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之下，無處可逃的神童們_風聞

作者 | 皮格馬利

來源 | 最人物

電影《你行！你上！》上映後，“現出原形”的郎朗又被討厭了。

一直以來，網友提到郎朗，態度和評價呈現兩極分化。讚頌郎朗的人，自然不必多説，因為他是神童，是天才。但在討厭他的人眼中，彈琴時搖頭晃腦、表情浮誇的郎朗，缺失熱愛音樂的靈魂，是棍棒教育下的“彈琴機器”。

在導演姜文的表層敍事中，郎朗從東北工薪家庭琴童到登上世界級殿堂的成長經歷，更接近於一個不瘋魔不成活的“速勝論”成功學故事、一場雞娃狂歡。

在這個故事裏，郎朗生下來就必須彈琴，十七年的人生被“贏”字貫穿，贏、贏、贏，永遠都是贏。在鋼琴的角鬥場上，他只拿第一，否則就去死。

更癲狂的，是他的父親郎國任。這是一個“爹味”纏身的“虎爸”，偏執且專制，賭上全家人的命為郎朗鋪路，無所不用其極。

電影第一場戲就是這個爹在天台逼兒子彈琴。郎朗反抗，郎國任便逼他吃毒藥，“不敢啊，那就吃毒藥！”郎朗不從，衝向樓邊要跳樓，結果被郎國任一記暴力飛鏟給遏制住了。

這也是電影原著——郎朗自傳《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中情感最激烈的片段。但真實的郎國任更極端，除了逼郎朗服毒藥、跳樓，他還騎自行車帶着郎朗闖入機動車道，差點被撞死。

如果不是郎朗，這早就不是勵志故事，而是驚悚故事。但偏偏是郎朗，既有天賦，又有運氣，他沒有成為那個九歲圍棋少年，成了這場敍事裏的倖存者，讓他的父親賭對了。

郎國任是無數控制型父母的化身，郎朗的成功學故事也一度成為普通人的教育樣本。我們討厭的或許不是郎朗，而是在這個優績社會，我們不是郎朗，也沒有不努力的自由。

天台對峙那天，現實中的郎朗沒有選擇跳樓，他選擇了一種更決絕的自毀方式：用拳頭狠砸牆壁，“要把雙手砸成肉泥，把每根骨頭都砸斷”。

看着郎朗傷害“身體中最寶貴的部位”，郎國任被深深刺痛，他哀求郎朗停下來，哭着親吻郎朗的手指和臉頰。

之所以鬧到吃毒藥、跳樓，起因是郎朗為了合唱團排練而耽誤了兩個小時練琴時間，郎國任認為他想要偷懶，在扯謊。

然而，哪怕兒子絕望到自殘，這位父親依然只想着練琴。他哭着對郎朗説道：“我不想要你死，我只想你練琴。”

在書中，郎朗第一次使用了“仇恨”這個詞語，來表達當時他對父親複雜而劇烈的情感：“在我生命中頭一次，我感到了對父親深深的仇恨。我開始詛咒他。”“再也不停止恨他，每小時每分每秒都恨他，恨他想讓我死……”

郎國任談跳樓事件

郎國任之所以偏執到近乎癲狂，是因為他賭上了全家的命。

彼時，他聽從瀋陽老師的建議，辭掉公安系統的“鐵飯碗”，前往北京求學，將郎朗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母親周秀蘭只能繼續在瀋陽從事話務員工作，支撐全家的生活。一家三口，沒有後路。

周秀蘭被迫離場的日子裏，年僅十歲的郎朗不僅被奪走了母愛，還丟失了半個童年。為了能考上中央音樂學院，他必須每天“像活不到明天那樣”地練琴。因為郎國任告訴他，考不上，唯一的退路就是死。

這不是郎朗第一次差點死掉。

在跳樓事件發生前，北京的鋼琴老師始終對郎朗不滿意，稱其“土豆腦袋、武道士精神、打砸搶的風格”，還下達最後通牒“沒法教了”。郎國任當即覺得天塌了，滿懷怒火地騎自行車帶着郎朗衝進機動車道。

兩側的卡車按着喇叭擦肩而過，郎國任卻全然將安危拋卻在腦後，失去理智般只顧着數落郎朗，“你這個大傻蛋”“你毀了成功的機會”“你還不夠努力”……

年幼的郎朗在後座搖搖欲墜，他一邊哭着為自己辯護，一邊死死環住郎國任的腰，否則他就會被甩出去，被過往的汽車傾軋。就在他快掉下去時，郎國任拉住了他，但依然繼續斥責他。

這一切，或許在郎朗出生時就早有預兆。

年幼的郎朗

1982年6月14日，在生產的過程中，郎朗的脖子被臍帶繞了整整兩圈半，差點窒息而死，直到醫生剪去連接他與母親的臍帶，他才向這個世界發出第一聲大哭。

他與父親捆綁的共生關係，就像這條死死纏繞脖頸的臍帶，讓他感到窒息、心生怨恨，也讓他過度依賴。而他與母親的臍帶早早被剪斷了，對父親的精神依賴卻始終難以斬斷。

正如電影中的台詞，郎國任就是郎朗人生的“總設計師”，嚴肅地規劃關於郎朗和鋼琴的一切。從六歲起，郎朗的生活就被框死在他制定的作息時刻表裏，吃飯、上廁所和起牀的時間都被嚴格控制。

每天5點45分起牀，郎朗第一件事就是練一小時琴，除了上學、吃飯和寫作業，他其餘時間都在練琴，上廁所被限制在一分鐘內，唯一的娛樂就是吃晚飯時看20分鐘動畫片。

郎朗練琴

郎朗這種一切以鋼琴為中心的緊張秩序，只要稍有鬆動，就會被郎國任像電影中那個暴力飛踢一樣遏制住。

在他們動身去往北京前夕，因為即將分離，郎朗與母親多談了一會兒心，少彈了一會兒鋼琴，郎國任卻認為他們是在“説閒話”——因為在鋼琴面前，一切都不重要，哪怕是難以割捨的母子情。

郎朗嘶吼，試圖反抗，郎國任卻惱羞成怒，將郎朗珍藏的變形金剛扔出窗外。這是他對郎朗反抗的懲罰，他説道：“他敢和我對抗！”而郎朗能做的，只有撿拾變形金剛的殘骸，然後繼續彈琴，懷着憤怒和委屈。

郎朗與母親周秀蘭

在這種不能反抗的高壓生活下，“第一”是郎朗自傳或者説他人生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

在郎國任的價值觀裏，什麼事都必須是第一名，哪怕稍微落後一點也不行。就連南下“北漂”的原因，也是因為“要成為世界第一，就必須去中國第一的城市”。

這種“第一壓倒一切”的觀念流經精神臍帶傳輸給郎朗，讓他的血液裏也流淌着“贏”的慾望。

自從五歲第一次競賽獲得第一名，郎朗的腦子就被“第一名”佔據，凡事都要爭第一的信念，也刻在了他的肌肉記憶裏。

誰鋼琴彈得最好，郎朗就記住他的名字，發誓一定要超越。早上，只要聽見隔壁鄰居小孩拉琴凳的聲音，郎朗馬上就鑽出被窩，鞋也不穿就開始彈琴。他絕對不允許自己失敗。

然而，郎朗很快就嚐到了失敗的苦澀。

 郎朗和指導老師

兩年後，他離開瀋陽參加人生第二場競賽。在這場比賽中，一等獎獲得者的獎品是一架鋼琴。這是郎朗唯一想拿的獎，因為父母掏半年收入買的那架鋼琴早就被他彈壞了，他想要一架更好的、更新的、真正的鋼琴。

就在郎朗認為自己勝券在握，只等着上台領獎時，現實甩了他一巴掌。他意外落到了第七名，只拿到一個金絲毛玩具小狗。對郎朗來説，這是一次極其慘痛的失敗。

儘管當時的老師安慰他失敗是常事，要學會克服失望的情緒，但渾身長滿好勝心的郎朗，還是下定決心，自己再也不許失敗。象徵着失敗的金絲毛小狗，則成為他的出氣筒，只要彈錯一個音符，他就踢它一腳，罵它一句。

窗台擺放着金絲毛小狗

從那以後，“我只拿第一名”像符咒一樣，深深埋植在郎朗的意識裏。或許正是這種和郎國任一拍即合的野心，這種對於贏的強烈慾望，支撐着郎朗沒有發瘋、自毀、沉淪。

電影中，在“總設計師”郎國任制定的軌道上，這兩個“野心家”毫無懸念地贏了一路：第一名考入中央音樂學院，贏得國際比賽第一名，第一名考上柯蒂斯音樂學院，登上世界級殿堂，成為一張“中國名片”……他拿了數不清的“第一名”。

站在這個故事的終點，這或許是一部屬於“天才”郎朗的大男主爽片，更是一部屬於“虎爸”郎國任的雞娃爽片。

但對於普通人，這是一部險象環生的驚悚片，只要錯一步，就意味着毀滅。

 郎朗與父親郎國任

郎國任在電影中的形象非常不討喜，是一個符合所有人刻板印象的“虎父”。現實中的郎國任也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狠人，他“雞”郎朗，也“雞”自己。

郎國任生於1953年，生性爭強好勝，也有音樂才華，立志成為二胡演奏家，但由於時代原因，他耽誤了上學年齡。

二十五歲時，他本可以憑藉優異的成績考入音樂學院，但由於“誠實”填寫了真實年齡，他錯失機會，夢想粉碎。

他用來鞭策郎朗的“像活不到明天那樣練琴”，當年就用在了自己身上：儘管要打兩份工，他還是從凌晨四點練二胡練到上班，下班後繼續練到半夜，日復一日，毫不鬆懈。

後來郎國任成功考入文工團，但他內心還是覺得遺憾。

 年輕時的郎國任

正如“郎朗”這個名字，名和姓不僅讀音相似，字形也相仿，對郎國任而言，郎朗的出生，是他人生的轉折，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他的一種精神延續：完成他未竟的音樂夢。

1981年，當郎朗還在周秀蘭的肚子裏，郎國任就買了一架鋼琴。孩子還沒出生，人生就已經被註定。

之所以選擇鋼琴，而不是二胡，郎國任在《我與郎朗的30年》中寫道：“二胡是民族樂器，不太容易走向世界，鋼琴是西洋樂器，而且是樂器之王，可以走向世界。”

當郎朗還沒學會認字，郎國任就教會他識讀音符；郎朗不到三歲，郎國任就訓練他“坐琴”，從10分鐘到20分鐘，再到40分鐘，有時坐不住就打；為了讓郎朗的手指變長，郎國任每天都給他拽手指幾十分鐘。

隨着郎朗成長，天分逐漸顯露，郎國任的音樂夢愈發膨脹。後來，為了實現這個在旁人看來不切實際的夢，郎國任可以説是豁出去了一切。

他頂着被人看不起的壓力“吃軟飯”，將“郎爸”這個稱謂變成自己的事業。他曾説：“我的工作就是幫助我的兒子成為世界上第一名的鋼琴家。”

郎國任與郎朗

郎國任也確實知行合一，説到做到。

雖然“北漂”生活窘迫，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請來最好的鋼琴老師，每天風雨無阻地接郎朗上下學，天熱時幫郎朗扇風，一扇就是扇三個小時，天冷時就幫郎朗揉搓手指，直到他的血液循環恢復正常。

1994年，郎朗第一次出國參加比賽，因為是自費，郎國任四處借錢，向銀行貸款，背了5萬元債。到了德國，郎國任一心撲在比賽上，觀察選手，分析琴譜，為參賽做嚴密的準備。

當郎朗最終贏得金獎時，已過不惑之年的郎國任哭了，幾十年來積攢的所有壓力，在那一刻終於釋放了。被告知父親哭了，郎朗卻不可置信地表示：“我爸才沒有哭的能力。”

郎朗獲獎，郎國任落淚

毫無疑問，郎國任對郎朗極端掌控的背後，是一份用力過猛的愛，它成就了郎朗，也扼住了郎朗，讓他心存依戀但又渴望逃離。

郎朗考上美國的柯蒂斯音樂學院後，一切發生了轉變。

在這個陌生的國度，郎朗開始放飛自己，他像海綿一樣吸收各種新鮮事物，嘗試新的生活方式，從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能量，他也開始對性萌生好奇，和女孩約會，英語隨之突飛猛進。

郎朗不斷向前走，郎國任卻越來越往後倒退。

他像一個裝在套子裏的人，即使對這個新世界一無所知，也不願試着去理解、去接受、去融入，後來連最基本的英語學習也放棄了，與鋼琴之外的世界完全失去連接。

在這段愛恨糾纏的共生關係中，真正無法離開的，是郎國任。郎朗越是脱離掌控，他越是恐懼。而他只能越來越嚴厲，以此來消除內心不斷繁殖的恐懼。

在美國的郎朗

在恩師格拉夫曼教授的推薦下，郎朗獲得了一場音樂會的演奏機會。為了展現自己，他選了一首難到“需要多出一雙手才夠用”的曲子，只能苦練。

一天，他在學校已經練了三遍，郎國任到校後，命令他再彈一遍，郎朗懶得辯駁，只好妥協，又彈了一遍。因為彈錯好幾個音，郎國任不肯作罷，命令郎朗再彈一遍，但又出錯了。郎國任徹底爆發，扯着嗓子吼道：“再彈十遍。”

這個霸道的指令徹底激發了郎朗遲來的反叛。當着幾個朋友的面，他以從未有過的堅定，尖叫着對郎國任説不，斥責他是暴君，是瘋子，要他下地獄。

這一刻，郎國任的內心崩塌了。

他沒有像往常那樣壓制郎朗，眼神里全是失意。他一輩子都圍着郎朗和鋼琴打轉，人生的全部意義和價值都來自於此。對他而言，郎朗的反抗和咒罵，從精神上殺死了他。

這個片段也被改編進了電影裏，成為這個故事的結局。

1999年，17歲的郎朗登上美國頂級音樂盛會——拉維尼亞音樂節明星演奏會。然而，站上人生巔峯的他，卻因父親的缺席而張皇失措。在那一刻，他理解並接受了自己對於父親難以割捨的情感依賴。

與此同時，郎國任發病。他的氣管上長了兩顆和郎朗同歲的腫瘤，像是切除自己對郎朗的執念般，他切除了這兩顆腫瘤。

不同於哪吒“剔骨還父”的弒父復仇故事，郎朗的反抗不僅沒有導致父子關係破裂，反而促成了一場“包餃子”式的大和解。

從掌控和依賴，再到對抗和獨立，直到多年以後，當父母變老、不再強勢，子女和父母達成和解。

這不只是郎朗和郎國任的故事，而是中國大部分普通家庭的故事。

 郎朗一家三口

在郎國任成長的年代，價值觀極為單一，“第一名”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和郎國任一樣，無數家長信奉一種近乎偏執的“速勝哲學”：努力就要見成果，最好立竿見影；成績好，才是通往社會躍升的唯一方式。如果天分不夠，那就“卷”。如果還不夠，那就加倍“卷”。

郎朗的天才光輝，也為極端教育塗上了一層看似正當的金色濾鏡。他的成名軌跡成為琴童家長的燈塔，也催生出一句流行的信條：“對孩子越狠，離成功越近”。於是，一個個“神話”被炮製出來。

郎朗之後，中國教育界迎來了另一位神話級人物，她就是“哈佛女孩”劉亦婷。

在那個電腦還是奢侈品、“985工程”剛被提出的年代，18歲成都女孩劉亦婷被四所世界名校——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威爾斯利學院和蒙特豪裏尤克學院錄取，而且獲得全額獎學金，給中國家庭教育帶來了轟動。

 “哈佛女孩”劉亦婷

劉亦婷的母親劉衞華也乘勢出版了一本《哈佛女孩劉亦婷》，事無鉅細地講述自己如何培育這位“天才哈佛少女”，銷量一度突破200萬冊，成為家長之間流傳的“育兒聖經”。

劉衞華在這本書中多處強調劉亦婷是一個“完美女孩”：身體健壯、長相漂亮、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三歲時測智商便“五萬人裏挑一”……

同郎朗一樣，劉亦婷也被父母“軍事化管理”，恨不得把時間切割成塊兒來用，但她所承受的“雞娃式教育”更為嚴苛和極端。

為了鍛鍊忍耐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她十歲就開始接受“捏冰一刻鐘訓練”，手被凍得發紫、失去知覺；十一歲接受“踮腳訓練”，同樣是十五分鐘，踮到小腿抽筋；為了杜絕早戀，她被禁止穿花哨的衣服，刻意與同學保持距離……

儘管書中也提及“鼓勵獨立思考”，但是懷揣“神童夢”的家長們只想走捷徑。

他們去其精華取其糟粕，照搬那些“可量化”的折磨法門：心算得快比計算器，四書五經得倒背如流，還衍生出“三伏天不開電扇、三九天晨跑3公里”的招數。

於是，郎朗和劉亦婷式成功，成為了80後、90後這代人的集體陰影，那些看似勵志的自傳不是“教育聖經”，而是一代人的“傷痕文學”。

為了讓“普娃”搖身變神童，家長不惜掏重金蜂擁至各類培訓班、智力開發營、情商訓練課，甚至不惜將厭學少年送往“戒網癮”中心，交給楊永信電擊“治療”，或關進豫章學院接受暴力“矯正”。

這股“神童風”愈演愈烈，最終催生了“裸跑弟”何宜德。

2011年，一個大雪天，3歲的何宜德赤裸上身在雪地狂奔，一邊跑一邊哭喊“爸爸我冷”。而父親何烈勝不但不理，還逼他雪地俯卧撐。這種看似虐童的行為，被他包裝為“鷹式教育”。

“裸跑弟”何宜德

在這種教育下，何宜德的人生軌跡一直在“超速行駛”：1歲徒步暴走，3歲雪地裸跑，4歲參加國際帆船比賽，5歲開飛機，6歲寫自傳，7歲三次穿越羅布泊，11歲從南京大學專科畢業，13歲在菲律賓攻讀博士……

但這份看似光鮮亮麗的“天才履歷”很快被人拆穿。

何宜德參加的不是全國普通高考，而是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的自考，一共考三門。通過自考後，當在同齡人還在上小學，不到10歲的何宜德看的書不是《商務交流》，就是《企業管理概論》。

曾經有記者偷偷問他：“你看得懂嗎？”何宜德小聲説：“不知道。”但為了通過考試，他只能死記硬背。

錄取他的菲律賓聖保羅大學入學門檻並不高。招生簡章赫然寫着：“無需雅思或託福成績，僅需最高學歷證書和成績證明，免試入學。”

何宜德接受採訪

何宜德並不是真正的神童，而是被何烈勝催熟的普通孩子。在何烈勝的親自操刀下，何宜德的加速人生更像是一個虛構的樣板、過度包裝的產品。

這些被製造出來的“神童”，或許贏了起跑線，卻輸掉了童年。他們的光環背後，是一代又一代孩子為了“別人眼中的成功”付出的沉默代價。

電影裏的故事只講到了郎朗一路成功到17歲，站上金字塔尖，就結束了。如果不是郎朗，這或許就是另一種讓人心悸的敍事。

因為現實中，有太多被推上加速跑道的普通人，他們不缺天賦，也拼盡全力，卻沒有郎朗那份恰到好處的運氣，更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

他們在父母的控制和社會的高壓下，被一步步逼向崩潰的邊緣，最終沒能成為郎朗，甚至沒能活成自己。

今年5月，9歲圍棋少年墜亡的新聞讓人痛心。他被網友被稱為“天才圍棋少年”，但光環下是滿是傷痛和陰影。據報道，他生前長期因輸棋被父親極端毆打，選擇了輕生。

他沒有等到下一場勝利，也沒有等到被允許失敗的機會。

9歲圍棋少年被多次發現滿身傷痕

郎朗的故事之所以能成為“勵志經典”，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普遍，而是因為太過罕見。他是這條道路上的倖存者。

如今，現實中的郎朗活得很好。他有家庭、有孩子，鋼琴之外，也留出了更多的時間給生活。

當記者問他是否會像父親那樣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只是説：“我對培養我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但他長大以後也不一定覺得我全都對，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郎朗與妻子吉娜愛麗絲、孩子

這句“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許不是一個鋼琴家的回答，而是一個終於掙脱束縛、親歷過極端教育之痛的孩子，對下一代最温柔的放手。

這一次，不是命運選擇了他，而是他選擇了不再複製命運。

部分參考資料：  

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郎朗 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2、現代出版社｜《我和郎朗30年》

3、山西晚報｜郎朗彈琴曾被老師批"土豆腦袋、打砸搶的風格"

4、新京報 | “裸跑弟”11歲大專畢業，就能説明“鷹爸”成功？

5、當代青年 | 郎朗：我和父親一起蒙羞的日子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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