憶中。

可以看到，在第一次“轉向東方”的近半個世紀裏，俄羅斯向東方的擴張殖民達到了頂峯，獲得了極為廣闊的土地，前進到了它在遠東和中亞最遠的地理範圍，形成了沙俄帝國在東方最終的空間框架，並基本固定和延續下來，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

新的轉向東方

現在的俄羅斯轉向東方已經有不同的內容和性質。經常有人這次的轉向東方與2014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直接聯繫起來，認為烏克蘭危機是其基本起因，它的功能是對俄羅斯與西方衝突的對沖。這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準確。俄羅斯轉向東方的動力是由綜合因素構成，其中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是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向亞太地區的轉移；其二是俄羅斯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需要；其三是國際環境的推動。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俄羅斯的向東轉。

進入21世紀後，國際政治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趨勢更加明顯，這一地區集中了多個世界經濟大國，是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同時，這一地區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來源地。這吸引了俄羅斯的注意，促使俄羅斯向東方轉身，與亞太國家發展更密切的關係，提高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加入這個歷史性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權利結構變動的進程。關於這一原因，普京總統也有過多次表述。

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是轉向東方的核心內容，也是俄羅斯轉向東方最主要的動力和需求，俄羅斯轉向東方政策中的所有措施，最終都是為了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發展。普京在2012年首次提出向東發展的國家戰略時，他所説的目標的就是為了發展遠東和西伯利亞。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自然資源豐富，在它的土地下和土地上藴藏尚未完全開發的鉅額財富，開發這些財富是俄羅斯自沙俄時期就有的夢想。這不僅是為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發展所需，也是為俄羅斯國家的發展所需。俄羅斯把遠東和西伯利亞看作是未來之星，希望通過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使它成為俄羅斯新的財富之源，為俄羅斯21世紀的繁榮發展提供動力，因此，它被普京總統定位為俄羅斯整個21世紀的優先發展項目。在2024年9月第9次東方經濟論壇上，普京總統又把發展遠東和西伯利亞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俄羅斯未來的命運。

普京在第九屆東方經濟論壇致辭。（圖源：央視新聞）

俄羅斯面臨着嚴重的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遠東和西伯利亞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與西部地區存在明顯差距，這對於俄羅斯的國家發展是嚴峻挑戰。這種挑戰既是經濟上的，也是國家安全上的，兩者相互關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域遼闊，資源富饒，但人煙稀少，經濟落後，基礎設施陳舊，人口流失，而它周圍的中國、日本、韓國經濟發達、人口眾多，對資源有巨大需求。俄羅斯感到，如果它不能使遠東和西伯利亞發展起來、如果它不能提高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將來俄羅斯東部和西部之間的經濟鴻溝會越來越深，人口會越來越少，導致這一地區與西部地區的距離感越來越大，對民眾的吸引力不斷降低，俄羅斯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力將越來越弱，甚至有失去控制的危險。

烏克蘭危機確實對俄羅斯轉向東方產生了重要作用。事實上，俄羅斯歷史上歷次轉向東方都是在歐洲方向受到挫折的背景下發生的。19世紀下半期的轉向東方是在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之後，蘇聯初期向東方發展也是在受到西方包圍的情況下。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歐洲列強向東進逼，俄羅斯向西方方向發展的途徑被堵，因而轉向虛弱和易於征服的東方，暫時避開歐洲的鋒芒，並儘可能從東方彌補其在西方的損失。

烏克蘭危機是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與西方最嚴重的衝突，它深刻地改變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對俄羅斯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全面制裁，包括政治、經濟、金融、技術、交通、文化、體育、教育、人文在內的聯繫幾乎完全中斷，這在整個俄羅斯與歐洲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即使是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歐洲也沒有完全中斷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雙邊貿易仍通過中立國繼續進行。現在一堵高牆已經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築起，它把歐洲一分為二，幾乎整個歐洲都在牆的另一面，俄羅斯在歐洲被孤立和圍困，甚至戰爭的陰影開始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徘徊。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向東發展，以打破西方的外交圍困，彌補在歐洲損失的市場和資源，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不過，從根本上説，這一因素對俄羅斯轉向東方的主要作用是加速和加深，並不是它的起源, 因為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政策在烏克蘭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英國和歐盟領導人舉行峯會，協調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圖源：路透社）

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和政策建議，轉向東方在俄羅斯學術界醖釀已久。有看法認為，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是普里馬科夫，他早在1996年擔任俄羅斯外交部長時就提出了這一想法。2012年瓦爾代俱樂部發布了題為《面向大洋-俄羅斯新的全球化》的研究報告，主張俄羅斯向亞太方向發展，該報告由轉向東方最積極的宣傳者和支持者S.卡拉甘諾夫教授和T.巴爾達喬夫教授主寫，後來他們又連續就這一題目發佈了多篇報告和文章，為俄羅斯轉向東方大造輿論。俄羅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A.盧金教授在2014年也以轉向東方為題目出版了他的新著作。還有許多俄羅斯學者也發表了大量有關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文章。

而作為一項國家政策，轉向東方的提出晚於學術界，不過也是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在麥德維傑夫執政時期（2008-2012），轉向東方的思想就已初露端倪，在2010年的國情諮文中，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提出進入亞太經濟空間是俄羅斯迫切的任務，擴大俄羅斯與亞太國家的關係具有戰略性質。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後，轉向東方戰略最終成型，並得到持續的強力推進。如上所説，俄羅斯在2012年既已提出向東發展的戰略，而在2013年的國情諮文中，普京總統已經使用了“轉向太平洋”的概念，這與轉向東方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

雖然轉向東方的名稱被無差別地使用，但在不同時期，轉向東方在功能和定位上有重大差別，即使是在同一時期，轉向東方的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它也隨着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演進。

以與歐洲方向的對比作為衡量轉向東方重要性的一個尺度，可以看到，在俄羅斯外交中，轉向東方最初只是作為對以歐洲為中心政策的補充，主要功能是緩解對歐洲的過於依賴，但不改變以歐洲為中心的結構，梅德韋傑夫執政之前的轉向東方基本是這一性質。在此之後，轉向東方的定位被提升到與歐洲同等重要的地位，力圖使歐洲和亞洲處於對稱的狀態，東西方平衡發展，2012年之後的轉向東方開始具有這種含義。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轉向東方的意義發生了更大的變化，由於向西的道路被完全封死，轉向東方（包括全球南方）成為必須的選擇，而且是唯一的選擇，在這種背景下，它具有了俄羅斯外交重心和支柱的意義。它已不僅僅是對與歐洲的平衡，而且開始替代原來歐洲的中心地位，上升為俄羅斯對外發展的主要方向，而歐洲則至少是暫時地降為次要方向。

不過，在這一問題上，俄羅斯學術界有比較絕對化的判斷。有觀點認為，俄烏衝突爆發後，自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在歐洲300多年的漫遊已經結束，歐洲對俄羅斯已經長期關閉，現在俄羅斯將返回她在東方的故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半世紀前已經做出過類似的結論，這位偉大的作家在19世紀就説過，俄羅斯已經結束了在歐洲的歷史道路，該是走自己的道路了。而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相反的判斷也曾是斬釘截鐵。人們記得，俄羅斯獨立初期，西方主義在俄羅斯大行其道，俄羅斯義無反顧地擁抱西方。“9.11事件”後，俄美關係急劇升温，有學者做出極度樂觀的預言：“俄羅斯社會已經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歐洲道路。普京總統在“9.11”後的選擇為所有的歐亞概念釘上了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顯然，這些預言未成為現實。

2024年9月，趙華勝在北京對話組織的莫斯科對話會上發言。（圖源：北京對話）

那麼，俄羅斯將與歐洲徹底分道揚鑣的預言會不會成真呢？雖然這最終只能由未來的實踐驗證，但根據歷史和現實條件所給的啓示，這種可能性似乎並不大。

俄羅斯在1696年向歐洲派出外交師團，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戰爭後成為歐洲大國，此後俄參與歐洲事務，或是作為歐洲國家的夥伴，或是作為對手，但從沒有脱離歐洲。現在與歐洲的對立只是在戰爭和制裁之下的特殊對策，這不會是俄羅斯外交的常態，因為它不符合正常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規律。目前俄羅斯與歐洲的隔離是由於政治關係上的衝突，而不是由於歐洲對俄羅斯重要性的喪失。在政治、安全、經濟上，歐洲對俄羅斯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地理、文化、宗教的聯繫沒有改變，普京總統也表示俄羅斯仍屬於歐洲文明，同時，歐洲作為一個重要的實體，俄羅斯與它斷絕關係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在經濟上是不可取的，在安全上是不可能的。俄歐關係可能時好時壞，但作為歐洲國家，俄羅斯不能不重視歐洲，一旦出現可能性，也不會不向歐洲方向發展，如有俄羅斯學者所説：“歐洲和亞洲都是俄羅斯外交最重要的方向。向這兩個方向的發展都是出於對外經濟合作的多方位和多元化政策。”可以預測，在戰爭結束和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取消後，隨着雙邊關係的逐漸正常化，俄羅斯與歐洲的務實關係也會隨之慢慢恢復，雖然這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而且也不太可能回到比俄烏衝突之前更好的狀態。歷史表明，俄羅斯不會長久地在東方或西方的一個方向走到底，當在一條路上走得過遠時，歷史會自然地對它進行修正，雙頭鷹的另一隻眼就會睜大。

評判轉向東方的成敗得失只能以它本身確定的目標為參照。轉向東方已不是單純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簡單的經濟政策，而是俄羅斯綜合的國家發展戰略，它包含有綜合的和多方面的內容，這也是評價轉向東方發展程度的基本指標。具體説，可將其分為三個參照系：其一，遠東和西伯利亞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二，俄羅斯融入亞太經濟的程度；其三，俄羅斯在亞太地區政治話語權的增加。在這三個方面的提升都表示着轉向東方的進展，反之則意味着停頓或後退，這三個指標都需要以長期數據為判斷依據，一時一事和短期數據可説明一個特定時段的得失，但不能作為判定轉向東方成敗的充分證明。

轉向東方將是長期的過程，它也必將伴隨着曲折和挫折。從歷史上看，俄羅斯每一次外交轉向都綿延幾十年甚至更長，期間有無數跌宕起伏，也經歷過失敗甚至慘敗，但遭受挫折後俄羅斯總是執拗地重新回來，説明俄羅斯在追求長期目標上有極強的戰略韌性。當今世界的發展在時間上大大壓縮，轉向東方的完成不可能再等待上百年的時間，但結構性的轉型仍需十數年或數十年，而且它的成功不是註定的。就過去10年多的情況看，它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成績和進展，但也仍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俄羅斯自身。

對東方的認識具有無形但卻重要的意義。在俄羅斯人的文化心理意識中，特別是在西方主義者的意識中，東方和西方涇渭分明，西方象徵着文明和進步，亞洲則代表着野蠻和落後，以至於亞洲一詞的詞根在俄語裏有野蠻落後之意。而歐洲正好相反，如別林斯基所説：“所有偉大、仁慈、人性、心靈的東西都發生、成長於歐洲的土地上，它們綻放出斑斕色彩，孕育出豐碩的成果。”這種意識現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這使俄羅斯傳統上對東方有某種輕視之感，特別是在文化和現代性上。這也是俄羅斯難以真正成為既是歐洲國家又是亞洲國家的文化思想障礙。俄羅斯要成為亞洲的一員，需對當代亞洲有整體性和客觀的重新認識。

俄羅斯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至關重要，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更為關鍵。各級政府機構是轉向東方的具體推動者和實施者，地方政府的熱情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轉向東方的成效。官僚作風、形式主義、繁文縟節、不思進取可以使任何好計劃消磨於無形，而吏治不善、綱紀鬆弛、貪污腐敗更是任何好政策的殺手。

轉向東方要找到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的最合理最有效的發展模式，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遠東和西伯利亞有自己的特殊環境和條件，中國的模式，日韓的模式，東南亞的模式都不適合俄羅斯的情況。現今世界經濟環境已大不一樣，俄羅斯唯有根據自身的情況，適應新的形勢，發揮自己的優勢，形成自己的發展道路。

俄羅斯遠東和北極發展部部長切昆科夫表示，遠東地區正在建設的國際超前發展區項目總投資額將達約200億盧布，目前入圍短名單的項目約10個。（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轉向東方對內需要有真正的創新發展。遠東和西伯利亞雖然資源豐富，但自然條件嚴酷，基礎設施落後，勞動力不足，市場有限，製造業和科技產品不多，要使遠東和西伯利亞繁榮發達起來並非易事。遠東的中心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它面對着東京、上海、香港等國際或地區金融、技術、創新、物流中心，要脱穎而出需要極大的努力。除了能源和軍工之外，俄羅斯要在亞太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也不容易。亞太市場已有比較穩定的格局，分工清楚，競爭激烈，俄羅斯需有極強的競爭力才能打破原有的格局，進入到亞太市場。

吸引國外投資是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的重要途徑，但為此對外需要更加開放，需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有可靠的法律保障，有能打動投資者的政策和措施，有合理的税務政策，有高效的海關制度，有務實的勞務政策，有能接受外國資本獲利的心態。俄羅斯還需在政策的實施上保證連貫性和協調性，同時要增強經濟合作的市場規則意識。

烏克蘭危機對於俄羅斯轉向東方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但同時它也給轉向東方帶來了預想不到的嚴重困難。由於西方對俄羅斯嚴厲的政治和經濟制裁，俄羅斯對外融資的可能大大減小，不僅來自西方投資的渠道被堵死，其他國家對俄投資也受到嚴重製約。在西方制裁的威脅下，與俄羅斯經濟和技術合作無法正常開展，雙邊貿易受到限制，結算問題造成極大困擾。

俄烏衝突爆發後，世界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的改變也對轉向東方最初戰略構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烏克蘭危機使轉向東方的地理範圍縮小。日本和韓國是亞洲主要經濟和技術強國，也是俄羅斯轉向東方的主要方向，在轉向東方中佔有重要地位。俄烏衝突爆發後，日韓追隨美國，對俄羅斯實行制裁，與俄羅斯的政治關係變冷，經貿合作中斷，這兩個國家至少是暫時地退出了轉向東方的範圍，這對於俄羅斯的轉向東方來説是一個挫折。另一方面，轉向東方的一些重要項目不得不壓縮，例如北極航道建設。北極航道是轉向東方的重要內容，它的核心是建立一條連接東亞和歐洲的新的海運航線，這條航線比傳統的經印度洋從東亞到歐洲的航線近得多，可以大大降低航運成本，縮減運輸的時間。隨着全球變暖速度的加快，可適用北極航線通航的時間會增長。這條航線的建成對傳統的國際海運航路將帶來挑戰，有可能改變原來的國際海運格局，不僅可給俄羅斯帶來可觀的收益，而且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意義。但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對俄羅斯的制裁切斷了歐洲與俄羅斯的交通，經北極航道到歐洲航路的通暢成為問題，這條航道現在只能到摩爾曼斯克為止，這對中俄貿易運輸來説是一個便利，但繼續向歐洲面臨困難。另外，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也受到影響，包括破冰船隻的製造。不過，從長遠來説，北極航道作為歐亞新航道的價值依然存在，不過這一功能的恢復只能有待未來俄歐關係的改善。

俄羅斯薩貝塔港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用船（圖源：Alamy攝影公司）

轉向東方與中國

俄羅斯轉向東方不等於是轉向中國，它還包括其他亞太國家，特別是日本、韓國、印度、越南、越南、東南亞國家等，雖然日本和韓國目前暫時退出。俄羅斯追求與亞洲關係的多元化，同時因中國所佔的比重極大，因此也儘可能對中國有所平衡。轉向東方沒有感情的成分，它是俄羅斯根據本國利益而制定的戰略，它的基礎是國家利益和現實需求，而不是出於對亞洲的嚮往和喜愛，也不是為了亞洲或中國。一些評論有意或無意把轉向東方與親近中國等同起來，並且有把它看作是對中國的“偏愛”，這是對轉向東方感情化的理解。

但中國毫無疑問是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最主要對象，這是自然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一，經濟體量遠高於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在亞洲和世界經濟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在政治上是俄羅斯的戰略伙伴，在經濟上是俄羅斯最大貿易國，在地理上與俄羅斯有漫長的邊界，兩國有廣大的地區直接接壤，天然地需要進行經濟合作，因而它不可能不在俄羅斯的轉向東方中處於中心地位。

在俄羅斯轉向東方的幾乎所有經濟領域中，中國都擁有巨大的合作能力和潛力。在貿易領域，中國的地位不必複述，它已連續14年一直是俄羅斯最大貿易伙伴，並且兩國貿易額仍有不斷增長的潛力。在能源領域，中國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2023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了1.07億噸石油，340立方米管道和液化天然氣。2025年俄對華天然氣出口將增加到380億立方米。在北極開發和北極航道建設上，中國是積極和重要的參與者。中國是Ямал СПГ項目的第二大股東，中國的數十家企業參與了這一項目的建設。北極航道需要建設一系列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需要建造大量破冰船，還需要有長期使用航線的大客户，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是重要的角色。中國有強大的基建能力，在遠東和西伯利亞的基礎設施建設中，中國可以發揮突出作用。中國在人工智能、信息通訊、數字經濟、電子商務等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俄羅斯發展遠東和西伯利亞中，兩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必不可少。農業、漁業、林業等也是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的重要內容，在這些方面中國既能與俄羅斯開展合作，同時也是俄羅斯農產品、魚產品、林業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中俄在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中有着很強的經濟互補結構，有極大的合作空間，並且有可持續的可能性。在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由於地理的相鄰，相互的經濟來往已是如此密切，它已經與普通居民的生活直接聯繫在一起。

俄羅斯北極液化天然氣2號項目（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雖然轉向東方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不過俄國內輿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認識。現在，曾經流行一時的“中國威脅論”已經淡化，特別是中國移民威脅的説法已經沒有市場，但其他方面的懷疑和擔心仍然存在，雖然這不是輿論主流。它們的來由不盡相同。一種是出於對中國深刻的不信任，懷疑中國的意圖，擔心中國未來可能成為俄羅斯的對手或敵人，對中俄關系的前景表示懷疑。另一種來源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主義思想，這種觀點從根本上不認同轉向東方，認為俄羅斯的未來在西方，中國不能提供西方所能提供的技術、設備和資本，俄羅斯從轉向東方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轉向東方只是在通向西方之門關閉之下的無奈之舉。不過，影響最大的是擔心向中國傾斜過度，認為這可能導致一系列對俄羅斯不利的後果：在政治上使中國變成“老大哥”，俄羅斯成為“小兄弟”；在經濟上俄羅斯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和原材料供應地；在能源出口上過於依賴中國市場，形成能源安全問題；在外交上則失去中立地位，在中國與亞洲國家可能發生的衝突中喪失自由機動空間。在2024年9月的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上，甚至主持人也向中國嘉賓提出瞭如何阻止中國企業進入俄羅斯的問題。西方輿論則出於政治的目的，有意在這個問題上推波助瀾，渲染俄羅斯對中國的依附和依賴，以在中俄之間打入楔子，製造不和諧。

雖然這些看法的緣由不同，但綜合地看，它們的共同背景是中俄之間的不對稱發展。自俄羅斯獨立以來，中俄關系的一個突出特徵是中國的發展速度遠快於俄羅斯，並且在綜合國力上大幅度超過了俄羅斯，這在兩國關係300多年的歷史上（自1689年尼布楚條約算起）是第一次。以國民生產總值總值來説，2023年中國為17.79萬億，俄羅斯為2.02萬億美元，中國為俄羅斯的8倍，俄羅斯只是人均GDP略高於中國，13817美元對12614美元。以國防力量來説，中國武裝力量的規模更大，裝備水平總體更先進，軍費也更充足。2022年中國國防預算約為2922億美元，俄羅斯約860億美元。中國軍費預算遠低於美國的8770億美元，但也是俄羅斯的3倍多。俄烏衝突爆發後，俄羅斯的軍費預算逐年大幅增長，2023年為6.8萬億盧布(6,8 трлн)，2024年增加到10.8萬億盧布(10,8 трлн рублей)，2025年將達13.49萬億盧布(13,49 трлн рублей)。但這是由於戰爭時期的特殊安排，不是正常時期的水平，而且在盧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換算成美元增加的部分也不很多。充足的軍費保證了昂貴的現代化軍隊建設。技術競爭是當今國際競爭的核心，在深刻和急速改變着世界格局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穩定地處於世界前列。中國的製造業規模龐大，門類齊全，被稱為“世界工廠”。中國是貿易大國，貨物貿易總額位居世界第一，服務貿易排世界第二，是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或主要貿易伙伴。中國擁有雄厚的投資能力，投資遍及世界，特別是沿“一帶一路”地區。雖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會遇到困難和挑戰，但它向前發展的總趨勢會保持下去。

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龐大，因此俄羅斯與中國經濟合作的規模相應地會更大，在俄羅斯對外貿易中所佔比例也必然更突出。這是自然的，並不是壞事，它説明中俄經濟合作給兩國帶來的利益更多，對兩國更重要。中俄兩國政府從沒有為經濟合作的規模大而擔心，相反，它們都認為兩國經濟合作的潛力還沒得到最大發揮，它們一直在努力的是擴大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水平，力圖進一步增加兩國的貿易量。

也許，中國不能提供歐洲所能提供的所有東西，但反過來説，歐洲也不能提供中國所能提供的所有東西。歐洲和中國在經濟特點上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而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能夠替代歐洲的東西越來越多，例如汽車、高鐵、通信設施、新能源、電腦、手機等等，而歐洲能夠替代中國的東西相對不多。投資、設備和技術當然非常重要，但經濟利益和需要不僅僅來自這些方面，從國外獲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從對外出口和服務貿易中得到外匯收入，都是重要的經濟利益。2023年俄羅斯從對中國的能源出口中得到了905億美元的收入，誰能説這不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呢？況且中國在投資、技術、設備上的能力也在不斷增強。

經濟合作本身就是相互依賴的關係，雙方相互取予，各得其利，依賴程度越深，也意味着利益關係越深，產生的經濟效益越大。自然，依各國的情況不同，雙方對其依賴程度也有深淺，國家通常也願形成多元化對外格局，但不會因經濟相互依賴關係而止步不前。應該看到，世界發展的自然趨勢是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深，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大大小小的地區合作機制都在推動着這個進程。在正常情況下，國家之間都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不斷擴大經濟合作，加深經濟聯繫，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

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2025年上半年中國吉利汽車在聖彼得堡的經銷中心數量名列第一。（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國家大小不一，國力差距是客觀存在，同樣的貿易量，在經濟體量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會很不相同，但不能把它與不平等相提並論，也不意味着一國成為另一國的經濟附庸。如果經濟體量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就是不平等關係，那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經濟合作了。中國是世界上150多個國家最大或主要貿易伙伴，其中除了美國，其他國家在經濟體量上都遠小於中國，但沒有哪個國家變成中國經濟的附庸，作為世界第4或第5大經濟體的俄羅斯又怎麼可能呢？

過度依賴是個複雜和相對的問題。它的功能有正負兩個方向，在正面方向它可以加深國家關係，產生更多經濟利益；在負面方向它確實可導致失去經濟獨立，產生影響國家安全的隱憂。不過，對過度依賴的“度”如何確定不是簡單的問題，它會依國家關係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一種類型的國家之間，保持經濟自立是保證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因此它的“度”會較高；但在另一種類型的國家之間，它們不追求保持經濟獨立，因此它的“度”會很低。例如歐盟，它的目標就是使成員國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形成經濟共同體，過度依賴的問題基本不存在。此外，過度依賴本身形成的條件也不一樣，並不都是可以隨意安排的。

過度依賴只會在國家關係處於對立狀態時才會產生負面效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會將經濟關係“武器化”，使之成為制裁和打擊對方的工具，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是最突出的例子。不過，這不是正常國家關係的常態。

中國在俄羅斯外貿結構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從貿易量來説，2023年俄羅斯外貿總額為7102億美元，其中中俄貿易達2400億美元, 佔30%多。能源是兩國經濟合作最主要的領域，2023年俄羅斯石油出口2.34億噸，其中出口到中國1.07億噸，約為45%；2023年俄羅斯天然氣出口為1390億立方米，其中中國進口為340億立方米，佔近25%。這個比重不是穩定的，也不一定是常態的，它是在俄烏衝突爆發後俄歐貿易急劇跌落、俄羅斯外貿總額大幅減少、中俄貿易快速增長的特殊條件下出現的情況，特別是俄羅斯能源出口發生巨大變化，出口量下跌，特別是天然氣，出口結構改變，歐洲從最主要的方向變為次要方向，俄歐天然氣供求甚至可能完全中斷。儘管如此，中國還遠達不到歐洲曾在俄羅斯對外貿易和能源出口中的地位。但無論如何，中國確實在俄羅斯對外經濟關係中佔有特別大比重。

作為大國，俄羅斯和中國都不會不注意避免形成對外過度依賴，特別是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這種意識在它們的國家安全思維中自然存在。在像能源這樣的戰略領域，作為出口國，俄羅斯會努力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俄羅斯也確實這樣做了，而中國會追求進口來源的多元化，它們都不是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同時，維護相互之間的友好關係，使之保持長期穩定，這也是保證相互依賴正向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

不過，不管是出於理性的提醒，還是出於政治的渲染，所謂過度依賴都不適合描述現在的中俄關系。兩國經濟合作的現狀是基於客觀條件和國內需要自然形成的，最重要的是，它對兩國都有重大利益。俄羅斯在失去歐洲客户後，亟需轉向東方，擴大在亞洲的市場，特別是在能源領域，這對俄羅斯具有特別重要和緊迫的意義。在目前時期俄羅斯的議事日程上，優先目標是大力推進與亞洲國家特別是亞洲能源夥伴的合作，而不可能是以降低合作水平、防止形成過度依賴。能源不同於普通商品，它影響到國計民生，能源供需關係不是單向依賴，而是雙向依賴為導向。在雙向依賴的結構下，對過度依賴的擔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因為雙方都對對方有深度的依賴，而且，通常出口國比進口國居於更為主動的地位，從過去世界上發生的案例看，能夠使用能源武器的通常是出口國，而很少是進口國。

最後，在政治關係上，中國既不想做“老大哥”，也無意有“小兄弟”，這不符合中國的理念，也不是中國的政策，而俄羅斯是一個驕傲的民族，不是甘於居人之下的國家，也絕不會接受“小夥伴”的地位。即使是對周邊較小甚至很小很弱的鄰國，中國都一直是平等相待，尊重有加，從不怠慢和居高臨下，中國沒有成為它們的“老大哥”，它們也沒有變成中國的“小兄弟”，何況俄羅斯還是一個大國呢？

（俄文鏈接：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ovorot-rossii-na-vostok-i-rossiysko-kitayskie-otnoshen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